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中东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体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6-0019-05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一、变化中的国际秩序与日益融入世界的中国
当今世界发生着深刻而迅速的变化，国际体系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历史时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秩序将呈现怎样的特点？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2008年5月在美国《外交》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无极时代》的文章，对人们先前普遍认为国际秩序将走向多极的想法提出了挑战。哈斯认为，虽然当今世界看似多极秩序，但这只是“不尽可信的表象。”21世纪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将是无极秩序：“世界不再由一两个或多个国家支配，而是受几十个拥有并运用各种力量的角色控制。”全球化加强了无极特征，并且给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带来的后果基本上是负面的。[1]英国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亚当·罗伯茨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认为一种“无极”世界秩序，即一种国际关系体系正在形成。它既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依靠两个或三个大国，也不像冷战结束初期产生的由美国领导世界的梦想那样受一个国家主宰。“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地区和危机中，由不同的国家或联盟担任领导的‘无极世界’是未来的发展趋势。”[2]但也有日本学者认为，21世纪的国际秩序既非单极支配，亦非多极结构，也并非无极状态，“即将到来的是‘集极’时代。”即“以美国为中心，集结多个中小规模‘极’，汇聚各‘极’力量的新世界体制。”[3]
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究竟会产生何种世界秩序，当今国际关系的特点究竟是趋向“多极”还是“无极”抑或“集极”，并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本文引述以上观点意在指出，尽管对于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有诸多不同说法，但人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共同点。其一，当今世界，单极秩序在削弱，多种力量在崛起；其二，在新的世界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前些年就有了“金砖四国”、“新兴五国”的说法，2008年7月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前后，关于G8需要扩容的呼声不断，出现了“G9”、“G12”、“G13”乃至“G15”各种意见，而所有提法都将中国包含其中。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最近更是惊人地提出了“G2构想”(Group of Two)，建议美国和中国“建立一个两国集团，指导全球管理进程。”[4]
这种将中国与国际秩序变化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现象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和潜在实力的承认和期待，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多、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主要是反映了西方一些国家的忧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除经济影响外，还将带来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和政治文化与价值观上的挑战。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多边国际制度来制约和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对此，中国认为，旧秩序的结束和新秩序的建立将是漫长的演变过程，人类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机制以及其他多种渠道和各种层次的全球治理，“可以在国际和全球层面，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更均衡、更多样、更灵活、更正规的作用，这是其他外交形式所不能提供的。”[5]32中国在参与这一进程中通过与诸多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加速了在全球治理领域的学习和认知过程，提升了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利于创建和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制度安排。
中国近些年以积极的姿态融入国际体系，在国际机构中的份量不断增加，在世贸组织、世卫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同时，中国的地区与全球责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通过参与创建有利于各国共存共赢的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当前，中国已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地区性机制的建设性行动，通过参与全球性多边对话和谈判在国际防核扩散、军备控制、全球环境治理、世界贸易和投资，国际反恐等多边国际机制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面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呈现出的复杂、多元而又相互交叉的局面，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也在求变。新形势对中国的对外战略和政策的制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中国超越自身局限，站在全球高度确立以谈判与外交的方式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同时将和谐世界的理念融入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的现代外交实践之中。这些年中国的对外交往变得更积极、更全面，更活跃，外交理念也在过去所提倡的互相尊重、互利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上更加主动地加强合作、增进共识、实现共赢。中国已在改变过去只讲原则、不讲细则的传统习惯，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谈及中国对重要国际事务、热点问题和对外关系的看法和立场时，经常会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设性方案和合作建议，这种做法已受到了国际社会和相关国家越来越多的好评。
二、国际体系转型与中东政治格局演变
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中东地区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外部势力影响有所减弱的情况下，中东出现了多支力量兴起并渐趋活跃的迹象，其中沙特等海湾国家影响力的迅速上升尤为引人注目。
得益于近年来国际油价的不断增长和地区形势的总体趋缓，整个中东的经济增长连续5年以超过5%以上的速度递增。世界银行称，2007年中东国家GDP总值达1.5万亿美元，其中一半来自海合会国家。另据德意志银行数据，截至2007年底海合会主权基金已达3.2万亿美元。海湾主权基金曾在西方受到阻挠。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逐步缓解，美国财长保尔森于今年6月初到海湾地区游说，希望海湾的主权基金到美国投资。7月初，法国政府也牵头在巴黎召开相关会议呼吁海湾主权基金回归。海湾国家经济实力增强的最新例证是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政府近期一举投资8亿美元购得纽约地标性建筑——克莱斯勒大楼(Chrysler Building)90%的所有权。
利用急剧增长的石油收入，海湾国家也在地区事务上日趋活跃，并成为地区政治格局的一支新兴力量(New player)，其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中东地区第一经济大国，沙特更是逐渐承担了主导地区事务的责任。2007年以来，沙特积极参与协调黎巴嫩冲突和巴勒斯坦内部矛盾，还主动邀请伊朗总统内贾德访问利雅德，双方就一系列共同关心的问题作进一步沟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沙特在国际事务中也开始频频亮相：2008年5月底，沙政府向联合国粮食组织捐资5亿美元，帮助缓解全球粮食危机；6月19日，又在吉达市主持召开紧急石油峰会，主动增加石油产量，与各国一起寻求解决油价上涨的问题；7月16～18日沙特还在西班牙召开世界宗教(Interfaith)大会，邀请包括犹太教学者在内的各宗教学者与会，通过宗教对话，增进了解。
除沙特外，其他海湾国家也在地区事务中跃跃欲试。仅以卡塔尔为例，卡首相兼外交大臣谢赫哈马德·本·贾西姆·阿勒萨尼近年来多次穿梭于阿拉伯各国和各地区，从摩洛哥到利比亚再到也门、巴勒斯坦，用其魅力、技巧和雄厚的资金来调节争端。2008年5月，卡塔尔邀请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代表在多哈谈判。在其斡旋下，双方达成协议，结束了2007年以来黎巴嫩总统“难产”的尴尬局面。德国《时代》周报认为，海湾国家活跃的外交行动代表了中东的一种新政策，即“在任何对话都是不可想象的地方进行斡旋。”[6]
当前，中东整体局势趋稳，热点有所降温，中东和平僵局也出现缓解迹象。以色列和有关国家关系出现松动，与哈马斯达成了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内部冲突双方关系也有所缓和。沙特在2002年阿拉伯首脑会议上提交并由与会各阿拉伯国家元首共同签署的《阿拉伯和平倡议》正在重新得到重视。除沙特等海湾国家外，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叙利亚等国甚至真主党、“哈马斯”等这样的组织都在调整政策，以适应中东已经和将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这种新的力量对比变化也许更容易使各方超越不同派系、面对现实化解敌意，着眼自身利益而达成妥协。这种妥协有助于该地区稳定，从长远看还有利于中东建立稳定和平衡的安全体系。但要看到当前中东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是建立在非常脆弱的基础之上，这不仅因为导致中东长期动荡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没有得到解决，还因为相关各方目前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和利益差异远大于和解的意愿和共识。并且，中东缺乏一个强有力和行之有效的、能将各方力量整合起来的地区机制。虽然各主要力量间都一直试图在中东政治进程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及话语权，但各种地区力量——无论是老牌的或是新兴的——都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单独掌控局势和决定该地区和平稳定方向的程度。未来中东的政治格局依然是多变的，中东地区力量之间建立稳定的安全体系只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换言之，国际社会、国际机制以及一些解决中东问题的多边机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将在中东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力量介入本身及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介入，各地区力量与各国际力量间的关系如何发展等因素不仅将对地区局势的稳定产生影响，也将对中东地区政治进程及未来政治格局的构建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美国在中东形象如皮尤公司最近的民调所显示的那样“非常糟糕”，在中东影响力也已出现明显的局限性，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负责人安德鲁·科胡特和皮尤世界民情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威克尔认为：“只要美国仍是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对美国意图和行动总会有些不安。”[7]过去几年，美国主要是在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政策上失误，才出现形象恶化问题，因此需要利用重大事件及通过重要政策的调整来改善形象。2008年美国大选对许多国家而言显然是一件大事，虽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布什时代的彻底终结，但鉴于此次选举的主题是变革，许多中东国家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及其中东政策可能会有新的看法和期待。无论如何，美国依然是中东地区的一支重量级的外部影响力量。
欧美关系近来升温，但欧洲独立在中东发挥作用的想法根深蒂固。欧盟对长期以来只在中东扮演“慈善家”角色心存不满，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外长于2008年6月联名撰文，表示在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全球责任中，欧洲人应承担起应有的全部责任。三国外长还认为欧盟已有了《里斯本条约》，将拥有新的决策手段，使欧盟可以发挥一种与其抱负和面临的挑战相适应的作用。欧洲不能听任中东严重的冲突在其邻近地区永久存在。“欧洲不应当在解决这些冲突中扮演一种无足轻重的角色。美国已表明它无力独自解决这些冲突，现在是美国接受欧盟助其一臂之力的时候了。”[8]我们看到，新近担任了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法国已有了“雄心勃勃的”的计划，不仅提出建立“地中海联盟”，确立了将其重点从巴尔干地区转移到地中海西部的战略目标，法国总统萨科奇更想“成为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仲裁者”。[9]2008年6月23日，萨科奇访问了以色列并应邀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他还邀请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出席7月14日的法国国庆庆典。此外，据一些媒体披露，法国与巴勒斯坦“哈马斯”私下也有接触。
除美欧之外，俄罗斯也是中东传统外部影响力量之一。作为中东和平四方机制及伊核问题六方机制中的主要一方，俄罗斯一直在中东事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与美欧保持着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发挥着独特的平衡作用。但近年来，俄美关系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出现了裂痕，尤其是俄格冲突之后，俄罗斯与整个西方的关系急剧降温。虽然这种关系的变化尚不足以改变俄与几大国际重要角色之间的力量均势，但其影响肯定将会在包括中东在内的一些地区事务中反映出来。
在未来几个月里，人们不仅将看到美国诞生一位新的总统，还将看到一个经过调整的新欧盟和一个更加独立的新俄罗斯。它们又将在国际事务中形成一种怎样的新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化将会如何在它们各自的中东政策上反映出来，并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和后果？人们将拭目以待。
三、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中东外交
中国的外交理念与实践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正在发生变革。随着总体外交的日趋活跃，中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参与度不断加深，对这一地区的外交也将有所突破。这主要体现在理念转变和促进机制的建设上，逐步转变过去不愿过多介入中东事务的方针，采取更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和行动，以实现维护地区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和外交大局的政策目标。
中国无意也无力成为中东事务的主导者。但是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随着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海外不断拓展，中国也必然要参与利益所涉地区的区域环境塑造，成为推动区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在中东国家希望中国发挥作用的呼声渐高的情况下，中国以地区稳定力量之一的定位出现，既符合中国的现实，也符合中东国家的愿望，且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
多年来，中国在中东坚持全方位外交，与中东各国、冲突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已经形成了中国中东外交的特色。但是，近年来中国的中东外交更趋活跃和主动，进取意识强烈。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伊朗核问题等外交努力中，中国积极斡旋的身影和建设性作用令人刮目相看。一些海外媒体称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已从一个旁观者变为站在前沿的斡旋者。仅2007年，中国中东特使四下中东，充分利用独有的优势做各方工作，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同年中国还分别邀请伊拉克总统、以色列总理和伊朗高级代表团来访，反映出全面、平衡和公正的外交特点。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多边领域越来越成为处理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的重要场合。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多边外交，并在中国的中东外交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近年来中东热点问题迭出，中国的政策是鼓励建立并积极参与各方力量平衡的多边机制。目前中国已经参与了伊朗核问题、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多边协调机制，并参加了伊拉克问题国际会议。在中东问题上，中国虽未正式加入中东和平进程四方机制，但准备参加可能出现的新的多边机制。中国努力推动中东热点问题的和平解决，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中国和美欧等大国关系比较复杂，同时具有竞争和合作的双重特点。中国与欧美国家在中东问题上有利益竞争，也有意见分歧。重要的是中国近年来在中东多边舞台上所展现的强调对话和协调、倡导和谐共存的外交理念和行为，已向世界表明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的良好愿望，并希望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