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差距对中国GDP增长的影响———个结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差距论文,结构论文,地区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之后对经济增长驱动因素争论了200多年。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真正起步是20世纪50年代索罗和斯旺构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它将资本K和劳动力L作为生产函数的自变量。Romer Lucas Aghion和Howitt以及Grossman和Helpman等都为将技术进步纳入该框架进行了研究。众多研究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率依赖于某些政府行动，例如政府对税收的规定，对法律秩序的维护，政府对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国际贸易、金融市场和其他经济方面的管制。
但是，刘霞辉认为这些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增长模型，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关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如何长期增长的理论，更多的是关注一个经济体随时间的均衡，尤其关注影响均衡的资本品的积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并且，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以成熟市场经济和高度工业化为前提假设，而中国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城市化也处在进程之中，无法与这一条件吻合。刘霞辉在放松新古典模型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考虑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的模型。这个模型考虑了投资因素、增长阻力因素和经济创新的影响，其中的阻力是指由折旧、环境资源的变化和其他经济摩擦带给经济增长的反作用。
笔者认为，资本存量的增加可使经济在短期内加速，但是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增长机制。诸如投资效率、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地区不均衡等可能的阻力因素都涉及到制度的变革和政府的推动，每一次突破都意味着生产函数的变化，以及新的可能的经济起飞起点。加速的经济增长想要持续下去是有一定条件的，通过对阻力因素由量变积累成的突破，经济可以在减速途径中重新进入一个新起点，甚至在尚未抵达此次路径高峰时便可进入下一轮增长。因此，要研究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必须充分考虑到阻力因素。
二、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外部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以经济增长为物质基础、前提和基本动力，但是含义更加广泛，涉及一国生产中投入和产出的构成和分布、技术进步、工农业部门结构、人口与就业结构、分配制度和分配状况的改善以及贫困的消除等一系列内容。
上述诸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例如，自20世纪50年代卡尔多和库兹涅茨对收入分配与增长关系进行研究后，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们由于观点不一重新对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许多经济学家利用不同方法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都表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即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Barro的研究结果则显示， 在贫穷国家（人均GDP小于2000美元左右），较高程度的收入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Murphy、Shleifer和Vishny的研究进一步揭示，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通过影响需求水平影响工业化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于城市化问题，卫珑指出，早在20世纪50—60年代，Myrdal Hirshman和Pred等学者就指出，城市具有外部性经济效应，城市化取决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水平，同时又构成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王金营通过对7个国家历史数据的模型检验显示，各国各时期人口城市化与其人均GDP呈显著的较强相关关系，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指数增长型作用；同时人口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滞后效应，即初始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其后经济增长越快。王小鲁和樊纲认为，城市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环节。刘学敏和卫珑认为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
三、数据及其处理
为了从总量上进行研究，搞清诸如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收入差距等发展指标以及地区增长差异对GDP的影响，选取7个指标从5个维度进行结构分析。
（一）数据选取和调整
数据的时间跨度从1978—2003年共26年，指标具体如下：（1）每年新增固定资产（DK）：早在1938年哈罗德—多马模型就已经证明这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2）城镇人口数量（CITYPOP）：表示城镇化程度。城镇化虽然包括如城镇人口、 城镇规模、 城镇基础设施等相当多的内容， 但是Sachs和Woo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力从生产力较低的农业部门迅速向生产力较高的非国有部门转移。这意味着城市人口是衡量经济增长情况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制约作用。（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总和（INDU）：表示工业化程度。之所以将第三产业的产值也包括在内，是因为第三产业是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逐渐产生的，并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渐增加份额，因此也应成为工业化的衡量之一。（4）基尼系数（GINI）：表示地增长差异。此处基尼系数由人均GDP 计算它可以衡量地区增长差异也可以衡量地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5）加权人均收入（URINC）：表示城乡收入的影响，URINC＝（7×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2，加权的结果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这个指标的影响更大。
对上述指标进行如下价格调整，转化为可比价格（1978年价格）数据：（1）每年新增固定资产：1991—2003年的数据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1978—1990年的数据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近似调整。（2）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总和：用GDP价格指数进行调整。（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85—2003年的数据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1978—1984年的数据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近似调整。（4）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用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5）GDP：用GDP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二）初始模型及问题
本文的目的仅仅是进行结构分析，以便观察各变量的联合影响状况，故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处理后的变量名在原变量名前加字母“Z”以示区别，初始模型是：
利用SPSS11.0对数据先进行标准化，然后再用OLS回归，结果显示模型（1）的R[2]＝1，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共线性及自相关。对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主成分回归或岭回归进行处理，对自相关问题则采用增加滞后变量或迭代法解决。
（三）处理结果
主成分分析计算结果见附件，当抽取两个主成分时方差贡献率为99.35％，基本提取了几乎所有信息。对模型（1）进行不同调整的处理结果显示基尼系数的影响力很小，即可以近似认为中国地区增长差异对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影响。同时，结果显示城镇化程度、工业化程度、城乡收入问题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都超过了资本投入这个经济增长第一驱动力，这些因素才是有待当前宏观政策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四、结论和政策意义
对地区差异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1）地区差距的扩大，对中国经济具有微弱的正向推动作用。同时这种推动作用非常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有关地区差距的调控政策仅仅改善了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2）城镇化、 工业化以及城乡收入等表示发展程度的指标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决定性的，这些指标的改善和固定资产投资一样对增长具有重大影响。如果只强调资本投入而忽略其他方面，那么会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阻碍力量，不仅会大大削弱资本推动力，而且会减慢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加强这些领域中的调控有助于提高资本效率，使中国经济维持可持续高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