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意志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为什么没有忽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涵义、性质、特征是什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怎样？弄清这些问题，不但对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具有现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回答这些问题出发，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概念作一初步辨析。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紧密结合理论和社会生活的现实往前发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写作的时期，正是德国思想界，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解体，绝对精神的瓦解，民族精神受到打击，各种学说和思想竞相宣扬达到顶峰的时期。这种混乱状况表明，德国哲学家们在他们的黑格尔的思想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以“现代德国哲学”面目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的口味”，以哲学的形式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不满意现实、批判现实、但又丝毫不敢触动现实，只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领域中，编造种种虚假观念，不是同现实而是同现实的影子进行斗争，并对过去的一切思想文化成果进行毫无道理的“清洗”。马克思认为，这样一股思潮一度演化成为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特别是在1842年至1845年的三年中，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
青年黑格尔派这些不同代表之间的观念对立和哲学斗争以及他们所编造的种种虚假观念，本来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潮，反而“被吹嘘和构想成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3页）。这在当时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它不是引导群众， 而是迎合群众、欺骗群众，并从黑格尔哲学身上全面倒退，“使陈旧的思辨的胡说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页）然而，在德国贫乏的现实面前，在精神方向迷失的情况下，不少人做了这股思潮的俘虏。他们不但怀着畏惧和虔敬的心情接受了这种哲学叫卖和夸夸其谈，甚至还在德国市民心中“唤起怡然自得的民族感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3页）
面对这样一股有害思潮，马克思不可能不给以关注和重视。听任其肆虐，只能带来更严重的危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谈到的：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揭穿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以使这种斗争得不到任何信任。在他们看来，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一般意识形态学说的高度，揭露与批判这股思潮的本来面目及其危害。也正是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学说。关于这一问题，只能留待另文辨析了。
二
“德意志意识形态”（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是一个有特定涵义的概念。诚如本书副标题所说的，它主要是指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等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思潮，是这些代表们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用了个专门术语——“意识形态家们”（Ideologen ）※来指称当时德国社会中这些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臆造者们，在马克思看来，这些意识形态家们既包括法学家、政治家、实际国务活动家，也包括笃信宗教者、伦理学家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 版第1卷第102页第134页）尽管在本书中，马克思、 恩格斯也将黑格尔归诸“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第3卷第536页。不过，这里将“德意志的”（deutsche）译为“德国的”），但他们在这里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主要是属于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成员。这些人“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使一切本末倒置。他们以真正的批判者自居，但他们的批判完全局限于观念领域中。他们不是现实的群体，而是观念的群体，是孤立的个人的集合。他们制造的种种虚假观念，即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东西，只不过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3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喧嚣吵嚷在1842——1845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不是偶然的，它同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密切相关。
1835年出版的大卫·弗·施特劳斯（1808——1874）的《耶稣传》，“是第一部超出了正统黑格尔学说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589 页）它开始了黑格尔体系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兴起过程。1841——1842年，布·鲍威乐（1809——1882）出版了三卷本《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批判了施特劳斯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及其观点。施特劳斯从源于斯宾诺莎的“实体”观点出发，认为福音故事不过是披上历史外衣并被作为无意识的叙述传说创造出来的早期基督教观念，也就是说，他把圣经故事的来源归结为“实体”范畴，即归结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质。鲍威尔从源于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观点出发，不同意施特劳斯的观点。他认为，福音书以及福音书中所包含的神话是由信仰基督教的作者有意虚构的。其实，这一在“自我意识”和“实体”哲学斗争外衣下所进行的争论，不过是黑格尔思辨土壤上的一场家庭纷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至多是加快青年黑格尔派形成的一种推动力。倒是鲍威尔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彻底变成了“唯灵论”，特别是当他1843年底开始出版《文学总汇报》月刊，开始对哲学、宗教、艺术和政治进行脱离生活、毫无内容而又自命不凡的探讨时，就在发展方向上，使青年黑格尔派逆转了。鲍威尔曾宣称：“批判既不与社会共患难，也不与社会共欢乐……他独自高踞于宝座之上，只是偶尔从他的口中发出奥林帕斯神对世上的谬误的嘲笑”（同上书，第27卷第452页）。很显然， 他把“批判”变成了某种超验的存在物。“因此这种批判就成了灰心丧气但又妄自尊大的唯灵论。”（同上）这还不够，当鲍威尔一伙自命不凡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没能激起广大群众的热情，引起群众的响应时，他又气急败坏地咒骂群众“怠惰”“冥顽不灵”和“不知足”。他十分轻蔑地对待群众，认为群众缺少精神，是“精神的真正敌人”。这样，鲍威尔一伙的批判就失去了青年黑格尔派一开始所具有的政治进步性，变得坠落了。如马克思所说，同其他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一样，鲍威尔照样没能摆脱“对立的片面性”（同上书，第27卷第451页）。他不但敌视群众， 还“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同上书，第2卷第180页）
在这一时期，路·费尔巴哈（1804——1872）连续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1841）、《未来哲学原理》（1843 ）、 《宗教的本质》（1845）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一方面对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作了严整论证，批判了宗教神学，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所以他只能把社会一切矛盾的发生和解决都归结于“类”（Gatung）——“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费尔巴哈宣称：“跟类之本质相一致的，就是真的，跟类之本质相矛盾的，就是假的。真理就只有这样一条法则，除此以外便没有了。”（《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94页。1984年商务印书馆）
1844年，麦·施蒂纳（1806—1856）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表达了最纯粹的反伦理、反理智的自我主义和社会虚无主义。施蒂纳宣称：“对我来说，我是高于一切的！”“一切其他事物对我皆无，我的一切就是我，我就是唯一者。”他认为，“个人是任何普遍性、任何约束，即任何桎梏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5、233页）这种标新立异、 狂妄自大、自负有改天换地气概的绝对个人主义思想，曾膨胀为德国人一种恶劣的民族特性。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作了严厉批驳，指出它实际是民族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的一种表现。
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施蒂纳等，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体系反映了德国软弱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地方局限性，马克思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批判与清算。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现是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和主体自身的背景的，恩格斯曾指出，德国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一方面，德国现实的贫乏，使他们要摆脱贫穷不堪的现实，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到这个世界之外的事物上去；另一方面，政治上的极端专制，使他们在社会上毫无作为；最后，对于“这些自称为狼、别人也把他们看作是狼的绵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第15页）来说，他们的夸夸其谈，除了投合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的口味外，就是玩弄他自身的“矛盾”，“并且根据具体情况把这些矛盾变成出人意外的、大吹大擂的、时而丑恶、时而辉煌的怪论。”（同上书，
马克思从总体上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各种怪论，指出了它们具有的共同特点。
首先，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虽然各自关注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具体观点有异，但在根本上他们都只是抓住了未加改造的黑格尔体系的哲学范畴，如“实体”“自我意识”等，并试图使这些概念世俗化。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才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哲学归诸“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列的根本原因。
其次。“他们的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4页）。没有一个想到要研究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他们的批判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间的联系问题。虽然在理论上他们也批判基督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消灭一切宗教，更不等于他们是彻底的无神论，相反，他们往往把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以及其他观念归结为宗教或神学观念，把“一般的人”宣布为宗教的人。结果，世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内被神圣化了。
第三，他们把意识的一切产物变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认为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他们并不反对现实的统治，而反对思想的统治，把人们实际的解放归结为从他们幻想、观念、教条和想像的存在物中的解放。这种怪论就像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人们从头脑中抛掉重力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一样。
第四，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鲍威尔就声称“批判不会提供什么”，他除了用自己整个时代所获得的成果来谴责别人外，就是满足于揭露矛盾，“并轻蔑地‘哼’一声就溜掉了。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第452页）
第五，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在他们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完全分离的，他们从天国降到人间，从没有为历史提供任何世俗的基础，始终没能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第六，德意志意识形态不过是一种神秘与思辨的思维。他们要么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要么把人和自然这一经验的事实变成产生了“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要么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时候，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要么这种历史思辨特别热衷于“史前历史”。
第七，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臆造的思想体系不过是一些“民族偏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些唱高调、爱吹嘘的思想贩子，自认为无限地超越于任何民族偏见之上，“其实他们比梦想德国统一的啤酒店庸人带有更多的民族偏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6页）他们根本不承认其他民族的业绩是历史的，他们把莱茵河颂歌变为圣歌并征服阿尔萨斯和洛林，“其办法不是剽窃法兰西国家，而是剽窃法兰西哲学，不是把法兰西省份德国化，而是把法兰西思想德国化。”他们打着理论的世界统治的旗帜，事实上主张“德国的世界统治。”（同上书，第96页）这是多么可怕的思想！显然，日后法西斯主义产生于德意，而没有产生于英美，从哲学发展史中也不难找到解答。
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还提出并从多方面分析了“一般意识形态”（die Ideologie überhaupt）这一概念，目的是从理论的高度，特别是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来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的喧嚣吵嚷，以进一步揭露其实质。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同“一般意识形态”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不同，它们是“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的关系（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2—83页）。这说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在社会领域中，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其他民族那里，从根本上都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物质世界的秘密。这成了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体系和原则。只不过它在德意志民族那里获得了更多的地域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这一特性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正好“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同上书，第7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意识形态”概念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概念一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从“否定意义上”使用的概念。可以说，这是马克思早期意识形态学说的重要特点之一。有关这一问题本文不可能进行系统分析。不过我们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涵义是不断发展的，以后它获得了比早期更为深厚和宽广的意义。
马克思在总体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德国的民族污泥分解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19页），这种批判以及对唯物史观原理的阐明，不但打击了德国资产阶级，批判了各种对革命有害的言论，还“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同上书，第18页）这一点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无情解剖体现了无产阶级思想家的博大胸怀，他们明确的是非观念体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念。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无疑特别需要这种胸怀和信念。
*“Ideologen”这个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 版中译为“思想家们”（见该书第3卷，第19页等等）在马恩选集中文第2版中又译为“玄想家们”（见该书第1卷，第62页等等）。我们认为，既然“Ideologie”已译为“意识形态”，“Ideologen”译为“意识形态家们”则更易理解，也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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