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家庭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网络——上海市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上海市论文,个案论文,社会保障论文,贫困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贫困和反贫困理论发展的历史上，早期的研究者都是在“绝对”意义上来界定贫困。“绝对贫困被认为是一个客观的定义，它建立在维持生存这个概念基础上。维持生存就是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因此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就会遭受绝对贫困，因为他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对于这个定义，有人表示怀疑，“这些人没有足以延续生命的必需品，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10年前，当时英国负责社会服务的国务大臣约翰·摩尔(John Moore)便据此抨击所有认为英国还会有贫困的思想。（注：彼特·阿尔柯克(ALCOCK,P.)，1993，《认识贫困》(Understanding Poverty)，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虽然引用这段典故作为研究报告的开头，但本研究并非为讨论贫困的绝对性或相对性而立（虽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本研究要讨论的是当代中国的城市居民贫困问题。用这段典故只是想引出一个话题，收入极其有限的贫困家庭是怎样维持他们的生活的？
本研究的理论假设：根据中国的国情，除了正式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或社会互助网络也是贫困家庭赖以生存的重要支柱。
在上海市的调查中，课题组专门就这个问题对47户贫困家庭作了深入访谈，并且在个案记录的基础上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一
1998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和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组成联合课题组（注：联合调查组的课题负责人为唐钧。王承恩、蔡京睿、朱耀垠和任振兴完成了个案调查和资料编码，然后由朱耀垠和任振兴写出报告，唐钧最后改定。），在上海市黄浦区、南市区、杨浦区从随机方式抽取的6个街道（每区2个街道）中选择了47户贫困家庭进行深入访谈，并作出比较详细的个案访谈记录。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个案记录中的“信息码”进行分类编码。
（一）类别的编码：个案调查所涉及的问题可分为6大类，每一类在其类别名称中选取两个字以它们的汉语拼音声母作为分类编码。
1.“社会保险”为"BX"；2.“社会救助”为"JZ"；3.“择业、就业”为"JY"；4.“家庭关系”为"JT"；5.“社会交往”为"SJ"；6.“社会帮困”为"BK"。
（二）个案的编码：用“个案”一词的英文单词"CASE"的第一个字母"C"和个案排列顺序的序数组成，如个案1为"C1"。
（三）案主的编码：一般用案主姓的汉语拼音的声母作为案主的编码。
（四）话题的编码：用英文字母A、B、C、D……来表示话题1、话题2、话题3、话题4……。
编码方法：第一组为类别编码，第二组为个案编码，第三组为案主编码，第四组为内容编码，各组编码之间用“－”号隔开。譬如，"BX-C1-C-A"表示：与社会保险(BX)相关的个案1(C1)中C姓案主(C)对于话题A(A)的陈述或看法；"JT-C5-H-B"表示：与家庭关系(JT)相关的个案5(C5)中H姓案主(H)对于话题B(B)的陈述或看法。
编码方案设计完毕后，课题组对所有47个个案资料进行了分类整理。
第一次分类整理：以各类个案和案主为分类的轴心，将每个个案中案主对于6大类问题的陈述或看法一一列出并编码。
第二次分类整理：以问题的类别为轴心，将每个个案中案主对于各类问题的陈述或看法归类、整理并编码。
第三次分类整理：以每个个案中案主的陈述或看法反映的问题为轴心，在每个类别中再次进行归类、整理并编码。
二
在分类编码的基础上，课题组根据所掌握的个案资料，分“社会保障网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择业就业”）和“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社会帮困”）两大块分别对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与需求进行了定性分析。
（一）社会保障网络
上海市对贫困家庭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比较全面、比较到位的，按现行政策应该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都已落实。
1.社会保险
(1)一般来说，上海市退休人员（包括以前街道生产组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还是能正常领取的。即使企业破产，也会有各种特殊的安排。
我的退休工资每月有497.5元，不过现在厂子早已关闭，我的退休金是到另一家丝织厂领的；另外工会每月补助25元。(BX-C42-N-A)
我原来的企业已经倒闭，退休金倒是有，在社会保障中心领取。(BX-C4-X-A)
我自己以前在街道生产组做事。从1998年10月起，每月能从上海社会保障中心领到320元生活费（以前也能领到，但是不能每月按时都领到）。(BX-C28-L-A)
当然，也不排除仍有个别不能正常领取退休金的现象。
我1993年12月退休，现在每月有486元的退休金，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全靠我一个人的退休金，我所在的那个厂效益也不好，退休金不能及时到位。(BX-C1-C-B)
在外地退休回沪居住的退休人员问题相对更多一些。
现在家里主要收入是我的退休金，每月399.64元，从新疆寄过来。现在已经12月下旬了，但是11月份的工资还没有寄到。(BX-C27-X-B)
(2)病退或病休人员就不那么幸运了，要想得到保障往往要经过一番争执才能达到目的。
H是我儿子，今年40岁了，他原来在厨房设备厂工作，有点……（示意脑子有问题）。他从单位上退下来，原来是一分都没有的。后来我们去打官司，厂里就每个月给了205元，劳保也是有的。(BX-C34-L-C)
他病退后，单位不肯给补助。我找他单位的领导，他们相互推诿。我没办法，就哭，就闹，最后争取到了每月100元的补助，还得扣“两金”。(BX-C2-Y-C)
我曾找到原单位，单位认为我停薪留职，不给下岗工资。经有关部门的争取，现在每月能拿到301元的病退工资，另外发100元的困难补助，加起来有400多元。(BX-C7-G-C)
关于病退和病休待遇问题，贫困人士自有他们自己的说法。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旦工人生病，不但没有补助，而且工资也会减下来。正当一个病人需要治病和买营养品的时候，反而收入更低。这样一旦一个人得了大病，他的生存就成问题了。(BX-C30-Z-C)
(3)对于失业、下岗人员，上海市的失业金和下岗职工生活费也是基本到位的。
我今年30岁，因生小孩，休息在家。后来厂里效益不好，不让我回去上班，每月给我203元的下岗工资。(BX-C10-W-D)
大儿媳原来在玩具厂工作，现在下岗了。大儿媳每月从厂里能领到生活补贴192元。(BX-C23-W-D)
我和我爱人都是盲人，在电器厂工作。现在都下岗了，每人从厂里领300元生活费。(BX-C29-L-D)
我（42岁）本人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因此腿部残疾，被安排在豆制品厂工作。我的厂里现在没活干，我每月从厂里领179元生活费。(BX-C19-L-D)
上海市对失业金和下岗职工生活费领取时限和其他限制条件的规定也是很明确的。
我爱人原来在纺织厂工作，后来厂子倒闭，她待业在家，开始每月还能领236元失业金，后来就没有了。(BX-C12-Z-E)
现在厂子已倒闭，我已经下岗一年多了，从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厂里每月发给249.5元的生活费，从1998年11月起，厂里每月发给210.5元的生活费。(BX-C24-K-E)
1995年12月26日我第一个下岗。当时下岗的只有我一个，但后来就陆续都下岗了，现在这厂子除了办公室和几个留守的领导外，什么都没了，连厂房都卖掉了。我下岗之后，每个月有200元的下岗工资，但明年就没有了。(BX-C45-C-E)
厂里今年3月份开始每月给我发204元（下岗职工生活费），是我找上门以后争取来的，如果我出去做工，这份钱就会停发。(BX-C5-H-E)
上海市的一些企业对40或45岁以上的职工实施了“待退休”政策。
我今年45岁，因单位减员增效，我下岗待退。待退后，我每个月还能领到待退工资400余元（477元，看了其单位证明）。(BX-C38-H-F)
我今年40岁，以前在毛纺厂工作，今年1月份下岗，与原单位签了保留劳动关系的协议，这样到退休年龄可以领到退休金。(BX-C15-L-F)
也有一些企业出于种种原因对下岗人员的处理不甚规范。
我原来在建筑公司工作。我走的时候工人已经80%以上下岗了。当时其实单位给我办的是停薪留职，因为单位实在是连下岗工资都发不出去，结果就让我们自己写停薪留职申请，回家还让老婆一起签字。(BX-C33-C-G)
我下岗已经有3年了，原先的单位不管我，没给我下岗工资。单位就像踢皮球似的一心想把我们踢开（很气愤）。我原单位的同事都没有下岗工资，国营的和我们小集体的还是不一样。(BX-C35-X-G)
(4)对领取社会保障津贴的收入本来已经极低的人员仍然要收取“两金”。
单位每月发给她146元的病休工资，扣除“养老保险金”和“医疗保险金”，到手也只有84.9元。(BX-C16-L-H)
（两个儿子）保险费每人60元，不交不行，只好交。就是保险费（上海市中小学生、婴幼儿住院医疗互助基金）付了，发的卡不起作用。(BX-C41-S-H)
上海市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基本上符合中央的要求，从对贫困家庭调查的资料看，在退休金、失业保险金和下岗人员生活费等几个方面操作都比较严谨、比较规范。但是，也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一，一部分社会保险对象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仍然没有得到保障因而陷入贫困；其二，企业对于病退、病休人员和部分小集体企业职工的有关保障待遇的落实还有欠缺；其三，对低收入家庭仍收取各种保险费（“两金”或“三金”）的做法应该考虑其合理性。
2.社会救助
(1)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会救助是张在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的最后安全网。在上海市，这道安全网可分为三部分，一是最低生活保障线，凡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此线的家庭都可以得到补差，补到月人均205元（1998年的标准）；二是低收入线，1998年的标准是250元，凡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此线的家庭都可以得到每人每月25元的粮油帮困（即“绿卡”）；三是实物补助，原为发放粮、油、糖等实物，现已改为发现金，每月40元（即“蓝卡”），这是以户为基本单位补助的，主要对象是“一老养一老”（老伴没有工作、没有收入）。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对象，一般都同时享受蓝卡和绿卡。这些对象主要包括：孤寡老人、重残无业、下岗、失业和无业人员，调查资料反映，救助对象对这项制度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基本生活可以稳定一些。(JZ-C33-C-B)
以前也领民政救济，但比现在要少得多。这些年来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领的救济一年比一年多，尤其是近几年来增加得特别多。(JZ-C32-X-B)
可以解决油盐酱醋问题。(JZ-C23-W-B)
可以用来补贴我妹妹（精神病人）的住院费或生活费。(JZ-C21-C-B)
但是，由于上海市在开始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时，出于谨慎，采取了“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模式（即有单位的，单位负担；没有单位的，政府负担）。虽然在1997年改为由社区调查、审批，再派单到单位去领钱的新措施。但是，仍然有政策不落实的情况。
按最低生活保障线的标准，我们家没有达到这个线。街道开出证明，发函给原来的单位，要求单位按政策给予救助（补到最低生活保障线）。但因企业效益不好，一直没补上。据说，如属困难企业的职工，这笔钱应该由政府补。但现在就是没得到补助。(JZ-C10-W-C)
(2)享受绿卡待遇的救助对象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居多。大多数贫困家庭还是认为绿卡很有作用，主要是用于购买柴米油盐酱醋以及肥皂、草纸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绿卡的作用还在于可以减免房租。
居委会给了我和我女儿2张绿卡，挺管用的。(JZ-C5-H-E)
我们家有3张绿卡，对生活起不少作用。(JZ-C16-L-E)
不要看2张绿卡50元，作用挺大的，对贫困家庭来说，米、油不用愁了。(JZ-C44-J-E)
街道里发了两张绿卡，每月50元，对以后的生活也没啥担心，政府对我们是有保障的。(JZ-C42-N-E)
也有觉得绿卡的保障金额太少的。
这帮困卡说有用有点用，但也不能靠它生活呀。(JZ-C47-M-F)
我家有2张绿卡，作用不大，主要还是靠自己。(JZ-C8-J-F)
对绿卡我认为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作用，谁家再穷也不可能拿不出25元钱。如是真穷，这25元也帮不了什么忙。(JZ-C11-C-F)
今后是否可以根据家庭困难的情况不同来确定每张卡的钱数，对于家庭困难大的，每张卡的数目要大一些。(JZ-C30-Z-F)
也听到对绿卡供应的帮困粮油质量和价格的抱怨。
绿卡买的米质量差，油价格高，我们时常抱怨。(JZ-C36-Y-G)
绿卡指定的副食店里东西要比别的店贵，如一袋莲花味精，一般的商店只要8.5元，而指定店则卖9.5元。(JZ-C11-C-G)
针对社会歧视的抱怨则显得层次更深。
我30多岁起吃社会救济，味道尝够了，听到社会救济就怕。三年自然灾害时大儿子得了肝炎，买点菠菜人家都盯着，认为贵，领救济的不该买。当然现在别人眼睛不盯了。邻居中基本上没人知道我们领绿卡，知道也没关系，只有25元。现在人的眼光不同，25元等于没有。女儿说我们可以算特困，我说你不要去想救济，味道不好，有就拿，没有就不拿，尽量自己克服。(JZ-C46-Y-H)
尽管这样，对有些贫困家庭来说，绿卡还是来之不易。
里委里发帮困卡，硬是不给我，你说气人不气人？他们硬说只要年轻的就不好吃。你说像我们这样都没有工作的，又抚养一个上学的孩子，怎么不能领帮困卡呢？我到他们那里吵了好几次，跑了好几趟，才把帮困卡办下来。(JZ-C47-M-I)
原来居委会给了3张绿卡，后来因领导小组换届，全部给取消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女儿在学校组织旅游，让她交50元钱，交不起，很伤心，哭了一通。邻居给居委会干部反映了这个情况，这才给她发了一张绿卡。(JZ-C12-Z-I)
上海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是煞费苦心的，低收入线和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设置既考虑了贫困的绝对意义，又考虑了贫困的相对意义，较为有效地避免了收入在贫困线上下但相差不多的低收入家庭放弃社会救助权利的问题（这就是国际上经常讨论的对社会救助制度“不利用”问题）。因此，救助对象对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绿卡”制度的满意度是比较高的。当然，不完善之处也还是存在。譬如，被称作“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单位—社区分担模式”使一部分本应得到救助的贫困家庭未能得到救助；上海市“复合式”的社会救助制度过于复杂，既不便于具体操作作者把握政策，也不便于贫困家庭对号入座；基层社会救助管理人员的培训问题也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3.择业、就业
(1)如果让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对象在就业和救济之间选择，那么他们几乎都会选择前者。
在家里拿救济金过日子，自己心里也不舒服。再说，光靠救济金也解决不了大问题。我认为年纪轻的人应该有份工作，做了二十几年，一下子没了工作，实在接受不了。(JY-C11-C-A)
我希望她（妻子）能找一份固定的工作，这样收入会好一点，人心里也踏实点。(JY-C7-G-A)
我希望社会创造一个宽松的就业环境，使我们有机会就业。我们这些人还是有用的人，就像一块合金，看起来不怎么样，但质地是好的。只要回回炉，还可以用。(JY-C3-Y-A)
大多数人的态度是积极的，他们正在为寻找工作而努力。
我身体恢复的还可以，能下地走路，还能做一些轻微的家务。但我还离不开拐杖，等我脱离了拐杖，我想办法找一份看门的工作。对以后的生活还是有信心的，希望尽快康复。(JY-C7-G-B)
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占路证。有了，可以申请执照，可以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我不想找政府的麻烦，我身体不好，但有两只手，有了执照，可以有点奔头。(JY-C37-Y-B)
丈夫的哥哥正在帮他找工作，希望丈夫早一点找到活儿。(JY-C11-C-B)
我希望找到一份月收入在800-1000元稳定一点的工作，干上两年，等我女儿毕业找了工作，我就可以喘口气了。(JY-C5-H-B)
(2)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老框框里，把再就业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和企业身上。
如果可能的话，请帮我向上反映一下，请政府给我找一份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工作，这样我就可以养家糊口了。(JY-C12-Z-C)
退伍后民政局安排进了工厂。我以为在部队因公受伤可以得到照顾，我去找过区民政局，希望他们帮助落实个稳定的工作，他们表示无可奈何。(JY-C15-L-C)
政府和厂里对我的再就业关心太少，我为此曾到厂里吵过一次。(JY-C24-K-C)
我想我是投错了胎，进了一个差劲的企业，使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一点。我很想上班，但单位就是不要我。(JY-C10-W-C)
对于我们来讲，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回到单位，在单位不仅工资要高一点，而且在单位可以不受外人的欺负，不在单位总是要受人欺负的。(JY-C35-X-C)
(3)就目前的情况看，就业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下岗后，找工作是很困难的，街道给我介绍了许多工作，但因为我身材不好，太胖，他们一看见我就不要了。我很气愤，做工作与长得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JY-C45-C-D)
下岗之后，我去应聘过几次工作，一次是被介绍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填了表，而且面试过，结果没消息了。第二次又是被介绍到一家保险公司，第三次是被介绍到农业银行，都让我回来等消息，结果都没有等到。(JY-C24-K-D)
目前，大多数人都在从事一些不太稳定的职业，譬如做临时工、摆摊，等等。
回上海后，因身体、户口等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可以说，现在所有的大门对我都是关着的。我曾经卖过水果，态度也比那些外地人好，可就是干不过人家。弄来弄去还是亏了本，只好作罢。我先后做过装卸工、门卫等临时工作，可以挣点小钱。(JY-C3-Y-E)
没有了沿街房子，无法开店。曾摆过修自行车的摊子，每天收入10来元。最近开始摆馄饨、面摊，是非正规就业。因为我们这里开不出占路证，这样，摊子经常被冲掉，今天还罚款20元，有一次碗、凳子也给砸了。(JY-C37-Y-E)
我在山西南路文明小区做保洁工作，每天7个小时，每周干6次，有250元，不影响领救济，可以补贴生活。(JY-C41-S-E)
现在看管里弄里的垃圾箱，每个月300块钱，每天早上从8:30到11:30，下午从1:30到4:30。(JY-C45-C-E)
无庸置疑，给私营企业老板打工是很辛苦的。
我现在在外头私人老板的建筑工地上干，每个月能有个700-800元钱，我整天拼死拼活地加班加点，但每个月还是存不了几个钱，晚上都要10点钟以后才能回来，今天你们来，我还是请了假的。(JY-C33-C-F)
我替私人老板做收银员，打工时由于劳累过度，把身体弄垮了。据医生讲，有可能是喉癌。都是那时打工落下的病根，因为当时的工作时间太长，一般是从早上9点一直干到晚上9点，而且吃饭也不准时。去年春节老板收了摊，我因此失了业，至今也没有找到工作。(JY-C5-H-F)
(4)也有些人目光比较远，不是光顾眼前利益，而是通过学习来充实自己，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下岗后一次买断了工龄，单位补了4万元，现在正参加由劳动部门组织的下岗职工再就业培训班。外面招工要技术方面的证书，没有就找不到工作，只好咬咬牙拼了。上海近几年高层建筑一下子多了起来，物业管理公司对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比较感兴趣，但一定要有专业技术证书。因为，现在的小青年不喜欢干重活，年龄大的人则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工作，责任心强，也不怕吃苦。等培训结束了，拿个结业证，就业时便有更多的选择。(JY-C16-L-G)
关于将来，我想学一门技术。我到残联去问过，看他们是否搞电脑培训。最好残联能出面组织我们这些残疾人免费学一些手艺，提高我们的生存技能，改善我们的生活。(JY-C26-L-G)
将择业、就业归入社会保障网络是因为本研究仅从“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最终手段是就业”这个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对于这一点，政府、社会和救助对象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就业难”的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这是因为：囿于计划经济的惯性，救助对象在择业、就业方面缺乏主动性，还是普遍希望政府“安排”工作；政府也常常视“安置”为己任，而在政策上开放新的就业空间方面下的功夫还不够。
（二）社会支持网络
1.家庭关系
(1)在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两极分化，和和睦睦、亲亲热热者有之。
我们结婚已经10年了。我们夫妇结婚后关系较好，与母亲关系也很好。(JT-C35-X-A)
原来开出租时难得在家，不常和女儿在一起，要么有时赚了一点钱，干脆带女儿坐在车上出去玩一玩。现在3个人都在家，关系更亲近，穷开心，女儿对我无法无天，也好，增加感情。(JT-C43-W-A)
我们3人家庭很融洽，和儿子关系较好，满足他吃吃，但对他的学习不满意。(JT-C36-Y-A)
相互理解、患难与共者有之。
我丈夫比我大两岁，我们是同乡邻居，从小青梅竹马。我们3人经常在一起看看电视，玩玩纸牌，复习复习功课，谈谈笑笑。我们不大走出去，也不去公园。我对丈夫很满意，家务事他做得多。要是找了个上海人，说不定不要我了。我们是有苦同当，有福共享。(JT-C44-J-B)
大儿媳的收入不够开支，我们两个老夫妻的退休金补贴进去。(JT-C23-W-B)
应该说，这孩子还可以，能理解我。我知道他心里很闷，想吃什么却吃不到什么，想玩什么也玩不到什么，因为我经济条件差。我经常提醒他好好读书，穷人的孩子要早当家。(JT-C8-J-B)
对有病的亲人辛勤照料、任劳任怨者亦有之。
我女儿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一切都得我帮忙，连来例假也得我帮着处理。她要是有一点自理能力的话，还好一点，也不至于弄得我很吃力。(JT-C4-X-C)
我现在的担心是我越来越老了，我妹妹将来怎么办？我母亲去世后，我去精神病医院看过她一次，她认出我来了。看来她比以前好一些了，但是医生说，她的病情还很重，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治好，什么时候能治好。只要她住在医院里，她每个月的住院费、医药费和生活费我都得帮她交，不能有拖欠。我要是真的老得不能动了，可怜的妹妹怎么办呢？(JT-C21-C-C)
我现在老了，不能到外面做事了，再说我丈夫和儿子都得了病，我要看住他们，以防他们外出时不小心做错事挨别人的打。(JT-C28-L-C)
(2)贫困家庭另一极的类型之一就是“冷战”家庭。导致家庭关系紧张主要是经济原因，近年来的下岗、失业加深了这种隔阂。
我和父亲从来不讲话，有十几年了，父女关系名存实亡，他从来不关心我。(JT-C6-Z-D)
我们结婚已10年，我和丈夫关系不好，经常要吵架。他（指丈夫）就是不出去工作，我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整天在社会上荡的人太多了，像我丈夫现在这样，对以后也没有什么希望。(JT-C47-M-D)
下岗影响了我们的夫妻关系，一个堂堂的男子汉，闲呆在家里算什么。(JT-C10-W-D)
还有一类家庭虽然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我丈夫户口在农村，承包半亩责任地，闲时为别人打杂，收入不固定，一年约3000-4000元收入。他自己过得去就可以了。他有时给我100元，难得回家。我们母子俩关系很好，话很多。(JT-C39-S-F)
(3)贫困家庭中一极的类型之二是“破裂”家庭，这类家庭还为数不少。
我今年和我妻子协议离婚，家里大多数贵重物品都给了她，我这个人很开明，也很能想得开，既然两个人过不下去了，东西算不了什么。(JT-C15-L-G)
我女儿在外孙女上小学之前就离婚了。丈夫是一个单位的，本来人品就不好，后来辞了职在其他单位干，和一个女的搞在一起，还是邻居来说的。(JT-C46-Y-G)
从调查资料看，陷入贫困的往往是带着孩子的一方——单亲家庭，而另一方还往往不给抚养费。因为贫困而家庭破裂，家庭破裂又导致经济更加困难，其中最受影响的还是孩子。
我和妻子在青海时离了婚，她回上海后又结了婚，女儿的生活费她从来不管，我们早就没什么来往。(JT-C3-X-H)
我和丈夫离婚时，我女儿才3岁，起因是我未能如他的愿生男孩。最后我们离了。他每月应承担女儿100元的抚养费，但今年有6个月没给。(JT-C5-H-H)
我跟我爱人5年前离婚，她没有给过儿子一分钱的补贴。(JT-C24-K-H)
我想家里最大的困难还是这孩子，他母亲跑掉了，我又无法更多地照顾他。(JT-C33-C-H)
无庸置疑，在当代中国，家庭仍然是人们获得社会支持的最基本的社会组织。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尤为重要。然而，贫困家庭中家庭关系两极分化的现象值得注意。政策制订者可能还没有考虑到长期失业对家庭，进而对社会的影响：贫困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家庭出现“冷战”、“冷漠”直至离异，而家庭关系的恶化乃至夫妻离异则会更进一步加深贫困。
2.社会交往
(1)因为受到经济的困扰，贫困家庭在社会交往方面是有很多障碍的。
社会交往很少，因为没有钱。(SJ-C8-J-A)
除亲戚外，家里来的人不多。(SJ-C43-W-A)
在交往方面只限于家里人，没有经济实力跟别人交往，因为到别人家里总要带点东西，我们买不起。(SJ-10-W-A)
在社会交往中我们感觉是有歧视的。(SJ-C7-H-A)
(2)在社会交往方面，贫困家庭谈论最多的是亲戚。这可能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亲戚之间是应该经常来往的。事实上，贫困家庭从亲戚那里得到的帮助最多，这种帮助一般表现为在日常开支或零用钱上贴补一些，也包括送些或帮助买些衣服、资助小孩的学费，等等。
我兄弟姐妹5人，我是老四，有2个姐姐，1个哥哥，1个妹妹。我和父母、兄弟姐妹关系融洽，人要互相帮助关心。(SJ-C43-W-B)
我兄弟姐妹3人，都很照顾我。妻子兄弟姐妹5人，经常有点补贴给我们。(SJ-C36-Y-B)
我的娘家每月给我15元左右的零花钱。(SJ-C17-L-B)
她哥哥前些日子给了她和儿子每人300元，要他们添些衣服。(SJ-C36-Y-B)
（外甥）小W穿的衣服和鞋子基本上是我和我的女儿帮助的。(SJ-C25-Y-B)
小孩的学费都是兄弟姐妹们凑的。(SJ-C22-M-B)
孩子的婆婆还健在，并且有一个叔叔，一个伯伯，一个姑姑，春节时他们会给孩子一些压岁钱，一般每人给50元，总共有200元左右，孩子把这些钱交给我用来交学费。(SJ-C31-G-B)
我爱人有一个结拜姐姐，她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很喜欢我的儿子。有时她会帮孩子交一些学费，买一些学习用品，买一些衣服。(SJ-C19-S-B)
因为吃饭问题在贫困家庭显得格外突出，如果在这方面给予帮助，对贫困家庭来说，是比较实惠的。
我是和父母住在一起的。父亲是盲人，原来我和父母分开吃，出事故后合在一起吃，所有开销都由父母出，不够部分由兄弟姐妹贴父母。(SJ-C43-W-C)
我们每半个月去我父母家吃两顿饭，有时到我姐姐家吃饭，为的就是省点开销。(SJ-C10-W-C)
外甥已工作，和我们吃用在一起，每月贴我们400元。其实是姐姐有意贴我们的，不然不够用。(SJ-C36-Y-C)
他们（兄弟姐妹）平时不大来，只是在父亲忌日才来。不久前父亲忌日，母亲给了200元，烧了点菜，剩菜可以吃一星期。(SJ-C36-Y-C)
在生病的时候，这种帮助就显得格外重要。
我当时住院的费用是亲戚们凑的，花了多少我不清楚，出院时我小妹妹帮着出了1700元。(SJ-C3-X-D)
我哥哥和姐姐在我得病之后，给过我一些钱。(SJ-C30-Z-D)
也有的时候这种帮助表现为借贷。
我农村的兄姐来上海做工，有时也向他们借一点，已经借了2000元。(SJ-C44-J-D)
也有的时候这种帮助表现为一种精神寄托。
我丈夫的妹妹在日本，离了婚，有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一般。她有一个心愿，等我女儿长大了，帮她弄到日本去。为此，我们已经很知足了。(SJ-11-C-D)
但是，因人而异，亲戚的帮助并非必然的。有些是亲戚本身也缺乏经济能力。
除了大事，小事我不能再找他们，因为亲戚们都有自己的家，帮也帮不了太多的忙，救急不救穷。(SJ-C7-G-E)
丈夫有4个兄弟，但他们的生活也不算好，很少能支援我们，只是在老人生病时，他们过来看望。(SJ-C17-L-E)
我另外还有两个女儿（一个48岁，一个46岁），一个小儿子。他们都是初中毕业，都曾经到外地插队落户。现在他们都下岗了，小儿子到外地打工去了。他们都不能帮助我。(SJ-C28-L-E)
我母亲那边的亲戚都在农村，我自己有一个姐姐，他们都帮不上我什么忙。(SJ-C31-G-E)
原来丈夫的弟弟还帮忙，他成家后也没能力帮我，主要靠我自己。(SJ-C2-Y-E)
有些是因为经济原因，亲戚之间已经不常来往，即使来往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们亲戚与我们不大来往，他们都没空。(SJ-C45-C-F)
因为没钱，亲戚家走动较少，舅舅家已经几年没去了。要去就跟着母亲去，像小孩子一样。(SJ-C36-Y-F)
我们的亲戚因为都在乡下，所以交往不是很多，他们少来，我们也很少回去。我母亲从乡下过来看过我们。(SJ-C33-C-F)
我这边的亲戚是有来往的，但他们都不敢到我们这儿来，谁敢呢？(SJ-C7-H-F)
也有些则是因为关系不好。
亲戚朋友不帮忙，自己有苦自己受。(SJ-C16-L-G)
我这一边的兄弟姐妹不太和睦，他们没有资助过我。(SJ-C29-L-G)
我的一个妹妹在我家附近上班，她中午在我家里吃饭，不但不交钱，有时反而会跟我们吵架，她以为我沾了我父亲的光。(SJ-C29-L-G)
(3)在社交圈子中，贫困家庭有望得到帮助的还有邻居。
我过去的邻居现在都经常来看我，也邀请我，用车带我到外边玩，我现在腿脚不灵便，自己出去得很少，都是他们带着出去的。(SJ-C32-X-H)
在孩子出事后，邻居们帮助挺多的，尤其是隔壁的一位阿姨，因为当时我在外边，是她把孩子送到医院的。我在外头做工，孩子主要是由她帮忙照料的。(SJ-C33-C-H)
住在楼道里的14户人家知道我们家困难，合着出钱让我打扫楼道。(SJ-C35-X-H)
当然，邻居间的帮助也不是必然的。更有时恰恰相反，在这个圈子里得到的反而是歧视。
邻居呢，平时见面时打打招呼，但观点不一致。我们穷苦出生，条件差，他们的条件比我们好。(SJ-C40-Y-I)
跟邻居间的交往倒不多，关系不是很好，平时感觉到有些歧视，(SJ-C47-M-I)
邻居间也有领导间的苦恼，像我们平时要稍微吃的好一点，周围的就有话了，说什么孩子都这样了，还有心思吃好的。(SJ-C33-C-I)
(4)老同事之间有来往，但主要是精神上的交流，物质上的帮助倒是其次的。
我和以前的同事经常来往，她们来看我，我也去，生了病我也想讲讲笑笑，自己想开些。(SJ-C44-J-J)
厂里同事倒是经常有来往，他们经常要来看看孩子，还拿点东西过来。会买点点心、玩具什么的，但钱是不给的。(SJ-C45-C-J)
我单位的同事有时会送给我一些旧衣服，给孩子和老人穿。我在食堂做事，单位的同事没有吃完的东西一般都让我打包捎回家，给孩子吃。(SJ-C31-G-J)
(5)由于经济原因，贫困家庭朋友之间的往来几乎断绝。
我原来的同学有的当厂长，有的当经理，有的不是什么领导，但工作也不错，我不好意思和人家交往。(SJ-C3-X-K)
平时我们很少有社会交往和人情往来，别人的婚丧和其他活动，我们都很少去参加。(SJ-C29-L-K)
我的社会交往不多，原因是人家忙，不好意思去。交往也只是像我一样没工作的人，但老在一起也不行，容易出事。(SJ-C12-Z-K)
现在势利眼的人多，你穷，人家就不理不睬了。(SJ-C45-C-K)
在更为扩大的人际关系圈子里，贫困家庭可以指望的社会支持最主要来自亲戚，这实际上是家庭关系的扩大。贫困家庭在这里得到的帮助是很实际的，譬如，教育费用、医疗费用乃至日常生活开支；邻里关系相处得好也可以使贫困家庭得到物质帮助，有时甚至可以超过亲缘关系；从同事关系（包括原来的老同事）中得到的大多是道义上的支持；朋友关系可能由于“当今世道人情淡薄”，也可能是贫困人士本身的心理障碍大多趋于瓦解。
3.社会帮困
(1)除了正式的社会保障网络——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之外，上海市近年来以基层社区为依托，织就了一张社会支持（社会互助）网络，以非正式网络作为正式网络的补充，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应。如今，对于贫困家庭来说，社区（街道、居委会）的分量是很重的。
街道、居委会对我们很照顾的。(BK-C42-N-A)
街道和居委会对我们家里都很关心，逢年过节一般都会来我们家里看望，有时会送一些吃的，有时会给一些钱，有一次给过100元。(BK-C29-L-A)
我丈夫和儿子的衣服大多是从居委会那里领的（别人捐到居委会的）。(BK-C28-L-A)
到（孩子开学）时街道里也会给100块钱。(BK-C46-Y-A)
（居委会）干部大热天还给我送了一张草席。(BK-C4-X-A)
正因为如此，贫困家庭在有了动迁搬家的机会时，心中居然“犯愁”，而且这事竟与街道、居委会相关。
我最担心的是动迁搬家以后，老的老、残的残，怎么办？现在住在这里，街道里弄对我很照顾，我离不开她们，到了新的地方后，没人照顾我们了。(BK-C4-X-B)
(2)在街道、居委会的组织下，社区中的单位与贫困家庭“结对子帮困”蔚然成风。
儿子找了一个扶贫帮困的结对子单位，是上海AJ集团，一个学期资助800元(BK-C7-G-C)
还有XH集团，每个月多少带点吃的、穿的，如大米、油、棉毛衫、棉毛裤等东西来送，给予我们很大的安慰。(BK-C40-Y-C)
我们地区的GJF办公室和他（儿子）结对子，每学期在开学时来看一次，给孩子200块钱。(BK-C46-Y-C)
“老外”也参与社区的帮困活动，与贫困家庭结对子、献爱心。
他们（居委会）已经为我们争取一位外国友人的救助，这位外国友人每年资助我女儿的上学费用2500元，已经资助了5000元。(BK-C27-X-D)
孙子的托儿费是居委会联系了一位外国人与我们“结对子”帮的忙。(BK-C2-Y-D)
(3)企业在社会帮困方面的作用大大减弱，这与减弱“企业办社会”的改革方向是相符的。
春节期间我爱人单位的工会也会给一点补助并且会买一些水果上门看看。(BK-C22-M-E)
我们厂里过春节一般都会每人补助300元。(BK-C29-L-E)
以前单位来看我们的，现在单位倒闭了，就不来了。(BK-C42-N-E)
(4)在社会帮困方面，其他社会组织也可以发挥作用。
妇联有一次来看我们，给了200元，还给了一件衬衫。(BK-C29-L-F)
小孩每月还可以从学校得到100元的帮困资助。(BK-C22-M-F)
(5)也还有一些贫困家庭没有得到社会帮困的温暖，其实这与街道、居委会的组织能力有很大的关系。
我没有得到其他的社会帮助。(BK-C20-L-G、BK-C30-Z-G)
到目前为止，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帮助。(BK-C15-L-G)
在建立贫困救助体系的过程中，上海市强调依靠社区组织做好社会帮困，使这一以社会互助为特点的介乎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救助形式得到了发展，社会救助对象在这里得到了很多实惠，成为另一个贫困家庭可以指靠的求助渠道。
三
根据以上的调查资料，可以对本文开头所提出的问题作一交代。
（一）上海市的社会保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的实施是基本到位的，救助对象也是基本满意的。但贫困家庭的实际收入仍然偏低，同时在消费方面，恩格尔系数偏高(60-70%)；就此而言，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可能仅仅相当于或者略高于生存水平。
但是，到实际生活中去观察，大多数贫困家庭还不至于如此窘迫。这是因为，在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外，贫困家庭可以依仗的还有一个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这个网络是由家庭、亲戚和社区组成的。他们从中得到的支助以现金计算，据较为保守的估计至少相当于他们从正式的社会保障网络得到的救助金额的1/2，这还不包括他们所得到的许多志愿服务。
（二）社区帮困网络是介于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支持网络之间的特殊形式，这是因为：社区网络是在市政府统一规划下的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其掌握的资源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市、区政府；然而，就其行为方式而言，又是相当民间化的。在具体的帮困对象、方式、标准等方面，街道和居委会都有相当的自主权。
这个网络的出现，在社区建设方面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从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到，在帮困救助方面，救助对象口不离“街道”、“居委会（里弄）”——社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单位（尤其是企业）正在淡出。上海市自8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倡导社区服务开始，到90年代初形成了“二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新的城市管理格局，而到9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救助网络又以“属地管理、一口（街道）上下”，更加重了社区在社会生活中的权重。加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将逐渐理清“企业管生产、社区管生活”的城市社会生活大格局，使社会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使“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得以真正实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上海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会收益无穷。
（三）就业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最终手段。是否可以考虑在社区建立一个将救助、再就业和培训整合到一起的有机的机制和体制：这就是以社会救助为经济保障，以再就业工程和职业培训为两种相辅相成的有效手段整合起来的制度框架。一个失业或下岗人员在规定的时间（譬如6个月或更长）内没能再就业，那么他就应该到设在基层社区的服务机构登记，然后就有权享受主要由社区负责操作的就业和救助服务，譬如提供职业辅导。它不但为他们提供就业信息，还要具体地帮助他们了解哪些职位适合他们以及怎样才能得到那些合适的职位；如果他们还是没有机会就业，就应该参加职业培训，然后再去谋职。上述的这些安排都由社会救助制度在经济上托底，即在他们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时享受社会救助；如果他们参加职业培训，则可以得到培训津贴；最终，有部分人可能要从事一些由社区安排的在非正式部门或部分时间的社区服务工作。
社区服务的潜力是很大的。当代中国社会有3个特点，就是人口的老龄化、家庭的小型化和生活压力骤然增大，所以各种生活服务需求在日益增加。现在的问题一是要将这些潜在的需求变为有效需求，二是要形成一个规范有序的服务市场。应该利用中国社会组织化程度高的优势，以基层组织为依托，在社区服务方面深入挖潜。虽然工作岗位可能是非正式部门或部分时间的，但却是年龄偏大而文化素质又较低的失业、下岗人员（尤其是女性）的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职业选择。可以预见，最后解决就业问题的可能就是社区服务。
（四）上海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使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专业化的问题摆上了议事日程。从国际经验看，有一支被称为“社会工作者”的专业队伍在解决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服务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社会工作一般被认为是以“助人自助”为特点的职业和专业，在国外，要成为社会工作者至少需要经过大专程度的培训。上海市可以从对现有的工作人员进行社会工作培训做起，使他们建立起社会工作价值观，掌握从事这项工作必需的助人技巧和方法，包括计算机操作。在一个遍及全市、深入基层的庞大的工作网络建立起来之后，社会工作人员的培训就显得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