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百年翻译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著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3/23/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075—08
从中国人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并被民主革命者尝试用来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进而到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式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再到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这期间已走过了百余年历程。世纪回眸，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从著作片断的译介、单篇著作的翻译出版到文集、选集以及全集的翻译出版；从零星观点、个别理论观点的传播到系统理论学说的研究，并在理解的基础上用自己的语言加以叙述、发挥和进行理论创造的过程。并且，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经历了从宣传、解说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过程。
回顾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从宣传这一学说到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并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创造出能够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理论的过程，不仅有利于探索和描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在中国社会条件下演化的历史真相，更有利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所以，这一过程包含了三重要素：其一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在熟悉外国语言文字的基础上翻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其二是这些知识分子结合学习马列著作、结合学习国外学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仿制和撰写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品，其三是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三重要素交织在一起，使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色彩斑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特点，但传播内容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从事国际工人协会和对欧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的介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以及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列宁主义，其传播渠道则有欧美诸国、日本和苏联等国家。
一、马克思主义观点、著作片断或章节的翻译与传播
从具体过程看，中国人首次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年通过欧美等国基督教传教者在上海的出版机构《万国公报》，中国人初次听说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则是在1902年通过出逃日本的改良派首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获得的。中国人最初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首功在民主革命的先驱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者和国民党人。
从1903年开始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20余年，可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时期，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反抗清王朝的同盟会革命志士，以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等是这一时期的传播主体，其传播来源地主要是日本。在这一时期，同盟会以及由它演化而来的国民党的理论家们的作用最大，他们之中较著名的有追随孙中山左右的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马君武、胡汉民、戴季陶等人。这些革命者较早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片断，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开初是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号召人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来则是用来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政治。
1919年以前，汉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短篇或片断，主要刊登在报刊杂志上，它们主要有：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民鸣译，译名为《共产党宣言序言》，日本东京《天义报》1908年1月第15卷)，《共产党宣言》第1章(民鸣译，日本东京《天义报》1908年2-5月第16-19卷)，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1、2节和第3节的一部分(施仁荣译，译名为《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上海《新世界》半月刊1912年5-7月)，《共产党宣言》摘译(舍译，北京《每周评论》1919年4月第16期)，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食力译，译名为《劳动与资本》，北京《晨报》1919年5月9日至6月11日)，《共产党宣言》第一章(李泽彰译，译名为《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国民》杂志1919年11月第2卷第1号)，等等。
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国民党人仍然热衷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以《星期评论》、《建设》等刊物作为鼓吹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喉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更是用较大版面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直到1925年国共合作开始前后，国民党人中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士大有人在。
20世纪20年代上期，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顺应时代潮流，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赞同和以俄为师的主张，对共产主义者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向往俄国革命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一个比国民党更年轻的政党，在1921年才成立，但它在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担负起时代重任，扮演了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具体运用的主角。他们继承孙中山的遗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长年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并有意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高语罕、李汉俊、杨匏安、瞿秋白、蔡和森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从历史进程看，继国民党人之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主导者，其促进作用更为巨大。
由于开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统一的组织，早期共产主义者中包括各等派别与人物。例如，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胡鄂公等人，1921年联络湖北青年在北京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2年2月又组织共产主义同志会，并创办《今日》杂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今日》先后刊载有《公妻说的辟谬》、《社会主义未来国》、《社会主义与人口论》、《无产阶级对于政治应有的态度》、《马克思学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无产阶级与文学》、《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唯物的中国史观》、《劳动问题与妇女问题》、《土地国有制度》、《劳动哲学》、《马克思著作史》等文章。该杂志还首次翻译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及《资本论》中的有关篇章，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4章，还有列宁的《俄国现时经济的地位》、布哈林的《俄苏维埃的新经济组织》等著作。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知识界诸多进步人士亦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例如，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从日本回国后，以渊泉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从总的状况来看，在1919年以前，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翻译介绍一些著作短篇、片断和个别理论，还没有出现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汉译著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主要来自日本，并通过译述式的写作来撰写理论文章。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解释注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几个主要方面。
二、马克思主义单篇著作摘编或单篇著作的翻译与传播
从1920年开始，马克思主义著作才以完整的形式在中国翻译出版。最为显著的或划时代的标志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之一的上海党组织支持、帮助下，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汉文版全译本以“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出版，这是中国首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全国的统一组织后，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其表现是，它新成立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计划以“马克思全书”等形式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列宁等人的著作。后来，它又陆续成立了上海书店、华兴书局、湖风书局等，这些书店主要是发行中共的出版物，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的著作，撰写宣传马列主义的作品。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了一种时代文化潮流，上海则开风气之先，纷纷开设了一些文化出版机构如大江书铺、上海出版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万叶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光明书局、作家书屋、良友图书公司、晨光出版公司、海燕书店、群益出版社、新亚书店、新月书店等，这些书店出版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或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书籍。在20世纪30年代，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创办了一些较有名的书店，如邹韬奋创办了生活书店(1932年)，钱俊瑞创办了新知书店(1935年)，李公朴创办了读书出版社(1936年)等，这些书店传播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成效较为显著。
自1920年《共产党宣言》汉译本问世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斯大林的许多著作的汉译本源源不断地出版发行。尽管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著作被严格禁止，但共产党人的出版机构和进步出版商的出版活动仍在秘密进行。例如，中国共产党1929年成立的地下出版机构华兴书局，出版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华岗译)，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论文选译》第一集，《马克斯主义的基础》(编辑)，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革命与考茨基》、《两个策略》、《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三个国际》、《“左派”幼稚病》，布哈林的《资本主义之解剖》，萨诺普夫的《苏维埃宪法浅说》以及《苏联红军史》等。
在共产党人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同时，一些进步出版商也出版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9月，我国翻译出版马列著作约有530多种。”[1]46现根据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收集资料、整理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王东等撰写的《马列著作在中国出版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书及其他相关著作，将20世纪上半叶我国出版的许多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依据其翻译出版的年代作一简要介绍：
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重要哲学著作或著作摘译主要有：《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叙》(费觉天译，北京《国民》杂志1920年10月第2卷第3号)，《英哲尔士论家庭的起源》(恽代英节译，上海《东方杂志》1920年10月第17卷第19-20号)，恩格斯的《国家的起源》(熊得山节译，北京《今日》杂志1923年8月26日第3卷第2号)，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底拔粹》(李铁声摘译，上海《思想》月刊1928年9-10月第2-3期)，《恩格尔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辞》(厉译，《出路》1928年10月20日第1期)，恩格斯的《马克斯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其中有《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陆一远译，1928年11月上海春潮书局)，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扬译，1929年6月上海新生命书局)，马克思的《哲学之贫困》(杜竹君译，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恩格斯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费儿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序、附录《马克思的费儿巴赫论纲要》即《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等，林超真译，1929年10月上海沪滨书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其中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自然辩证法》札记和论断、《神圣家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摘译，彭嘉生译，1929年12月上海南强书局)等。
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著作摘译主要有：马克思的《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1921年12月广州人民出版社)，马克思的《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邝摩汉编译，北京《今日》杂志1922年3月15日第1卷第2号)，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李季[郭沫若]译，1922年10月商务印书馆)等。
政治学或社会主义著作主要有：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郑次川节译，1920年8月上海群益书社、上海伊文思图书公司)，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评》(熊得山译，北京《今日》杂志1922年5月15日第1卷第4号)，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民主革命与工人》(即《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葵译，北京《政治生活》1924年8月24日第14期)，《马克思与列宁之农业政策》(刘书宝编译，1928年3月上海太平洋书店)，恩格斯的《农民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陆一远摘译，1928年5月上海远东图书公司)等。
上述情况表明，20世纪20年代汉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大多是摘译本。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文选类著作，既有全译本，也有摘译本。其中哲学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等著的《辩证法经典》(其中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等的摘译，程始仁编译，1930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底终末》(向省吾译，1930年4月上海江南书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论的片断》(向省吾译，1930年4月上海江南书店)，恩格斯的《从猿到人》(成篙译，1930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吴黎平译，1930年11月上海江南书店)，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1932年8月上海神州国光社)，马克思的《黑格尔哲学批判》(柳若水译，1935年3月上海辛垦书店)，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1937年12月上海生活书店)，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1938年11月上海言行出版社)，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起源》(1938年6月明华出版社)等。
政治经济学著作系列主要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陈启修译，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刘曼译，1930年3月上海乐群书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1931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即《资本论》第1卷第2、3篇，潘冬舟译，1932年8月北平东亚书局)，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3卷(郭大力、王亚南译，1938年8-9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通信集》(郭大力译，1939年4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等。
政治学或社会主义著作及综合性著作主要有：《马克思论文选译》(其中有《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六月革命》等，李一氓译，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马克斯主义的基础》(包括《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等，潘鸿文编，1930年3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社)，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包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陈仲涛译，1930年5月上海南强书店)，《马克思论出版底自由与检查》(洛扬译，上海《萌芽》月刊1930年5月1日第1卷第5期)，恩格斯的《革命与反革命》(即《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刘镜圆译，1930年5月上海新生命书局)，《马·恩论中国》(包括《古代东方底特点与中国》、《资本论》等著作的片断摘译，方乃宜译，1938年3月武汉中国出版社)，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郭和译，1939年1月上海亚东图书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郭和译，1939年4月15日上海海潮社)，以及《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欧阳凡海编译，1939年11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等。
相对来说，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要少一些，但也有若干新的译著，如《马恩列斯论经济问题》(1948年8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考茨基编，郭大力译，1949年5月上海实践出版社)，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林若译，1949年7月上海民间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林超真译，1949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等。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下期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在非常艰苦的岁月中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中央苏区出版的重要著作主要有：《共产党宣言》(附有《雇佣劳动与资本》，由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34年2月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央出版局1932年4月出版)、《三个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4月出版，阐述了1864年9月成立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1889年7月成立的第二国际、1919年8月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这三个国际，共产党组织的兴起、发展和基本情况，揭示了革命必然向前发展最终取得胜利的规律)、《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32年7月14日《红色中华》第27期上刊登的新书启事中有此书目)、《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7月出版)、《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策略》(中央出版局1932年7月出版，同时以《两个策略》为书名出版)、《“左”派幼稚病》(中央出版局1932年7月出版)。[2]302-303,[3]91此外，一些刊物也刊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斗争》1934年7月21日第68期刊登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等著作。
中央苏区翻译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种类也比较多，主要有《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中央印刷局1932年6月印刷)、《斯大林同志论反对派》(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11月出版)、《列宁主义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1934年1月出版，书中选编了斯大林1924年以来的十余篇著作，系统阐述了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红色中华》报第145期刊登的启事对此书有介绍)、《论布尔什维克中的几个问题》(1934年铅印本)，以及《斯大林论列宁》(蔡乾译，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3年12月出版)、《列宁主义概论》(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4年12月出版)。[2]304
同时，中央苏区还出版了不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如《国际纲领》(中央出版局1932年11月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翻译，1933年5月出版)、《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中共苏区中央局1933年3月印行)、《世界革命简史》(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编，1932年9月出版)、《社会进化简史》(中央出版局1932年8月出版)、《少共国际小史》(中央出版局1932年11月出版)、《少共国际纲领》(中央出版局1932年11月出版)、《职工国际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洛佐夫斯基同志报告所通过的提纲》(中央出版局1932年11月出版)，等等。[2]304-326
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选集”、“必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书的出版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以延安为依托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加注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和传播。1938年5月，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在中央的关心下成立。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由解放社出版了两大丛书和两大选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和“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列宁选集》和《斯大林选集》。其中，“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共出了10部，《列宁选集》计划出20卷，最后出了第1－18卷，《斯大林选集》出了第1－5卷。此外，还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文选》两卷集。
“马克思恩格斯丛书”的10部著作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它们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重译，1938年6月出版)，《共产党宣言》(成仿吾、徐冰根据德文原文译校，1938年8月出版)，《法兰西内战》(刘云即张闻天与吴黎平译，1938年11月出版)，《政治经济学论丛》(王学文、何锡麟、王石巍译，1939年3月出版)，《马恩通信选集》(柯柏年译，1939年6月出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王右铭、柯柏年译，1939年4月出版)，《〈资本论〉提纲》(何锡麟、王学文译校，1939年11月出版)，《哥达纲领批判》(何思敏、徐冰翻译，1939年12月出版)，《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吴黎平、柯柏年译，1940年8月出版)，《法兰西阶级斗争》(柯柏年译，1942年7月出版)等。[4]303
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则出版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其中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与军队》、《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新德意志帝国建设之际的暴力与经济》(即《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1870－1871普法战争》等多种马克思主义著作。[5]428
马列学院编译部编译的《列宁选集》含有列宁的大部分重要著作，其目的同样是供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及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与《列宁选集》18卷本，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与发行，在延安根据地及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知识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广大党员和革命战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抗日战争胜利、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仍然没有中断。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列宁文选》(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7年初出版的两卷集《列宁文选》汉文版，解放社根据这一版本分6册进行翻印并于1947年出版发行)，[6]《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中央土地问题研究会编，1947年7月晋察冀新华书店)，《马恩列文献》(包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1948年5月山东新华书店总店)，恩格斯的《从猿到人》(于光远、曹葆华译，1948年9月解放社)，《马恩列斯论妇女解放》(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张仲实译，1949年3月新华书店)，《关于学习〈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参考材料》(马克思恩格斯等著，马列学院编，1949年5月)，马克思的《哲学底贫困》(何思敬译，1949年9月解放社)，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张仲实译，1949年9月北平解放社)，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新节译本，杜畏之译，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等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翻译和传播工作更加受到重视，其编译工作的条件大大改善。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当时出版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列著作。1953年1月，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编译。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有计划地编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达到空前的规模。
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3年(中央编译局成立并着手翻译《斯大林全集》前后)的这几年中，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或摘译本相继得以翻译或重译和发表。例如，1949年10月，上海文源出版社出版了杜畏之节译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梁武摘译的恩格斯的《新哲学典范》(即《反杜林论》)，曹真译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曹真译的恩格斯的《费儿巴赫》(包括《费尔巴赫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费尔巴赫论纲要》即《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
在这几年中，《新建设》、《中国青年》、《新华月报》、《学习》、《文史哲》、《大公报》、《历史问题译丛》等刊物刊登的有关译著至少37篇以上。例如，《中国青年》1950年1月第30、31期和32期刊登有曹葆华、于光远译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导言》、《辩证法》等，《新华月报》1950年10月第2卷第6期、11月第3卷第1期刊登有曹葆华、于光远译的恩格斯的《读书札记》、《教学和物理学》，《新建设》1950年12月第3卷第3、4期刊登有曹葆华、于光远译的恩格斯的《关于生物学》，《学习》1951年7月刊登有艾思奇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收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书信21封)，《新建设》1952年5月号刊登有仲南试译的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律哲学批判〉序言》，《新建设》1952年10、11月号刊登有郭大力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导论》[即《导言(摘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文史哲》1953年第1、2、3期刊登了日知译的马克思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等等。
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方面亦有新的成果。例如，上海时代书局1950年1月出版了张古梅译的恩格斯的《追忆马克思》(包括《马克思简史》即《卡尔·马克思》、《参拜马克思墓前的悼词》即《卡尔·马克思的葬仪》)，三联书店1950年9月出版了郑易里译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国人民大学1950年12月出版了何思敬译的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平明出版社1951年1月出版了王道乾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人民出版社1951年3月出版了何思敬译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6月出版了曹汀译的恩格斯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8月出版了曹葆华、毛岸英译的《法德农民问题》，曹葆华、关其侗译的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等，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10月出版了郭大力译的《〈资本论〉第三卷补》，人民出版社1953年3－12月出版了郭大力、王亚南译的《资本论》第1－3卷，中国人民大学1953年12月5日出版了成仿吾、徐冰译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诞生一百三十五周年校译版)，等等。这些新成果为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准备和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同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干部必读”12种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一著作系列是1949年3月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时提出的一个学习理论计划，并让理论工作者拟订的学习书目。它包括《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发展简史》、《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简要读本》等。在建国初期，这些书成为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主要成绩在于出版了“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从1956年12月出版第1卷，至1985年出版最后1卷，“一共50卷全部出版，约有3200万字”.[7]367从1995年开始，人民出版社又着手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第2版，它是中央编译局在中文第1版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俄文)和德文版重新编辑、译校的，全集共60多卷，到目前已出版了23卷。
《列宁全集》汉文第1版共有39卷，总计1500多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至1963年出齐。接着，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列宁文稿》汉文版第1－17卷，它是《列宁全集》汉文第1版第1－39卷的补卷，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没有收入而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共55卷)和《列宁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章和著作。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自行编辑、出版一套《列宁全集》，这套《列宁全集》汉文第2版总共60卷，总字数为《列宁全集》汉文第1版(第1－39卷)的两倍多。它在苏联编辑的《列宁全集》39卷本和55卷本的基础上，搜集、收录了许多未收编入集的列宁文献。60卷本的《列宁全集》重新校订了译文，编写了注释、人名索引等各种资料。它从1984年开始编译，于1990年全部出版。“这是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8]93
《斯大林全集》汉文版总共13卷，共计340.9万字。它由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译出，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9月出版其第1卷，到1958年出齐第13卷。1962年8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斯大林文选》(1934－1952)，这是《斯大林全集》第1－13卷的补卷，共46.4万字。
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集出版后，中央编译局在其基础上选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汉文版选编的，1972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选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110篇，书信96封，共计180万字。这一选集先后出了6种版本。在1972版的基础上，中央编译局编译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同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的新版对照译校，调整并增加了一些篇目，例如新增加的有《资本论》篇章的节选。这个新选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称为第2版。
《列宁选集》第1－4卷是根据《列宁全集》汉文版选编的，1960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选集收入列宁的主要著作205篇，共计257.6万字。这个选集先后出了3种版本。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中央编译局编译了新版《列宁选集》第1－4卷，其译文参照《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并在原版基础上译校而成。该选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出了第3版，全套书320万字。
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主要著作58篇，共计102万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除了全集、选集之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大批重要著作还出了单行本，并且许多单行本还有多种版本。为了便于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某一个方面问题的论述，一些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本也被选编、出版。
还要指出的是，1978年以后，我国还新出版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单行本或专集，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第1－4册(红旗出版社1992年)、张一兵主持翻译的日本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广松涉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汉文版易名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彭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等。此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辑资料》也刊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如马克思的《克罗茨纳赫笔记：第4本》(1980年)等。这些著作的汉文版，为中国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料。
［收稿日期］2013-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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