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制度及经验优势与行业动态性的影响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行业动态论文,效应论文,优势论文,制度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企业国际化受到了学术研究和管理实践领域越来越多的关注[1,2]。作为国际商务领域的三大基本研究问题之一[3]，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如下两个问题：“企业为什么国际化”(驱动企业国际化的因素)以及“企业如何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的过程)[4]。尽管这一领域已有大量研究，但仍存在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首先，已有相关研究多以发达国家为研究情境，对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的关注较为有限；其次，已有的国际化研究对大型企业(如跨国公司)探讨较多，而对规模相对较小从而其战略模式往往与大型公司迥异的企业(如新兴国家中的民营企业)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第三，具体到新兴经济体中民营企业的国际化，鉴于这些企业本身的独特性质，更多关于其国际化动因及过程的因素有待进一步识别和研究；第四，大部分已有的国际化研究均是基于“优势发挥”的研究框架，对劣势规避效应则缺乏考虑。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拟运用优势发挥和劣势规避相结合“双效应”研究思路，从理论上探讨一组至关重要的要素对一个重要新兴经济体(中国)中一类特殊企业(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一、企业国际化研究述评及本文研究框架
众多学者和相关组织肯定了新兴国家及其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5，6]。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新兴国家(如中国)中的企业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文化特征[7]并不得不面对“制度缺陷”及“政治风险”的威胁[8]。鉴于新兴国家企业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性，对这类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及过程进行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现有的企业国际化研究大多均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背景而展开[9]，对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现象的探讨较为有限。由于现有基于发达国家企业的相关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难于有效指导新兴国家企业的国际化实践[10]，因此，理论和实践领域均对基于新兴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研究提出了迫切要求。
现有企业国际化方面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大型企业(如发达经济体中的跨国公司)，很少关注战略行为与大企业迥异的中小型企业(如新兴经济中的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现象。韦斯特海德(Westhead)等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以民营企业国际化为主题的研究之一，但该研究仍是以西方发达国家(英国)而非新兴国家为研究背景[11]。尽管一些国际化方面的实证研究在其数据样本中包含了民营企业，但以单纯的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还很少见[7]。鉴于民营企业和其他企业相比所具有的独特特征及其对世界经济贡献的日益提升[12]，关于民营企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中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及如何国际化的研究无疑在学术研究和企业实践两方面均具有很大的必要性。
围绕企业“为什么”和“如何”国际化这两个基本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讨[4]。在企业“为什么”国际化方面，现有研究识别出了从属于个体(企业家)、企业、行业和国家等各个层面的国际化驱动因素，具体如表1所示。然而，这些因素绝大部分都是基于对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研究而得出，考虑到新兴国家民营企业的独特性，一些被现有研究所忽略的因素可能对解释、预测新兴国家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现象反而更具理论和实践价值[13]。在企业“如何”国际化方面，已有研究倾向于探讨企业国际化的整体范式或过程模型，而不是探讨具体的企业国际化路径。Uppsala模型(亦称阶段模型)和“天生全球化”(born global)模型是该方面研究的两个典型代表。前者认为企业以渐进的方式来国际化[2]，而后者则主张企业可能在其产生后不久甚至刚一成立就走上国际化之路[14]。
此外，现有国际化研究主要基于“优势发挥”的框架而展开，很少有研究能从“劣势规避”的视角来考虑[5]。“优势发挥”观点认为企业之所以打算实施(或者能够成功实施)国际化战略是因为其希望(或者能够)到国际市场上运用其在本国市场上已经具备的竞争优势；“劣势规避”观点则主张企业之所以打算(或者能够成功实施)国际化是因为其希望(或者能够)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来规避其在本国市场上所遭遇的竞争劣势[15]。
综上，现有企业国际化研究在研究情境、研究对象、具体研究内容和研究框架等四方面尚存在一定缺陷。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国际化研究的对象扩展到新兴国家(中国)中的民营企业，通过对若干直接因素和交叉效应(调节变量影响)的探讨，深入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及过程。中国是全球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因此基于中国背景的企业国际化研究将有望为整个新兴国家企业的国际化现象提供更多启示[7]。具体地，针对企业“为什么”国际化的问题，本文将基于制度理论[24]和资源基础理论[25]系统研究基于制度的优势(是否由国企转制而来)对国际化在动因方面的影响。针对企业“如何”国际化的问题，本文将借鉴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26]以及组织学习理论[27]的基本思想，深入探讨基于经验的优势(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对国际化过程的影响。除了关注制度和经验优势对国际化的直接影响外，本文还将基于劣势规避的视角深入讨论基于行业的劣势(行业动态性)对“本国优势—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关于国际化，本文主要对两个维度进行探讨：其一是企业国际化的可能性(是否国际化)，其二是企业国际化时所承担的风险水平，其中每个维度都又包含了倾向性(对应动因)和实际战略行为(对应过程)两个方面。图1以直观的方式系统展示了本文的概念模型。
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动因：制度优势的影响
在新兴经济体(如中国)中，有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是由原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28]，这种所有制转型会给这些民营企业带来基于制度的优势。本文将这种优势称为国企转制优势，指的是部分民营企业由于收购或兼并了原国有企业而具有的基于制度的相对优势。具有这种制度优势的民营企业由于继承了原国有企业的品牌以及国际化扩张所需的其他资源并能在更大程度上获得本国市场上的制度支持，因此更可能有动机去海外市场上去运用其在本国市场上已经具有的这种优势。具体地，具有制度优势的民营企业更可能试图实施国际化战略，并更倾向于采取更高风险水平的国际化形式(如对外直接投资等)。
图1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
具体而言，前述国企转制优势对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2003年以前中国的民营企业被限制进行对外投资，而1999年以前甚至其国际贸易也受到限制[26]，因此一般的民营企业在海外市场上均缺乏品牌的认可度。与民营企业不同的是，很多国有企业因不受制度限制故通过出口等方式在海外市场上建立了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因此，从国企转制而来的民营企业可以继承原国有企业的品牌优势，所以相对那些不具有转制优势的民营企业而言，这些民企更有动机到海外市场上去发挥其在本国市场上已经具备的优势。其次，国有企业一般是各种资源的控制者，它们能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资本和其他资源。当这些企业被兼并重组为民营企业以后，它们之前和政府以及其他机构所建立的社会联系被传承了下来，这种社会联系使得转制而成的民营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资源，甚至能获得其他民营企业无法获得的某些独特资源[29]。由于国际化战略的实施需要大量的相关资源作为支撑[11]，因此国企转制优势通过提供资源优势的方式驱动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第三，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受到了较大的制度优待[7]，而这些制度优待是民营企业所无法享受的。因此，由原国企转制而来的民营企业将通过对这种“优待”的继承而获得更多的制度支持[30]，这种制度支持使这些企业更有信心和动力采取国际化战略。
前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国企转制优势对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倾向性的正向影响。从对风险水平的倾向性上看，这种正向关系同样成立。FDI等国际化的高级方式能为企业带来相对出口等低级国际化方式而言更高的潜在收益[2,24]，但同时高级国际化方式也意味着比低级方式更大的风险。对那些准备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民营企业而言，自然是潜在收益高的国际化方式为佳。但由于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而高风险的战略行为必须以足够的企业资源、能力及制度支持为支撑[20]，因此，那些在资源持有和制度支持上不足的民营企业就没有足够的信心去试图实施FDI等高风险性的国际化方式。而如前所述，国企转制优势通过品牌传承、资源转移和制度优待等三种机制为企业提供了其所需的资源及制度支持。因此，对那些准备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民营企业而言，具备国企转制优势的相对那些不具备此优势的会更有信心去追求高级国际化方式所带来的高收益，相应地也就更愿意选择高风险的国际化方式。
总之，根据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本文提出，国企转制优势一方面会正向促进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倾向，另一方面也会让那些准备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民营企业更有信心去选择风险水平较高的国际化战略方式。具体地，可将前述观点总结为如下命题：
命题1a：与那些非国企转制的民营企业相比，由国企转制而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国际化战略。
命题1b：与那些非国企转制的民营企业相比，由国企转制而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采用高风险的国际化战略方式。
三、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过程：经验优势的作用
传统的关于企业如何国际化的研究多采用对外的视角来进行分析，因而很少关注企业在对外国际化之前在本国市场上与外资企业的合作经验对企业对外国际化的影响。前述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也被称为“向内国际化”[4]，为避免概念的混淆本文不采用后一提法。对中国民营企业而言，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主要包含了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贴牌生产)及合作联盟两种形式，其中合作联盟具体包括了技术引进(如购买技术专利)、外资利用、品牌使用权购买及各种国外业务代理等[5,13]。鉴于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实际轨迹，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组织学习观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这种基于经验的优势恰恰揭示了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内在机制[5,31]。
杨(Young)等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很多中国企业一开始并不能很好地实施国际化战略，只有在国内市场上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借此获得足够的国际化经验后才能很好地实现其向海外市场的扩张[31]。陆(Luo)等从理论上指出，中国企业通过在国内市场上与外资企业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而获益颇多，这些外资企业向中国企业转移了大量技术知识、组织技能及财务资产。这种经验优势能够减少中国企业未来在海外市场上的外国身份劣势以及与国际化相关的交易成本[5]。具体地讲，OEM使得我国企业不但保留了自身标识，而且实现了规模经济并建立了海外声誉。合作联盟则为国际标准以及生产、营销等相关隐性知识向中国企业的转移提供了一条有效渠道[5]。总之，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具备的外企合作经验可有效支撑其未来的国际化战略行为，尤其是那些高风险水平的国际化战略行为。
本文对前述经验——国际化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不仅是影响其国际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这种经验优势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内在机制。具体而言，这种“机制”可阐释为：(1)中国民营企业首先通过国内市场上的OEM项目或者与外资企业建立合作联盟来积累经验优势并学习如何为其未来的海外扩张做准备；(2)当它们在国内市场上积累了足够的国际商务经验后便开始以出口等方式开始其国际化过程，当管理者对这种经验优势足够自信的时候亦会采用其他国际化战略方式(如对外投资等)[13]。综上，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组织学习观点，前述机制可通过如下命题来体现：
命题2a：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具备的外企合作经验与其成功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正向相关。
命题2b：中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具备的外企合作经验与其所采用的国际化战略方式所对应的风险水平正向相关。
四、劣势规避：行业动态性的调节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行业相关因素对企业国际化现象有着深远的影响[24,32]。然而，绝大多数现有研究仅考察了行业特性对国际化的直接影响，对其与其他因素的交叉效应(即对其它因素与国际化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则鲜有探讨[7]。尤(Yiu)等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将行业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探讨的研究之一。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行业竞争性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其国际化战略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在竞争越激烈的行业中，企业研发强度对国际化的影响作用越明显[7]。弗恩哈勃(Fernhaber)等也指出，行业知识密度和新企业海外投资之间的正向关系在成熟度及全球整合度较高的行业中更强[32]。但对现有基于行业要素考虑的国际化研究进行回顾后发现，现有文献对行业动态性调节效应的关注较为不足。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将对行业动态性对企业“为什么”及“如何”国际化这两个逻辑链条的调节作用进行系统探讨。
行业动态性指难于预测、会增加环境不确定性的行业变化[33]。因此，越高的行业动态性意味着越动荡、越不稳定的行业环境。本文主要基于劣势规避的视角来探讨行业动态性的调节效应[5,15]。尽管许多大型的西方跨国企业国际化的主要目的是到海外市场上去最大化其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具备的竞争优势的正向效应，但对很多中国企业而言，其国际化却可能并不仅仅是基于利用竞争优势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规避其在国内市场上遭遇的竞争劣势[15]。劣势规避观点对优势发挥视角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因此可以为更好地理解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现象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13]。
由于全球范围内的行业技术升级以及具体到中国情境下的制度影响，在中国不同行业间的动态性水平有着很大差异[5]。处于高动态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不得不面对各种各样的行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企业已具备的竞争优势的发挥。具体而言，前述行业不确定性包括价格和原材料供应的波动、不稳定的国内需求、源于正式行业政策和非正式行业规范的不确定性以及来自不发达的资本市场的风险等各个方面[5,26,32]。根据劣势规避的观点，处于高度波动行业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在主观上倾向于将海外运营作为其避免国内行业劣势的“跳板”[5]。同时，从客观的角度讲，很多中国民营企业是在导致其生存和发展异常困难的残酷的行业环境压力下被迫将阵地转向了海外市场[15]。主客观两方面的现实说明，处于高度波动行业中的中国民营企业，其国际化的动因和过程不但符合传统国际化研究所主张的优势发挥逻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劣势规避因素的影响。行业的变动性越大，劣势规避的效应越明显，相应的优势发挥的效应(国内优势与国际化间的关系)就会越弱。基于此逻辑链条，从企业国际化的可能性上看，行业动态性越高，企业是否国际化则会越多地被行业劣势所影响，相应地也就越少地被优势因素所驱动；从对不同风险水平国际化战略方式的选择上看，国内行业动态性越高，其所预示的潜在风险就越大，相应的企业家们在海外市场上也就愿意(或能够)承受更高的风险。因此，此时国际化战略方式的风险水平便更多地取决于行业动态性的程度，因而更少地取决于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已经具有的竞争优势。综上所述，行业动态性越高，我国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上所具备的制度优势及经验优势与其国际化战略(即采取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和国际化战略所体现的风险水平)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越弱。从反面看，对于处在较稳定行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劣势规避成为影响其国际化动因及过程的次要因素。因此，这类企业“为什么”及“如何”国际化将更多地遵循“国内优势—国际化”的逻辑。也就是说，行业动态性越低，中国民营企业的制度和经验优势对其国际化的影响效应越强。
总结前文所述，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劣势的行业动态性和引致国内市场竞争优势的国企转制及外企合作经验彼此交叉耦合，共同作用于中国民营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可能性以及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所愿意(对应于国际化动因)或能够(对应于国际化过程)承受的风险水平。具体地，基于劣势规避和优势发挥相结合的研究框架，本文提出：
命题3a：行业动态性会对国企转制优势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可能性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越高，国企转制优势与国际化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越弱。
命题3b：行业动态性会对国企转制优势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方式的风险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越高，国企转制优势与国际化战略方式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越弱。
命题4a：行业动态性会对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可能性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越高，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与国际化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越弱。
命题4b：行业动态性会对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和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战略方式的风险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起负向的调节作用。行业动态性越高，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与国际化战略方式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越弱。
五、讨论与结论
(一)本文的理论贡献
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研究，但该领域仍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本文基于优势发挥和劣势规避的“双效应”理论框架，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际化研究领域的缺陷与不足。本文对企业国际化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情境上，本文将研究背景选定于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而不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因此丰富了新兴国家企业国际化方面的相关研究。第二，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关注规模相对较小但独具特性的民营企业，而不是探讨较多的大型企业，因此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中小型企业的国际化现象关注不足的问题。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深入探讨了分别从属于制度、企业和行业层面的、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具有特殊意义同时在已有研究中关注较少的三个要素的直接和交叉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研究。第四，在研究框架上，本文采用了“双效应”的研究框架，在大多数国际化研究所采用的优势发挥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劣势规避视角，因此一方面更可能藉此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现象产生更为系统、深入的洞察，另一方面也在研究思路和着眼点上启迪了后续研究。
(二)对管理实践的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深入探讨了从属于制度、企业和行业层面的三种要素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本文首先强调了国企转制优势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意义。该研究结论对管理实践的启示是，对于那些不是由国企转制而来的民营企业，可通过与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关系来获取类似于国企转制优势的制度优势从而弥补其自身的不足[34]。其次，本文探讨了在国内市场上与外资企业合作的经验对有效支撑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过程的重要性。本文研究结论说明，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不仅需要积累个体层面的国际经验(即企业家个人的国际经验)，还需要通过在国内市场上与外资企业合作来积累企业层面的国际经验。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还说明，处于动态性较高行业的中国民营企业将有可能在海外市场上遭遇更多的竞争对手。因此，为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中取胜，这些民营企业需要具备更多的国内优势并且能更加战略性地运用这些优势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它们的效用。
另外，本研究对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学习亦有一定启示。由于中国民营企业与非民营企业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本质不同，主流管理理论和实践所强调的因素在解释和指导中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实践时可能会失去效力，而一些在主流研究和实践领域被忽视的因素则可能更应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主的关注点。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向西方企业和国内其它企业学习时，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们应该战略性地选择学什么、怎么学。
(三)实证研究建议
受客观研究进度及篇幅所限，本文仅对我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问题进行了理论剖析，而未对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进行实证上的检验，因此，未来研究可以用大样本的实证数据来验证、发展本文的研究结论。此处就实证研究数据和变量测量提出一些可操作化的建议，供未来的实证研究参考。
在实证数据来源上，可以采用调查问卷方法收集一手资料，也可以从国家统计局、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等机构获取二手数据。在变量的测量上，国企转制优势可以通过考察某民营企业是否曾收购、兼并国有企业来形成虚拟(0/1)变量。国内市场上的外企合作经验可通过询问或统计某企业参与OEM、技术引进、外资利用、品牌使用权购买及各种国外业务代理等合作行为的程度[5,13]来获取。行业动态性可以按照济慈(Keats)等建议的方法[35]进行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分为两步：首先，分别以特定时间窗口(如5年)内每个行业总销售收入的自然对数值和年份为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操作(一个回归对应一个行业)，得到每个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然后，计算出每个标准误差的反对数数值，即为每个行业的行业动态性指标。国际化的可能性可通过询问或统计某企业是否实施了出口及FDI等行为来形成虚拟变量；国际化的风险水平可通过构造序次变量来进行测度，如将未实施任何国际化行为的企业赋值为0，将仅实施出口的企业赋值为1，将仅实施FDI的企业赋值为2，将既实施出口又实施FDI的企业赋值为3。
(四)未来研究启示
未来研究可在本文工作的基础上对企业国际化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首先，除了本文所探讨的三个因素以外，未来研究可从理论上识别并从实证上检验更多的从属于制度、企业及行业层面的国际化影响因素及其具体的影响机理。第二，未来研究可探讨其他层面因素(如地域层面，即地处沿海/内陆)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第三，未来研究可通过探讨更复杂的作用机理(如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来弥补现有研究过多探讨简单的直接效应的不足。第四，本文只关注了中国这一单一新兴经济体中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现象，未来研究可对其它新兴国家或者新兴国家整体的民营企业国际化现象进行探讨，以帮助学术及实践领域获得对新兴国家民营企业国际化现象的更为全面、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