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01)03-0050-04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我们与信息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近了，“信息化”这一概念也进入了人们的讨论范围。然而，对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要求我们首先要对经济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度量。对信息宏观水平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经济学范围出发的以信息经济为对象的宏观计量研究，以美国学者马克·尤里·波拉特博士提出的信息经济方法为代表；另一种是日本学者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模型，与前者相比，信息化指数模型不需要根据同信息的生产、传播、利用的关系的不同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行重新划分，从而应用更加方便，也易于进行国家间的比较。我们将用信息化指数模型对我国的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估计信息化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信息化水平的测度
信息化指数最早是由日本电信与经济研究所(RITE)于70年代提出的，该方法从邮电、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行业中，选出了11项共4大类指标，计算出一个反映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总体指标。由于我国统计数据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我们在计算信息化指数时，具体选用的指标结构与最初日本学者提出的有所不同。
构成信息化指数的四大类指标仍为：信息量、信息装备率、通信主体水平、信息系数。信息量指标是用人口平均的邮电业务量、函件数、长途电话数、报刊数量、图书数量与人均移动电话用量等指数值的简单平均值；信息装备率是用人口平均的电视机数与电话机数各自指数的简单平均值；通信主体系统是每万人在校大学生属于第三产业人数百分比的指数的简单平均值；信息系数是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中除了衣食住以外的杂费所占比重的指数的简单平均。
我国自1987年到1998年的信息化指数的基础数据如下表：
表1. 信息化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数据整理得到
我们对四大类指标分别赋予相同的权重，而对各大指标内部的指标也赋予相同的权重，这样来计算出我国的信息化指数，它随时间变化的发展趋势如下图：
由上图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息化指数在80年代基本没有什么变化，而在进入90年代以后，信息化指数呈现出一种随时间增长的近似线性关系：由1990年的大约1.30上升到1998年的大约8.80，增长了大约6倍。这说明我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在90年代才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发展的速度有递增的趋势。
二、我国信息化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我们从社会信息化的发展提高社会的技术水平，从而改善了从社会的生产函数的角度来分析信息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度量经济增长的因素贡献的最常用的工具，它的一般形式如下：
Y=AK[α]L[β]
其中：Y：社会总产品产量或国内生产总值(GDP)；K：社会资本量；L：社会总劳动量；A：技术进步因子；α：社会资本的产出弹性；β：社会劳动的产出弹性
在规模不变的条件下（一般L与K仅表示劳动与资本的数量，劳动与资本的质量或各自生产率的提高都表现在技术进步因子A中，因此规模不变假定一般成立），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之和为1。即：α+β=1。
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技术进步因子是一个常数，它仅仅能表示出在考察期内技术进步的平均作用，而事实上，我们知道随着技术进步作用的提高，它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将技术进步因子分解为两部分，即如下式所表示的：
A=A[,0]I[γ]
其中：I表示社会的信息技术装备量，γ表示信息技术装备量的产出弹性，A[,0]表示除去信息技术进步以外的其他技术进步因素，这里仍然假设为一个常数。
这样，我们将技术进步因素分解为信息技术与非信息技术两部分，从而可以将信息技术产业的作用分离出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改写为：
Y=A[,0]K[α]L[β]I[γ]
其中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可以表述为α+β+γ=1。
我们分别建立总量模型与速度模型来估计信息技术产业在生产函数中的作用：
（一）总量模型（指数模型）
总量模型根据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由于我们无法得到一个合适的指标来衡量社会的信息总量，可以使用的只有信息化指数，也就是各年信息化发展对基年水平的指数，因此我们必须将GDP、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也改写成指数形式。即在生产函数的两端分别除以基年产出水平Y[,0]，得到下式：
用Y[,i],xk,xl,xi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力与信息化的定基指数，再对上式两边分别求自然对数，得到我们最后的估计模型：
lnYi=α+α×lnxk+β×lnxl+γ×lnxi
各变量指数的数据如下表：
表2：变量数值
使用Eviews2.0进行OLS估计得到结果如下：
LNY=0.017078385+0.2430614*LNXK+0.5948142*LNXL+0.26355053*LNXI
（t值） (2.220760) (8.547701) (11.19574) (13.70304)
R[2]=0.999142 Adi-R[2]=0.998884 F=3881.065
D[,w]=1.903102 LM(1)=0.024890(0.874642)
该模型的t检验值、拟合优度、F检验值都很显著，检验自相关的dw统计量也处于没有自相关的区域，因此模型的系数是可信的，可以用来进行结构分析。
(1)国民经济的增长是由资本、劳动力与信息三种要素决定的。并且α+β+γ=1.10142，检验规模效应不变的Wald参数约束检验的F统计量为4.626121，相应概率为0.056983。因此我们可以在5%或更严格的1%置信水平上接受原假设，即α+β+γ=1，三种要素综合的规模报酬不变。
(2)在模型中，信息化指数的系数值为0.2448，这说明信息化指数每提高1%；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提高0.2448%，从而信息已经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生产要素，尽管它并不具备具体的形式，但是它通过提高劳动与资本两个生产要素的质量，发挥了自己技术因素的作用。
(3)在经济增长的三个要素中，劳动的贡献率最高，信息次之，贡献率最低的是资本要素。这似乎与我们的一般认识相矛盾，但是在一般意义上，我们往往认为技术与资本是共生的，在我们谈到资本或资金的同时，我们默认为投资也会带来新的技术，从而提高生产率。而在我们的信息化指数模型中，技术进步因素被分解为信息化与不变常量A[,0]两部分，因此资本或投资只具有量的特性从而扩大了规模，这也就是最初的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意义。因此，可以理解为在我国生产函数的要素的贡献比较中，是技术因素中信息化所引致的部分的贡献率高于资本的贡献率。
（二）增长率模型
将上面的总量生产函数改写为增长率的形式，有下式：
y=α+α×k+β×l+γ×i
其中：y,k,l,i分别表示国民产出、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信息技术装备量的增长率。由于我们只能得到描述信息化发展的指数，这个模型与上面的指数模型一样，对国民产出、资本、劳动力都相应的取指数。因此这里的增长率都是相应变量指数的增长率。
对该模型进行估计的结果如下：
Y=0.46842263*l+0.22514517*k+0.25645907*i
（t值）(3.711284) (5.287294) (6.544481)
R[2]=0.864979 Adi-R[2]=0.837975 F=32.03126
D[,W]=2.176902 LM(1)=0.000000(1.000000)
该模型已通过所有检验，可以进行结构分析：
(1)经济增长率由劳动力、资本与信息量增长所决定的部分占了变化总量的大约86.5%，说明经济增长率的绝大部分可以由其生产要素的增长来解释。
(2)模型的参数与总量模型基本一致，三种要素的系数的经济意义也基本一致，因此结论也与总量模型一致。
(3)根据增长率模型对规模报酬不变进行检验的Wald检验的F统计量的值为0.167841，相应概率为0.690676，远大于我们一般设定的置信水平5%与1%，因此可以在大约69%的概率水平上认为资本劳动与信息因素的数量贡献之和为1，既存在规模报酬不变。
三、结论
根据信息化指数模型对我国社会信息化发展水平的测度表明，我国的信息化在90年代以后得到了迅速的近似直线的上升。这样一种现象是与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分不开的。我们进一步用信息化指数作为技术因素中的信息部分来对我国的道格拉斯—柯布生产函数进行改进，以估计信息化从而信息技术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是比资本作用更大的因素，这一结果说明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信息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应该促进信息经济的发展，使有价值的信息更加自由、充分地在经济体系中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