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面向中国管理实践--基于“中国管理实践”论坛的探讨_现代管理理论论文

回顾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基于“中国#183;实践#183;管理”论坛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直面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管理学本质上是一门致用的学科。2000年以后，国内管理学权威期刊纷纷效仿AMJ等西方主流杂志的研究范式，只对实证研究感兴趣，导致关注管理实践的学者越来越少。针对这一背离管理学本质的偏向，2004年8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简称“学部”)二届一次会议提出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要求，正式将“实践相关性”提上日程。此后，“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日益被管理学者关注。

      根据“学部”的战略部署，《管理学报》自2004年创刊以来就致力于推动中国管理实践之科学发展，战略定位清晰，以“中国”、“实践”、“文化”为关键词，开办了“管理学在中国”、“管理与文化”、“争鸣与反思”等栏目。走差异化道路，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为了更加突出“实践”这一关键词，《管理学报》于2010年创办了以“直面中国管理实践”为主题的“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简称“论坛”)，旨在探讨“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简称“直面”)之重大问题，并为专注且深入研究中国实践的管理学者(简称“实践学者”)提供一个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推动管理研究迈向恢弘且独特的中国管理实践，进而产生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创新成果。至今，“论坛”已成功举办5届，对“直面”的内涵、评价、路径、创新和突破等方面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作为论坛的价值创造主体，“实践学者”如何探讨“直面”，有何共识？“直面”是否拉近了与中国管理实践的距离？“学部”、论坛与“实践学者”是否在围绕管理研究的本质进行“直面”，是否有可能陷入新时期下的管理丛林？本研究主要基于“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相关成果与发展脉络对“直面”的历程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旨在抛砖引玉，引发更广泛的思考。

      1 “直面”的时代背景

      21世纪以来，国内管理学权威期刊如《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深受西方“管理研究科学化”运动的影响，纷纷效仿其实证研究范式，而各种基金也以在中外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为成果验收标准，从而导致关注管理实践的学者之减少。基于这一现状，2004年8月，“学部”正式提出“直面中国管理实践”。2008年，郭重庆在《管理学报》发表文章，再次呼吁“管理学是致用的科学，中国管理学界应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并提出中国管理学界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是“能够指导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管理实践问题，对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对人类的发展做出贡献”，从而使“直面”持续升温，成为管理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

      时隔3年，郭重庆再次强调将“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作为“直面”的基本要求。同年，“学部”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了关于实践管理研究的三大战略目标：①“形成中国特色研究，提升国际学术影响”；②“贴近管理实践需求，增强实践支撑能力”；③“完成数据建设框架，奠定扎实研究基础”，并首次明确提出将“实践相关性”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2011年9月，“学部”第67期双清论坛以“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理论创新问题”为主题，更是提升了“直面”对中国管理学的战略价值。2012年，郭重庆强调管理学者履行“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重要前提依然是“直面”，并提议“竞争性领域的国家创新体系可否拓展为全球开放创新体系的研究”、“中国企业的重新定义研究”、“中国社会建设的架构及路径研究”、“应对中国经济转型挑战的路线图研究”等方面是“几个值得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研究”。

      表1 “中国·实践·管理”论坛历届会议情况一览表

      

      “学部”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对“直面”的要求，是基于管理学的基本属性，站在管理学在中国科学发展的高度提出的，旨在引领管理学的发展与中国独有的管理实践紧密结合，进而体现学科自我的价值。这些要求遵循了管理科学的客观发展规律，成为推动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科学发展的基本出发点。《管理学报》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主动顺应时代潮流，于2010年启动了突出“实践”特色的“中国·实践·管理”系列学术会议(见表1)，以“直面”为主题，旨在落实“学部”的战略部署，推动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科学发展，并对“直面”的内涵、评价与路径进行了重要的尝试与系统的探索。由39位学者联名的倡议性文章《出路与展望：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简称《出路与展望》)是首届论坛的梦想启程之举，旨在引发广泛的深思、争鸣与探索，使更多的学者意识到“实践相关性”对于中国管理学发展举足轻重，同时也为后期“直面”成果的价值增值奠定基础。

      2 “直面”回顾：内涵-评价-路径-尝试

      2.1 内涵认知

      学科的特点和属性决定着学科研究自身的基本规律，而内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因此从内涵探索“直面”，无疑是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中国·实践·管理”论坛的明智之举，是关乎“直面”的管理学科学发展的根本所在。

      《出路与展望》发出的“直面”强音，在引发学者争鸣与思考的同时，也是第一次深入讨论了“直面”的内涵，强调深入实践去发现研究问题与“理论来源于实践，也要服务于实践”。彭贺等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认为其中的“直面”要求研究者将融入管理实践视为一种基本的科研态度；“中国”意味着管理研究的首要任务必须满足中国企业的管理活动需求，然后再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管理理论；“管理实践”指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实践。同时，“直面”不仅要关注现有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利用与开发，还要关注中国管理实践中原创性思想的探索。陈春花认为，“直面”的内涵体现在“中国管理实践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中国管理实践的独创性在哪里？”；“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脉络是什么？”3个具体问题上。针对郭重庆提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陈春花等进一步将之概括为“实践本土化，理论全球化”。沈超红等认为，中国管理实践是管理新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以及原创理论的源泉，但是“直面”也意味着阅读英文文献和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刘源张则认为，“直面”是为了增加组织、社会与国家的效率和福利并有助于三者的和谐。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直面”的两个根本属性，即科学性与实践性是辩证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指导，而后者是前者的终极标准。

      管理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对构成组织的基本元素——人进行分析与探讨，从历届参会学者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已有学者从“人”的视角对“直面”进行解读。罗纪宁认为管理实践涉及“物-事-人-心”等不同层面构成的动态系统，而关注“心”层面活跃因素的激发，是“直面”成功的最显著特征。彭贺等也认为“直面”不仅应关注管理者的心理行为，还应该关注被管理者的心理行为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人的本质“意识”和“思想”的信息理性，李德昌等认为只有“立地”于深层次上的人类本性，才能在“顶天”层次上关注复杂的中国管理实践。齐善鸿对面向实践的管理核心命题进行了根本性反思，认为应该关注人性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等的演变。

      “实践学者”对“直面”内涵的多元化理解，显示出其坚定的信念与态度，在认可“直面”所蕴含的价值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中国管理实践发展，并对“直面”进行多元化的科学评价、路径探索与尝试，但似乎也隐含着理解差异可能导致的问题。

      2.2 科学评价

      根据“学部”的战略目标以及“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的根本要求，对“直面”科学评价既要体现“致用”的追求，还要体现对“求真”的探寻。“实践学者”对“直面”的评价或侧重科学属性，或侧重实用属性，或二者并重。

      陈春花提出评价的两个关键维度——实践导向与创新导向：前者侧重“研究问题的重要性、解决方案的概括性、研究成果的可读性以及研究结论的可复制性”；后者侧重“重大问题的探索、管理实践的独创性以及对中国管理实践发展脉络的贡献”。鉴于管理学符合技术科学的学科属性特征，陈春花等进一步构建了“QTB评价模型”，强调从实践中获得灵感，挖掘问题；通过管理研究的抽象提炼，构建理论；推广应用并保持持久效力，贡献效益。基于势科学的理论视角，李德昌认为理论评价层次包括人性的本质假设、理论的抽象度与解释度、基于本体论与运行规律等方面，而实践评价层次包括研究有效性、可操作性与启迪性、概念可用性与操作便捷性等方面。陈劲等认为需从研究来源、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3个方面评价，其中研究成果的实践性评价最为重要。根据目标定位的不同，乐国林认为可区分为侧重发现管理新知的“直面”和侧重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直面”，建议对前者的评价应将成果的科学价值、创新价值与独特性作为核心标准，而对后者的评价应将解决方案的实践操作性、实践效果与综合影响力作为核心标准。

      “直面”的共同标准与终极目标就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构建理论、解释和预见管理领域里的重要现象，纯粹的理论化和纯粹的实践导向都会阻碍“直面”的良性发展。陈劲等进一步指出综合的评价应该注重学术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糅合、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强调将理论与应用、知识与智慧两个维度纳入管理研究评价。孙继伟则认为，可以从鉴别性指标与优劣性指标进行评价：前者强调是否“外行不觉得深，同行不觉得浅”，以及理论在成熟之前是否已经应用于管理实践；而后者包括实践客户的数量与质量、理论的应用广度与应用深度。曾昊认为，评价本身是为了发现更有价值的成功管理实践和相应的管理模式，从而推动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持续提升。

      虽然“实践学者”意见不一，但已达成基本共识，即必须重视对“直面”成果的“实践相关性”评价，这不仅是对“学部”“十二五”规划中“将‘实践相关性’作为重要衡量标准”的直接回应，也是“实践学者”探索“直面”路径的基本出发点。

      2.3 路径探索

      2.3.1 理论何以致用

      “直面”需要解决的重大难题之一是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一个本土化的难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摆在管理学界眼前的现实问题。尽管如此，从历届论坛可以看出，“实践学者”并未过多犹豫，而是显示出信心、激情与智慧，勇于挑战这一难题，积极思索如何才能不“脱节”。

      张玉利等认为，“直面”的关键是挖掘和提炼管理实践中的学术问题和科学问题，好的研究一定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臧志等构建了“差异辨识—制定规则—选择问题—形成协作”四阶段合作模型，旨在减少管理研究和管理实践之间的不对称性。彭贺等提出“阅读书刊，了解实践；蹲点企业，观察实践；介入企业，改变实践”，并认为介入企业最重要。彭贺另辟蹊径，认为脱节问题可能是管理者不善于应用理论造成的，因此提出“管理者即研究者”的观点。乐国林等进一步提出“管理理论的异化应用”观点，认为管理者的“异化应用”也是造成管理理论与知识的实践效用低下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吕力认为，一方面脱节的本质是科学认识论与技术认识论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实现管理学的技术化转向，从而达到“致用”目的；另一方面，管理规范理论是为达到目标而提出解决方案，从而有效解决管理实践问题，因此提倡“规范研究”。

      2.3.2 理论何以创新

      将科学的普遍原则和具体实践结合，是社会科学乃至任何科学都必须遵循的基本思想原则。管理理论是“直面”的基本依据与原则，对于管理理论创新，到底是以“中国管理理论”为主？还是以“管理的中国理论”为主？抑或二者同时进行？

      不可否认，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得益于西方管理理论的引进、消化与吸收，但是结合中国本土文化与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正在涌现。探索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并在国际比较与对话中，采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来实现理论的创新，已经成为“实践学者”的历史重任。陈春花等认为，现在普遍采用的西方管理理论起源于西方特殊的文化，因此将中国本土管理理论发展成为一般管理理论是一条可行路径。对此，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认识到重大理论创新，无论是“管理的中国理论”，还是“中国管理理论”都需对“直面”所嵌入的情境进行界定和解构。蓝海林等进一步指出，对中国情境认识的逐渐深化，决定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与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的对话，决定着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张玉利等则强调，管理理论来自于管理实践，大多数管理理论是在管理实践基础上的抽象、提炼、总结和升华，并反过来指导管理实践。与此同时，罗纪宁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对人性和个人价值的认识与关注，力图实现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协调，因此为理论开发与探索提供了天然的文化土壤。

      综上，多数“实践学者”比较认可中国独特的文化情境对于管理理论的探索至关重要。“实践学者”在肯定中国文化情境对创建管理理论的价值时，对中国独特的情境的认知正在由消极逐渐转变为积极，从被动承认其合理性逐渐转变为主动揭示的阶段。任兵等指出，中国管理学研究的渐进性进程，建立在“深度”情境化基础上，以现象驱动和理论启发的研究范式为指导，逐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鉴于改革开放加快了经济与社会的转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进步，以及中国独特的文化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管理实践研究，李垣等认为，客观与系统地描述中国特殊的情境需要将现实的转型特征和历史的文化认知特征有机结合。与此同时，陈春花等认为需要回归本质，注重在研究过程中使用全球语言，以规范方法研究理论问题，最终实现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问题上升至一般理论问题。吕力也建议从“直面”的本质入手，并提出“元管理研究”，认为“直面”要植根于管理的“元”问题。

      由此可见，“实践学者”正在积极探寻“直面”的路径与回应“学部”“十二五”规划的战略要求，同时也为“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接着西方管理学讲”，以及“接着中国近现代管理实践讲”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2.4 科学尝试

      “实践学者”除了对“直面”的内涵、评价与路径探索进行了探讨，也结合中国的具体管理实践进行较为深入的科学尝试。从每年的会议综述与官方网站可获知，学者在围绕“论坛”历届的主题进行尝试的同时(见表1)，也重点关注了“产学研合作”、“制造企业管理创新”与“企业的能力演化”，“企业创新管理”与“企业创业”，以及“包容性发展与绿色跨越”、“创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管理机制和组织体制范式”、“真实控制权与公司治理”、“合法性战略、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等相关话题。这些较为具体的科学尝试，体现“实践学者”更为深入的“直面”行动，在注重管理学者与企业管理者等其他主体多向对话的同时，也在凸显学术知识与经验知识的有效整合。

      3 “直面”的评价与反思

      3.1 对“直面”与论坛效果的评价

      “实践学者”是“论坛”的主体与价值创造的中坚力量。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这场由“学部”战略引领、论坛提供平台、“实践学者”挖掘价值的“直面”工作，无论是在内涵和评价，还是在路径探索与尝试方面，“实践学者”已基本形成以下共识：“直面”一定是关注中国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其科学评价也要突出这一标准，同时也意味着其理论来源于并服务于中国管理实践，而文献是一种间接的实践；“实践学者”对“直面”持支持态度，无畏困难，坚定信念，愿意积极投身于理论与实践的弥合研究以及管理理论创新研究中；“直面”既要与管理实践相关，也要从实践中界定科学问题并探索中国独特的管理实践规律，创新管理理论以提高中国管理学的世界话语权；“直面”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研究范式，而是鼓励多元化的尝试，因为没有一种研究方式是最好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可以为学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可能与广阔的合作空间。正是基于这样的重要共识，“实践学者”对“直面”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同时带动了更多的管理学者关注中国管理实践。

      与此同时，“论坛”在履行其使命时义不容辞，正在发挥并强化其平台作用，促进学术界与实践界的深入合作，逐渐强化“直面”的学术导向影响，推进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融合，释放中国传统文化与情境对理论创新的“正能量”。从历届论坛也可知晓，关注“直面”的“实践学者”队伍正在壮大，其成员结构越来越多元化的同时，也逐渐趋向合理化。“实践学者”名家荟萃，百家争鸣，在贡献其睿智的智慧与思想价值的同时，也在逐渐进行“直面”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增值，并为进一步提升“直面”价值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与此同时，从每届会议主题与历届“实践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论坛在注重对“直面”的内涵、评价、路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时，也越来越关注创新转型新形势下的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研究，尤其是近几年“大数据”与“云经济”的兴起，在催生新的商业模式与重组产业价值链的同时，正在引领中国管理实践进入一场新的互联网场域。时代的发展与转型客观上要求“直面”必须结合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新局面、新情境，而“中国·实践·管理”论坛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突出时代主题，为学者提供了广阔的交流平台，并正在引发更多的探索与争鸣，这也充分体现了《管理学报》的办刊宗旨，以及本论坛从初期本质探索转型至更加贴近中国管理实践的蜕变逻辑。

      “学部”与《管理学报》对“直面”的持续重视以及“实践学者”的不懈努力，正展现出对管理研究偏离实践的一种适当纠正，使更多的学者日益重视管理学的“致用”逻辑，同时引发学者对“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深入探讨，这不仅有助于促进管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也在推进中国管理学的理论创新。一方面，“实践学者”面对的“科学严谨性”压力源自于学者们在科学理论构建与理论验证方面的一种诉求，目的是发现“事实”和理解现象，而“实践相关性”的压力源自于科学领域的一种义务——建立一个切实可行的系统以便管理这些“事实”的发现。这两种压力同时存在，创造了一种相互斗争的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引发了“实践学者”诸多的争议与价值争鸣，有助于重新思考现有研究的价值以及未来研究的新趋势。与此同时，“论坛”的系列行动以及“实践学者”对“直面”的内涵、评价、路径与探索等方面达成的共识与进行的多元化研究，无形中又正在强化这种张力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在国内众多管理学者跟随美国“管理研究科学化”的运动，并过于追求“科学严谨性”与“实证至上”的同时，《管理学报》通过这一以“直面”为主题的论坛，顺应中国管理学发展的时代要求，突出“实践相关性”这一关键特色，旨在全国范围内使“实践相关性”与“科学严谨性”成为学者共同深入探讨的主题，形成并深化促进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张力，在引领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明和挖掘管理研究的价值困境的同时，也正在引起更多学者的争鸣和对话，而争鸣与对话又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管理学的科学发展。这种基于“求真”与“致用”之争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对中国管理学释放出的正能量，正是体现了“管理学发展的两条路线：科学化路线以及人文化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向未来的延展中，不管哪一条，只要单兵突进发展迅速，另一条就会产生一种矫正效应。正面上的不相交，却在事实上互相把对方拉到自己影响力所及的范围内。尽管二者的基本倾向是互相排斥对方，却正是因为排斥而产生引力，从而调整着管理学的发展方向。”

      3.2 反思：边界、文化与本质

      基于“学部”的战略要求、“论坛”数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实践学者”的不懈努力，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已有研究进行更为深入的反思，因为质疑与反思的精神是“创造性破坏”的创新产生的前提。

      3.2.1 管理实践的边界：距离“实践”还有多远？

      “直面”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立地”，突出“实践相关性”在管理研究的作用，使其与“科学严谨性”共同形成促进中国管理学科学发展的张力，同时促进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从“学部”的“十一五”与“十二五”规划以及“论坛”的研究成果均可看出，“直面”已经成为一条重要的“出路”，但是可能受国家管理学学科设置的影响，无论是“学部”还是“实践学者”似乎对“管理实践”的基本范畴与边界定义并不一致：“学部”侧重的管理实践是宏观与微观管理实践，既包括企业管理实践，也包括公共管理实践，甚至囊括“国家创新”、“经济与社会转型”、“劳动力成本上升”等更为宏观的管理实践，因此可以认为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宏观管理与政策甚至是经济学领域所面向的管理实践；而参与本论坛的“实践学者”关注的管理实践似乎以微观的企业管理实践为主。多数“实践学者”认为“理论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实践”也是强调这种微观的企业管理实践。

      与此同时，部分“实践学者”在探讨“直面”的内涵、评价标准、路径等方面时，似乎也未严格界定与区分“管理实践”的宏观与微观边界，或侧重企业管理实践，或侧重宏观管理实践，或有“僭越”之嫌认为二者等同，如《出路与展望》中的“管理实践”似乎更侧重企业管理实践；刘源张的主题报告及其研究成果中的“管理实践”似乎是宏观管理实践；彭贺等关注的“管理实践”似乎又是指企业管理实践。“论坛”中，2010年与2011年似乎更加关注宏观与微观管理实践，而2012年与2013年似乎更加关注微观的企业管理实践。陈春花似乎对管理实践的边界较为敏感，认为“中国管理实践的评价首先应该来源于中国企业实践”，较为明确地关注企业管理实践。“面向实践”、“实践导向”、“实践相关性”固然没错，这种态度也得到几乎所有学者的认同，但是对管理实践范畴与边界的模糊认识以及模棱两可，必然会对“理论来源于实践”产生混淆，长期下去并不利于中国管理学的发展，而且正是这种边界的混淆，似乎正在导致“论坛”包含的成果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同时，也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不少“实践学者”惯以引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以及德鲁克的实践管理思想来佐证经典管理理论来源于管理实践这一现象，但是这些高被引的大师所面向的管理实践通常是企业管理实践。既然如此，试问所谓的基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创新是指基于企业管理实践？还是指基于宏观与微观管理实践？在现有研究成果中，笔者似乎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答案。本研究认为，如果未对中国管理实践的范围做出严格的区分与界定，就不仅会使管理学界的研究工作失去内涵、失去边界、失去对象，也极易在研究过程中失去了科学和自信，而十分容易地滑入所谓的艺术和普遍的随意境地。

      “直面”的重要目的就是深入关注中国管理实践，为理论寻找发源地与实验场所。既然是面向管理实践，那么在近5年时间里，“实践学者”关注的管理实践是否与实践管理者以及其他学者关注的中国管理实践热点相吻合呢？不妨看一下由世界经理人网站评选的历年“中国十大管理实践”(见表2)。这一结果据说是由《世界经理人》杂志和百万中国经理人及知名专家学者(如林毅夫)一起，以“重要性”、“普遍性”和“关注度”为标准，评选出植根于中国的经济实践和文化土壤、代表中国企业每年的努力、推动中国管理进步的十项管理实践，至2014年已举办12届。这一评选结果已得到管理实践界与学者的广泛认同，而且已有管理学者基于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科学的研究。

      表2 《世界经理人》评选的近5年“中国十大管理实践”结果②

      

      从表2可知，管理创新与对“人”的管理一直都是中国管理实践的时代主题，表2也从一定程度上映射了管理是对组织的核心要素——人进行管理。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以及大数据的普及，推动“互联网思维”成为近几年的中国管理实践热点。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参与论坛的“实践学者”视野中的管理实践更多是企业管理实践，但是与《世界经理人》杂志评选的“中国十大管理实践”还有一定差别。通过与表1对比可知，以“直面”为主题的“论坛”每年的“涉及研究领域”、“直面”的系列行动以及2014年的论坛以“互联网”为重点之举措，与表2结果中的管理创新与“互联网思维”主题比较吻合，但是对“人”的关注以及其他管理实践主题差别较大。这说明“论坛”与“实践学者”在走近中国管理实践时，仍存有较大的“直面”发展空间，可能需要进一步深入关注中国管理实践。可见，“学部”、“论坛”、“实践学者”以及“中国十大管理实践”所关注的“管理实践”的范畴与边界不一致，这或许可以给后期论坛发展与更多的“实践学者”留下一定值得高度关注或思考的空间。

      3.2.2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可成为管理理论创新的一剂良药？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各类现象的涌现，有必要对中国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进行理论探索这一观点已经获得管理学者的共识。“实践学者”正在“接着中国传统文化讲”的同时，已经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的管理实践相结合，并酝酿出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如“道本管理”、“Hofstede文化价值观与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太极思维对企业营销的影响”等。不可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为“直面”乃至中国的管理理论创新与丰富提供了发展的土壤和机遇，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文化传承，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与管理实践，但是“实践学者”似乎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对管理创新的影响完全达成共识。当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特殊的传统文化对于管理理论的探索非常重要时，已经有学者开始质疑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合法性”。由此，“实践学者”应该更多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理念对处于经济转型期、正在走向世界、正在走向现代文明与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管理实践有无真正的作用与效果。

      笔者认为，“实践学者”应该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直面”的影响，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今世界上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发展的文化，但是形成于中国数千年之前封建社会的管理思想和文化与科学管理思想存在着较大差异，研究层面与当今的“直面”研究重点有所不同，甚至存在矛盾与冲突，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许多农业经济社会中朴素、自然的看法。雷恩对工业革命之前的管理思想总结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佐证：“在早期管理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反商业、反成就和很大程度上反人性的文化价值观。当人们被生活地位和社会身份束缚，当君主通过中央命令实施统治，当人们被要求不考虑个人在现世的成就而要等待来世的更好命运，工业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在工业革命之前，经济和社会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而政治价值观是由某个中央权威作出的单方决定。虽然出现了一些早期的管理理念，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局域的……在这些非工业的情境下，没有或几乎没有必要创造一种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由此，在“直面”以及发展中国管理学时，要辩证看待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与哲学对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影响，既要对其继承与发扬，又要对其批判与扬弃。

      3.2.3 管理研究的本质：“直面”是否可能走入新时期下的管理丛林？

      一方面，不少“实践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直面”研究中逐渐趋向合法化，为本土管理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学部”的战略规划与《管理学报》在“论坛”中不断突出管理研究中“实践相关性”的重要作用。这一系列学术尝试不仅正在推进“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的进程；同时也在形成并强化促进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张力，然而，如果“实践学者”在“直面”时没有抓住管理研究的本质，那么可能会因其过度的多元化尝试、张力的盲目扩张以及管理实践的边界继续模糊化，从而导致“直面”成果的价值迷失，甚至可能会陷入中国特有的管理丛林而不能自拔。

      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和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管理学理论大多是从组织管理实践诞生，从历届“论坛”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实践学者”更多的是面向企业管理实践，从而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弥合以及理论创新的进程。本研究认为，从组织管理实践的角度来重申“直面”要回归管理研究的本质，应该可以视为避免盲目多元化以及实践边界过于模糊化的一个有益尝试。基于对组织管理理论的探讨，已有学者对管理研究的本质作了较为系统、具体、清晰的总结，可将之视为“直面”的一个参考与基本出发点：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将研究的对象锁定在了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上；也清楚地认识到对构成组织的基本元素——人的分析与探索是研究的核心内容；管理工作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解决组织与其运行环境的匹配，解决组织目标与组织中成员期望的协调；也明确了组织管理工作的基本程序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

      笔者也比较认同以上概括，尤其是管理是对人进行管理，“直面”也应该以人为管理核心而展开，“学部”二届一次会议也非常深刻地突出“人”在管理理论创新以及理论与实践整合中的关键作用，并明确地提到：“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事、物，要探讨的是人理、事理、物理，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是先研究物理与事理，后研究人理，至今仍然是重物理与事理而轻人理，这正是国外先进管理理论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管理实践的根本原因。”甚至认为，“从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解决中国13亿人口的伟大经济转型的管理问题本身就具有世界意义，中国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因此，从“人”的角度进行“直面”，本身就是解决“直面”难题的重要线索。从管理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也不难看出，随着人性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到“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到“决策人”再到“知识人”的过渡，相应时代产生的管理思想也从科学管理理论、人际关系理论等逐渐过渡到决策理论与知识管理理论等。

      再次回到论坛创办之初发起的倡议性文章《出路与展望》并细心品味，不难发现，该文旨在呼吁“直面”，同时也引发了学者对“直面”的矛盾与基本范畴的持续争鸣与探索。该文在使“实践学者”对“直面”进行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与价值提升的过程中，也非常明确道出了“直面”应该强调对“人”的关注，并认为“未来的管理核心依然是人”：“说到底，管理也是人的行为活动，是人的心智模式决定的行为活动，是管理者心智决定的行为对被管理者的心智和行为的影响活动，是集体的心智决定集体行为的活动：一切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创新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根本点。”“管理行为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从人类行为的角度探讨管理的行为是研究的重要路径之一。”“只有突破西方经济人或者复杂人的人性假设，在新的人性假设下提出新的理论命题，才能指导中国管理的复杂实践。”“对人性的认知改变也将为新的思想和理论的诞生敲开尘封多年的管理智慧之门。”但是从“论坛”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来看，“实践学者”并未完全按照“人”这一核心展开，甚至也未完全围绕管理研究的本质进行“直面”。

      综上所述，“学部”的“直面”号召完全正确，“实践学者”的“直面”成果也已初现成效，以“直面”为主题的“论坛”更是正在积极响应“十二五”战略要求，发挥连接“实践学者”、企业管理者与期刊编者的战略平台作用，从“构建平台”到“平台作用”效果初露端倪，而且“网络效应”也逐渐显现，甚至“编者与‘实践学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合作，核心圈得以不断扩展，具备了自我运行的基本能力”。如果在这一系列的机遇与成就面前，“实践学者”因为缺少反思，“直面”行动因为无意中逐渐远离管理研究的本质而走向管理丛林，无疑会南辕北辙，有违“实践学者”的初衷、《管理学报》的宗旨以及“论坛”的使命。

      4 总结与展望

      以“直面”为主题的“论坛”至今已召开了5次系列研讨会，从响应“学部”的基本要求与探究“直面”的内涵启程，经过科学评价、路径探索与科学尝试，在推进管理研究迈向中国管理实践方面做出了不可忽视的价值贡献，并对“直面”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探索，带动了更多学者关注中国管理实践，促进了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合作。本研究尝试对该论坛作出回顾与梳理，是对“直面”行动与成果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出路与展望》呼吁的一个回应，同时又是对“学部”战略要求的一个响应，更是对未来“直面”的一个承接。

      与此同时，“论坛”、“学部”与“实践学者”，对“直面”态度已达成一致意见，并展示了坚定的信心，几股力量同时在将中国管理学推向“面向实践”的主题，并且使得这一主题不断深化，不仅使广大管理学者深刻意识到“实践”对管理研究与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重要性，也使得“实践相关性”在被提上日程，并被广大学者充分认可的同时，与“科学严谨性”无形中共同形成促进中国管理学健康发展的张力。“实践学者”虽未对“直面”的内涵、评价与路径完全达成共识，但是正在进一步催化这种张力的正能量，引导和启发中国管理实践的进步与发展，为挖掘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科学问题以及发展中国特定情境下的管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鉴于目前“直面”成果的瑕疵与不足，本研究认为“论坛”、“实践学者”与“学部”可以对“中国管理实践”的边界进行更为具体、严格的区分，更加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直面”的影响，抓住管理研究的本质，从而避免走进新时期下的管理丛林。对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谨供参考。

      4.1 “实践学者”何以“直面”

      在“学部”的引领下，在“论坛”上，“实践学者”的“直面”贡献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防止张力盲目扩张、管理实践的边界过于模糊以至于陷入新时期下的管理丛林，“实践学者”需要抓住管理研究的本质，严格分辨宏观管理实践与微观企业管理实践的区别与联系，并围绕管理的核心要素展开深入研究，更加深入地关注中国管理实践，跟踪管理实践热点(可参考表2)，同时更要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和现代科学管理本质的区别，辩证看待其对理论与实践的整合，以及对管理理论创新的影响。

      4.2 “论坛”何以优化

      以“直面”为主题的“论坛”在发挥其平台作用时，可以继续推进“实践学者”与管理实践界人士的深层次互动，争取为更多的“实践学者”提供优质的思想交流平台。与此同时，“论坛”也可以与“学部”联手，以厘清管理实践的边界为前提，系统区分企业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宏观管理与政策的实践边界，而不是“一刀切”，可以考虑继续以关注企业管理实践为主，因为企业是经济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而且事实上管理学作为科学也源于企业实践，这些源于企业的经验又不断应用到其他组织中，因此，企业组织是管理研究的重要基础。不管是实践管理大师(如德鲁克)，还是管理学学术泰斗(如马奇)，其经典管理理论与思想也多是基于企业的管理实践诞生。同时，本研究也建议“论坛”更加关注“中国十大管理实践”等其他重要的管理实践热点，同时跟踪并探讨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并对其管理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直面”研究。

      4.3 “学部”何以引领

      “学部”的3个部门分别负责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以及宏观管理与政策等不同领域①，从本研究可获悉，“学部”发起的“直面”研究是基于中国管理学学科的角度面向管理学不同领域的管理实践。虽然这些宏观与微观管理实践的“直面”内涵、科学评价与路径发展机制有很多相同与交叉的地方，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较大的区别，因此可以考虑在突出“实践相关性”的同时，对“中国管理实践”按照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系统、有机的划分，将“直面”中对“物”的研究与对“人”的研究加以切割，从而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在学科的项目鉴定工作中，在注意科学性的前提下，更加关注科研成果的可行性、实践性，在战略层次上为避免走入新时期下的管理丛林发挥引领作用。

      ①在世界经理人网站评选的近几年“中国十大管理实践”中，互联网思维这一主题是近几年涌现的热点，详见官方网站http://www.ceconline.com/bp/History.html。

      ②详见网站http://www.cec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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