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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凹陷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在的原因。这些制约因素不仅在过去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影响。要走出“凹陷”，实现中部崛起，首先必须对形成“中部凹陷”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反思，批判、否定长期以来统治我们的大脑、影响我们决策、指挥我们行动的思维模式，否则，我们就难以走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自然资源丰富”、“智力资源雄厚”等困扰我们多年、让我们陶醉、落伍的误区。
一、妨碍中部崛起的原因
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一个区域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具备经济起飞的所有条件外，机遇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因子。淘金热、二次世界大战和高科技革命三次大机遇使人烟稀少、远离美国中心的西部地区快速发展，面向太平洋的加利福尼亚则一跃成为美国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州，并且成为目前美国经济发展关键的推动力之一（注：杜平：《中外西部开发史鉴》，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页。）。我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形成，固然有历史基础好的缘故，但“一边倒”的政治战略和实现工业化的经济战略所带的机遇，使得东北成为国家“一五”和“二五”计划的投资重点，从而一举确立了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已然是不争之事实。但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却相当复杂，但最重要的是三次大的国家战略即三次重大机遇都与中部地区失之交臂。加之自身的诸多问题，中部地区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地位下降就不可避免了。
改革开放后，中央第二、第三代领导人认识到了我国现在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生产力水平普遍偏低的条件下，要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最佳途径是实施重点倾斜战略，让沿海等一部分条件较好的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后富”，实现全国的共同富裕。于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大幅度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从而导致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让中部的一些城市如武汉、洛阳等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宠儿”逐渐失宠。当改革开放进行了近20年之际，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世界的经济地位迅速提高。这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消除两极分化就显得十分突出。同时，东部地区大量的产品、资本也需要寻找新的市场，而我国广大西部地区地域轮廓、资源丰富、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少数民族众多，又拥有漫长的边界线，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就这样，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梯度转移”区域政策发生了变化，政策的焦点由本应停留在中部一段时间改为越过中部，直接转移到了西部，比上(东部)不足比下(西部)有余的中部，又一次成为被政策遗忘的“角落”。
如果说，国家宏观政策是造成中部地区未能迅速崛起的外在因素，那么，中部地区自身体制性、结构性、复杂性则诸多缺陷则是其内因，进一步加剧了中部地区与沿海的差距。
一是“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无论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中国的“三农”问题主要在以农业为主的中部地区，而表现最突出、矛盾最尖锐的又首推“两湖”地区。“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主要取决于掌握资源配置能力弱小及谈判地位的不均衡。因为在国家的治理格局中，人们的地位与角色，在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参与治理的实力与能力。而实力和能力又取决于所占有的资源状况及自我意识。目前在我国政治格局中有三大区域相互博弈，发生作用。一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一是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区域，一是以两湖为代表的中部区域，它们分别占有三种资源：权力、资本和劳动。然而，权力是独有的，资本是稀缺的，而劳动则是无限供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难以提升，反而会进一步降低农村农民的谈判地位，因为权力更加渴求于稀缺状态的资本，而不是无限供给的劳动，“以农为本”为“以工立国”所替代，这状况是向现代化转变中资本和劳动供求不平衡的规律决定的（注：徐勇：《为什么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北日报》2004年7月1日。）。到了20世纪末期，现代化、市场化为所有的国人提供了机会，但资源配置及谈判地位的不均衡问题也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东部大开放，西部大开发的格局下，中部地区的地位明显降低。其主要原因是比重甚大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拖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实质是现代化与传统农业文明更替过程中的特有产物。现代化中居支配地位的是资本和市场。在这一过程中，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成为弱势群体，因此构成所谓的“三农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很长的时间，将伴随现代化进程全过程。实现中部崛起的过程，亦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过程。东部发达省份的经验表明，要想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需要树立新的思维模式，要跳出“三农”，用办工业的思维、方式和措施。“反弹琵琶”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是交易成本高的地理位置。长期以来，中部地区以“地处中原”、“九省通衢”自豪。在封闭的经济体系中，中部地区的确有值得骄傲的资本，因为国内的资源和市场是唯一的，中部地区处于国内地理位置的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其运输成本和交易总成本往往比其他地区要低，于是中部地区常常成为一国交通的枢纽、商品的集散地，经济发达、市场繁荣的地区。但是，在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国内市场不再是企业的唯一市场，国际市场成为企业经济活动的重要舞台。这时，周边地区可以有效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两种资源发展地区经济。同时，由于受到国际市场的引力作用，国内经济能量也会向周边地区发散。因此，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当中，与国际市场距离越近的地区经济发展越快，与国际市场距离最近的周边地区(沿海沿边地区)经济发展最快。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因为距离国际市场相对较远、运输成本高于周边地区，国际资本、信息、人才的兴趣减弱，经济发展会相对较缓（注：彭智敏：《武汉区位优势重新定位》，《长江日报》2001年12月13日。）。
三是环境不佳造成商务成本高。许多人充满自信地认为，中部地区土地、劳动力价格都比沿海地区要低得多，因此，国际资本很快就会到中部地区来投资办厂，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构成企业商务成本有三大块：一是购买生产要素的成本，这是投资者首先要考虑的，如土地、水电和劳动力价格的高低；二是组织生产经营要支付的成本，涉及政府服务、法制、信用和人的观念等诸多问题；三是产业和产品配套成本。从这三个方面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部地区不足。在生产要素成本方面，中部地区通常具有一定的优势。据调查，目前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汉工业用电、用水和劳动力价格明显低于沿海的珠海、广州和昆山，与上海的差距更大，但是武汉吸引外资本却远远少于上述四地，为什么？有专家分析后认为，上海在目前国内城市中购买生产要素成本是最高的，但它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又是最大的，因为它有良好的政府服务、严明的法制服务和开明的人文环境，还有能方便地找到与外来资本配套的上下游企业，即上海的生产组织成本和产业产品配套成本较武汉要低得多，总成本也低于武汉。东莞、苏州的电子信息产业、温州的低压电器产业飞速发展，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围绕主导企业和产品，本地和外来投资发展了一大批相关配套产品、产业，形成了产业集群。企业在方圆数十里的范围内，就可以采购到所需的一切元器件，既无须自己投资搞成“大而全，小而全”，又可以择优采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造价（注：姜月波等：《优化投资环境关键在政府》，《湖北日报》2004年7月15日。）。办企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为什么中部地区的生产要素价格低，人家不来呢？不是外资不会算帐，而是因为中部地区的总成本高于沿海地区。外来资本虽然初始成本较低，但是进来以后，乱收费、乱罚款、基础设施滞后、繁文缛节办事拖拉的低效率政府、产品的配套厂商多在外地甚至沿海。因此，综合成本比在沿海高，人家当然不来。
四是不合作带来的不经济。哪里是中部？这个问题不仅其他地方难以回答准确，恐怕连中部的人们自己也回答不了。三大地带划分时，中部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西部大开放后列入西部范围)、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区；在国家宣布“振兴东北”后，中部缩小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六省；还有许多人士认为，从历史的角度和产业结构来考察，中部的范围应当只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五省。范围不同，面积、人口变动很大，总体特征也有较大差异，这叫人如何认同，也让中央难以实施一个恰当的“中部政策”。另一方面，虽然豫、鄂、湘、皖、赣五省长期以来是“中部”的核心分子，公开场合下也宣称自己为中部省份，但由于经济成就乏善可陈、可以相互利用的资源不多、产业竞争大于合作，故彼此“早晚闻鸡犬声，老死不相往来”。坦率地说，中部地区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开展过持久的、具有实质的经济技术合作，更谈不上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纳入议事日程。虽然从与邻近的沿海省份的合作中换取了一些利益，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声音、整齐的步伐，中部崛起战略迟迟难以纳入中央高层的视野，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是缺乏市场经济所需的开拓精神和商业意识。实践证明，中部地区与沿海的差距是全方位的，最大的差距就体现在观念上，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沿海地区，凡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明文禁止的，地方政府就默认、允许，甚至支持人民群众去探索、尝试，采取的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方式；而在中部的大多数地方，往往是国家法律、政策没有明文规定的，地方政府就不允许，对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行为，常常采取限制、禁止的办法，实施的是“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办法。由此产生的结果也截然不同：温州人人人争当老板，中部人个个忙着存钱。应该说，计划经济留给中部地区的遗产比较丰厚，然而在改革开放年代，中部人缺乏应有的激情、冲动和勇气，怕出错，不愿冒尖、不敢争“第一”。而发展现代商品经济所需要的那种商业精神和商业意识，如竞争的意识、“做大”的意识、危机的意识、冒险的意识，则普遍较弱，不少计划经济时代名声显赫的企业、产品因为没有能够很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潮流现在变得奄奄一息。
二、实现中部崛起的途径：抓机遇+恒心+创新
一是抢抓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机遇。实现中部崛起，重要的一点就是抓住机遇。经过多年的奔走与呼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终于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受到了中央政府重视并列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这也意味着中部地区的发展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好的时机。此外，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中部地区在基础设施、能源和原材料供给、劳动力的素质及成本等许多方面具有了一定的相对优势。部分国际资本开始把目光投向中部，沿海成熟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在加快。对于中部地区而言，这是一个加强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沿海发达地区联系、互动与对接的难得机遇，其中的部分优势地区有望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地，如世界第四大显示器专业制造商台湾唯冠集团生产和销售重心正在由广东东莞北移武汉，并将EMC品牌的商标注册地从广东转移到武汉，江西省近两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有一半来自沿海地区，其中80％来自于浙江等。
二是增强紧迫感，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部地区与沿海发达省份的距离比人们想像的要高得多。以湖北为例，2003年湖北的进出口总额竟然只相当于广东的1.8％、江苏的4.5％、浙江的8.3％，GDP只有广东的40.12％，而改革开放之时，湖北的经济总量还略高于广东。也就是说，在中部地区向前迈进一步的时候，沿海省份已经前进了两步甚至更多。如果面对如此大的差距，仍然没有紧迫感，没有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那么，巨大的差距就难以消失。然而，面对中部地区已经大大落后于沿海省份的事实，在增强紧迫感的同时，中部地区的人们群众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缩小20多年累积起来的差距可能需要另一个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中部崛起“速胜论”不现实，“渺茫论”不可取，“持久战”才是正确的选择，但要打好这一仗，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精神准备和行动方案，需要毅力、恒心。
三是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为主配置资源，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因此，市场经济体制是目前可见的最佳选择。中部崛起当然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模式的基础之上。促进中部崛起由谁来负责，是国家、地方政府还是中部的众多的基本经济单元？显而易见，如果三方面都承担起应尽的责任，让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充分发挥并且有机地结合，那是最理想不过的。但是古今中外的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外力的推动，一个目标是难以持久的。而如果是由基本经济单元推动，则可以认为这样的发展在制度上是“诱致性变迁”的过程，预定目标可望持续、稳定地实现。即实现中部崛起，既不能建立在依靠国家一段时间内的政策倾斜上，也不能仅仅靠几个大项目就能够完成，而需要建立起一种能够与时俱进、具有强大生命力和适应力的制度来保证。我们希望能够经常吃到送来的鱼，但我们更希望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学习、培育自己捕鱼能力，这样我们就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每天吃到新鲜的鱼了。浙江自新中国成立到现在都不是国家的投资重点地区，但这些年它的经济发展却非常好，其经验的第一条就是建立了鼓励农民成为创业主体的制度。该省3000多万农民，现在有民营企业110多万个，平均每个月还有几万个新的企业在产生，有100万个体工商户，每年销售额上亿元的民营企业就有300多个。正是这些人在推动着浙江经济的发展。中部要崛起，关键是建立一种制度，让它把几千万农民动员起来，人人创业，若干年后，就一定会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家、著名的民营企业。浙江经验的第二条就是通过市场建立高度发达的专业化分工体系体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浙江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块状经济”指一定产业的集聚，其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部规模经济，同一产业的企业在同一区块中集聚，不仅使企业可以享受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和与生产相关的资产专用性很强的配套服务(如各类专业批发市场)，而且还能分享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溢出效应；二是分工经济的作用，包括不同块状经济之间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区际分工)所获得的生产率的增进和同一块状经济内部的企业之间的分工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进（注：金祥荣：《多种制度变迁方式并存与渐进转换的改革道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中部经济落后的重要一点，就反映在县域经济落后上。如果每个县区都能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产业集聚，形成一个辐射周边的“专业市场”，那么，县域经济实力和经济效益就能大大提升。
四是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合作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双赢。中部地区在强化与世界、与沿海联系的同时，需要对本地区的交往、合作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这里文化相近，交易成本低。中部地区分头突围，各自投靠东部的三大增长极虽然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但长此以往，本地区就会失去区域特色，无法形成区域合力，无法建立起属于本地区的增长极。目前，中部区域内部缺乏分工，加剧了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抵消了各自的努力。要实现中部崛起，并使之成为我国又一个增长极，就必须强化本地区区域力量的整合，各个地区既需要相互竞争，也需要强化合作，既需要区域内各地创造发展条件，也需要区域内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协作与联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和放大国民经济的整体功能，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赢得区域竞争的主动权，实现区域的整体起飞。寻找新的合作模式，首先就是开放市场，取消各种变相封锁市场的政策和行为，让人才、资本、技术、商品在中部各省之间无障碍地自由流动。这些年，中部诸省在对世界、对东部市场开放的同时，却常常“以邻为壑”，有意或无意地限制相邻省份产品的进入，现在是消除壁垒、开放市场的时候了。其次要逐步实现资源、信息共享，强化彼此之间的了解、沟通、交往，逐步形成“中部共识”。现阶段，可以把那些具有紧密联系但不存在冲突的资源如豫鄂湘赣的“三国”历史文化统一打包对外宣传，进而开放、整合旅游市场；开展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方面的合作，联手推出网上人才招聘；实施资源生产地和资源消费地之间的长期、战略性合作规划，让资源消费大户如大型钢铁企业、火电企业投资、参股大型煤炭生产企业。第三要开展高层次、全方位合作，鼓励本地企业尤其是有实力的企业和民营企业到相邻省市投资、设立分支机构，加强经济联系和交流，形成经济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