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学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制论文,品格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指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并由国家颁布实施而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用于调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连接、比例关系及教育权力配置关系的学校教育制度，它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学习年限、领导体制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校的组织编制、课程的设置和规章制度的拟定都要以学制为准。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是我国有系统的近代学制的肇始，但未施行。1904年，张之洞领受朝命，对学制重新厘定，奏准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较“壬寅学制”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更为详密，随之颁行全国，以迄清末，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施行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它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分科立学的观念，把中国传统的史部（中国史学门、中国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之周秦传记杂史等）、子部（中国文学门之周秦诸子等）、集部（中国文学门下设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四库集部提要等）知识系统纳入到文学科大学之下，促进了学校课程布局和教学内容的变革，为创设具有近代意义的学科门类和知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证。
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中国政界和知识界不得不考虑向西方文化学习，在经过“体”、“用”观念间的激烈争论之后，西方的科学、文化理念及政治、教育制度终于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具有近代意义的分科观念和分科原则逐渐为近代中国教育界所采用。近代西方学校的分科系统，是以学科划分为分科标准，以考试、评分和书写为教育实践方式和教育评价机制，并由相配套的学科规训制度而组建成的以分科立学、分门设目、分目研读为分科原则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近代中国学界按照西方大学分科之原则，采用大学分科之方法，以学科划分为分科标准，以近代西方尤其是日本学制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系统进行重新分类和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对中国现代学制影响深远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壬寅、癸卯学制制定之前，分科立学的观念在当时的教育界已相当普及。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综合西学和中学，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科划分方案。① 依据近代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1883 年王韬在香港刊行《弢园文录外编》八卷，主张学校书院既要讲文学，又要讲艺学的“文学科、艺学科”分科方案； ②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两湖书院，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③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学问宜分科也”，并拟在京师大学堂分立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等十科，认为以此可以“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而“英才自出”。④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着裁定章程具奏。⑤ 同年夏，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4个月，并写成《东游丛录》一书。 归国后其弟子又编成《东游日报译编》一书。两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学制，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⑥ 可见，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和日本学制在清末学制改革之前已经被当时学人普遍接受，引进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并师法日本学制，成为当时学制改革的必然。
1902年由张百熙拟订并以朝廷名义颁布的“壬寅学制”是我国近代有系统的学制的肇始。1903年6月27日，清政府又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 重新厘定学堂章程。⑦ 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废旧制而另颁《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学堂分为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等八科。⑧ 癸卯学制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分科观念和分科方法，把中国传统的史、子、集知识体系纳入到文学科大学之下，它虽然在内容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和西方“有用之学”的勉强嫁接，体现的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价值理念，但在形式上已采用了近代西学模式和分科体制，孕育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的划分模式，各门学科在“癸卯学制”中已初具规模，学科品格已初步形成。
二
笔者先对“癸卯学制”之《奏定学堂章程》中的“文学科大学”，尤其是对其下设的“中国文学门”做了较为详细的观照。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文学科分为中国史学门、万国史学门、中外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日本国文学门等九门。⑨ 其中中国文学门的主课科目又分为文学研究法、说文学、音韵学、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等七科。⑩ 在“癸卯学制”中，文学科大学去掉了“壬寅学制”中经学、理学、掌故学等科目，而把史学、词章学、诸子学的部分内容和外国语言文字学保留了下来，并增设了地理学。虽然在新的学制中，文学科大学仍然是涵括史部、子部、集部在内的史地文杂糅的大文学观念，中国文学门仍然是保持传统知识系统和中学之体观念的重要方式，但在中国文学门下设的科目中，文史哲不分的混沌状态已经得到了根本的改观，文学已经从壬寅学制宽泛的大文学观念中独立了出来。虽然在主课科目中仍然设置了“周秦传记杂史及周秦诸子”（传记和杂史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史部，诸子属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子部）等课程，但其位居主课之末，且在三个学年中总授课钟点数最少，在讲授“周秦传记杂史”所列举的《左传》（属四库全书经部之春秋类）、《战国策》（属四库全书史部之杂史类）、《吴越春秋》（属四库全书史部之载记类）、《冬观汉记》（汉代刘珍等撰，属四库全书史部之别史类）、《水经注》（属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河渠之属）、《洛阳伽蓝记》（属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之古迹之属）等书籍中，多是文学色彩相当浓厚的作品，而在“周秦诸子”的课程说明中亦强调“当论其文，非宗其学术也”。(11) 可以看出，这里对周秦传记杂史的研读，一方面是作为学习“历代文章流别”和“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等课程的辅助课而设置的，其主要功能是为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一种背景资料；另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史而读史”所设置的，在阅读或研究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可以获取更多的文学涵养。对周秦诸子的研究也不再是从哲学或政治等角度而是从“论其文”的角度来切入文学作品的。作为一种知识系统的中国文学学科伴随着癸卯学制的颁布，开始从传统经史子集文史哲不分的大文学观念中独立出来并向具有现代分科性质的文学学科转变。“中国文学门的主课科目”近似于今天中文系的专业必修课，“周秦传记杂史周秦诸子”和其他的补助课则近似于今天的公共选修课和专业限选课。“文学研究法”类似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历代文章流别”、“周秦至今文章名家”类似于今天的中国文学史和与文学史配套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古人论文要言”类似于今天的文学批评或文学批评史，“说文学”和“音韵学”则类似于今天包括文字、声韵、训诂在内的语言学课程。至此，今天大学中文系“文学—语言”二元互分格局在“中国文学门”中已初显端倪，“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所构筑的文学学科“三位一体式”结构框架也已初具规模，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在“癸卯学制”中均已开始萌芽。在传统知识系统的裂变转型中，各门学科的学科品质渐趋明朗，学科规模渐成气候，作为文学科二级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开始从“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浑融的状态独立出来，并逐渐摆脱对传统经史子集知识系统的附属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依附地位而走向自立，开始具备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自身的品格风貌。
三
癸卯学制的颁行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提供了一个合法的知识生产空间。在癸卯学制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知识系谱学中的位置得到了最初确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雏形的文学研究法，不仅位居主课科目之首，而且在主课课程三年的授课钟点数中也是最多的。下面着重对“文学研究法”的授课说明做出个案分析，从而说明其在哪些方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总体风貌，在何种意义上形成并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品格。
“中国文学研究法略解·研究文学之要义”列出的四十一条，可以说是对文学理论学科品格的总体把握和学科方向的整体规划。这里分列如下并做细读分析。“第一条，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之变迁；第二条，古今音韵之变迁；第三条，古今名义训诂之变迁。”(12) 此三条原则从字体、字音、字义的历时变迁来研究文学，既表现了中国古代以文字为文学最基本材料的观念，又显示出近代中国学者对传统目录学的认同（与《四库提要·经部·小学类》文字、音韵、训诂三部分相对应）；既从“言”这一微观机制层面来探讨文学的发展，又注重对“言”在历时层面上的考察；既与中外文学作品层次论（“言”、“象”、“意”或文学语言层、文学形象层、文学意蕴层三层次论）中从最微观的“言”之层面来分析文学文本的策略相契合，又与中国古典传统中“文由积字而成”的观念密切相关，同时也透露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具有文学本体论命题的最初萌芽。
“第五条，修辞立诚、辞达而已二语为文章之本；第六条，古今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章三语为作文之法。”(13) 这两条是从文学创作的层面对文学的探讨。从第五条看出，创作要体现自己的个性和趣味，从其心性出发，并最终通过言辞表达出来，是一个“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发于心而言于形”的创作过程的论述。第六条之“言有物”是说写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写文章要有条理、有顺序、有层次、有技巧，即要体现对形式美的追求；“言有章”是说写文章要有章法。“言有序、言有章”深刻揭示了汉语语法主要依靠语序来表达语法意义和语法关系的特点，反映出明确的语法观念。此两条原则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对文学进行规范，强调文学创作要发之于心然后形之于言，既要注重内容又要注重形式，已然触及到了文学创作论的核心。
“第七条，群经文体；第八条，周秦传记杂史文体；第九条，周秦诸子文体；第十条，史汉三国四史文体；第十一条，诸史文体；第十二条，汉魏文体；第十三条，南北朝至隋文体；第十四条，唐宋至今文体；第二十二条，辞赋文体、制举文体、公牍文体、语录文体、释道藏文体、小说文体，皆与古文不同之处；第二十三条，记事、记行、记地、记山水、记草木、记器物、记礼仪文体、表谱文体、目录文体、图说文体、专门艺术文体，皆文章家所需用。”(14) 这里的十条，基本是从文学文体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的形态分析。例如第七条到第十四条既按照经、史、子等类型对文体进行分类（因文章须辨体明用），又从文体历时发展的角度来考辨文体（因学史须以时代为次）；第二十二、二十三两条则从文学体裁和文学表现内容的角度来分析文体。从文体的不同角度对文学作品形态的分析，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体理论的发达。虽然在文体的区分归类和形态分析上，略显粗糙，尚待完善，但对现代意义的文学文体论观念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二十四条，东文文法；第二十五条，泰西各国文法；第二十六条，西人专门之学皆有专门之文字，与汉艺术志学出于官同意。”(15) 这三条从西方文法的角度对文学做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采用了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十七条，文学与人事世道之关系；第二十八条，文学与国家之关系；第二十九条，文学与地理之关系；第三十条，文学与世界考古之关系；第三十一条，文学与外交之关系；第三十二条，文学与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之关系（通汉学者笔述较易）；第三十三条，文章名家必先通晓世事之关系。”(16) 这里的七条通过文学与人事世道、国家、地理、世界考古、外交、学习新理新法制造新器、世事等关系，规划了文学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图景，重视外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要素对文学的影响，是为文学的外部研究方法，与从语言、文体、文法等内部研究方法相对应，在方法论上显示出文学的内部研究与文学的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态势。
“第四条，古以治化为文、今以词章为文关于世运之升降；”(17) “第十五条，骈散古合今分之渐；第十六条，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第十七条，秦以前文皆有用、汉以后文半有用半无用之变迁；第十八条，文章出于经传古子四史者能名家、文章出于文集者不能名家之区别；第十九条，骈散各体文之名义施用；第二十条，古今名家论文之异同；第二十一条，读专集读总集不可偏废之故；第三十四条，开国与末造之文有别（如隋胜陈、唐胜隋、北宋胜晚唐、元初胜宋末之类，宜多读盛世之文以正体格）；第三十五条，有德与无德之文有别（忠厚正直者为有德，宜多读有德之文以养德性）；第三十六条，有实与无实之别（经济有效者为有实，宜多读有实之文以增才识）；第三十七条，有学之文与无学之文有别（根柢经史、博识多闻者为有学，宜多读有学之文以厚气力）；第三十八条，文章险怪者、纤佻者、虚诞者、狂放者、驳杂者，皆有妨世运人心之故；第三十九条，文章习为空疏，必致人才不振之害；第四十条，六朝南宋溺于好文之害；第四十一条，翻译外国书籍函牍文字中文不深之害。”(18) 这里的十六条对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品的价值评判和读者的阅读方法做了归纳。在文学发展规律上，认为治化之文与词章之文的合分演变，形成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为文风气，认为骈散古合今分，而骈文又有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在文学价值评判上，认为文章出于经史子三部可名家，而出于集不可名家；认为文章有体裁之别，有古今之别，有开国与末造之别，有有德与无德之别，有有实与无实之别，有有学与无学之别；同时反对文学中的险怪、虚诞、狂放、驳杂、空疏、好文、文不深等弊病，避免文学在形式上流于华丽藻饰，在内容上流于空洞肤浅。在指导阅读方面，认为宜多读盛世之文、有德之文、有实之文、有学之文，同时在专集与总集的选取上不可偏废。可以说这里在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和读者接受论等方面的论述已相当完备。
在癸卯学制中，狭义的“文学学科”基本上形成了“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三位一体式”的结构框架，“中国文学门”基本上构成了当今大学中文系以“文学／语言”为主要课程设置的二分格局，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也开始从原先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混沌胶合的状态中分离了出来。通过上面对癸卯学制“文学研究法”课程说明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学研究法”不仅从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文体论、文学发展论、文学批评论、读者接受论等角度全面展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总体品格风貌，而且在文学研究方法论上，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又注重中西比较、古今并举的研究方法。可以说，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在癸卯学制中已经正式形成并确立了。
（本文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豫教高［2005］461号）
注释：
① 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重印本。
②③⑤⑥⑦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45、56、115、118、13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43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⑧⑨⑩(11)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579、588、594、59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12)(13)(14)(15)(16)(17)(18)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第785、785—786、786、786、786、785、78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