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想象与获益动机——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萨克斯坦论文,地缘论文,丝绸之路论文,动机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3年9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倡导欧亚各国协同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他看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各国需要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联系，最终“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新领导集体尝试衔接国内(主要是中国西部)发展战略与中国周边外交(主要是中亚)战略的一种体现。在这一构想中，中亚国家既是中国西部的毗邻地区，又是中国联系欧洲的中转地区，中亚国家的双重地位，决定了“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②因此需要考察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中国在其中作用的认知。而迄今学界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拟对哈萨克斯坦如何认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哈萨克斯坦，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习近平是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显然，习近平预期这一构想会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一定的认同与支持。而哈萨克斯坦到底如何看待这一构想，以及对这一构想的可能参与程度，值得做进一步的分析。第二，哈萨克斯坦地理位置重要，不仅是古丝绸之路沿线上的重要国家，而且也是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自中国向西拓展的第一站。第三，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而且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良好，在中亚地区事务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态度，对其他中亚四国有一定的示范效应。第四，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美国、中国等域外大国的关系都不错，在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前，俄罗斯与美国均各自提出了整合中亚地区的倡议(前者的“欧亚联盟”构想，后者的“新丝绸之路”战略)，对这些倡议哈萨克斯坦均表示有意参与。在这种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参与并不是既定的，而需要跟踪观察。第五，哈萨克斯坦在中国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中国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哈最大的贸易伙伴，且中哈贸易额占到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总额的近70％。③这些因素说明，在分析和评估中亚五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参与程度时，选择哈萨克斯坦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下文将分三个方面讨论哈萨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及中国在其中作用的认知。首先介绍评估哈萨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参与程度的两种视角，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哈地缘政治想象的契合程度以及这一构想能否满足哈开展对外交往的获益动机；然后基于这两种视角，分析哈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构想的基础及其参与限度的原因；最后总结本文的发现。需要强调，对哈萨克斯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评估，并不完全适用于其他中亚国家。中亚五国虽然同属中亚地区，但各国在独立以来的二十多年里展示出越来越明显的差异，包括各国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身份、外交政策取向等均有所不同，④而且各国在水资源分配、领土划界、地区领导权争夺等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矛盾。当然，尽管本文的结论有局限性，但本文或许提供了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分析视角。 一、评估哈萨克斯坦参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两个视角 在评估哈萨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可能参与程度时，可以选取哈对这一构想的认同程度及其可能获得的物质收益或损失这两个角度展开。前者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相关参与国家与参与方所持有的地缘政治想象(geopolitical imagination)相契合的程度，⑤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哈对这一构想及对中国的认同；而后者则牵涉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可能带来的客观收益与损失，主要涉及哈在开展对外交往时的功利性考虑。地缘政治想象属于规范或认知层面，而功利性考虑则属于工具性层面。国家在开展对外活动时对这两个方面的考虑，类似詹姆斯·马奇与约翰·奥尔森所称的“适当性逻辑”与“后果性逻辑”。前者主要是指国际行为体接受规范或规则的正当性而据此开展行动的现象，而后者是根据对某一行为或现象进行收益—成本的权衡而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⑥哈的对外交往活动，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两个层面考虑的影响。 由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尚处于拟议阶段，目前并未出台和形成明确的规则，因此，本文选择考察哈地缘政治想象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契合程度，而不是其对外行为中的“适当性逻辑”。当然，除了地缘政治想象和获益动机，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展开分析和讨论，比如哈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哈国内发展形势的需要、上海合作组织在促进其成员国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等等。 (一)地缘政治想象 “地缘政治想象”是批判地缘政治学家提出的一个术语，指国家如何想象世界政治的性质、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以及如何管理本国的内部事务。这一概念衍生于约翰·阿格纽提出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一词。在《地缘政治学：世界的再现》一书中，阿格纽对现代地缘政治想象的产生及其流变做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现代地缘政治想象具有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将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将世界区分为“先进的”或“落后的”地区；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世界政治由不同国家追求首要地位而展开。⑦他认为，现代地缘政治想象源自16世纪的欧洲，随着欧洲在全世界的殖民而广泛流传开来。目前世界各国已普遍接受这种现代地缘政治想象。与此同时，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比如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上升，国家之间信息、人员、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广泛流动，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想象正在经历重构，从而导致以国家内部与外部僵硬划分为特征的现代地缘政治想象面临一定的挑战，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逐渐“被概念化为各国加速或阻碍各种全球因素流动(global flowmations)的能力加以界定”。⑧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挑战了人们对国家领土和边界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也强化了人们对本土的依恋和认同。传统地缘政治学强调以国家为中心，集中研究主要强国地缘政治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权力关系，批判地缘政治学更加强调差异、多元性、反抗等概念，并以此来思考空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⑨在此背景下，“现代地缘政治想象”这一专有词汇，也逐渐演变为表征国际行为体对世界政治和自身在全球、地区空间中的多元化想象。 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与该国设定的国家身份密切相关。它限定了该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处的位置，以及根据其有关世界政治性质的理解而使这种身份得到承认所采取的手段，并可以通过国务活动家的言说、大众媒体对本国和国际事务的报道、研究者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等活动展示出来。尤其是国务活动家对本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和位置的论述，往往是该国地缘政治想象最具权威性的表达。尽管国家身份可以是多重的，但由于其地理位置不会改变，因此，分析一国国务活动家及其民众的地缘政治想象，成为分析该国国家身份与外交政策的一种有效途径。俄罗斯历史悠久的“欧亚主义”意识形态，就为俄罗斯政治家和相关国内政治行为体(如地方各州州长)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地缘政治想象。⑩根据这种想象，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俄罗斯既具有欧洲文明的特征，同时又具有亚洲文明的特性，从而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据着一个既可以面向欧洲、又可以面向东方的政治空间。这种兼顾东西的地缘政治想象，进而影响到俄罗斯对自身国家身份的界定及其外交政策的制定。作为主权国家的哈萨克斯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均在积极构建和调整本国的地缘政治想象。加上哈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获得主权国家的地位，与俄罗斯千丝万缕的联系，国内近一半的非主体民族人口，国内部族势力的相互牵制，中亚地区局势的复杂性，独立之前并无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等现实，决定了哈将地缘政治想象的明晰和国家身份的建构视为一项攸关国家生存的重大事业。(11) 地缘政治想象虽然与国家身份密切相关，在某些时刻两者甚至可以互换，然而两者也有重要的区别。例如，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国家身份，虽然也是俄罗斯精英和大众的一种地缘政治想象，不过其依据更多地源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外交实践与实力地位；而俄罗斯作为一个欧亚国家的国家身份，则明显与俄罗斯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再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中国与俄罗斯均属于其“内圈”国家，而美国则属于其“外圈”国家。(12)乌将美定位为一个“外圈”国家，除了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两国的地理距离也是重要原因。当然，地理位置的远近，并非一国针对另一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乌兹别克斯坦毗邻阿富汗，然而，在乌精英和大众的地缘政治想象中，阿富汗更多的是一个“他者”，因此从心理上疏远阿富汗，而不是与之发展密切的关系。(13)由此可见，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的确会对该国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但最为关键的仍然是该国政治精英与大众针对本国所处位置及与其他国家之间距离所持的地缘政治想象。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能否得到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认同和参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各国地缘政治想象的契合程度。 (二)获益动机 哈萨克斯坦是否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还涉及该构想能否给哈带来实际的物质收益。中亚国家不是域外大国在中亚地区开展“新大博弈”(New Great Game)的被动应对者，它们同样是国际事务的积极参与者。中亚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获得物质收益的动机与各国追求良好国际形象的动机同等重要。对于外部大国介入中亚地区事务带来的收益和可能产生的成本，中亚国家均会予以仔细权衡。尽管也会出现形势误判的情况，导致对外交往威胁到当权精英的统治或蒙受物质损失，(14)不过整体而言，中亚国家均能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从而获得丰厚的收益。 哈萨克斯坦奉行一种“多角度主义”(multi-vectorism)的外交政策，同样有以此获利的考虑。“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在哈萨克斯坦具有广泛的影响，是哈“多角度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撑，并为哈与所有域外大国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合法性和可行性基础。“欧亚主义”对哈萨克斯坦做了既需面向亚洲又需面向欧洲的定位，要求哈不得疏远任何一个域外大国，而是积极与其互动以获利，这就是所谓的“多角度主义”。(15)鲁埃尔·汉克斯认为，哈萨克斯坦自独立以来并未显著偏离这一外交政策，只是在强调重点上偶尔有变。(16)著名哈萨克斯坦问题研究者萨利·卡明斯则指出，哈萨克斯坦的多角度外交政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它致力于与所有方向的国家进行合作；(2)精英们强调与俄罗斯的关系优先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希望与俄罗斯发展一种特殊关系；(3)哈表达了加入国际经济共同体的意愿，优先加强经济安全；(4)哈致力于加入一系列安全机制，不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17)可见，除了追求国际威望与国际声誉，哈萨克斯坦还希望通过奉行“多角度主义”外交政策实现另两个目标，即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主要是指维护哈萨克斯坦主权与领土完整。在独立初期，哈主体民族的人口数量甚至不足50％，而哈北部各州则主要由俄罗斯人构成。再加上当时俄罗斯国内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希望将哈北部各州纳入俄罗斯版图，因此，哈希望通过开展对外交往来缓和俄罗斯带来的压力。随着哈俄关系的发展，21世纪以来哈国内主体民族已经远超斯拉夫人口，其领土安全已不再面临重大的国际威胁。而获得外来投资以开发哈丰富的能源资源，就构成哈追求多角度外交政策的重要动因。 尽管宣称全面发展与世界各地区和各大国的友好关系，不过在特定时刻，哈萨克斯坦选择的优先合作伙伴是不同的，而选择的标准则在于这种关系能让哈萨克斯坦获得多少收益。独立之初，哈宣布有意遵循土耳其模式，并强调哈的突厥根源。哈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除了作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构成哈拉近与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的渠道，土耳其当初做出的慷慨援助承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土耳其未能履行其承诺，哈随即改变其外交政策取向。“坦白地说，哈萨克斯坦对于安卡拉以泛突厥主义、突厥团结为名要求承认土耳其为老大哥感到被戏弄，因此这种关系很快就无疾而终。”(18)当意识到发展与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带来丰厚的投资，哈便开始强调其地缘政治想象中与亚洲国家的亲缘性，以及其政权与亚洲价值观的契合。(19)与此同时，哈萨克斯坦还积极发展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参与由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发起成立的经济合作组织，并以哈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来论证这种政策的合法性。“欧亚主义”为哈萨克斯坦奉行“多角度”外交政策提供了丰富的行动空间，然而，哈对物质收益的渴求，不仅使其外交政策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特征，而且还使“欧亚主义”成为哈论证其漂浮不定外交政策取向的托词。“多角度外交政策具有内在的矛盾……整体印象是哈萨克斯坦漂浮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而不是嵌入在两者之间。”(20) 二、哈萨克斯坦支持和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基础 到目前为止，哈萨克斯坦官方与媒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构想表示欢迎，并且表达了参与的意愿。(21)本文认为，哈目前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所作的表态，可以从这一构想契合其地缘政治想象以及收益预期这两个方面得到说明。在此先就哈萨克斯坦精英尤其是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有关内政与外交政策的重要表述，对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想象展开讨论，哈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留待后文专做分析。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契合哈萨克斯坦精英的地缘政治想象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契合哈萨克斯坦关于自身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及欧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22)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有所不同，哈萨克斯坦不仅经常提及“丝绸之路”的概念并强调哈在古丝绸之路时期所扮演的积极角色，而且发展出一种“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这种想象对哈精英和民众的影响比“丝绸之路”的想象更为突出。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对本国处于欧洲、中东与亚洲三大区域之间的地理位置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经常将哈视为一个“欧亚”国家。(23)基于独立二十多年来较为成功的经济转型，哈不大情愿与其他中亚四国并列。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哈萨克斯坦就致力于发展一种有别于其他四个中亚国家而接近于俄罗斯、乌克兰等斯拉夫国家的地缘政治身份，而“欧亚主义”恰好契合哈的这种需求。(24)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位于欧洲地区，进一步为哈接受和阐发“欧亚主义”提供了地理基础。纳扎尔巴耶夫甚至认为，“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是哈领土分布最自然不过的结果。 欧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贯穿了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在提议解散苏联、成立独联体的过程中，纳扎尔巴耶夫强烈反对在前苏联地区成立纯粹的斯拉夫联盟，他认为建立在族群基础上的联盟具有明确的排他性，不仅可能威胁到哈的领土完整，而且有悖于哈自身作为一个欧亚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25)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提议前苏联国家组建一个欧亚联盟，以替代效率低下的独联体。只因其他成员国没有做出回应，只得作罢。(26)1997年，在《2030年的哈萨克斯坦》这一纲领性文件中，纳扎尔巴耶夫对哈为何要坚持一种“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做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该文件指出，“欧亚主义”“源自我们处于欧亚地区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全球过程，将这一要素提升为一个关键的因素。我们的祖先，作为统一突厥家族中的一员，利用这一重要的战略因素以获利：沿着辉煌的丝绸之路，他们在欧洲与亚洲国家之间组成了一条宽阔的贸易走廊。今天，在世界共同体的帮助下，我们开始致力于通过与我们地区的其他国家合作以恢复丝绸之路……我提出并阐述了欧亚主义的理念，我相信，它拥有一种战略性的未来。”(27)可以看出，哈萨克斯坦“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源于其地理位置，追溯到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如此，哈还致力于复苏这一古老的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通道。(28) 习近平选择在哈萨克斯坦首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对纳扎尔巴耶夫关于哈的地缘政治想象作出了直接的肯定与呼应。因此并不奇怪，丝绸之路经济带得到了哈媒体和国际问题专家的积极回应。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倡丝绸之路经济带，还进一步满足了哈渴望获得大国承认的心理需要。与其他中亚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更为关注自身的国际声誉。(29)为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与声誉，哈还希望与乌兹别克斯坦争夺中亚的地区领导权，这一欲求甚至让哈变得有些偏执。正如乌国际问题专家法尔霍德·托利波夫所指出：“关于领导权问题，存在一个奇怪的事实。乌兹别克斯坦的关键角色在所有那些访问过该地区或塔什干的官员中都得到强调，然而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或学者自己却并不真正提及他们的领导权。在哈萨克斯坦情形刚好相反，官方和政治分析家不停地讨论阿斯塔纳在中亚地区神话般的领导权，然而西方专家——包括政府和非政府的——在此问题上保持沉默。”(30)毫无疑问，在美国不愿承认哈萨克斯坦地区领导者身份的背景下，中国国家元首选择在以其总统姓氏命名的大学首先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至少意味着中国承认哈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不可或缺的国家。 然而，还需关注哈萨克斯坦“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想象的其他面向，这为哈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留下了疑问。纳扎尔巴耶夫受到俄罗斯著名地缘政治学家、“欧亚主义”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古米廖夫的重要影响，(31)而且与当前俄罗斯“欧亚主义”倡导者亚历山大·杜金过从甚密。(32)因此，哈萨克斯坦的“欧亚主义”与俄罗斯的“欧亚主义”有明显的继承性。哈萨克斯坦一方面强调与亚洲国家之间的亲缘性，另一方面突出与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之间的“血肉联系”。然而，哈精英对于“欧亚主义”的理解与俄精英的理解仍有一定的差别，它构成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33)在俄罗斯，欧亚主义者往往与西方化者相对应，前者认为俄罗斯的未来及其主要利益不在欧洲或西方，而是在东方或亚洲；而“欧亚主义”在“哈萨克斯坦刚好相反，欧亚主义者的理想是一种西方倾向的观念……对于作为亚洲国家的哈萨克斯坦来说，欧亚主义的理想不是一个反对哈萨克斯坦接近欧洲的概念；相反，它表达了一个非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理想和现实上接近欧洲的愿望”。(34)哈对于欧洲国家的向往，在其2008年发布的文件《通往欧洲之路》和积极申办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峰会等事件中表露无遗。 因此，尽管主张在东方与西方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立场，但哈萨克斯坦首先期待的仍是融入欧洲。其中，俄罗斯是哈首要的合作伙伴、主要的认同对象，因为俄罗斯被哈视为欧洲文明的代表，也是通往欧洲的载体和中转站。根据研究，在国家身份方面，哈萨克斯坦明确将俄罗斯视为首要的参考群体。(35)如此一来，哈萨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同与参与，不可避免受到俄罗斯提出的相关合作倡议的竞争。如2011年11月，时任俄罗斯总理普京为再次竞选总统，提出了一个整合前苏联国家的新倡议——欧亚联盟，而该倡议其实哈在1994年就已提出。鉴于其“欧亚主义”中的亲俄倾向，哈萨克斯坦积极回应普京的“欧亚联盟”倡议最自然不过。(36)而如此一来，哈萨克斯坦就面临一种选择，即优先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还是优先参与欧亚联盟框架下的合作。尽管这两个倡议并不必然相互排斥，然而，两者的整合方向存在一定的差异：丝绸之路经济带致力于恢复亚洲与欧洲之间的贸易通道，而欧亚联盟具有明确的排他性，其整合的对象是前苏联国家(至今只有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三国)。中国期待俄罗斯参与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但俄对这一构想的态度并不明朗，在此背景下，哈如何权衡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能为哈萨克斯坦带来可观的物质收益 在哈萨克斯坦“多角度”外交政策中，中国拥有一个重要位置。1992年5月，纳扎尔巴耶夫在该国一家主流报纸上发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主权政府的形成与发展战略》一文，为哈后来的外交政策勾勒了整体框架。据此，哈致力于发展与世界几个关键地区和关键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独联体国家、欧洲、亚洲、北美与太平洋地区这五个地区被确认为对哈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则被确立为三个攸关哈未来的关键合作伙伴。(37)哈萨克斯坦看重中国，除了中哈互为邻国之外，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哈可能效仿的发展模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94年李鹏访问中亚国家后，中国能源公司积极介入哈萨克斯坦油气资源的开发，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发展很快。目前，中哈关系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双方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在能源、交通、贸易、文化交流、安全等问题上展开广泛合作。 这种发展主要是基于中哈贸易能为哈萨克斯坦提供大量的收益。2011年2月21—23日，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访华，双方签署了多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协定，其中包括：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国家财富基金提供17亿美元的贷款；双方签署合同，哈方为期十年向中方供应5.5万吨铀，市价超过80亿美元；中方给予哈方50亿美元能源基础设施项目贷款；中方为哈建设一家石化产品复合体，提供50亿美元贷款；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开发乌里赫套气田；中方为哈建设和更新各种水电站和其他电站提供援助；中方与哈方合作开采伊尔科尔铀矿；中方为哈建设核电厂提供技术支持；建设从哈西部肯基亚克油气田抵达中国阿拉山口的天然气管线；中方帮助哈建设从阿斯塔纳到阿拉木图的高铁；建设一所哈中大学。(38)上述项目涵盖交通、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范围广泛，合同金额巨大，均保障了哈对与中国合作的兴趣。 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再次为哈带去金额可观、收益丰厚的多个合作项目。其中包括：双方签署合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50亿美元从美国康菲国际石油有限公司手中收购哈萨克斯坦最大油田——卡沙甘油田——8.4％的股份；(39)双方签署开通别依涅乌—鲍佐依—希姆肯特天然气管线第一阶段的合同；此外，双方还签署了价值高达300亿美元的合同。加上中国与其他中亚三国——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所签署的合作协议，习近平此行共向中亚四国提供了超过480亿美元的投资和贷款协定。中国向中亚四国投入之巨，有研究者便将“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称为中国针对中亚地区实施的“马歇尔计划”。(40)面临如此丰富的获益前景，中亚国家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表示欢迎再正常不过了。甚至有西方学者指出，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在哈外交政策中已经赢得了一种比俄罗斯更受欢迎的地位，并断言“如果不出现大的军事或地缘政治变动使阿斯塔纳接近莫斯科，那么，仅仅是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就会导致中国这一边将很有可能主导哈萨克斯坦真正的外交政策，无论哈与其他国家签署多少合作协定”。(41) 这里着重讨论一下“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给哈完善其道路系统可能带来的具体收益。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中，道路联通是其关键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政策沟通的内容，更是实现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础。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走廊的具体路线尚不明确，但上合组织拟议中的圣彼得堡—连云港通道很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条主要干线。(42)通过这条通道，大致可以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大通道对沿途各国的发展所能带来的收益。圣彼得堡—连云港通道又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跨境公路，总里程为8445公里，其中俄罗斯境内总计2233公里，哈萨克斯坦境内2787公里，中国境内3425公里。目前，中国通往圣彼得堡的贸易主要经过两条线路进行，一条是陆路，即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平均需耗时14天，运输成本较高；另一条线路由海路经苏伊士运河抵达圣彼得堡，尽管成本较低，但耗时约为陆路的3倍(约45天)。而圣彼得堡—连云港通道一旦建成，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大大缩短运输时间(约为10天)。(43)尽管上合组织并未正式就此签署协议，但纳扎尔巴耶夫对此通道寄予厚望，誉为“世纪建设”。该通道一旦建成，哈将可以搭上中欧贸易的顺风车，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过境费，而且可为处于内陆地区的哈萨克斯坦提供更为便利的对外贸易渠道。同等重要的是，圣彼得堡—连云港通道契合了哈萨克斯坦作为欧亚地区中心地带的地缘政治想象：“哈萨克斯坦可以承担欧洲、亚太与南亚经济区之间的一种互通互联、一种洲际经济桥梁的功能”。(44) 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还可以有效促进哈国内交通条件的改善。圣彼得堡—连云港通道可以贯通哈许多地区，如阿克套、克孜勒奥尔达、希姆肯特、塔拉兹、科尔泰与阿拉木图，有助于哈国内的交通互联和对外联系，促进这些地区特别是西部阿克套与南部希姆肯特等欠发达地区的快速发展。然而，圣彼得堡—连云港通道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2787公里通道建设仍需大量资金投入，估计其建设成本约为56亿美元，(45)这笔资金对哈而言并非小数。尽管哈正与国际金融机构洽谈贷款事宜，但在中国倡导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背景下，哈预期中国能为其提供重要帮助。不仅如此，哈还期望与中国就改善其国内整体交通网进行合作。根据2006年拟定的交通战略，哈计划到2015年实现以下目标：建设1600公里铁路，使2700公里铁路实现电气化；建设或改建5万公里公路，并实现机场设施的现代化；发展国家商业船队及其港口设施。据此，哈原拟启动八个大型项目，所需投资高达300亿美元。(46)尽管通过出口能源资源尤其是石油，哈经济形势持续好转，然而，哈独立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尚需资金投入，落实上述交通战略面临严峻的压力。在此背景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无疑契合哈萨克斯坦希望建设和修复其公路网络的需要，并为此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这方面来看，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都会欢迎并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因为预期中国会为欧亚国家之间的“道路联通”注入资源，为本国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至于吉尔吉斯斯坦2013年12月宣布退出中—吉—乌铁路建设，并不意味着吉拒绝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其主要原因或许是吉更希望建设贯通吉南部与北部的铁路而不是东西向的铁路。(47)可以预见，如果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实现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投入资源，出于发展本国经济和加强与中国、欧洲国家之间关系等考虑，中亚国家均会支持，哈萨克斯坦自然也不例外。 三、哈萨克斯坦对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疑虑 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想象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物质收益，为哈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提供了理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哈在参与过程中没有自己的考虑，对其中某些建议有所保留甚至反对。事实上，有选择地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获取收益，但并不认同这一构想，是哈很有可能出现的态度。如何评估哈萨克斯坦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产生的疑惑？本文认为，对此同样可以从哈地缘政治想象及物质收益预期两个角度进行考察。鉴于迄今中国只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的主要方向和政治原则，尚未提出具体的执行方案、资源投入、工作重点，本文尝试通过考察哈对当前中哈关系的认知做出初步判断。 (一)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地缘政治想象的模糊 批判地缘政治学者已经注意到，精英与大众的地缘政治想象存在一定的差距。(48)尽管哈萨克斯坦精英一般都接受纳扎尔巴耶夫“欧亚主义”的地缘政治想象以及中国在这种想象中的定位，(49)但哈大众对中国的想象可能有所不同，而大众的想象对于哈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及中哈关系的发展前景具有潜在的长期影响。 经过二十多年，中哈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为积极的认知结果，中国在哈精英和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大幅改善。1995—1996年间，对哈萨克斯坦六个地区各个族群的舆论调查显示，哈国内50.8％的哈萨克人和43.6％的俄罗斯人害怕中国。(50)数据显示，独立之初的哈萨克斯坦因受到中国与苏联长期敌对的影响，对中国更加生分，其民众对中国抱有一种威胁认知。而随着中哈关系的发展，中哈各方面合作的展开，哈民众对中国的威胁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年轻人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总部位于阿拉木图的中亚社会与市场调查署2012年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2％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前往中国留学，1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他们子女这样做，而13％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在哈接受汉学教育，16％的受访者愿意其子女接受这种教育。(51)这充分说明双方关系的发展有效改善了中国在哈的形象，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做了良好的铺垫。 然而，哈精英与部分民众对中国持积极看法，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拥有积极认同。事实上，无论是哈精英还是大众，仍对中国有所顾忌。例如，以前哈首都位于阿拉木图，1994年纳扎尔巴耶夫宣布将首都迁往阿克莫拉——后改名为阿斯塔纳(Астана，在哈语中即为“首都”之意)。对于哈迁都的原因，有人认为是阿拉木图离中国太近，在哈独立之初中哈关系并不亲密的背景下，迁都是哈出于维护国家安全所做的战略决策。尽管这一原因从未得到哈官方的承认，但却在哈民间广为流传，并得到国外学术界的指认。(52)娜塔莉·科赫2009年6月至2011年7月间对1223名哈萨克斯坦人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被问及迁都的首要原因时，防范外部入侵仅被提及65次，远远低于阿拉木图处于地震区、阿斯塔纳所处的中心位置、阿拉木图城市空间受限、哈的部族政治、防范俄罗斯的分离主义等原因被提及的次数。然而，当受访者被问及所谓的“外部威胁”来自何方时，中国被提及52次，占提及这一问题的80％；受访者被问及哈境内各地区是否存在安全隐忧时，有117人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其中，108名受访者给出了这些地区的威胁来源，但只有2人认为威胁来源在于“与中国接壤”。(53)可见，一方面，中国被哈民众视为可能的威胁，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太明确中国造成威胁的程度。这一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在哈民众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具有一个较为模糊的印象。 哈萨克斯坦民众对中国威胁认知的模糊性，契合哈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如在科赫调查的1223名受访者中，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受访者为311人(占样本数的25.2％)，持消极看法的为234人(占19％)，另有688人(占55.8％)对中国的看法比较中立。(54)由此可见，中哈关系的快速发展并未带来哈民众对中国形象的积极认知。尽管中国在哈的形象并不是非常糟糕，然而，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即使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哈民众也不愿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支持。科赫在哈各地区做过由5—8名参与者参加的焦点群体访谈，结果发现，尽管某些参与者对中国持比较积极的态度，然而在讨论过程中遇到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参与者时，面对后者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前者往往并不愿意通过分享他们对中国的积极认知、感受来批驳对方。由此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访谈群体多由批评者主导。(55)这种现象虽然与对中国持积极看法的参与者面临其他参与者的压力有关，但与整个政治氛围——哈国内亲俄情绪比较浓厚——更为相关。焦点群体参与者对中国持批评态度，其原因包括：认为中美开展的全球性竞争可能影响地区稳定，认为中国在哈影响的扩大使哈面临中国化的风险，担心中国商品的进入导致哈就业机会减少，认为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中国人移民哈萨克斯坦，忧虑哈形成对中国的政治依附等。(56)上述忧虑大多并非客观存在，然而它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哈关系快速发展与哈民众对中国认知之间的反差。 与哈民众对中国的模糊态度不同，俄罗斯在哈民众中间具有非常积极的形象。哈官方倾向于将莫斯科视为更紧密的安全合作伙伴，(57)而哈民众则普遍亲近俄罗斯。基于相似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联系，这种亲近感在哈独立二十多年来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与对中国整体持一种模糊意象不同，哈民众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想象比较积极(见表-1)。两相对照，这种反差很有可能影响到哈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的热情。
(二)哈萨克斯坦对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利益受损的担心 如上所述，鉴于中哈关系近年来的积极发展，以致国外有观察家认为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有可能超过俄罗斯。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哈民众对俄罗斯的亲近感客观上可能妨碍中哈关系的进一步提升，而在对外交往中的获利动机意味着哈将长期坚持“多角度主义”外交政策，避免对其他国家过分亲近，当然俄罗斯除外。事实上，中国近年在哈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提升，仅仅只是其他因素带来的一种结果，并非全由中国中亚政策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西方国家不愿意投资哈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对哈将其能源出口多元化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等等。一旦这些因素发生变化，不能排除哈中关系出现波动。 众所周知，最早介入哈萨克斯坦石油资源开发领域的是西方石油公司，如美国的雪佛龙公司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尝试与苏联合作开采里海能源。苏联解体后，雪佛龙公司随即与哈萨克斯坦开展相关谈判，并与纳扎尔巴耶夫政府于1992年签署了开发田吉兹油田的相关合同。(58)自此，大量西方石油公司入哈开采石油，它们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为当时渴求外来投资的哈萨克斯坦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机遇。然而，哈政府开始意识到能源资源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且发现原来签署的合作协议更有利于能源公司，遂逐渐改变对西方能源公司的态度。从2005年开始，哈政府要求其国有企业——哈萨克斯坦油气公司——在有外资参与的油田开发项目中必须拥有不少于50％的股份，合同必须包含不能对哈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条款等。(59)与此同时，哈逐渐加大了与中国、印度等进行能源合作的力度。(60)更令哈不满的是，尽管哈迫切需要资金和技术以改善其基础设施，然而西方能源开发公司并不愿意支持哈国内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61)而中国能源公司则不同。中国致力于构建复苏丝绸之路，而帮助哈兴建或修复其基础设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因此中国能够部分满足哈完善其国内基础设施的需要。在这一背景下，不仅中哈能源合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动力，(62)同时也带来了中哈关系的整体提升。然而如果西方能源公司改变态度和做法，对哈基建项目提供资助，中哈能源合作就难以保持目前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一中哈关系的优势条件也可能生变。 中哈关系的提升，也与哈萨克斯坦希望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有关。苏联解体之后，出于增强本国外交独立性的考虑，哈早在独立初期即积极开发多条能源输出路线，以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分依附。而俄罗斯利用能源对乌克兰等国进行制裁，进一步促使哈将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作为本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议题。(63)中国作为哈东部邻国迫切需要进口能源资源以保障经济发展的事实，对于哈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具有重要意义。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分依赖，与中国在能源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不仅有助于哈经济发展和政治自主性的提高，而且还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即摆脱过去被俄罗斯殖民的历史。(64)尽管哈萨克斯坦精英与民众整体而言对俄罗斯具有亲近感，但随着哈国家独立，哈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和民众基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解读与俄罗斯的关系，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具有去殖民化的部分效应。(65)如2013年，哈萨克斯坦一方面削减了与俄罗斯的油气贸易额，并于6月宣布将禁止使用来自俄罗斯鄂木斯克炼油厂的沥青；另一方面又于9月与中国签署相关协议，增加出口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总量，还向中国出售卡沙甘油田的股份。(66)这些举动尽管令俄罗斯不快，但正是哈为实现能源出口多元化而采取的举措。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哈关系才被认为有可能超过哈俄关系。然而，这种判断存在明显的问题，即忽视了哈萨克斯坦执行“多角度主义”政策以获利的动机。尽管哈目前与中国关系发展良好，但出于平衡俄罗斯、中国、美国等国关系的考虑，哈避免与特定国家形成过于密切的关系；即使要优先发展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关系，那这个国家也是俄罗斯而不可能是中国。正如2006年时任哈副外长、现任哈总理的卡里姆·马西莫夫表示，俄罗斯是哈的第一位伙伴，中国居第二，美国第三。(67)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哈视俄为其优先的外交政策合作伙伴的排序不会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哈地缘政治想象为哈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提供了基础，然而哈精英与民众对中国经济优势存在一定的担心。正如纳扎尔巴耶夫强调，在复兴古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哈萨克斯坦不应重复过去沦为殖民地的“暴力”或“悲伤”的历史，也不希望哈成为一个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材料的地区。(68)尽管此番表态并非针对与中国的合作，然而，明辨哈与中国合作时的疑虑，可为明了哈支持新丝绸之路构建的限度提供一些启示。 的确，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就，甚至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引起了中亚国家的广泛兴趣，(69)然而，与中国合作同时也引发了中亚国家精英与民众对中国的一些疑虑。哈民众认为，与中国的合作有利于中国拓展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而中国商品相对于哈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将有可能使哈沦为中国商品的倾销地。(70)因此，尽管中哈签署了许多合作协定，然而“它们往往遭到地方社区或商人的反对、恐惧甚至拒绝，从而导致这些协定未能得到有效落实”。因此，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合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即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以及中国更多地渗透到该地区，当地政府和商业协会认为中国主导这些小国的可能性也在提高”。(71)在某些国外学者看来，中国积极支持中亚国家发展交通和能源管线等基础设施，的确为中亚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不过相对于中国商品涌入中亚国家及该地区更多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中国，这种收益并不算丰厚，而且更利于中国而不是中亚国家。(72)2006年哈发生了一次有议员参加的抗议活动，抗议者认为中国对哈能源领域的参与威胁到了哈国家利益，要求政府限制中国能源公司对哈能源项目的控股权不能超过40％。(73)此外，有关哈将向中国农民出租部分耕地的消息，尽管不是事实，却被反复炒作，并引发了哈部分精英和公众的不满。(74) 尽管中哈关系整体发展平稳，尽管哈民众的担忧并不一定符合事实，但这些担心无疑给中哈关系的长远发展投下了阴影。国内媒体常对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关系的积极方面予以报道，哈国内却不讳言对与中国合作的担心，如中国公司在与哈进行经济合作时，往往从国内招募劳工，这种现象被哈民众认为有损于哈就业市场的健康发展，减少了哈就业机会，进而怀疑中国帮助哈实现国家发展的诚意。(75)哈学者叶莲娜·萨多夫斯卡娅曾于2007年5月对哈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向哈移民的认知做过一次较为深入的研究，试图了解哈民众对有关中国移民的认知，是否担心丝绸之路变成一条“荆棘之路”(thorny road)。其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受访者是否意识到中国移民的存在，对中国移民原因的认知，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当前中国社会生活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对中国移民的态度(见表-2、表-3)。(76)
调查结果显示，哈民众对中国移民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这也契合科赫关于哈民众对整个中国认知状况的调查结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陌生，哈民众对中国移民存在诸多误解，用萨多夫卡娅的话来说即“迷思”，包括“大量汉族人移民哈萨克斯坦”、“大量中国移民获得了哈萨克斯坦公民身份”、“中国人大肆购买不动产”、“中国人与哈萨克斯坦通婚现象日益普遍”等。尽管哈官方明确表示这些结论远非事实，然而仍有不少民众对此坚信不疑。(77)在哈民众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并对中国人存在诸多迷思的情况下，如何使丝绸之路成为一条合作之路而不是一条“荆棘之路”，是中国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过程中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尽管中国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及双边关系，积极推进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然而由于双方在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加之哈无力执行相关交流项目，双方的互信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78) 四、结论 国内学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持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然而这种判断往往忽视哈萨克斯坦精英与民众对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并不仅仅存在于哈萨克斯坦，在其他中亚国家也存在。本文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是否契合哈萨克斯坦的地缘政治想象以及哈能否从中获益两个角度，考察了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的可能参与程度。从哈精英倡导的“欧亚主义”地缘政治想象以及对丝绸之路在哈历史过程中重要性的强调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无疑契合哈地缘政治想象，为哈支持并积极参与这一构想提供了思想基础；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强调实现欧亚各国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个方面的内容来看，它同样能为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哈提供重要支持，契合哈希望通过对外交往获得物质收益的心理。就此而言，哈有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然而，哈大众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哈部分人士对目前中哈关系的消极认知，为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长期参与和认同投下了阴影。因为在哈大众的地缘政治想象中，中国占据着一种相对模糊的位置，远不如哈民众对俄罗斯的亲近，而且哈国内存在一种中哈合作更有利于中国而不是哈萨克斯坦的认知。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正式实施，欧亚国家之间将会出现越来越多、越来越迅速的商品、人员、资金、技术、服务等要素的流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只能采取相关措施，通过这一构想向哈提供更多的物质收益，既满足哈精英与民众获利的动机，又缓解他们对中国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张本国在哈实力、危害其国家利益的担心，赢得其支持乃至认同。就此而言，中国需仔细考虑如何使各参与国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过程中大致均等获益，同时采取有力措施增进哈民众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惟其如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才能成为友谊之路、合作之路与繁荣之路。 杨恕、曾向红、熊洁、张玉艳等师友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 ①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第3版。 ②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2页。 ③Farkhod Tolipov,"What Does It Mean for Uzbekistan and China to Be Strategic Partners?"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Vol.15,No.22,2013,p.4. ④Rein Müllerson,Central Asia: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7,p.4. ⑤Caroline Humphrey,"'Eurasia',Ideology,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Provincial Russia",in C.M.Hann.ed.,Postsocialism:Ideals,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in Eurasia,London:Routledge,2002,pp.258-261. ⑥James G.March and Johan P.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4,1995,pp.943-969. ⑦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98. ⑧Timothy W.Luke and Gearoid ó Tuathail,"Global Flowmations,Local Fundamentalisms,and Fast Geopolitics:'America' in an Accelerating World Order",in Andrew Herod,et al.,eds.,Unruly World? Globalization,Governance and Geography,London:Routledge,1998,p.76. ⑨参见莫大华：《批判性地缘政治战略之研究》，《问题与研究》，2008年第2期，第58—59、69—70页。 ⑩Caroline Humphrey,"'Eurasia',Ideology,and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Provincial Russia",pp.102-124. (11)Scott Spehr and Nargis Kassenova,"Kazakhstan: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a Post-Soviet Society",Asian Ethnicity,Vol.13,No.2,2012,pp.135-151:Cengiz Surucu,"Modernity,Nationalism,Resistance:Identity Politics in Post-Soviet Kazakhstan",Central Asian Survey,Vol.21,No.4,2002,pp.385-402. (12)Ulugbeck Khasanov,"On Modern Geo-political Pluralism or One Nation Hegemonism",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Vol.34,No.4,2005,p.36. (13)Nick Megoran,The Borders of Eternal Friendship? The Politics and Path of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along the Uzbekistan-Kyrgyzstan Ferghana Valley Boundary,1999-20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PhD Dissertation,2002,p.148. (14)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巴基耶夫利用玛纳斯军事基地试图俄美两国通吃，结果引火烧身，引起俄罗斯的不快，遭到大众抗议和驱逐。 (15)Reuel R.Hanks,"Multi-Vector Politics' and Kazakhstan's Emerging Role as a Geo-strategic Player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Vol.11,No.3,2009,p.259, (16)Ibid.,pp.259-260 (17)Sally Cummings,"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Vol.19,No.3,2003,p.141. (18)Murat Laumulin and Farkhod Tolipov,"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A Race for Leadership?" Security Index:A Russian Journal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2,2010,p.51. (19)Bruce J.Perlman and Gregory Gleason,"Cultural Determinism versus Administrative Logic:Asian Values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30,No.12-14,2007,p.1332. (20)Sally Cummings,"Eurasian Bridge or Murky Water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deas,Identity and Output in Kazakhstan's Foreign Policy",p.152. (21)《哈萨克斯坦副外长：哈愿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1月11日，第3版；瓦里汗·图列绍夫：《“丝绸之路经济带”勾勒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9日，第3版；"Roundup:Xi's Central Asia Trip",Times of Central Asia,No.919,September 19,2013;"New Economic Belt Brings a Wealth Opportunity for China,Central Asia and Europe",Times of Central Asia,No.1108,November 8,2013。 (22)Edward Schatz,"The Politics of Multiple Identities:Lineage and Ethnicity in Kazakhstan",Europe-Asia Studies,Vol.52,No.3,2000,p.503. (23)Reuel R.Hanks,"Multi-Vector Politics' and Kazakhstan's Emerging Role as a Geo-strategic Player in Central Asia",p.258. (24)Stephen Page,"The Creation of a Sphere of Influence:Russia and Central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Vol.49,No.4,1994,p.789. (25)Keith A.Darden,Economic Liberalism and its Rivals: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ong the Post-Soviet Stat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65. (26)Ibid.,p.215; Leszek Buszynski,"Russia's New Role on Central Asia",Asian Survey,Vol.45,No.4,2005,p.551. (27)Nursultan Nazarbaev,Kazakhstan-2030:poslanie Prezidenta strany narodu Kazakhstana,Almaty:Bilim,1997,p.104.Quoted from Edward A.D.Schatz,"Framing Strategies and Non-Conflict in Multi-Ethnic Kazakhstan",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Vol.6,No.2,2000,p.78. (28)Scott Spehr and Nargis Kassenova,"Kazakhstan:Constructing Identity in a Post-Soviet Society",Asian Ethnicity,Vol.13,No.2,2012,p.137. (29)Martha Brill Olcott,"Central Asia's Catapult to Independence",Foreign Affairs,Vol.71,No.3,1992,p.120. (30)Murat Laumulin and Farkhod Tolipov,"Uzbekistan and Kazakhstan:A Race for Leadership?" p.46. (31)为纪念古米廖夫，纳扎尔巴耶夫1996年5月23日发布总统令，将切利诺格勒建工学院和切利诺格勒示范学院合并，组建古米廖夫大学；2001年7月5日，该大学更名为“古米廖夫欧亚民族大学”。 (32)Dmitry Shlapentokh,"Dugin,Eurasianism,and Central Asia",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Vol.40,2007,pp.143-156. (33)Natalie Rochelle Koch,The City and the Steppe:Territory,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and Kazakhstan's New Capital,Colorado:University of Colorado,Ph.D.Dissertation,2012,p.45. (34)Rein Müllerson,Central Asia:A Chessboard and Player in the Great Game,pp.75-76. (35)Mariya Y.Omelicheva,Couaterterrorism Policies in Central Asia,New York:Routledge,2011. (36)李新：《普京欧亚联盟设想：背景、目标及其可能性》，《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11期，第4—10页；Evgeny Vinokurov,"Pragmatic Eurasianism",Russia in Global Affairs,No.2,April/June 2013。 (37)Nursultan Nazarbaev,"Strategiia stanovleniia I razvitiia Kazakhstana kak suverennogo gosudarstva",Kazakhstanskaya Pravda,May 16,1992. (38)索伦：《春节过后北京迎来首位外国元首纳扎尔巴耶夫访华获得丰硕成果哈国元首来访》，《中亚信息》，2011年第2期，第10—14页；Natalie Rochelle Koch,The City and the Steppe:Territory,Technologies of Government,and Kazakhstan's New Capital,p.96。 (39)Vladimir Socor,"Chins Enters Kashagan Oil Project,Will Boost Kazakhstan-China Pipeline Capacity",Eurasia Daily Monitor,Vol.10,No.125,July 9,2013. (40)Temuri Yakobashvili,"A Chinese Marshall Plan for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Vol.15,No.20,2013,pp.3-6. (41)Dmitry Shlapentokh,"Kazakhstan Drifts to China Amid Tension with Russia",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Vol.16,No.1,2014,p.13. (42)《“上合组织”将建圣彼得堡到连云港大通道》，《大陆桥视野》，2012年第6期，第84页。 (43)《上合将建连云港到圣彼得堡公路网》，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3_11/21/31430442_0.shtml。 (44)Richard Weitz,"Massive East-West Transit Corridor Nears Crucial Phase",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Vol.15,No.24,2013,p.7. (45)Richard Weitz,"Massive East-West Transit Corridor Nears Crucial Phase",Central Asia-Caucasus Analyst,Vol.15,No.24,2013,p.6. (46)A.Kurtov,"Caspian Transportation Corridors:The Juxtaposition of Economic Expediency and Political Opportunism",Problems of Economic Transition,Vol.53,No.5,2010,p.22. (47)详细分析参见"China Railway Project Beneficial if It Links Kyrgyz South with North",Times of Central Asia,No.1220,December 20,2013。 (48)Joe Painter,"Prosaic Geographies of Stateness",Political Geography,Vol.25,No.7,2006,p.764; John O'Loughlin and Paul Talbot,"Where in the World Is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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