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勒克莱齐奥小说的异托邦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莱论文,小说论文,异托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Jean Marie Gustave Le Clézio，1940- )常常选择漂泊母题来演绎其小说，以至于他的小说充满“逃离”、“流浪”、“出走”之类的字眼或事件。不能说漂泊是每部(篇)勒克莱齐奥小说的主要母题甚或唯一母题，但它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几乎无处不在。这些漂泊大致上可归结为三种，即无奈出逃、自我放逐以及主动找寻，而每一种漂泊都隐含着勒克莱齐奥对异托邦的建构。长篇小说《诉讼笔录》是勒克莱齐奥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而它就恰恰以漂泊为母题并隐含着异托邦建构。作为异托邦理论的创始人，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评价《诉讼笔录》激烈反抗西方现代文明而为西方社会敲响警钟。福柯的评价其实基于他那关注边缘存在、维护边缘空间并反思现代文明的异托邦理论，而《诉讼笔录》以及其他勒克莱齐奥小说又多是探寻现代文明中的边缘人性之作。近年来，国内学者曾从多角度、多层次研究勒克莱齐奥小说，却都忽略了其中的异托邦建构。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漂泊母题的角度切入，以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关照勒克莱齐奥小说对边缘存在、边缘空间的书写，进而探寻其真义。 一、无奈出逃与危机异托邦 无奈出逃，顾名思义，即是指漂泊主体迫于无法解决的困境而被逼无奈地逃离当下情境。在无奈出逃中，漂泊主体虽缺乏漂泊自主性——迫于当下无法解决的困境，却富于漂泊目的性——努力逃离当下无法解决的困境并试图寻找异地适宜生存的环境。短篇小说“巴萨，或者阴曹地府”中的马哈玛(沃特森)与法图(瓦妮莎)热烈相爱，却因为二人都生活贫困、地位低下而无法结合。两人都深知，他们在当地无论如何努力奋斗都改变不了自己的贫困生活和低下地位。就是在万般无奈的苦苦煎熬下，马哈玛逃离本地、偷渡异国，以期在新的环境中寻获财富和地位而最终成功迎娶法图。相较于“巴萨，或者阴曹地府”，长篇小说《流浪的星星》更为集中地书写了漂泊主体无奈出逃的迫切性——生命遭受直接威胁。小说中的第一女主人公——犹太少女艾斯苔尔若不逃亡就会遭到法西斯的屠戮，而小说中的第二女主人公——阿拉伯少女萘玛若不逃亡则会成为“巴以冲突”的炮灰。无奈出逃的动因在总体上可归结为危机使然，而危机又往往意味着通常情况下一直处于稳定、有序样式的稳健状态遭到破坏，亦即稳健状态失态。稳健状态失态一般奠基于两重意义，其中之一是指人以外的外在社会现实的失态，从而直接地危及人的客观生存。诸多勒克莱齐奥小说都叙写了这种外在生存威胁，并主要通过贫苦大众和战争难民的无奈出逃来表现。 贫苦大众一直是勒克莱齐奥所关注的群体之一，因为他们几乎在每一部(篇)勒克莱齐奥小说中都会悄然登场并无奈出逃，从而控诉他们的苦难生活。就是因为面临生活贫困、地位低下的生存威胁，马哈玛才无奈出逃，并以偷渡异国的形式踏上求富、求贵的漂泊之旅。然而，马哈玛没有寻获财富和地位，反而因非法偷渡被羁押牢狱。后来，翘首以待的法图又踏上偷渡异国、千里寻夫之旅，然而她历经磨难找到的马哈玛竟已与植物人无异。偷渡客是勒克莱齐奥小说中最为常见的贫苦大众，而短篇小说“偷渡客”则是专写偷渡客苦难生活之作。在“偷渡客”中，主人公米洛兹以及其他那些来自希腊、土耳其、埃及、南斯拉夫、突尼斯等国的偷渡客“都一样的贫穷、焦虑和饥饿”(152)。他们比马哈玛更为迫不及待且更加不惜一切地偷渡他国以求生存，但他们的结局和马哈玛一样悲惨。在短篇小说“小偷啊，小偷，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中，主人公“已经一无所有，都快要沿街乞讨了”(178)。他本想独自偷渡异国另谋出路，但为着妻儿的生存，最终沦落为游荡街头的小偷。和偷渡客一样，小偷也是勒克莱齐奥小说中的主要贫苦大众之一。短篇小说“奢华的生活”就是叙写布丝(克利丝黛尔)、布西(克利丝德尔)两姐妹游荡异国的小偷生活，而其结局同样不幸。 除贫苦大众的无奈出逃外，战争难民的无奈出逃也是勒克莱齐奥小说叙写外在生存威胁的一大主要内容。艾斯苔尔和萘玛的无奈出逃是因为“二战”和“巴以冲突”，而在暗含非洲反殖民斗争的长篇小说《沙漠》、《奥尼恰》、《非洲人》以及叙写拉美反殖民斗争的长篇小说《墨西哥之梦》中，遭受侵略的人们无一不是因为国破家亡而无奈出逃。短篇小说“雅玛树”中的主人公玛丽刚出生就为躲避战争而被外婆雅玛藏在“雅玛树”中哺育，及至长大成人后，又因为战争的再度爆发而再次躲进“雅玛树”避难。勒克莱齐奥叙写贫苦大众生存威胁的作品往往都是短篇小说，而其叙写战争难民生存威胁的作品则不仅限于短篇小说。显而易见，勒克莱齐奥对战争——尤其是殖民与反殖民战争更为关注。事实上，他还专门创作过题为《战争》的长篇小说，并揭示出自古以来人类都深陷战争泥沼而不可自拔的事实：“战争之声在四面八方响彻起来：森林、沙漠、沼泽和城市。所有的人都在站点：马其顿人、哥特人、匈奴人、诺尔曼人。缅甸人焚毁了寺院和村庄。一些人是为了偷掠，为了摧毁而战，另一些人则为了保卫自己的田地和奶牛。没有别的故事。战争附于他们身上，就在他们体内，在心跳快速运动中，就是战争在跳。英国人与葡萄牙人打，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打，西班牙人与委内瑞拉人打，委内瑞拉人则与阿腊瓦克人开战”(勒克莱齐奥，《战争》109)。在这延绵古今、波及全球的各种战争中，有多少战争难民无奈出逃可想而知。 或因生活贫困，或因武装冲突，贫苦大众和战争难民都惟有无奈出逃。他们是被肆无忌惮的主流存在所排斥、压迫的边缘存在，而他们的不幸则是因为强势的主流存在不断挤占他们所生活的边缘空间。福柯将这种边缘空间称为异托邦，从而区别于主流空间和另一种边缘空间——乌托邦。相较于主流空间，异托邦和乌托邦都“具有与所有其它位置有关的奇怪的特性，但以中断、抵消或颠倒关系的集合为方式，以致这些位置是被确定的、被反映出来的或经过思考的”(福柯 54)。简而言之，二者都是有别于普通空间——尤指主流空间的异质的他者空间——尤指边缘空间。在边缘空间中，乌托邦是为批判现实的不足、追求理想的生活而建构的一个极为美好却并不存在的空间，而异托邦既可能为批判现实而建构，也可能为美化现实而建构，但必然是为完善现实而建构的不一定不存在的空间。 福柯指出，最为原始、基本的异托邦形式是危机异托邦，即那些提供给身体羸弱且身处危机状态的边缘存在(如青春期男女、经期妇女、老年人等等)所生活的特殊空间(54-55)。危机异托邦具有浓厚的忧患色彩甚或灾难色彩，而生活其中的边缘存在则极富试图摆脱困境或威胁以求自卫自存的强烈危机意识。同时，福柯又说：“关闭的房屋和殖民地，这些是异托邦的两个极端类型”(55)。反观勒克莱齐奥小说，无论是关闭屋异托邦还是殖民地异托邦，都曾有所涉及。短篇小说“莫洛克”就集中地叙写了关闭屋异托邦内所发生的事情：主人公莉亚娜住在具有“铁皮墙壁和平屋顶”的“拖车型安全活动屋”(14)中待产，同时回忆往事并谋划未来。至于殖民地异托邦，更不乏其例。不过，中篇小说《安格利·马拉》是最为典型的描绘殖民地异托邦的作品，因为它通篇都在叙写主人公印第安人布拉维托在其家乡——西班牙殖民地巴拿马所经历的事情。莉亚娜独自待产、自我接生而拒绝他人的一切帮助，布拉维托躲进深山老林而不能重返他的茅草屋，并且他们最后都无奈出逃，而这都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某种生存威胁。显然，极端的关闭屋异托邦和殖民地异托邦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都是危机异托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事实上，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一方面主流存在不断排斥、压迫贫苦大众、战争难民等边缘存在，以至令他们陷入生存危机，退守危机异托邦，同时又不断侵占这一危机异托邦；另一方面边缘存在迫于主流存在的排斥、压迫不得不一再收缩其危机异托邦的空间范围，以至于最终无奈出逃而另寻或另建危机异托邦。可以说，勒克莱齐奥小说对贫苦大众和战争难民无奈出逃的叙写就是对这种危机异托邦的描绘。福柯认为危机异托邦常见于原始或野蛮的社会，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尽管还有少量的保留”，却“一直不断地消失”(55)。然而，勒克莱齐奥小说既以现代文明社会为背景，又建构了大量的危机异托邦。显然，这是对现代文明社会的不文明甚至于野蛮的强烈谴责。 二、自我放逐与偏离异托邦 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并不面临当下无法解决的困境——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所以自我放逐不具漂泊被迫性而富于漂泊自主性。人的行为——尤指由人所特有的意识所指导的行为一般都有其目的指向，但自我放逐的目的大多限于精神意义而显得颇为抽象，以至于从客观的角度看去，自我放逐俨然缺乏漂泊目的。因此可以说，自我放逐富于漂泊自主性却缺乏漂泊目的性，从而与无奈出逃截然相反。较之于无奈出逃，自我放逐虽同样以漂泊主体的形骸流浪为表现形式，但它更彰显漂泊主体的精神流浪。甚至可以说，自我放逐根本就是漂泊主体以放浪形骸的形式放浪精神。长篇小说《诉讼笔录》中的主人公亚当就是一个放浪形骸且放浪精神的人，因为他不仅经常在大街小巷中毫无目的般地东游西荡，甚至还做出模仿狗的动作并尾随狗的行踪之类的奇异举动。没有那种当下无法解决的困境迫使他漂泊，但他自己自主地选择了放逐自己。尽管他的自我放逐可能在追寻某种精神，但他并不真正明白自己的漂泊目的所在。同亚当一样，长篇小说《逃之书》中的主人公奥冈也是漫无目的的自我放逐漂的漂泊主体。奥冈将自己的漂泊称之为“逃”，然而身为“逃跑者”的他却“不知在逃避什么”(184)。其实，客观上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迫使他出逃的无法解决的困境。奥冈声称自己的“逃跑”是“为了找回世界”、“弥补行动的时间”(285)，但因为他一如亚当般并不真正明白自己四处漂泊的目的所在，所以他无休止地在世界各地游荡，却只发现自己永远都跑不到头，也永远抵达不了目的地。 其实，自我放逐在客观上的真正漂泊动因也是稳健状态失态。不过，这种失态是指人在感知外在社会现实失态后所引起的自身内在心理状态的失态。在《诉讼笔录》中，亚当就感知到了外在社会现实的失态：“天空仿佛时刻就要堕落，朝我们头上砸来”，“地面在溶化，沸腾”，“大海开始扩展，吞噬了灰漾漾的狭窄海滨，接着上涨，向山丘发起攻击”，甚至“连人也变得充满敌意，残忍不堪”(9)。紧接着，亚当的自身内在心理状态也开始失态，并因此而做出一系列奇异的举动。同样是因为这种自身内在心理状态的失态，《逃之书》中的奥冈才不断逃跑。一般而言，自身内在心理状态的失态不会直接地危及人的客观生存，但会间接地引起人的精神困惑。精神困惑往往会导致漂泊主体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行为，即沉沦或反抗。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往往都是沉沦者。亚当一如忧天之杞人，又如预言之先知。他认为自己所生存的世界已经被人类糟蹋得面目全非，并随时都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亚当为此焦虑不己并试图警醒世人，但他最终选择了放逐自己而并没有为改变世界贡献自己的心力，甚至还做出虐杀小白鼠之类的不可思议的暴行。所以，亚当终究只是自我放逐的沉沦者。相较于亚当，口口声声说要找回世界的奥冈似乎具有一定的反抗意识，但他的找寻和反抗竟以逃跑为主要形式。诚然，逃离混乱的此处世界或许能在他处找到美好的新世界，但奥冈的逃跑意味着他终究放弃了此处世界，而他处是否确实存在美好的新世界又还是未知之数。可以说，亚当放弃了整个世界，而奥冈虽较亚当有所进步，却也放弃了部分世界。所以，奥冈终究也是一名沉沦者。 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同样是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只不过他们所处的异托邦是与危机异托邦有所关联却又有所不同的偏离异托邦。福柯指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危机异托邦往往被“称其为偏离异托邦的异托邦所代替：与所要求的一般或标准行为相比，人们将行为异常的个体置于该异托邦中”(55)。也就是说，偏离异托邦是危机异托邦在现代文明社会的移置，指涉偏离甚或违背规训(主流存在制定的社会规范)的边缘存在被主流存在所安置甚或禁闭的惩罚性空间。偏离异托邦显然也具有危机性，但它更强调同主流空间的疏离性。精神病院是典型的偏离规训者的偏离异托邦，而监狱则是典型的违背规训者的偏离异托邦。显然，从主流存在的眼光看去，如果说危机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还是精神正常者的话，那么偏离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则都是精神异常者(不仅限于医学意义)。在叙写偷渡客、小偷以及妓女、土著、无业游民等无奈出逃的漂泊主体的过程中，勒克莱齐奥小说既建构危机异托邦，也涉及偏离异托邦——尤其是监狱异托邦，因为这些边缘存在往往会被投入监狱或警察局。不过，勒克来齐奥小说叙写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倾向于建构精神病院异托邦。 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绝不是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但又都是思想异常者。《诉讼笔录》中的亚当不仅思维清晰、逻辑严密，还富有长远见识和深邃思想。然而，亚当又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思想异常者，因为他的思想不仅异于主流存在的思想，还超越主流存在的认知。可想而知，无论亚当异常的思想多么深邃而正确，都绝不会被主流存在所认同和接受。异常的思想往往会导致异常的行为，而亚当就做出了一系列在主流存在看来极为奇异的举动，并因之被主流存在视为精神病患者而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同样的，从制定详细、严密的逃跑路线的角度来看，《逃之书》中的奥冈显然是一个正常人，但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莫名其妙的不断逃跑的行为在主流存在看来又无疑意味着他不是一个正常人。如果不是不断逃跑，奥冈势必也会被主流存在投入精神病院。无奈出逃的漂泊主体往往是被动边缘化，而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则一般是主动边缘化。亚当以其异常的思想和行为自绝于主流存在，继而遭到主流存在的排斥而被彻底边缘化。奥冈的不断逃跑固然使他逃脱被强行扭送精神病院的不幸，却也使他同样自绝于主流存在。作为神病院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除了思想和行为异于常人，还往往具有身份待定的特点。亚当就是一个不甚清楚是从军营还是精神病院出来的男子，而奥冈的身份则更令人捉摸不定。他们的身份待定并不只是指小说没有明确交待其身份，而更主要地是指他们自身无法明确其个人身份及社会身份。长篇小说《金鱼》中的主人公莱拉是勒克莱齐奥小说中最为典型的身份待定者，因为她六岁时就被拐卖到摩洛哥，后又漂泊法国、美国等地，但始终不明自己的身份。来到可能是自己家乡的福姆·泽格后，莱拉想到：“这里的人们，包括阿撒卡人、那吉拉人、阿卢贡人、乌来·爱撒人、乌来·伊拉人，这些人有我见到过的也有我没见到过的，他们都属于这块土地，而我却从未属于过任何一块土地”(204)。确实，莱拉即使能够证实自己是福姆·泽格人，也终究无法明确自己的身份。因为，无论是对可能的家乡福姆·泽格来说，还是对其他地方而言，拥有纯正黑人血统却长于典型白人社会的她永远都是一个他者。因为莱拉是双重意义上的他者，所以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主流存在的排斥，而且她自己也时常处于自我存在的压抑之中而主动地自我边缘化。事实上，身份是规训的内涵之一，而身份待定显然又是偏离甚或违背规训的表现之一，所以身份待定者既会被主流存在所排斥而被动边缘化，又会被自我存在所困扰而主动边缘化。 异常的思想、行为以及自我存在的压抑既都是亚当、奥冈、莱拉一类的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自身内在心理状态失态的直接表现之一，也是他们沦落偏离异托邦——尤其是精神病院异托邦的直接原因之一。福柯阐发的偏离异托邦揭示并质疑现代文明社会中的规训与惩罚，而勒克莱齐奥小说中以精神病院异托邦为主的偏离异托邦则偏重于质疑一端。概而言之，这些小说既通过肯定思想异常的边缘存在的正常来否定思想正常的主流存在的异常，又通过肯定偏离异托邦的合理来否定主流空间的荒谬。 三、主动找寻与能动异托邦 自我放逐缺乏漂泊目的性，而无奈出逃则缺乏漂泊自主性。不过，勒克莱齐奥小说并不缺乏兼具漂泊目的性和自主性的漂泊——主动找寻。长篇小说《寻金者》的故事主线就是叙写主人公亚历克西主动找寻的漂泊：他带着父亲留下的地图和资料踏上寻找“不为人知的海盗科赛尔的宝藏”(45)之旅，并在历经航海飘摇后抵达寻宝目的地——罗德里格斯岛的英国湾。在这部小说中，亚历克西虽家道中落却并非山穷水尽，而其漂洋过海、跋山涉水又有其明确的目的和目的地。所以，他的漂泊是富于漂泊目的性和自主性的主动找寻。无独有偶，长篇小说《奥尼恰》中的吉奥弗洛瓦也是主动地踏上找寻宝藏之旅。只不过，吉奥弗洛瓦所寻之宝是消失文明的踪迹，而其目的地则是非洲。因为身为父亲、丈夫的吉奥弗洛瓦的长年不归，儿子樊当、妻子玛乌又一同起身而踏上寻父、寻夫之旅。在短篇小说“三个冒险家”中，主人公苏先是从家乡——美国东北部的小城默里纳不辞而别，来到东部的芝加哥——“因为在那儿能找到工作”(82)，继而去南部的亚特兰大另找工作，之后又借道芝加哥回乡看望父母。但在父母已搬离旧址的情况下，她再度借道芝加哥，并返回南部的亚特兰大。这篇小说叙写了苏的多次漂泊经历，但每一次漂泊显然都是主动找寻——或为工作或为亲人。 自我放逐的漂泊主体虽然质疑现世界，却终究没能做出改变世界的实际行动而在自我放逐中沉沦。与此不同，主动找寻的漂泊主体在质疑现世界的同时，还竭尽所能地力图改变现世界——至少他们以其主动找寻的实际行动彰显其对现世界的反抗。在伦敦完成工程师学业的吉奥弗洛瓦毅然抛下有孕在身的新婚妻子，只身前往非洲，而这只是为了“跟着自己的梦往前走，溯着时光一直走到梅洛埃女王缔造新城的地方”(勒克莱齐奥，“奥尼恰”79)，亦即为了寻找关涉梅洛埃女王的失落的非洲文明。在找寻梅洛埃女王踪迹的过程中，吉奥弗洛瓦益发排斥殖民者，甚至与其势同水火。在不断疏离所谓的“文明人”——殖民者的同时，吉奥弗洛瓦也在逐渐靠近所谓的“野蛮人”——非洲人，尤其是逐渐靠近梅洛埃女王的踪迹。进而言之，吉奥弗洛瓦就是以其主动疏远“文明人”并亲近“野蛮人”的形式表达他对自己所生活的现世界的质疑和反抗。在这部小说中，儿子樊当、妻子玛乌的寻父、寻夫之旅成为他们理解吉奥弗洛瓦、理解非洲人的文化之旅，以至于他们也都疏离殖民者而亲近非洲人。显然，樊当和玛乌的主动找寻强化了吉奥弗洛瓦的主动找寻的正确性，进而强化了吉奥弗洛瓦质疑现世界、反抗现世界的正确性。至于《寻金者》中的亚历克西、“三个冒险家”中的苏，也与“奥尼恰”中的吉奥弗洛瓦一样，同样是不满现世界而试图寻获新世界的反抗者。不过，正是因为质疑并反抗现世界，主动找寻的漂泊主体同样是被主流存在所排斥甚或压制的边缘存在。 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漂泊主体的主动找寻往往都是远途之行。亚历克西以及吉奥弗洛瓦、玛乌、樊当等人乘坐长途海船开始迢迢征程，而苏则搭乘长途汽车开启漫漫旅程。因此，小说不可避免地述及各种交通工具以及漂泊主体在交通工具上的活动。交通工具(包括敞篷车、独木舟和马、驴等人造或非人造的开放式交通工具以及典型的汽车、火车、飞机等人造的封闭式交通工具)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静止时一般可以上下，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移动时往往禁止上下。福柯曾说“异托邦总是必须有一个打开和关闭的系统，这个系统既将异托邦隔离开来，又使异托邦变得可以进入其中”(56)，而“看起来完全开放，但通常隐藏了奇怪的排斥”(57)的交通工具显然也是一种异托邦。交通工具异托邦也与危机异托邦有所关联，因为静止时的交通工具一如关闭屋异托邦，从属于危机异托邦的范畴。但是，交通工具异托邦又是一个能动空间，其在移动时已成为一个动态空间而与危机异托邦有所不同。能动空间的最大特点在于它随时都可能成为一个移动中的没有明确地理位置的动态空间，而交通工具显然都是这种能动空间——能动异托邦。具体到勒克莱齐奥小说，其对主动找寻的漂泊主体借助交通工具的远途之行的叙写，就是在建构能动异托邦并描绘能动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 在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中，最为典型的能动异托邦是海船异托邦：“船是空间的漂浮的一块，一个没有地点的地点，它自给自足，自我关闭，投入到茫茫的大海之中，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段航程到另一段航程，从关闭的房屋到关闭的房屋，一直到殖民地，寻找在殖民地的花园中藏有的更珍贵的东西”(福柯 55)。殖民者乘坐海船寻找新大陆乃至于开辟殖民地固然有其找寻财货的原因，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找寻自由的因素。比如说，早期的英国清教徒主动迁徙(或说殖民)美洲新大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寻求自由净土。所以，福柯对海船异托邦的论述不仅强调了能动异托邦移动时的特性——没有明确的地理位置，还揭示了能动异托邦暂停时的特性——暂停地理位置的偶然性，进而反映出能动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对自由的追寻。海船异托邦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可谓不乏其例，因为勒克莱齐奥小说叙写的漂泊主体主动找寻的远途之行主要就表现为乘坐海船的远洋航行。仅就长篇小说《寻金者》和“奥尼恰”而言，前者的主人公搭乘“泽塔号”，而后者的主人公则乘坐“一艘五千三百吨位的航船”(勒克莱齐奥，“奥尼恰”1)——“萨拉巴亚号”。从找寻宝藏、找寻工作、找寻亲人到找寻文明等等，漂泊主体的找寻对象可谓多种多样，但从亚历克西、苏、樊当、玛乌到吉奥弗洛，他们真正的找寻对象其实都是自由。 在勒克莱齐奥小说中，最接近福柯所说的海船异托邦要数中篇小说“偶遇”中的“阿扎尔号”大帆船。在“偶遇”中，船长默格总是一再地指引“阿扎尔号”“重新出发驶向另一个天涯海角”(38)，无休止地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飘摇，而搭乘该船的女主人公娜希玛则丝毫不介意。法语“阿扎尔”(Azzar)与“偶遇”(Hasard)的发音几乎分毫不差，而偶遇又关涉偶然性。“偶遇”就叙写了各种偶然性，如默格制造“阿扎尔号”又停泊维勒弗朗什、娜希玛在维勒弗朗什看到“阿扎尔号”又成功躲上“阿扎尔号”以及娜希码与默格在“阿扎尔号”上结识等都是偶然性结果。存在偶然性是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它既宣告了所有存在乃至于整个世界的荒谬，又宣告了号称能够主宰万物命运的上帝的死亡，进而宣告自为存在(包含所有边缘存在和主流存在的全人类)具有自由选择的权力、能够决定自身的命运。《诉讼笔录》清楚写道：“人们相互紧挨着生活在一起，好似千万册书叠放在一块。每一个词都是一种偶然，每一句话都是同一类型的一系列的偶然”(159-160)。显然，勒克莱齐奥颇为认同萨特的存在偶然性哲学命题。事实上，《偶遇》以及其他建构海船异托邦之类的能动异托邦的勒克莱齐奥小说都是集中阐发存在偶然性之作。他们在伸张边缘存在的自由权利的同时，强烈谴责主流存在剥夺边缘存在的自由。 勒克莱齐奥小说关注异托邦中的边缘存在，并对之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而这又意味着他们强烈谴责有意无意地欺凌边缘存在并接连不断地侵入边缘空间的主流存在。然而，主流存在终究是强势的存在，是规训的制定者。勒克莱齐奥小说中的规训，就最大范围而言即是指看似美好的西方现代文明。在主流存在不反思并改变其所奉行的规训的前提下，边缘存在的无奈出逃、自我放逐、主动找寻都无异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即使成功摆脱当下的存在困境，也会马上陷入另外的存在困境。最终，他们连可怜的异托邦都会失守。主流存在在不断压迫甚至消灭边缘存在的同时，会分裂出新一批边缘存在，继而又对之加以压迫甚至消灭。如此循环往复，可以预见世界将可能只剩最后一个主流存在，但或许连这最后一个主流存在也将不复存在。所以，勒克莱齐奥小说对边缘存在的关注，也是对包括主流存在和边缘存在在内的整个社会存在的关注以及思索。 注释： ①参见勒克莱齐奥著《诉讼笔录》一书前的“作者导言”，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