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俗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中国俗文学”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新学科。随着清末敦煌石窟文物的发现，大批久已湮没的唐五代俗文学作品展示在人们眼前，这一文学传统的源流因革昭然若揭。此后，文学艺术工作者们对中国俗文学研究的兴趣日趋浓厚，许多学者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逐渐开始对存世的俗文学资料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这就成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大的文学艺术研究思潮中的一项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俗文学”的概念、理论应运而形成。“俗文学”一词据说是日本汉学家（注：日本的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1916年他在《艺文》第7卷第1、3期上发表的《中国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一文中说：“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见王文宝著：《中国俗文学发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页））最早提出的。将“俗文学”引入研究者的视野，这不仅大大拓展了文学史料的范围、畛域，也促成了人们文学观和文学史观的变革。这些新的文学样式有着丝毫不低于传统诗文的艺术价值，所以打破固有的文章体制，从学理上予以新的整合，以建立新型的文学观，似乎就很有必要了。许多中国学者在这之后逐渐开始使用，并在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如：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初版，1926年6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新潮社发行，1923年12月初版上卷，1924年6月初版下卷，1925年由北新书局合订一册出版）。1929年郑振铎先生利用早期敦煌文学的辑佚和研究成果，把敦煌石窟所发现的各种通俗文学作品统称为“俗文学”，写了《敦煌的俗文学》（注：见1929年《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后收入《中国文学史》（中世卷第三篇上）（商务印书馆1930年5月初版）第3章“敦煌的俗文学”。）。在这之后，郑先生试着写了一部以反映“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的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和发行，1932年12月初版），正如这本书在“自序”和“例言”中所述：“本书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其他书所未述及的；像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皆是。”这里提到了宝卷、弹词、鼓词等俗文学体裁，是该书在传统中国文学史内容上的突破。遗憾的是对宝卷、弹词、鼓词等尚未论述到，“近代文学卷”部分未叙述完。），1932年12月首先出版。在这部书里，他首次把历来不为文人雅士们所重视的弹词、宝卷、小说、戏曲等被“正统文学”视为不能登入文学殿堂的所谓“俗文学”，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了进去，以他独到的科学见解，为“俗文学”正了名；不仅填补了我国文学史的空白，而且为“俗文学”争得了在文学殿堂中的应有席位。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4月，上海《大晚报》（注：《大晚报》，1932年2月12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人张竹平（1886—1944）、曾虚白（1894—1944），见冯健主编《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出版，1996年3月）第733、728页。曾虚白任《大晚报》总经理兼总主笔，又见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8册，第5858页。1949年5月25日《大晚报》停刊。据《大晚报》1937年2月12日第五版，《大晚报》五周年纪念特刊说：“《大晚报》在日报中固然是个晚辈，在夜报中却是老大哥。”）由阿英（钱杏邨，1900—1977）具体主编了《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注：崔万秋（1904—1990）编：《大晚报·火炬》副刊，见马良春、李福田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7册，第5379页。在金性尧先生2003年6月2日给笔者的信中说：该副刊的“通俗文学”版，就是由阿英具体负责主编的。另见赵景深先生主编《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第1期（1946年9月3日）〈复刊词〉，赵先生说：“这周刊本是魏如晦（阿英）兄主编的，现在由我来继续下去。”），在这一周刊中，郑振铎先生（署名：西谛）的《论通俗文学的整理》，郑伯奇先生的《建设新的通俗文学》、《展开通俗文化运动》以及顾仲彝先生的《关于通俗文学的一个建议》等文章，首先尝试从俗文学理论上，进一步加以论述，这对于当时以及其后的俗文学研究以理论为指导地开展，无疑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史料的拓展与观念的更新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中国文学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枢纽。至1938年，郑振铎先生《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8月初版）一书的出版，从理论上论述了俗文学范围、性质、内容、发展、分类，这为中国俗文学史研究体系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俗文学专门史的研究，使得影响广泛的一门新的学科——“中国俗文学”被学术界广泛传播和认同，标志了“中国俗文学”学科的正式确立；从此，在中国人文科学领域里，俗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时期。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开始是戴望舒先生在香港主编的《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注：详见马幼垣先生：《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全目——附解题》一文，黎树添等编：《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文集》香港：香港大学书报社，1982年，第98—108页。这是研究俗文学学术史的第一篇评介《俗文学》周刊的论文，此前并无论及研究《俗文学》周刊课题的论文。），时间为1941年的春天，连续出刊了四十三期，在同年的12月6日停办，被称为“港字号”《俗文学》周刊（注：见吴晓铃先生：《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为最早区分不同地区出版的《俗文学》周刊，而提出“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称谓的。）。抗战胜利后，1946年赵景深先生在上海首先主编了《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其后又恢复30年代阿英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而主编了《大晚报·通俗文学》周刊和《中央日报·俗文学》周刊。三种《俗文学》周刊的出版，使俗文学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后被研究者统称之为“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注：详见拙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民俗研究》，2002年第2期，第38—47页。）。1947年，受南方“沪字号”《俗文学》周刊的影响，当时北平的俗文学研究者联合起来，又创办了《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由傅惜华先生与其兄傅芸子先生共同主编。这一周刊的创办出版，使俗文学研究在北方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园地，其后遂被称为“平字号”《俗文学》周刊（注：详见拙文《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平〈华北日报〉的〈俗文学〉周刊》，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2卷第2期，2002年6月，第145—183页。）。
中国俗文学学科确立前出版的第一份俗文学学术期刊，是于1936年4月3日（星期五），阿英在上海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注：该刊创刊出版前，1936年4月2日上海《大晚报》在第五版刊登出一则启事：“请注意明日：火炬《通俗文学》第一期，要目预告：《论通俗文学的整理》郑振铎；《建设新的通俗文学》郑伯奇；《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阿英；《关于〈广笑府〉》周作人；《介绍李家瑞著〈北平俗曲略〉》且同。”第1期即于1936年4月3日星期五刊出。第2期1936年4月8日又刊出启事：“通俗文学自本期起，改于每星期三附‘火炬’发刊，请读者注意。”）。此后每周星期三出版，刊载于第五版，每期有刊头“火炬通俗文学”字样，通常六栏，约五千字；其中8月26日（星期三）没有刊出，28日（星期五）刊出；9月9、16日没有刊出，9月11日（星期五）刊出，9月16日少刊出一期；10月16日（星期五）多刊出一期（疑补9月16日一期）；一共连续刊出了40期，一直延续到12月30日结束。此周刊的出版对于其后“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俗文学》周刊，无疑起到了启迪的作用（注：赵景深先生指出“俗文学以定期刊物的姿态出现，最早恐怕要算魏如晦（阿英）所主编的‘通俗文学’，约民国二十五年在《大晚报》，每周出版。”见《“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兼谈沪版俗文学刊物三种》一文（北平：《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8期，1948年10月15日）。）。然而，对于这一周刊历来知者甚少，无人提及；自然也就更没有人论述20世纪上半叶先后共有六种俗文学周刊出版的实际情况（注：王文宝：《中国俗文学发展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63—264页。仅只沿用了吴晓铃先生《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一文所述，没有论及阿英主编的上海《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和赵景深主编的上海《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六种《俗文学》周刊的实际研究情况的叙述均缺略。
娄子匡、朱介凡：《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台湾正中书局，1963年。此书也未详尽记录这一时期《俗文学》周刊的研究情况，没有论及阿英主编的上海《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周刊以及赵景深主编的上海《神州日报·俗文学》周刊；整体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香港、上海、北平出版的六种《俗文学》周刊的研究情况叙述亦均缺略。）。这类资料之所以一直不为学人们所关注，原因颇多：其一，因为它们是上个世纪那个大动荡时期的报纸副刊，报刊的寿命仅仅是一天，全部保留下来剪存的几乎没有了。其二，现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尚健在且了解全部情况的前辈学者已不多了。其三，“1937年至1949年，正是中国学术论文记录做得最差的一段时期，处处空白，最近见到的港版《中国史学论文索引第二编》（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虽然基本上弥补了此一缺陷，工作还是做得不够理想。几种俗文学副刊中的论文一篇也没有收进”（注：详见马幼垣先生：《香港星岛日报俗文学副刊全目——附解题》一文，黎树添等编：《冯平山图书馆金禧纪念文集》香港：香港大学书报社，1982年，第98—108页。这是研究俗文学学术史的第一篇评介《俗文学》周刊的论文，此前并无论及研究《俗文学》马幼垣先生论文。）。笔者根据学术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整理家藏俗文学资料时，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段较完备的《俗文学》周刊资料。为了对俗文学研究学术史补苴罅漏，现将上个世纪30年代阿英主编的第一份俗文学学术周刊——《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的全部资料介绍于世，这对于深入研究俗文学具体课题及中国俗文学学术史，或可酌供参考。
二、周刊内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思想的活跃与传播，为学术研究创设了一个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因应学术交流所需，学术刊物的创办势在必然。此时期的其他学术刊物或报纸副刊，作为专门以研究俗文学功能的似乎尚属阙如，但是学术研究及其交流不仅要求有学术园地，而且要求需有能拓展各自学科的专业的学术园地，更为有效地开辟新的学术园地。《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就是在这种时代需求下出现的。
阿英主编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其编辑思想，检阅现存该刊全部内容，并没有单项具体表述；然而，从该刊前六期推出的有关探讨俗文学理论、地方戏、小说、弹词、俗曲等方面的文章看，已体现了主编对俗文学认识的编辑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为促成俗文学研究新学科的形成所提出的必要性的认识。尔后在第七期，即刊出一则启事：
本刊徵求通俗文学作品，体例不拘，字数最好不超过四千，能一期登完。又，有关于通俗文学的各种文字，及地方大众艺术的研究与报告，亦所欢迎。发表后并略致薄酬。不合用稿，附有邮费，当随时寄还。稿面请书明“火炬通俗文学”编辑部收。
该启事明确了周刊的稿件范围。此后的周刊，即刊出了通俗文学作品、宝卷、民间故事、歌谣等的研究文章和俗文学的民间调查报告。从这里，可以体会出阿英在办刊的方针上，始终体现着促进俗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编辑思想，保持着不断追求新的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成果，遂使《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具有了生机和活力。这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发展史上第一份学术周刊。发表在上面的文章，虽然有的作者在后来出版的文集中收入，或可从其他书刊中找到，但是这里的记录却也有着其特殊的意义。现在似乎一般文集多不明确交代文章原刊出处，致使研究者在探讨学术沿革或学术史研究中，认证混淆，论述无从。即使有重刊出处的文章，所提供的记录，往往也非可为研究参考所需的原创资料。为了研究工作的科学性，无论在史料还是在理论、观念和方法上，俗文学研究都有待于新的突破；因此，以下将该刊按内容略作叙论。
俗文学理论 郑振铎（1898—1958）《论通俗文学的整理》一文，刊载于1936年4月3日的第1期，本文署名：西谛。这是篇关于俗文学理论建设的比较早的文章，发表于所著《中国俗文学史》出版前。对于俗文学如此论述：“我们的文坛向来对于通俗文学是最看不起的。戏曲、小说有系统的研究，不过是近几年的事。至于弹词、宝卷、鼓词以及民间歌曲的整理却还是最近的事——而且即在最近也还很少人着手。”对弹词、鼓词、宝卷等实际作品范例，作者又进一步比较论述。文章最后对于整理研究俗文学作品，提出了三点想法。郑伯奇（1895—1979）《建设新的通俗文学》刊载于1936年4月3日、8日的第1、2期。论文说“文学，跟其他艺术一样，应该是最大多数的民众所能享受的”，然而也指出“只有文学，依然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以内。和最大多数的民众依然不发生关系”。近年来虽有所变化，“单就文学理论方面来看， 也有许多地方值得重新讨论”，“无论传奇、评话、元曲、杂剧乃至《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等长短篇小说，实在都是当时的”俗文学作品，有必要加以研究。“我们建设新的通俗文学，同时要因此使新文学的内容更加丰富，新文学的领域更加广大。”这篇论文《郑伯奇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初版）未收入，他有关俗文学的论述，一向无人谈及。他随后又写了《展开通俗文化运动》（《大晚报·火炬》栏目1937年1月××日）。郑伯奇在当时对于俗文学理论的一些初步论述，不仅在俗文学研究中应予注意，即在研究郑伯奇文艺思想时似亦不应忽视。顾仲彝（1903—1965）《关于通俗文学的一个建议》刊载于1936年5月6日的第6期。文章针对郑伯奇先生《建设新的通俗文学》一文，以及“前几天在火炬上看到好几篇关于通俗文学的”论述，对俗文学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若愚（原姓名不详）《关于改良民众读物》刊载于1936年11月25日的第35期。文章论述近来从北平带来了一个消息，顾颉刚等近来对改良民众读物的工作颇努力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成就。拟进行三项推进，“一，调查工作；二，收集与改革工作；三，训练唱大鼓书与评书艺人”。关于第一、二项工作，已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中国俗曲总目稿》（刘复、李家瑞等编，北平：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2年初版）的出版，《定陶秧歌选》以及顾颉刚《吴歌甲集》（顾颉刚编 北京：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6年初版）的出版，等等。并指出俗文学作品中“许多通俗的章回小说、说书、唱本、曲词、连环画、年画等读物，都得到了这些群众的爱护，深入了群众意志里，几乎成了这些人们的思想的规范，而影响到他们生活上的一切。……简直形成了一支‘教育的势力’。因此，通俗读物对于群众的教化、熏陶上，是有相当的力量与势力的”。更试图在俗文学理论上加以说明。阿英《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自序》刊载于1936年6月17日的第12期，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近百年来主要发生的外强对中国的入侵事件。第二部分，论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的作家们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在作品上究竟怎样的反映着呢？到现在似乎是一个‘谜’。因为文学史家，一项只评文章的优劣，争辩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早都有‘国家事，管他娘’的成见在胸，谁愿意注意这些劳什子的‘无当史眼’的‘琐事’”；“谁又想到就在这‘无当史眼’的劳什子的‘琐事’里，存在着中华民族的‘魂’呢”。对文学史家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第三部分，阐述“把这些抹煞的史实写了出来，使大家看看我们作家已从牺牲的血迹，开始写这一部《近百年中国国防文学史》。……我希望从这一本书里，不仅能藉以了解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文学的史迹，也可以从他们的经验里，学习往后的‘国防文学’应当走怎样的路！”最后说“我感谢友人郑振铎先生，他对这一部书的写作，给了很大的帮忙！”
民歌、歌谣研究 狂丝（原姓名不详）《沈六官》刊载于1936年7月8日的第15期、《十别》刊载于1936年8月19日的第21期、《徐大郎》刊载于1936年10月14日的第28期，此三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常熟老家的乡村里，通过边唱边记录的方式，一句句抄录下来的中、长篇山歌。作者认为：“在民间文学的领域里，这是一首真挚的、热情的，又甜情的歌，其价值又还在矫揉造作的作品之上，宜其该永久地流传在乡村里了。”同时认为常熟是民间歌谣发生的最丰富、最美丽而和谐的地方。伯韩（原姓名不详）《平江的山歌》刊载于1936年6月24日的第13期。 文章论述平江是临近长沙的一个县，那里的习俗大体与长沙通。每逢春天采茶或种稻时，田野里到处充满着悠长的山歌声。内容大半是平江人所谓“山歌无姐不成腔”。山歌的形式有独唱的，对唱的等，并列举了三首。施冲（原姓名不详）《民间的长山歌》刊载于1936年7月22日的第17期。文章叙述在民间的山歌中，最多就是每首四句的短歌，内容多是情歌，此类短歌便另立了一类，叫做四句头山歌。因为长歌很少了，作者在江苏青浦县某个镇上听到一首长歌，就引录下来，“南风吹来北风凉，阿姨头上菊花香；侬末生来像啥腔，侬姊妹生来能有样。……”并略分析内容以及写作方法。金宝（原姓名不详）《一首民间流行的新歌》刊载于1936年7月8日的第15期。本文是救亡运动的新歌，内容以当时津沽白河发现数百具流尸的新闻为题材，采用民歌的形式以及词句等技巧写成。全文约四十句，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深入到民间传唱，揭露了此事件，对于救亡运动有一定的助力。歌谣的研究文章有于时夏（生平不详）《长城谣》，刊载于1936年5月27日的第9期。赵景深（1902—1985）《北平的喜歌》刊载于1936年11月18日的第34期。文章论述《歌谣》第二卷第十七期徐芳的《北京的喜歌》一文，与作者所看到的刊本喜歌学古堂本后进行比较。《北平的儿歌》刊载于第39期。文章通过《数唱》中的“北平歌谣”（歌林唱片公司灌有阿鉴如和广少如合唱的两张），将其中保留的不少北平儿歌，与朱雨尊所编《民间谣全集》（世界版）中的北平歌谣部分，逐一略录出八首作不同的比较。玄（原姓名不详）《打弹弓》刊载于1936年6月3日的第10期，论述“民谣是民众思想结晶的表现，在民俗学上占着极重要的地位，而民谣中尤以恋歌为重要的部分，各国莫不皆然”。作者全文引江南通行的《打弹弓》，这是一首很好的歌谣恋歌，同时指出此恋歌的形式是特殊的。金性尧（1916—）结合当时的时代，还写了许多反映时事的歌谣，如：《新歌礼赞》刊载于1936年9月23日的第25期、《开学谣》刊载于1936年9月30日的第26期、《飞机四字谣》刊载于1936年11月11日的第33期、《赛金花新谣》刊载于1936年12月2日的第36期、《支那的小贩》刊载于1936年12月9日的第37期、《看报谣》刊载于1936年8月28日的第22期、《丐车谣》刊载于1936年9月2日的第23期、《名媛谣》刊载于1936年10月14日的第28期、《悼赛金花及其他》刊载于1936年12月9日的第37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状。在这些文章中，有署名“毛杆”的，这是金性尧先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俗文学、民间文学方面研究工作时使用的，长时间为研究者所忽略。
寓言、民间故事研究 陈志良（生平不详）的《中印寓言的影响》刊载于1936年4月29日的第5期，文章论述信仰民间佛教的上海人，在人死之后，必请道士来做三天功德，叫做“做功德”。做功德最后一天的晚上，道士们必唱“滩簧”（苏簧）以娱宾客，其中有首滩簧，名叫“严高庆寿”的，叙述两个吃醉了酒的乞丐对话，说的是一段寓言，拟定为“叫化坯”，其内容与印度寓言“鼠原是鼠”是同一个类型的；进一步引证说明“……中国的故事传述者，如滩簧、说书、宣卷等等，正和印度的‘说话人’传述故事于民间一样。印度的寓言以及小说戏曲等等，产生的时代较我们早得多，而中印交通又甚密切，所以由印度寓言之输进而为我们模拟，毫不足异”。此外还有《江苏的民间故事》刊载于1936年6月10日的第11期，内容为“一、唱歌之杯——松江民间故事之一，二、沉东京——崇明的民间故事”，还有“一南京城的故事——流传于南京”刊载于1936年8月5日的第19期、《秦始皇赶山头——江苏民间故事流传于青浦》刊载于1936年7月1日的第14期、《江苏的民间故事——上海的自然神话》刊载于1936年7月8日的第15期、《江苏的民间传说——顾烂头流传于上海》刊载于1936年9月2日的第23期。且同（金祖同1914—1955）《杜十娘沉箱以后》刊载于1936年6月3日的第10期、《再记杜十娘沉箱以后》刊载于1936年6月17日的第12期，文章指出杜十娘的故事在《警世通言》卷三十二中，取材于明万历二十年事，最后以悲剧结束。《今古奇观》选入时，稍有删节，但还是不能满足一般小市民的要求，觉得没有大团圆，总归是扫兴的事；于是聪明的文人，看到了这一缺陷，便加上团圆的尾巴。遂将看到的一本《百宝箱》传奇、一本鼓词、一本嘣嘣戏的内容情节，加以叙述比较，言其情节合理部分与离奇的地方。《再记杜十娘沉箱以后》则是接续前文，将得到的一本广东木鱼书《杜十娘》加以叙述：全书共分三卷，上卷把李甲逛院、十娘从良，很简洁地写出，中下二卷完全写十娘沉箱。此书描写得非常细腻、夸张，很能抓住市民阶层的心理。金性尧《记故乡的唱新闻》刊载于1936年8月28日、9月2日的第22、23期。文章论述作者的故乡——浙东定海——以歌唱来糊口的盲翁，叫做唱新闻的。但是所谓的“新闻”，系指编排故事的当时而言。延续下来，已经成为一种不易的代名词了。实际上他们所唱的也就是一些故事，并不是什么“新闻”，也就是一种流传在民间说唱故事的形式。文章叙述了盲翁唱故事的形式及故事的内容。凡海笔录《梅州的一个民间传说——一个老婆换一条鱼》刊载于1936年10月7日的第27期。
宣卷、宝卷研究 主要是陈志良（生平不详）通过实际田野调查工作得到的成果。20世纪20年代后，有关在上海附近地区民间流传宣卷的情况，陈志良作了记述的文章，并将宝卷文学作品纳入相关传说的发展过程中去研究探讨，既开拓了这些传说故事研究的内容，又推进了宝卷文学专题的研究深度，于俗文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陈志良有关宝卷研究的论文，在俗文学研究中刊布较早。此前由于早期俗文学研究文献罕见，故多为研究者所忽略。详见拙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中的宝卷研究》。
俗曲研究 金祖同《磨难曲》刊载于1936年5月6日的第6期，本文署名且同。《磨难曲》为清蒲松龄著十四种俚曲之一，1936年经路大荒先生校注，题作《聊斋志异外书磨难曲》于日本东京文求堂出版。文章认为作品虽然不同于蒲氏所写小说，但这种具有创新意味的俚曲写得却非常动人。这是一篇较早介绍并研究聊斋俚曲的文章，但自文章发表以来，却历来没有被研究者所注意。阿英《〈满江红〉杂曲》刊载于1936年5月13日的第7期，本文以原题名收入《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7卷，第395页；《再谈清末时调》刊载于1936年5月20日的第8期，经修改以题名《清末的时调》，收入《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7卷，第390页。《黄花冈纪事——介绍一篇广东的拍板歌》刊载于1936年6月10日的第11期，本文署名寒峰。本文已原题名收入《阿英全集》（同上）第7卷，第398页。牟（原姓名不详）《清人小调辑逸》刊载于1936年7月1日和7月15的第14、16期。文章分为：一、罗江怨；二、黄柏木；三、才郎含笑；四、“人人说我有了你的心”；五、玩月对嫦娥；六、不薄新交爱旧交；七、百种春情在眼梢；八、春夜不成眠；九、“相思闲坐意沉吟”；十、中秋明月；十一、相思；十二、怨恨；十三、好比；十四、好马也换了槽；十五、算命。
弹词、鼓词研究 刘聿功（生平不详）的文章《弹词杂论》刊载于1936年4月29日的第5期。文章论述了弹词当时在上海流行的情况。同时指出弹词与评弹不同，就在弹词比较评弹增加了唱的部分，并比较了弹词目前的唱法中马调和俞调的不同。文章最后论述到弹词是通俗艺术。牟（原姓名不详）《弹词开篇辑逸》刊载于1936年7月29日的第18期。内容有：一、别愁况；二、题风；三、闺怨；四、颓秋。阿英的《珍珠塔版本汇目》刊载于1936年6月3日的第10期。此文作为《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他》一文的附录一《阿英藏珍珠塔版本目》，收入阿英《小说二谈》，第41—43页，见《小说闲谈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比原文增加《草本珍珠塔一卷》条目；另收入《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249页。《法国女英雄弹词》刊载于1936年10月16日的第29期，本文阿英署名吴均。以原题名作为《小说新谈》第11部分，收入阿英《小说二谈》，第173—175页，见阿英《小说闲谈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其中第175页末尾段落较原文略作修改；另收入《阿英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372页。赵景深《从大鼓到蹦蹦——〈枪毙小老妈〉的形成》刊载于1936年11月4日的第32期。以原题名收入赵景深《曲艺丛谈》（北京，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12月）第205—207页。叶德均（1911—1956）《鼓子词杂话》刊载于1936年9月11日的第24期，文章分为三部分论述：（一）类别与源流，（二）贾应宠与蒲松龄，（三）作品（上、下）。
小说、戏曲研究 阿英研究小说的文章较多，其中有些文章使用了寒峰、遂初、李饶、吴均、李晦等笔名。下列文章，或保持原样没有改动，或部分经过添加或修改，收入其后出版的文集（《阿英全集》1—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另有文章予以解题，详细论述。阿英的这些文章是：《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上、下）刊载于1936年4月3、8日的周刊第1、2期，《浙东访小说记》刊载于1936年4月22日的第4期，《〈自由结婚〉——介绍一部反帝反汉奸的小说》刊载于1936年6月24日的第13期，《〈活地狱〉——一部暴露监狱黑暗的小说》刊载于1936年7月8日的第15期，《〈痛史〉——再介绍一部反汉奸的小说》刊载于1936年7月15日的第16期，《〈海天鸿雪记〉——李伯元的一部吴语小说》刊载于1936年7月22日的第17期，《晚清小说杂话》刊载于1936年8月28日的第22期，《〈负曝闲谈〉》刊载于1936年9月2日的第23期，《〈宦海升沉录〉》刊载于1936年9月30日的第26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刊载于1936年10月16日的第29期，《关于小说〈轰天雷〉的主人公沈北山》刊载于1936年11月11日的第33期，《〈雅观楼〉》刊载于1936年12月2日的第36期，《小说作家与小说人物》刊载于1936年12月16日、23日的第38、39期，《〈钦命江南〉》刊载于1936年5月13日的第7期，《〈热血痕〉——一部种族革命运动的小说》刊载于1936年7月29日的第18期，《〈警富新书〉与〈九命奇冤〉》刊载于1936年10月7日的第27期，《藏说偶记》刊载于1936年10月14日的第28期，《介绍一部关于妇女问题的小说——颐琐的〈黄绣球〉》刊载于1936年10月21日的第30期，《藏说小话》刊载于1936年10月29日的第31期，《〈焚天卢丛录〉中的赛金花——〈孽海花〉杂话之一》刊载于1936年11月25日的第35期，《清末小说上的反康梁活动——小说杂话之一》刊载于1936年12月2日的第36期，《小说琐记》刊载于1936年12月9日的第37期，《小说作家考略一、天花藏主人》刊载于1936年10月7日的第27期。赵景深《〈海上花烈传〉》刊载于1936年8月19日的第21期，后改题名为《读〈海上花烈传〉》，收入赵景深著《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467—470页。《关于〈西湖二集〉》载于1936年10月28日的第31期。以原题名收入赵景深著《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392—397页。《〈施公案〉考证》刊载于1936年8月12日的第20期刊。文章以原题名收入赵景深著《中国小说丛考》（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512—522页。叶德均《〈古今奇闻〉中的“林蕊香”》刊载于1936年8月5日的第19期，本文署名“均”。文章指出：清代《今古奇闻》中的一篇传奇文《林蕊香行权计全节》的来历，出自偶然检索到王韬的《遁窟谰言》中“宁蕊香”条。查王韬此书，光绪元年于香港主办《循环日报》时才刊印，《今古奇闻》即选自《遁窟谰言》，最早也刊印在王韬书后。引证实例予以说明。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在清同治十二年十二月（据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循环日报·本局日报通启》）。
阿英《关于秋瑾的戏曲补（上）》刊载于1936年11月4日的第32期，查阅全部《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未见本文的（下）部分。本文作为《关于秋瑾的戏曲》一文中“第二篇”的部分内容，收入阿英《小说二谈》，第183—185页。见阿英《小说闲谈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阿英全集（第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382页。《琵琶行的戏文》刊载于1936年11月25日的第35期。以原题名收入阿英《小说二谈》，第188—191页。其中文章末尾页190最后一行“所谓《琵琵行》戏文，至此结束”之后删去原文“原作伤感的气氛，是反映的很弱。而且有因通俗化而更显着力量的地方”一句。见阿英《小说闲谈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8月）；《阿英全集（第7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7月）第386页。赵景深《外国人看中国戏》刊载于1936年5月13日的第7期。文章原题名收入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年8月）第289—291页。旅冈（卢豫冬，生卒年不详）《谈傀儡戏》刊载于周刊1936年5月20日的第8期。文章引文论述傀儡戏在中国的起源，同时引文叙述意大利、英国、捷克斯拉夫、苏联等国外傀儡戏情况。黄匀（生平不详）《花鼓戏的史料》刊载于1936年9月30日的第25期。文章引文论述花鼓戏若就近源说来，当由山歌蜕化而成，也即山歌的戏剧化。而在江浙一带流行的情况，引文说明它流传江浙一带始于乾隆年间，当无可疑。金性尧《关于王宝川和她的丈夫》刊载于1936年8月19日的第21期。文章叙述熊适逸先生将评剧《红鬃烈马》翻译成英文，改名《王宝川》在国外上演后，虽然产生了轰动，但是翻译后的剧情，失去了原意；并结合剧情内容，进行了分析评价，认为洪深先生评价正确，王宝川不是以代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女子的形象介绍到国外去。
嘣嘣戏、评剧研究 想阿宝（原姓名不详）《“嘣嘣”“落子”“评戏”》刊载于1936年4月15日的第3期。文章指出：阿英先生《嘣嘣戏杂说》一文对蹦蹦戏的评价很正确，同时根据实际调查进一步阐述了蹦蹦戏、落子、评戏的源起，以及相互间的关系。蹦蹦戏是如何产生、如何变化、如何分布、如何改革以及关于它本身的许多问题的论述，能使我们对蹦蹦戏有了明确的认识。阿英《跋“嘣嘣”“落子”“评戏”》刊载于1936年4月15日的第3期。文章指出：本期中“署名想阿宝的”《“嘣嘣”“落子”“评戏”》，正是我所期待的一篇，想也是读者们所共同期待的。有了这篇很实际的说明，我们对于嘣嘣戏可以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同时也就文章谈了三点看法。最后文章认为想阿宝的文章是这一阶段研究嘣嘣戏最好的一篇。同时也指出嘣嘣戏的音乐，希望能看到沙梅先生（姓名、生平不详）的研究文章发表。其中关于戏班子的组织、演员的生活、剧团的经济情形等，另有亦新先生（姓名，生平不详）的访问记。合此数篇，关于“嘣嘣戏”的早期戏曲史初步研究，有了相当的成果。《嘣嘣戏研究的小结束》刊载于1936年5月6日的第6期。文章指出，截止到《火炬通俗文学》刊载这篇文章时，所发表的关于嘣嘣戏的研究文章约有《嘣嘣戏杂说》（阿英）、《嘣嘣、落子、评戏》（想阿宝）、《跋“嘣嘣戏、落子、评戏”》（阿英）、《嘣嘣戏目》（赵景深）、《关于嘣嘣戏》（亦新）、《我亦来谈嘣嘣戏》（鲁男子）等，这些文章对于嘣嘣戏，大体上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较之李家瑞先生论述《嘣嘣戏考》的时代，研究上已经取得了若干成果，对于嘣嘣戏的起源、分布、组织、戏本、演技、音乐都一一有着论述。作者在总结这阶段的研究时，指出三点。赵景深《嘣嘣戏目（上、下）》刊载于1936年4月15日和5月6日的第3、6期，《嘣嘣戏目补》刊载于1936年5月20日的第8期，收集了当时所见蹦蹦戏目录，今已题名《蹦蹦戏目》收入赵景深著《中国戏曲丛谈》（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5月），第300—305页。鲁男子（原姓名不详）《我也谈谈蹦蹦戏》刊载于1936年4月29日的第5期。文章写到近期看到《大晚报》所刊登的关于蹦蹦戏的讨论，其中对阿英、想阿宝、赵景深、亦新等先生的文章，都有较详细的论述。然而对于有些似乎有误的论述，作者们能结合实地流传情况略述，在当时值得重视。最后文章认为蹦蹦戏，应该以写“嘣嘣”二字为正确。
俗文学资料 周作人（1885—1967）《关于〈广笑府〉》刊载于1936年4月3日的第1期。此文是周作人先生就赵景深先生《〈笑府〉》与〈广笑府〉》（《十日杂志》）一文阅后，回复赵先生的一封信。赵景深《所谓徐文长的〈谐史〉》刊载于1936年4月8日的第2期。文章引文论证从阿英处借的一本《刻徐文长先生秘集》，是坊间伪托徐文长的。《中国小说史料》（孔另境编）刊载于1936年11月4日的第32期，本文署名邹啸。陈子展（1898—1990）《〈一法通〉中之巧对》刊载于1936年5月27日的第9期。文章叙述《一法通》一卷，临湘吴懈著。因原书不易得，见者不多。文章介绍内容包含谚语、格言、古人隽语名句，以及世俗相传的名联巧对。谚语以流行于湖南方面的为多。叶德均《〈小说闲谈〉阿英著》刊载于1936年8月5日的第19期。文章指出中国通俗小说的研究，从事实的校订和摭录旧闻（如《小说丛考》等）到作者考证（如胡适的诸作），再到故事、版本演化的研究和书目提要的编纂（如郑振铎、孙楷第的著述），已有三个各不相同的阶段。现在的研究，大都是偏于最后的一类，也就是专致力第三阶段的工作。据作者所知，赵景深的《小说闲话》和阿英的《小说闲谈》两部书对于这阶段的研究，似乎是有较多贡献的。于是对于阿英的《小说闲谈》作了较详尽的评价。黄匀（生平不详）《〈说书小史〉》刊载于1936年9月30日的第26期。文章对1936年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说书专史——陈汝蘅著《说书小史》作了评介。金性尧《记〈小慧集〉》刊载于1936年10月21日的第30期，本文署名毛杆。文章论述所藏《小慧集》，十二卷，道光年间贮香主人辑集。这是继刘复于《语丝》谈该书之后介绍清代小曲及其早期曲谱书的文章。阿英《评〈中国小说史料〉（孔另境编）》（未完）刊载于1936年11月11日的第33期，本文署名德均，然而在《评〈中国小说史料〉（续）》（《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1936年12月9日的第37期，署名阿英，此二文著者如何确定，尚无把握，暂拟定著者为阿英。《〈庄谐丛录〉中之小说资料》刊载于1936年12月30日的第40期，本文署名李晦，即阿英。文章指出《庄谐丛录》二卷，醒醉生编，刊于清末，搜集当时的史料很多。最后说明《庄谐选录》有两种版本，后者较好，有不少增补。《一九三六年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刊载于第40期。
此外周刊还连载了嘿生（原姓名不详）的《通俗文学——汉奸列传》、《“不过是几幅旧画而已”请看三十年前之中国》（漫画）；施谊（孙师毅，1904—1966）歌曲《民族解放进行曲配合着永续不断之战斗精神的“链锁体”——一个歌曲新形式的试作》；绍洛（原姓名不详）《（版画）难民收容所（生之一）》；苏联人作的画《写了“四十年”的高尔基》。
总之，从以上《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40期刊载的俗文学研究文章，可见钱杏邨（阿英）先生虽然没有在俗文学研究上提出过重要的划时代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开创出新局面；也没有推翻或建立起某种文艺的新颖理论，产生惊世骇俗的效应。但是，从周刊所刊载的文章中是能够体会到他对于俗文学研究的重视以及编辑思想来源于对整个中国文学史“雅”与“俗”融会贯通相辅相成的理解，从而，扎扎实实地走着一条从事俗文学资料的搜集、评价整理之路。其间，周刊所刊布的俗文学研究成果，既能代表当时所处时代的研究水平，作出了一定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俗文学研究的开展。其实，他的学术编辑思想更多地形成于他将学术思想与编辑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由于其学术思想日趋成熟，而逐渐摆脱了过去以编纂史学为主流的研究传统，使俗文学研究也就呈现出了中国文学史研究逐渐转变时期的特点。这为其后的所谓“学院派”俗文学研究周刊的出现，似乎既是先导，也奠定了基础。
阿英在20世纪30年代主编《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时期，先后还整理编校和撰著过二十余部与俗文学相关的著作，（注：《模范游记文选》（四辑），署名：戴淑清，光明书局，1934年。
《青年创作辞曲》，署名：钱谦吾，光明书局，1934年。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署名：张若英，光明书局，1934年。
《晚明文学笔谈》，阿英，时代图书局，1934年。
《李卓吾尺牍全稿》，王英、王慎名编校，南强书局，1934年4月初版。
《李伯元评传》，阿英，生活书店，1934年。
《袁中郎尺牍全稿》，王英标点，南强书局，1934年。
《袁中郎全集》（全四卷），刘大杰编校，林语堂、阿英同阅，上海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9—12月出版。
《晚明小品总集选》，王英编校，南强书局，1935年1月初版。
《明人日记随笔选》，署名：王英编校，南强书局，1935年。
《现代十六家小品》，阿英编校，光明书局，1935年3月初版。
《庚子国变弹词》，阿英校、序，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8月初版。
《袁小修日记》，阿英校点，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9月初版。
《白苏斋类集》，明·袁宗道著，阿英校点，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2月初版。
《梅花草堂笔谈》，明·张大复著，阿英校点，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2月。
《唱经堂十子书汇稿》，清·金人瑞著，阿英校点，上海杂志公司，1935年12月。
《说明四十家小品集》，阿英编选，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
《西湖梦寻》，阿英校点，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3月。
《叶天廖四种》，叶绍袁著，阿英校点，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5月。
《晚清小品文库》（四辑），阿英编选，大江书局，1936年7月。
《小说闲谈》，阿英，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
《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卷，阿英编选，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7月。
《弹词小说评考》，阿英，中华书局，1937年2月。
《晚清小说史》，阿英，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
《中国俗文学研究》，阿英著，上海：中国联合出版公司，1944年初版。）更体现了他对俗文学的重视和研究的广泛。
三、结语
20世纪30年代《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的编辑出版，正处于中国俗文学作为专门研究学科的原创阶段；既富有先导性和初创性，又不免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发展状况影响的制约，自然凸现出一系列与社会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时代特点。
首先，《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贯彻了学术为本的学术思想，这一特征已由刊载的全部内容充分体现出来。学术性论文数量在所刊文章总量中所占比重很大，其整体形象显然与仅刊布通俗文学作品的报刊不同。其次，关于俗文学理论、话本、小说、地方戏、宝卷、歌谣、民间故事、调查报告等的研究论文是其重要内容，这既顺应时代的需要，详过去之所略，论述前人所未言，又在学术研究层面上推动俗文学研究的传播和发展，而在拓展中国文学研究新领域、引进新的研究方法方面为中国文学史新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史料和理论支持。实际上，《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一个传播途径和研究园地而存在和发展的。再次，刊载的俗文学研究文章较贴近现实，研究探讨实际问题者占有相当比例。“五四”之后是中国人文科学研究发生变革的转折时期，《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相应地发表了一些研究文章，讨论新文学的现实问题。这里，现实性与学术性交相为用，适宜养成学术“与流”风格。以上几点无疑对探讨俗文学于社会的贡献，以及中国近世新学术的发展，已给予了有益的历史启迪。
《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是专门研究俗文学，以周刊的形式创办的第一个学术刊物，对于中国俗文学科学的学科建设有着推动的作用。《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是一个类似于学院派精神（注：“所谓学院派精神不就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能顶住一切干扰、坚持贯彻唯真理是尊的精神吗？”见钱谷融：《京派文人：学院派的风采》序（高恒文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页。）的学术周刊，它应当是我国俗文学学科建立之时最早创刊的具有俗文学研究先导性的周刊，对此，俗文学研究的学术界可能有所共识。在《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之前，虽有其他编辑出版物间或载有俗文学内容，但他们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特性和局限性。如果说原创中的《大晚报·火炬通俗文学》周刊，对于俗文学研究因学术传统与新潮观念的差异而形成的体例等方面有尚未完备的缺憾，也正如赵景深先生指出：“这刊物与以后港、沪、平的‘俗文学’不同的地方，即在于它兼收通俗文学的作品，不是单纯提出遥远不可及的学者面孔”（注：见赵景深先生：《“朱自清先生和俗文学”——兼谈沪版俗文学刊物三种》，（北平，《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8期，1948年10月15日）。），那么，后来出版的“港字号”、“沪字号”、“平字号”等俗文学周刊，却弥补了它的不足之处，得到了极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