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逃避理论及对我国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资本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国际资本逃避的定义和测算模型
资本逃避（Capital Flight）也称为资本转移、资本外逃等，是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反映其金融体系潜在危机程度的重要指标。世界银行的克莱森（Claessen）在1993年的一份研究表明，拉美及加勒比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南亚地区都已经历或正在经历明显的资本逃避。我国的相关研究多是以国际收支平衡分析法或银行结售汇分析法对游资或外国直接投资进行分析，因此要测算我国资本逃避规模并对其风险有总体性认识，必须规范测算口径并采用国际上成熟的测算模型。
资本逃避的定义通常有三种：金德伯格（Kindeberger,1978）认为“资本逃避是由于恐慌和怀疑所造成的异常的资本流出”，这是包括全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资本外逃部分的狭义定义口径。 多利（Dooley,1988）起初认为“资本逃避是某国一种特殊的对外债权， 这种债权产生的收入不为该国国际收支统计所记录”，这种定义实际上将国际资本逃避视为一国真实的对外债权存量和国际收支表所反应的对外债权存量之间的差额，而不考虑资本转移的目的，后来多利将其修改为“居民希望获得不受本国当局控制的金融资产和收益的愿望所推动的资本流出”，这样资本逃避的目的就不局限于恐惧而是对管制的规避，这是包括全部国际资本外流的狭义定义口径。托尼尔（Tornell,1992）认为资本逃避是“生产资源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流失”，这是包括资本逃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流失的广义定义口径。后两种定义在存量统计和资源转移的量化方面过于困难而较少使用。
资本逃避的常用测算模型有四种：卡廷顿法（Cuddington,1986 ）认为：国际资本逃避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表进行直接测算，即国际资本逃避＝国际收支错误与遗漏项+私人非银行部门短期资本流出。这种测算简单直观，但是其缺陷也显而易见：①它只包括了短期资本逃避，并未包括在二级市场上具有较强流动性的，可以作为短期资本替代品的长期资本外逃；②错误与遗漏项可能包含了未记录的资本逃避，但也包括了真正的统计误差，卡廷顿法将其未加区别地一并计入资本逃避。
国际资本逃避的比较规范的测算方法是世界银行的间接测算法（World Bank,1985），世界银行将一国外资来源和外资运用之间的差额视为该国的资本逃避量，即国际资本逃避＝经常项目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债收入－储备增加。这种余额法测算本质上禀承和简化了多利的定义，只是将不可估测的真实与统计间的对外债权差额改变为可测算的外资来源与运用间的差额。
美国摩根保证信托公司（Morgan Guaranty Trust Company,1986）对世界银行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在摩根公司看来，银行系统和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主要是为了进行外汇交易，不构成恐慌或怀疑性的资本逃避，所以该项应予扣除，即国际资本逃避＝经常项目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债收入－储备增加－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摩根法曾被成功地运用于对80年代初拉美的资本逃避估计中。后来，克莱因（Cline）对摩根公司的方法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克莱因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中收入中的再投资部分不应计入资本逃避，经常项目中的旅游净收入和边境贸易部分因不通过官方市场也均不应计入，这样国际资本逃避＝经常项目收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外债收入－储备增加－银行体系和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短期外币资产－旅游和边贸收入－其它资本收入。
使用以上4 种测算模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本逃避的实证分析表明，世界银行和摩根公司的估算值比较接近并切合实际，而卡廷顿法则因仅考虑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往往结果偏小，克莱因法则由于剔除了非恐慌性资本逃避，往往能够更好地反映一国外汇制度方面的变化对资本逃避的真实影响， 如世行法和摩根法均显示在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前的1976—1982这6年间，每年的资本逃避额达到250亿美元的危险地步，而卡廷顿法的结果仅为年均150亿美元（Lessard,1987）。
二、对我国国际资本逃避规模的测算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和外汇体制的改革，国际资本逃避在我国也开始出现，但是由于在定义口径、测算方法、数据来源上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程序不尽相同，对我国国际资本逃避规模的结论也就不尽相同。例如OECD一项有争议的研究称中国1989—1995年间国际资本逃避的规模累计已超过1,000亿美元； 仅考虑了我国国际收支误差和遗漏项逐年增大的研究表明我国已存在较大的国际短期资本外逃风险（陶士贵，1995）而国际资本流动的敏感性因素分析结果则表明我国资本流动存量是相对稳定的，尚不存在明显的国际资本逃避（管涛等，1997）。我们根据金德伯格对资本逃避的定义以及IMF 的有关年报，整理得到表1，其中因未计入边境贸易收入可能导致资本逃避规模稍稍偏大。
表1 中国国际资本逃避项目 亿美元
项目/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收入(A) 1.4 -38.0 -43.1 120.0 132.7 64.0 -116.1 -69.1 16.2
(A1) 16.9 18.0 14.9 17.8 23.5 35.3 46.8 73.2 87.3
收入(A2) 9.7 14.7 18.9 30.1 37.2 56.0 43.9 57.4 51.9
入(B)16.7 23.4 26.1 26.6 34.5 71.6 231.5 317.9 338.5
出(C) -1.1 5.6
9.9
3.2 2.0 -34.9 35.7 37.0 -4.9
(D)
6.5
7.3
6.3 36.7 38.6 31.2 59.9 61.3 78.8
(E)
87.2 98.0 13.1 112.5 80.1 87.6 142.5 92.3 137.8
(F)
47.8 23.7 -4.8 120.5 145.4 -20.6 17.7 304.5 224.7
漏(G)15.2 9.6 -1.2
32.1 67.7 82.1 101.0 91.4 178.2
数据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国际收支统计》各期。
我们从中国国际资本逃避不同测算模型的结果可以观察到以下特点：（1）从1989—1995年间累计余额看， 由以世界银行和摩根保证信托公司的口径测得的我国国际资本逃避的规模分别为1168.0亿和865 亿美元，每年的资本逃避额平均超过了百亿美元，这和OECD对我国的资本逃避规模是接近的；（2）尽管对卡廷顿法定量分析的可信性存在争议，但是IMF经验统计认为， 如果国际收支中错误与遗漏项超出一国进出口额的5%时，该国国际收支就显示有资本逃避的可能， 而该比重在我国1991—1995年间基本维持在6%左右， 因此卡廷顿法及其结果对我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3）克莱因法显示，在1989年和1994年间， 我国资本逃避额为负值，这种异常波动的背景正是当时极度紧缩的经济政策和推行人民币汇率并轨，使本币和外币金融资产收益相对发生较大变化而暂时缓解了资本逃避；（4）尽管不同的测算模型的结果不尽相同， 但其共同趋势是在1992年之后，我国资本逃避规模急剧扩大，比短期资本净流出额更大；（5 ）上述资本逃避的背景是同期伴有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因此资本逃避为一种国际资产调整中的资本往返表象所替代。
表2 中国国际资本逃避规模 亿美元
测算口径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C+G)
14.1 15.2 8.7 35.3 69.7 117.0 136.7 128.4 173.3
法(A+B+
C-F)57.5 59.7 0.9 138.6 101.9 243.6 240.2 174.8 267.8
法(A+B+
E-F-D) 51.0 52.4 -5.4 101.9 73.3 212.6 180.3 113.5 189.0
(A+B+E-
F-A1-A2)24.4 19.7 -39.2 54.0 12.6 121.3 89.6 -17.1 59.8
三、我国国际资本逃避的动因分析
在排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局势动荡这些因素以外，导致我国资本逃避的动因可能有两类，一是牟利动因，资本逃避是对金融投资净收益率的国际差异所做出的反应，即由于本外币收益率的不同，由金融资产组合的变动而致的资本逃避，目前国际金融市场至少有7 万亿美元出于牟利动因而迅速流动；二是风险规避动因，此时资本逃移所追求的不是获利而是规避本币风险，除非一国存在由本国经济运行严重恶化或外部导入型的金融冲击引发该国现实的金融危机，否则风险规避动因引起的资本逃避规模是相对有限的，牟利型资本逃避较后者更具有突发性和不可控性，因而也更危险。
基于这两种动因，卡廷顿（Cuddington,1986）认为，如果id 和if分别表示国内外利率差，其变动表示本外币相对收益的变动，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一国利率下降将导致该国资本逃避规模的增大；dv和p 分别表示本币的预期贬值率和国内通货膨胀率，它们的变动反映了本币持有者对本币的信心，其中dv有双重作用，它在增大外币资本套汇空间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未来获利流出的汇兑风险。在实证中国际资本逃避的相关因素可以用卡廷顿方程估计：
CF＝a[,0]+a[,1]（i[,a]—i[,f]）+a[,2]dv+a[,3]p+μ
从卡廷顿的分析结果来看，80年代初拉美国家发生大规模资本逃避和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本币汇率的持续高估和本币贬值的预期逐渐积累。由于国内外利率差和本币预期贬值率的量化主观性较大，为进一步简化模型并避免量纲差异对国际资本逃避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调剂市场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一年期储蓄利率这三种统计指标的年度环比值e[,t]/e[,(t－1)]、p[,t]/p[,(t－1)]、i[,at]/i[,d(t－1)]为变量， 以修正的卡廷顿方程分析我国国际资本逃避的原因：
CF＝a[,0]+a[,1]（i[,at]/i[,d(t－1)]）+a[,2]（e[,t]/e[,(t－1)]）+a[,3]p[,t]/p[,(t－1)]+μ
表3 我国国际资本逃避的相关指标值
项目/年份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e[,t]/e
[,(t-1)] 1.08 1.00 1.01 1.27 1.11 1.04 1.05 1.49 0.97
p[,t]/p
[,(t-1)] 1.02 1.11 0.97
0.89 1.00 1.03 1.08 1.06 0.94
idt/id
[,(t-1)] 1.00 1.20 1.31
0.89 0.75 1.00 1.45 1.00 0.79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1996》、《中国统计年鉴—1996》。
表4 我国国际资本逃避的盯关分析结果
项目/回归系数
本币汇率 通货膨胀 名义利率 相关系数 D.W检验
卡廷顿法 774.61 667.40
14.73 0.894 2.181
世界银行法845.03 1229.12 -65.060.958 2.746
摩根公司法856.17 1152.38 -56.890.966 2.519
克莱因法 573.45 786.47
39.41 0.872 2.326
我们用TSP5.63软件进行了回归分析后得到表4，定性地说，本币的贬值或贬值预期、国内通货膨胀的恶化将导致国际资本逃避，即 CF 与e[,t]/e[,(t－1)]以及p[,t]/p[,(t－1)]之间是明显正相关的，而利率变动i[,dt]/i[,d(t－1)]和CF的关系就不是太确定； 粗略的定量估计是本币预期贬值每相对上升1%，则资本逃避额将增加8亿美元，国内通货膨胀每相对上升1%，则资本逃避额将增加10亿美元， 国内名义利率的每相对提高1%，可使资本逃避下降0.5亿美元。可见我国资本逃避的基本动因仍是担心本币汇率的不可持续性和通货膨胀是否能得以有效控制，而由本外币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差异导致的游资冲击尚不是主要诱因。此外，资本逃避的增加可能和当时国家财政收支的不正常状态也有一定联系，例如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前就曾有大规模的资本逃避（lze,1987），我国1992年和1993年度以IMF口径统计的赤字比重分别达到了18.0%和15.2%（钟伟，1997）， 对债务的忧虑也将导致以资本逃避形式进行的风险规避（R[2]＝0.7849）。
四、我国国际资本逃避的基本途径
在外汇管制下，进行国际资本逃避的最常见途径是贸易转移，在进口时，国外供应商开出高于实际货值的发票，如果进口商持有有效的进口许可证，则可向货币当局申请用汇并将其汇出给国外供应商，由后者将发票与货值的多付差额转存入进口者在国外的帐户，这称之为高报进口（Over-invoicing）的资本逃避；在出口时，本国供货商开出低于实际货值的发票，国外进口商将发票与货值的实际应付差额部分转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帐户，这称之为低报出口（Under-invoicing ）的资本逃避，这样一国的进出口统计额和其贸易伙伴国的统计额 就会表现出差异性。巴格瓦蒂（Bhagwati）首先利用这一思路提出以某国和其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进出口差异来衡量该国的资本管制水平，但用这种方法来测算资本逃避时也很成功，例如在80年代，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的贸易差异系数（EX/IM）分别为0.769、0.722、0.849和0.818，显示这些国家存在一定规模的资本逃避（Wong,1990）。
我们可以考察大陆与香港贸易中的资本逃避，在不存在资本逃避时大陆对香港的出口额和香港从大陆的进口额应是基本一致的（EX/IM＝1），但实际上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IMF在1996年的金融统计年报中表明近年来我国cif/fob的比价为1.09，由此可将我国统计的对港的离岸价出口额折成到岸价额，这就是大陆对香港的出口额；同时我们再列出IM/F统计的香港从大陆的进口额，整理后得到表5。
表5 大陆与香港贸易中的资本逃避考察 亿美元
项目/年度 19801982
1984
1986
19881990
大陆向香港
的出口额 47.5
56.571.8
106.6 198.8
296.1
香港从大陆
的是口额 44.0
54.0
71.3104.6
199.4
303.2
IM-EX -3.5 -2.5-0.5-2.0 0.6 7.1
FX/IM 1.08
1.05
1.02
1.00 0.950.98
1991
19921993
199419951996.1
大陆向香港
的出口额 350.3 408.9 240.5
352.8
392.4
22.2
香港从大陆
的是口额 377.6 457.9 519.9
608.6
697.4
62.1
IM-EX 27.3 49.0279.4
255.8
305.0
39.9
FX/IM 0.98 0.89
0.460.580.56 0.36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IMF《国际贸易统计》各期。
从中不难看出，在1991年以前，我国基本上不存在通过贸易途径实现的国际资本逃避，但是在1992年以后资本逃避迅速增加，而且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这种变动趋势和我们使用四种方法进行国际资本逃避规模测算的结果是一致的。从1995年的一季度和1996年的一季度中，贸易差异系数从0.66逐步降至0.36，这是值得警惕的。
其次，通过对外投资也是进行国际资本逃避的途径，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在1995年以前相当混乱，出现了1987、1993年两次跨国投资的高峰，仅以对外证券投资为例，我国国际收支表反映在1992－1994年间分别为3.3亿、4.5亿和6.0亿美元，而IMF的《国际金融统计1994》的数据则为6.9亿、8.2亿和10.4亿美元，同期我国对海外的直接投资额也存在更大的类似偏差，如香港人士估计大陆在港的中资企业数不少于1000家，在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也为数不少，其中不少是未经国内有关部门批准的非规范企业，以平均投资额为100万美元计， 与此相关的资本逃避额约为20—30亿美元之间。这部分超出国内统计口径的对外证券投资或直接投资其资金来源可能途径有两条，一是境内企业进行了境外收汇而未将其汇入国内，二是通过资本逃避形成了相应的对外债权，并逐步通过境外收付实现长期逃避（Kant,1986）。但在1996 年国家严格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包括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和对外证券投资的行为后，通过该渠道进行国际资本逃避的规模得到了控制。
最后，通过其它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售汇也是资本逃避的可能途径，从目前我国结售汇体系看，银行结售汇统计是对结汇和售汇环节国际交易现金流量的统计，对于不发生本外币兑换的交易行为（如利用外汇投资款、外汇贷款和其它直接从外汇帐户中的对外收付）则不予统计，因此银行结售汇统计和国际收支统计之间的差别可以反映出一国的资本管制水平，例如在1996年1—5月间，我国国际收支表明外贸逆差和资本项目为顺差；而银行结售汇的结果是贸易和非贸易经常项目为顺差、资本项目下为逆差，可见经常项目下有不正常的本外币兑换行为，这就为资本逃避提供了可能，例如国内资本以外国投资者在我国投资收入的名义，通过经常项目到外汇指定银行购汇后汇出境外。当然诸如居民转移支付、地下走汇、国际平行贷款等也是资本逃避的可行途径。
五、如何看待和防范我国国际资本逃避
资本逃避之所以得到各国的重视，正是由于其严重的不良后果。首先，资本逃避将加大一国利率和汇率的波动程度，由于资本逃避本身意味着外汇需求的上升，因此该国将承受本币贬值预期和国际储备流失的压力，作为阻止资本逃避的工具，国内利率也不得不有所提高；其次，如果在资本逃避时一国存在国际支付能力的不足，则资本逃避将加剧国际支付危机并迫使政府采取更严厉的外汇管制，削弱其利用外资的能力；再者，资本逃避意味着本国资源的丧失，它不仅降低了国内储蓄并对国内收入产生紧缩效应，从而影响国内资本形成和积累，也造成国内税基的减少，因为政府很难对本国的对外债权部分进行有效的税收征管；最后持续性的资本逃避将极大地削弱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例如墨西哥因为资本逃避导致了金融机构清偿能力的严重不足，使其普遍面临着被外国金融机构接管的危险。我国也宜前瞻性地评估其风险，并对其进行系统防范。
可以采取如下防范手段化解金融风险：（1 ）由于我国资本逃避的动因主要是风险规避，所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的、稳定的、适度的增长就是防止资本逃避的最根本手段，其中遏制通货膨胀和执行健全财政十分重要，资本逃避的恶化和经济动荡是伴生的，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已正常水平，但财政收支的平衡却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主要源于证券市场印花税征收额的上升），金融体系又持有大量的企业呆坏帐，因此由隐蔽和公开的公共债务带动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存在。（2 ）资本逃避必须借助一国的国际支付来实现，因此规范外汇管理制度是防范资本逃避的最直接手段，而其中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强化资本项目管理为刻不容缓的工作。从汇率并轨至今，人民币汇率一直是稳定微升，央行干预工具也不多，这使市场出现了人民币是否高估和其汇率是否可维持的担忧，因此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释放和调整市场预期将有助于降低资本逃避压力；严格的资本管制可以增大资本逃避的成本和风险从而降低其转移规模，因此应强化资本项目管理，如加强银行结售汇单据审查、有选择地适度利用外资和举借外债、限制资本项目外汇收入结汇等。（3）堵住资本逃避中贸易转移和对外投资转移渠道， 例如在贸易管理中加强出口招标制度和严格收付汇纪律，在对外投资管理中严格审批手续并推进清理外贸企业和国有企业不规范的境外收付帐户等。（4）谨慎推进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 仅以在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为例，其基本前提条件就有银企债务危机的化解和金融资产的盘活、金融市场尤其是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发育、金融微观基础的重塑和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等，笔者以为“九五”期间仍以努力创造人民币可兑换的条件为主，并应正视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否则可能使我国资本逃避状况严重恶化。（5）防止牟利型资本逃避的增长， 这是因为人民币利率或汇率的市场化都有一个过程，本外币资产的收益有时可能出现较大的偏离，如果资本管制缺乏效率而政府又不能对居民的外国资产收入征税时，资本逃避将持续恶化（Hallwood,1994）， 因此应加强资本逃避的国际协调，如将属地原则征税和居民原则征税结合，和我国资本转移的境外目的国或地区建立信息共享的双边协议等，以对境外资产及其所得实施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