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毛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通常被视为中国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人与理论家，同时也是“毛主义”的创立者。上世纪20年代尽管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高，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也仅仅是一个有争议的农村地区的领导人①，但在40年代中期毛泽东便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领导人，并且于1949年成为了新中国的领袖。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60年代爆发的“文革”疾风骤雨中达到了顶峰，并且毛泽东的影响仍然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强烈的显现。他的著述仍然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正统而受到坚持②，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记忆在当代中国多元化人群中仍然能够引起强烈的反映(正负相互交织)，这种影响扩散到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的“学徒”之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毛泽东在领导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革命(除苏联以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的“创造性发展”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中国化”使之适应中国的实际，这种“适应”影响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革命运动。总言之，毛泽东仍然构成了中国革命意识形态与实践成功与失败的卓越代表。 当代中国学者常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与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早期革命中的作用相比肩，回溯21世纪——在其中毛泽东的一些失误已经被相关档案所披露，毛泽东的遗产与记忆似乎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尽管在他那里存在诸多失误，但其仍然在当代中国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备受尊重。他的思想仍然具有广泛影响，他的形象通过在中国的利益纠葛中仍然会被经常唤起。在许多方面，很容易将毛泽东描绘为激荡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与斯大林等。他系统化的思想、价值在当代中国的大众生活领域仍然具有生命力，他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正统性，他是这个国家严厉但却是有效的创建者，但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动荡③。上述并不和谐的历史遗产代表了当代中国历史与最近改革所面临的未解事件。从总体上而言，毛泽东与毛主义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中国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显著代表，其同时也彰显了中国经验是世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贡献。 一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的信奉者。他加入并成为中国仁人志士致力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来自20世纪早期中国所面临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与经济发展的挑战)的代表。毛泽东的生涯与著述可以被大致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1)作为共产党早期内地位普通的成员，即领导革命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阶段，这一阶段的跨度为1920年代中期至1930年代；(2)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作为党和军队主要领导的阶段；(3)20世纪50年代至1976年逝世，作为党和国家毫无争议的超凡魅力型最高领导的阶段。 毛泽东是中国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代表之一，这一代知识分子以一种混乱方式接受了西方思想的影响——从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17年以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中国抵抗欧洲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失败的原因)。五四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其仍然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在20世纪20年代走向了分化：基于政治光谱上从新保守主义(寄期望于儒教的复兴)、政治自由主义(追求民主)、军国主义(追寻秩序)到共产主义(寻求革命)的分野。 毛泽东是从中国中部的一个乡村社会步入到五四世界的，他出生并成长于湖南韶山。他的父亲是一个富农，因而有资本将毛泽东送入学校接受教育。因此，毛泽东并非从简单意义上而言是一个农民，而更像是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人，他坚信中国问题的核心在于农村而非城市。毛泽东深受“五四时期”从欧洲和日本翻译过来作品的影响，这些作品包括社会主义以及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著述(毛泽东从未掌握过一门外语)。他选择以革命家为职业，并首先是赴长沙、然后是北京与上海寻求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毛泽东作为湖南地方代表参加了“一大”。这一新型政党初期力量十分弱小，并受共产国际专家的强烈影响。遵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以“块内”(block within)方式加入了统一战线，实现与孙中山领导的力量较强的国民党的合作④。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毛泽东加入到这一统一战线之中，以共产党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⑤。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共产党尤其发挥了在政治宣传方面的作用)开始通过“北伐”(1926-1927)战争统一中国。毛泽东跟随“北伐”战争到了武汉，在那里研究并写作了最有创意的关于农村革命的呼吁，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⑥。这一文献将农民定义为革命者并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同盟。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蒋介石窃取了“北伐”成果，并破坏了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在上海以及其它大城市的队伍)之后，毛泽东及其同事撤退到农村地区，并在东南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934年，即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迫使共产党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 在此阶段，毛泽东不仅没有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反而因为不受莫斯科的喜爱而被排除在党的领导层之外。实际上，他在党的最高地位的获得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国民党之中，即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前的农讲所之中。尽管如此，1927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笼罩以及后来江西苏维埃政权在1934年的失败——在其中，“城市中心论”与阵地战的战略不断遭致失败，而“农村包围城市”与游击战的战略至少为革命的生存与毛泽东跃升到党的顶层位置提供了帮助。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毛泽东巧妙地建立了与党内同事的联合关系，制订了敏锐的军事与社会政策，并且创造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意识形态语料库，上述努力最终确立了其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这一胜利政策的建立或者是至少在形式上的被表达，是依据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解所展开的。1936-1938年，毛泽东重返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中国的译著)，通过著述形式创建了自己的基本哲学思想。他的核心著作便是于1937年创作的《矛盾论》与《实践论》，上述作品明确将实践置于教条之上，并宣布上层建筑(即人的意志)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革命实践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1939年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将在中国革命中不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归纳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标志着毛泽东将布尔什维克模式运用于中国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其创造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政策，并保证了后十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的最终胜利。 上述政策在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被实施。在内部，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卓有成效地改进、激发了党内成员的政治意识。这里，毛泽东写于1936-1942年间的著作成为党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的核心。毛泽东所运用的方法之核心便是“群众路线”——一种政治管理的广泛参与模式，其以列宁与斯大林从未强调过的方式引入了普通劳动大众的观点、利益与经验。 然而，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压制”，为1957-1966年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发展埋下了伏笔。但此时，与之并行的是组织和公共政策方面卓有成效地改革，包括“精兵简政”、不仅不掠夺农民粮食反而支付钱款、一种更有力的意识形态动员(动员党内干部“为人民服务”)。这一革命的实践在1943年6月1日由毛泽东撰写并收录于《毛泽东选集》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一文中得到了概括⑦。“决议”中所概括的这些协调但却使组织活动灵活的经验，被广泛应用于其它地区的社会主义运动之中，从越南共产党到拉丁美洲的切·格瓦拉，再到印度的纳萨尔分子。其核心就是：(1)“全球性思想、地方性行动”的视域需要在列宁主义的强势领导下进行；(2)冷静地评价需要被动员的“群众”，通常是10％的积极分子、80％的中间分子与10％的落后分子；(3)集中发动10％的积极分子以推动革命的前进；(4)注重调整宣传以指导革命的领导权和动员普通大众。这一发动革命途径的哲学方法论就是理论先于实践，即“理论—实践—理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由现实实践的努力以及基于实践结果基础上的调整进行评判。这一社会的学习机制即表现为上层建筑：人类意志表现为被“思想改造”过的干部意志。 从外在层面而言，毛泽东领导其同事共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他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规划较之于当时日益腐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显得更好且具替代性。直到1939年蒋介石才成为饱受战争疮痍的中国之英雄，国民党也才开始发动对蒋介石的“造神运动”。蒋介石于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将其“造神运动”推向了一个高潮。因此，1940年代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一定意义上不外是为了回应国民党的上述现实挑战，同时也是对斯大林“肖像”的模仿⑧。毛泽东于1940年创作的《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在城市读者中被广泛阅读，尤其是在青年中间。然而，清楚地是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毛泽东的规划却允诺了一个较长的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时期。此外，他运用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分析范式描绘了中国遭遇欧洲与日本侵略的屈辱历史，这是对中国历史的透视，并且更重要的是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目的、希望与意义⑨。 毛泽东的同事在1945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证明毛泽东是一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最高领导人。至此，毛泽东开始以“毛主席”的身份而“出场”。在党的领导体系中，毛泽东最先受到约束，但其从实际上具有最高的决策权。从外在层面而言，毛泽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鼻祖，这使得其能够在1949年9月高呼“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⑩毛泽东在新中国工作的开展最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因为早期以农村为工作重心的革命运动至此转移到接管大城市，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具有深远的意义。新生社会主义政权采取“一边倒”的方针，即倒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并在“冷战”中加入到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苏联顾问指导现代化部门，斯大林提供了修复战争破坏的账务、资金支持。中国新政权成立不久便遭遇了朝鲜战争(1950年6月)，与美国在战场上的较量凸显了业已开展的土改运动的重要性，并且也为接下来一年“反右”与“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埋下了伏笔(11)。然而，较之于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记忆而言，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确实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直至1956年，新中国政府才开始感受到官僚主义之痛，而这正是苏联斯大林经济模式的弊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难以驾驭，同样也考验了共产党的管理。毛泽东最初从其辩证的方法论中寻求适当的解决途径。1956年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后被编辑为《论十大关系》)，致力于寻求一种现实的、平衡的混合经济形式，这类似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57年，毛泽东恢复了整风运动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形式，但将其扩展到党外受教育的大众之中，并邀请知识分子与教授加入整风运动，以实现“百花齐放”、批评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开门整风”的方式，对于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受到毛泽东高级同僚的反对，但毛泽东最后以最高领袖的身份坚持推行(12)。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关于公共意识形态的努力，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预想的成功。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为有限的但却实际存在的公众批评与不满设定了理论的基础，即必须要基于执政党的领导之下进行(13)。通过反击那些攻击党官僚主义与权力滥用的忠诚反对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矛盾”)，毛泽东较之于1956年那些去斯大林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走得更远。这一导向社会主义的人道允诺，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中被不断消解。当上述被邀请而来的批评走向了1957年春，它们开始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并被进而批评为反革命的右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被修改后才公开发表的。这一“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对广大知识分子与党员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文革”十年的动荡对中国与毛泽东的遗产而言都是残酷的。1957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整风运动”以及“反右运动”与“百花齐放”的方针之间存在着质性差别。紧接着，毛泽东热切推动了一场经济领域内的“大跃进”，这场运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在1960年代早期经过短暂调整之后，中国经济迎来了复苏的局面，毛泽东毕其最终精力发动了最后一场“总体性”革命，即“文化大革命”。“文革”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中国走向修正主义的道路，而这一道路在赫鲁晓夫统治下的苏联正在复辟。中苏之间爆发的意识形态争论，在1969年两国边界冲突中达到了顶峰。此时，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中共重新恢复了延安时期的思想改造与农村方向的政策。对毛泽东话语无止境的个人崇拜集中表现在“红宝书”中，在“文革”期间一共有近440万本“红宝书”与小册子被印刷出版(14)。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是在“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口号中，同事相互揭发、学校停课、学生下乡“向贫下中农学习”、个人陷于无止境的“思想调查”之中，因而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动荡(15)。就普通民众参与到这场“自我压抑”(self-subjugation)的运动之中的程度而言，其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时代苏联——作为最接近实现欧威尔主义的反乌托邦(16)。毛泽东非常清楚地乐于让其实现，他将这些曲折与遭遇视为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经历的代价，即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17)。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了数十年之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就是在1972年实现与美国政府的邦交化，其目的是为了在战略上牵制苏联。 后毛泽东时代出现了短暂的将毛泽东再度神圣化的努力，即服务与新上台领导人巩固政治地位的要求。这主要体现在1977年富有争议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出版发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同志在邓小平的努力下进行了重新整合，并组成了改革的领导集体。在这一领导集体的统治下，毛泽东被进行了重新评价并走下了历史的“神坛”，但他仍然被视为革命的领域与意识形态正统性的代表。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了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即著名的“三七开评价”(18)。 二 “毛主义”：革命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的贡献，已由作为党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毛泽东思想所系统化阐释。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对此作出了进一步清晰化阐释，即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依据这一官方的正统标书，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的贡献是极为关键的，但并非是唯一排他性的，它代表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所作出的贡献。 在哲学方面，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分析范式，将实践置于主要地位。他的这种理解是对物质生活领域矛盾的求解，即在“毛主义”辩证法看来物质生活是由个体经验所组成的。直至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清晰阐明了他早期著作中所隐含的内容，即对立统一规律优于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规律，后二者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子集。尽管如此，“毛主义”实践辩证法却是主体的意志——个人与集体。因此，毛泽东横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之双翼，他将上层建筑置于经济基础之上，并将其视为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他首先在1937年写作的《矛盾论》中阐释了这一观点，很明显这领先于斯大林在1938年作出的相似阐释)(19)。这一点在毛泽东将“无产阶级”属性的转移中可以得到清晰彰显，即从一种社会阶级的描述转变成一种美德，并且任何阶级只要通过品性转变实践与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是通过“整风”)都能获得无产阶级的美德。倘若说列宁认为仅仅只有布尔什维克政党才能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那么在毛泽东那里，布尔什维克化可以被彻底地内化于个体之中——尽管这必须置于一个具有超凡魅力型政党及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之下。 在革命实践与政治政策方面，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创造了一种不完全同于苏联的“另类”模式。第一，毛泽东创立了群众路线——一种基于“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组织形式，它可以有效地满足群众的需求并催生了在任一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为广泛、实际和流行的咨询与参与。当然，群众路线的弊端就是存在一种倾向，即从开始到寻找到无数“敌人”以及在芸芸众生之中的“替罪羊”。第二，较之于任何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中的号召(即号召党的教化)更加彻底化。延安整风运动通过提供公共服务的高尚目标、在党的管理者(党政干部)中灌输这些目标的方式以及用以评判成功程度的机制来实施群众路线。倘若使用得当，整风便可提供一种告知、指导与掌控革命政权的方式；倘若使用不当，便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荒诞行为。第三，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不断地重返统一战线的观念，统一战线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其有助于布尔什维克政权与其他社会力量分享权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中，统一战线是制度化的，它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被实施(除了“文革”中的一段时间)。正如贯彻季米特洛夫的建议实行党的教化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也采取了苏联的样板——流行于“二战”时期的人民阵线观念，但中共走得更远并创立了一个有助于其长期执政的工具。第四，毛泽东始终批判官僚主义，虽然其有限的努力及其自身的缺点最终并未成功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然而，毛泽东思想语料库却提供了一种对如吉拉斯所言的新阶级之尖锐分析以及为使用群众路线、整风去阻击政治特权滥用提供了合理性论证。第五，毛泽东强调农村问题与农民的重要性。将对农村的主要关注整合到共产党的规划中，可能是中国革命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所作出的最有影响力的贡献。最后，毛泽东对政治的态度十分明确以及对于武装斗争的推崇。他是一个暴力革命家和实用主义的军事领袖。尽管这是由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中国现代革命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较之于中国其他革命者更为彻底将孙中山这一教训铭记于心。在毛泽东的著述中，包含数以百计页对游击战及其它大众革命斗争形式的阐释。从越共到印度纳萨尔派中那些发现自身正处于无可忍受的环境中(政府暴力地压迫反对者)的人，已经发现了“毛主义”军事策略的引人之处(20)。 当然，这里也存在消极影响，或者说在上述六大贡献方面也存在着不足之处，而这最深刻地体现在1957年反右运动、“大跃进”与导致社会灾难性影响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烙印之中。此外，“毛主义”在毛泽东晚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单调乏味的“正统”。因此，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遗产深深地混合在1949年领导中国“站起来”与造成中国长期落后矛盾中，并且，“毛主义”在当代中国仍然被视为“紧身衣”(straightjacket)(21)。 三 历史学与遗产 自毛泽东于上世纪30年代首次出现在新闻作品之中(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译者注)以来，毛泽东与“毛主义”的学术研究以及大众流行形象之间一直是存在着分歧。同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今天毛泽东的记忆、思想以及围绕在此基础上的体系也存在着很大的易变性。关于毛泽东与毛泽东著作的学术研究的提升有助于将这些争论更加紧密地置于学术知识的范围之内，但并不能最终寄希望解决这些争论。最后，毛泽东与“毛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经常是以无意识形式存在于社会日常生活习惯与精神活动之中(即裴宜理教授所言的作为日常生活的“毛主义”——译者注)。 毛泽东的著述继续成为不仅是反映他思想同时也是反映其生活的资源。毛泽东著述的大部分内容在中国都是可获得的，并且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一直到1958年)都已经被认真地翻译成英文版本。(22)在对毛泽东著述一般的解释中更复杂问题是由他地位所造成的，诸如“伟大的舵手”、“中国人民的大救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作者。对毛泽东著述的文本翻译与编辑非常类似于对待那些神学的文本，诸如圣经的文本与注释。 最近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何种类型的毛泽东或我们所阅读的毛泽东的文本(23)。首先，始于1944年的数卷本《毛泽东选集》在中国共产党一个或其它高层机构的命令下被公开出版发行，它们由编委会根据“集体智慧的结晶”原则(这就是毛泽东代表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顶峰，反映了党的领导层的共同意见)加以编辑。毛泽东与其来自苏联的理论顾问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编写官方版“选集”的过程汇总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在“文革”期间，尤其是在1967年“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毛泽东的著述由一些匿名编辑者以混乱的形式编辑出版，但其所依据的原则是毛主席是一位不容任何集体领导(尤其是党内“走资派”)修正的伟大天才。最后，毛泽东逝世之后，党内历史学家出版了“内部版”与“公开版”的毛泽东著作，其反映了在不同程度上一个历史学家对理解真实的过去以及将毛泽东和他的个人作品更加紧密地置于历史的条件之中的紧迫要求。 虽然为了理解在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毛泽东，去阅读关于毛泽东原版文本的翻译作品是有意义的，但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官方版毛泽东著作对于理解毛泽东仍然是有帮助的。即使后者较之于原版是经过或多或少地编辑与修改，它仍然是中国数亿人包括世界范围内的其他读者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学习的版本，是作为毛泽东的权威世界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而出现的(24)。西方社会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究与毛泽东的大众形象与特定的利益考量密切相关，其中最普遍的就是战年时代(25)。埃德加·斯诺1936年笔下关于毛泽东(允诺带领中国反对世界范围法西斯力量——后来演变为“二战”)热情洋溢地描绘为读者留下了这一种“林肯式形象”。上世纪50至60年代因为朝鲜战争、越战以及美苏争霸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共产主义”(“Chi-Coms”)与“赤色”(“Reds”)就被解释为可怕的“暴政”。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在学术界与大众媒体领域呈现出过山车式理想形象(最初生发于60年代反对越战的示威者之中)与反乌托邦的故事(诸如80年代强制堕胎的报道)(26)。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学术处理就是认为他完全能够批判性理解“今日中国”(27)。无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救世主或是“暴君”，亦或是二者皆有，这些研究都倾向于忽略在解释中国革命产生及其当前发展过程中其他因素或力量的影响。直至上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摆脱革命视角而采用现代化的视角，不仅仅是关注毛泽东或者其他领导人而是关注广大底层群众的经历，尤其是关注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个人(28)。 当前关于毛泽东研究的著作可以依据其对毛泽东的态度而区分为如下三大类型：“恶毛”(bad Mao)、“善毛”(good Mao)与“历史毛”(historical Mao)。自上世纪90年代李志绥以毛泽东私人医生身份撰写的回忆录出版并流行以来，学界与普通大众领域存在一股从根本上歪曲贬低毛泽东的倾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著作都刻上了“中国移民”的痕迹，即上述著作的作者都对毛泽东时代有着深刻的经历(29)。他们这些著作倾向于解释中共领导层的荒诞，其中显著的便是“大跃进”期间造成的人口大量非正常减少以及“文革”所造成的动荡局面，而这都是按照毛泽东个人性格意志推行的。对毛泽东的贬低歪曲乃至攻击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广泛的，其在许多学术研究中都有所反映，甚至是在那些力图寻求更加微观与历史性的理解中都存在。效仿了大陆作者新出的中文著作(但在香港出版)，这些著作同样对毛泽东持批评意见(30)。 同样，还存在着力图揭示或挽回“善毛”的研究倾向。尼克·奈特就是其中一位持之以恒的呼吁者，他认为必须要认真对待毛泽东的思想，过去数十年合理的学术研究已经为在毛泽东这一主体人物之外揭示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意义作出了好的表率。与此相似的是，卡尔·瑞贝卡也力图为普通民众拯救革命性意识，而这一意识在毛泽东的著作及其实践中都能够寻得。以作为学院化马克思主义者而闻名的莫里斯·迈斯纳运用毛泽东的理念对“文革”作出了激烈的批判，他为将毛泽东的功绩从其失误中区分开来提供了一个最近的传记描述(31)。与中国学界“新左派”代表相似的是，上述作者力图从毛泽东的著作与实践中寻求批判当前社会不公的理论武器(32)。 学术界主要的研究都是力图描绘出一幅“历史毛”的肖像。大多数传记作品都聚焦于在毛泽东的历史环境中而非仅仅依据性格来理解毛泽东。施拉姆早期关于毛泽东传记的作品出版于1966年，它基于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仔细阅读毛泽东的文献，因而仍然具有可信度。毫不夸张地说，学界已经出版了大量关于毛泽东传记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写于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晚期或者是最近十年。最近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作品是由菲利普·肖特或罗斯·特里尔撰写的宏大故事，以及由迪莉娅·达文或史景迁撰写的简短介绍(33)。《毛泽东：一个批判性导读》一书集中力图在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条件下评价毛泽东，同时也致力于以一种历史性视角评价当前中国内部、发展中世界以及西方社会关于毛泽东的认识(34)。 毛泽东与“毛主义”所留下最重要的遗产是在中国内部。毛泽东在当代中国仍然保持了一种持久的多元面相——可敬或可恨，服务于政治的影响力、名人价值甚至是宗教性功效。尽管如此，对于中国多元的人口来说，在毛泽东的多元面相之间仍然存在着共通之处——民族主义。正如我们在毛泽东1940年写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讲述中国的故事，这一故事在中国今天的领导人那里也不断被重复，即中国的复兴：中国曾经很伟大，近代走向没落，中国应当再度强大起来(35)。 中国故事与毛泽东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国大陆学者、工人和农民来说(可以将他们称之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是各不相同的，这一差异性因为商业文化以及个体个人记忆的不同也会呈现。从政治上而言，“毛主义”仍然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性所在(36)。并且，它已经被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所丰富与发展。学者现在对毛泽东的应用大多数都是在战略意义上展开的(再三强调一个观点或者是保护自身免于政治批判)，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并非经常被用以学术争论或对公共问题的讨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实用主义以及追求社会平等，较之于祈求毛泽东的“智慧”本身，上述内容是一些富有生气的争论以及服务于论证合法性的主题(37)。实际上，现在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批评毛泽东尤其是在过去的政策上(38)。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应当重建“毛主义”的方式唤起毛泽东的思想，但很明显这一思潮在上述学者中仅占少部分(39)。中国工人与农民因为改革所造成的社会结果——贫富分化，而变得愈发直言不讳。在与由违反规定、私有化以及非和谐发展所造成的资源矛盾的斗争中，农民、工人和城市居民发起了抗议与回应。在这些抗议活动中，毛泽东的思想与肖像构成了表达利益诉求的中介(40)。毛泽东的思想与形象构成了“弱势群体的武器”，其成为了弱势群体面对发展所导致的征地来保护家园、土地以及从新农村产业所造成的污染中保护空气与水源的武器(41)。同时，毛泽东、“毛主义”与毛主席语录在中国利益诉求中不断回弹，从今天党的政策到激烈的反对崇洋媚外。 毛泽东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代表。正如白杰明所指出的那样，对于许多年纪较大的中国人而言，“毛泽东代表了一个稳定与自信的时代，代表了一个文化、政治统一的时代，当然首先是一个经济平等与廉洁的时代”(42)。当然，对于那些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未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年轻人而言毛泽东的形象又并非如此，而是如白杰明所指出的那样，年轻人在这一新的“毛泽东崇拜”中发现了一种“政治上安全的偶像，其能够用以挑战官方、扰乱家长以及激怒老师(即反抗权威——译者注)”(43)。由于市场的存在，毛泽东的形象已经成为商业对象，这在中国大街小巷中都非常常见：T恤、打火机、艺术纸以及小摆件中都刻有毛主席的肖像(从年轻的革命者到国家领袖不同时期的形象)。尽管有一些形象是诚心诚意的，其他一些仅仅是年轻人叛逆的象征，还有许多是基于商业化利益的运用而非意识形态的考量。毛泽东在今天也成为了中国一些民间宗教场所的著名守护神，这是20世纪意识形态政治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类并与融合。毛泽东的画像被挂在出租车的后视镜上以防止事故发生。毛泽东的全身画像出现在农村或者工人阶级生活的城市社区中，但他并非是被视为政治的人物，而仅仅是一种带有宗教信仰色彩的人物。(44)个人关于毛泽东的一套记忆现在已经公开变得重要，诸如“知青”所蒙受的苦难。尽管一些知青仍然对毛泽东保持着敬仰，并且将自身的遭遇归咎到地方官员的欺骗蒙蔽了主席的双眼，但仍然存在许多知青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不满与责难。 总之，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记忆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双刃效应，即对于有识之士而言是一种民族骄傲的矛盾性代表，对年轻的中产阶级而言是一幅冰冷的商标，对在改革与全球化中失意者而言是一种代表自尊的护身符。在上述意义之外还存在着一种更广的关于希望与失望的历史性意义，而这是源于西方学者的分析之中。同样，“毛主义”也为广大亚非拉农村地区革命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四 何谓“毛主义”？ 文本强调在不同的历史运动中存在着不同的毛泽东肖像，但我们更为强调的是以旁观者的视角透视毛泽东与毛主义的重要性、社会对于“毛主义”的选择或强加于其上、又或者是当前将其从中剥离。然而，“毛主义”具有一个核心，通常被视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致力于以激烈、迅速与复杂方式拯救并建立中国。同样，“毛主义”也存在一种世界维度上的意义，即现代意义上的目的论以及对科学技术的信心、对受制于帝国主义力量压迫的民族国家人民利益与主体身份关切的国际主义者、对那些坚信自己掌握真理并能拯救中国的革命精英在心灵与思想上的自信。 作为西方毛泽东研究鼻祖的施拉姆一直认为，1935至1965年间“毛泽东思想中的严肃部分”构成了中国“西化的工具”(45)。倘若我们认为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就是面对西方全新力量以及与之适应的帝国主义冲击的回应，那么施拉姆的上述判断则是合理的。与之相对的观点来自肯尼斯·乔伊特的“回应民族独立的列宁主义”，其有助于我们将“西化”理解为并非是一种遵循，而是对西方20世纪全球统治秩序的积极挑战。在此意义上，中国个案构成了列宁主义模式的变体。乔伊特认为，基于罗马尼亚的例子(但屈从苏联模式的经验)，即当一个政体发现自身置于20世纪早期西方力量的经济、文化统治之下，由列宁清晰阐释并经斯大林在若干国家实践的布尔什维克模式可以摆脱民族国家对于西方的依赖并且能够实现某种程度的民族独立(46)。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证明了乔伊特的分析模式(47)。 上述视角与近期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产生了共鸣，这些著作致力于从探讨上世纪20年代由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6年后由蒋介石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以及1940年代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的更广泛的连续性与承接性。约翰·菲茨杰拉德令人信服的认为，中国革命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超凡魅力的政党、完整的意识形态、党对军队的控制、大众动员和领袖崇拜，都起源于在上世纪20年代早期在苏联与共产主义支持下孙中山对国民党的重组(48)。其他关于中国1920年代革命社会经验的研究认为，中国革命者的身份不断地在上述两党以及其他更小的党派之间流动(49)。国共两党之间的激烈斗争爆发于1927年4月，并已经被海峡两岸写入历史学之中，二者之间的斗争在本质上已经被证明更多的是动态和变化的。不仅在1920年代而且在将来数十年，中国个体及其家庭都在革命的政党之间不断游动。在上世纪30、40年代，国共两党之间的区别体现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致力于创建对“三民主义”的现代化信徒以及其无力解决难以对付的军阀或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现实层面的失败。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1942-1944年延安整风运动中创造了令人震惊的成功，其确实造就具有凝聚力的毛主义力量。 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也产生了世界性影响，尽管从柬埔寨到秘鲁再到今天的尼泊尔以及印度纳萨尔分子如毛泽东本人致力于将马列主义“中国化”一般，经常将“毛主义”适应化或本土化，但它仍然构成了一种活的意识形态。然而，“毛主义”的核心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代表劳动阶级利益(大部分是农民)的政治革命，穷苦大众通过在统一意识形态、政党和高级领袖指导下的暴力革命翻身做主。“毛主义”更少的影响(但却呈现)，就是毛泽东革命文献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持续吸引力②。总体上而言，这些影响构成了中国经验对于马列主义实践的贡献(正反两方面并存)。 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与意识形态使中国当局颇为厌倦，但“毛主义”仍然存在于当前中国。这最主要的是一种社会事实——源于高度“毛主义”的结构和精神习惯，其持续形塑了当今中国的大众与政治行为。“毛主义”的正统建立了重要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形塑了在此基础上的生活以及继续影响着今天的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就是：地方党组织、单位制度与户口制度。(51)上述日常“毛主义”的构件继续形塑了中国社会生活，正如后者在后改革时代市场力量与国际交往的作用下也发生了改变。党委系统使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具体化，这一要求就是关于公共政策讨论以及对政策表述的合法形式源于党自身，而非由媒体、公众场合、咖啡屋、教室或众所周知的“厨房辩论”(kitchen debates)(52)所决定的。这造成了大众对于公众事务的谨慎以及不情愿卷入其中，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毛泽东时代在工作单位和公社中的日常生活有助于形成这种政治的被动性以及对于国家的依赖性。那些生活在“毛主义”体系下的人，附带了一种思想习惯与期望，其认为受毛泽东领导是合理、有意义的。这些生活在单位与公社统治秩序下的人们，在思想习惯上并不具有适合于完全自由或宽容的社会。上述相同的习惯与期望甚至形塑了那些拒斥官方“毛主义”、导向另类政治观念与社会实践的人的思想。不可避免的是，上述一些价值观与期望经过农民和教师之手而被传承到年轻一代之中。从本质上而言，这些年轻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新经验的经历而改变，但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模式仍然会形塑全体中国人的经历和反应。这些发挥支配性作用的价值观的核心便是：尊重知识分子、期盼建议能够被直接上传至国家等。尽管单位与户口制度是过去的产物，但正是这一源于“毛主义”的精神遗产将会持续影响当代中国人的生活。 注释： ①即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运动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与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城市中心论”存在着重要的差异性空间，这种差异也构成了毛泽东与当时中央领导不断产生分歧的重要表现所在。其原因在于，毛泽东始终是以一位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而“出场”，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与使命意识使得其必须高度重视现实革命运动的实际状况与革命斗争的态势发展，因为稍有不慎便会给革命带来灾难性后果，而这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辩证态度，即经典必须要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结合”的基础上加以坚持与发展——译者注。 ②其实，并非毛泽东所有的著述都构成当代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指导，诸如毛泽东关于“文革”著述与理论已然被官方所否定，因而说毛泽东思想(作为经过实践检验正确并且是以集体智慧结晶的形式而出现的)仍然构成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指导可能更为准确与恰当——译者注。 ③国外大部分学者都简单地认为，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政治运动都是基于一种权力斗争的考量，这种判断的问题就在于仅仅限于现象层面的分析，而未能深入到本质层面的解读。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在本质上并非是为了单纯获得所谓失去的权力，而是为了推行其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想模式扫清一切障碍，无疑这种政治权力的斗争是直接服务于毛泽东深层次考虑的理想社会目标。而这种理想社会模式概括而言就是“3+2”模式，即纯之又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阶级斗争与人的高善道德情操。所以，“政治路线高于一切”可以概括毛泽东晚年政治斗争的整体意蕴，并且我们可以认为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症结就在于过分的理想主义，脱离实际急于实现其所预设的纯粹理想，在此过程中只能依靠、迷恋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陷入了经验主义的误区。因此，毛泽东晚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失误的本质，从哲学上而言即是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其具体表现为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复合体。 ④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之中，成为国民党组织的一员——译者注。 ⑤1926年3月，国民党中央第13次常务会议通过聘请毛泽东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决议——译者注。 ⑥Mao Zedong xuanji(Beijing:Renmin,1991),I:12-44;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Pek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67),I:23-59; Stuart R.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Armonk,NY:M.E.Sharpe,1992- ),II:429-64. ⑦Xuanji,III:897-902; Selected Works,III:117-22;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III(即将出版). ⑧Lyman Van Slyke,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9,Part II(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692. ⑨Xuanji,II:662-71-902; Selected Works,II:339-84; Schram,Mao's Road to Power,VII:330-69. ⑩《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2-346页。 (11)Jeremy Brown & Paul Pickowicz,eds.,Dilemmas of Victory: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2)Xuanji,V:267-88; Selected Works,V:284-307; John K.Leung & Y.M.Kao,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1949-1976(Armonk,NY:M.E.Sharpe,1992),II:43-65. (13)See Mao's "speaking notes(jianghua gas)" version translated in Roderick MacFarquhar,Timothy Cheek,and Eugene Wu,eds.,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Cambridge: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1989),131-89. (14)Daniel Leese,"Mao the Icon," in 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219-39. (15)Roderick MacFarquhar & Michael Schoenhals,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Harvard UP,2005). (16)这里的“自我压抑”在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电影中得到了深刻的描绘，诸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田壮壮的《蓝风筝》(1992)、张艺谋的《活着》(1994)，上述影片都有英文字幕版。 (17)参见Joseph Esherick,Paul Pickowicz,& Andrew Walder,eds.,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Histor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8)Beijing Review,27:10-39(6 July:1981); Helmut Martin,Cult & Canon: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State Maoism(Armonk,NY:M.E.Sharpe,1983),180-231. (19)参见Nick Knight,Mao Zedong on Dialectied Materialism(Armonk,NY:M.E.Sharpe,1990). (20)诸如参见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eds.,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s Thought(Atlantic Highlands,NJ: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1997),and Alexander C.Cook,"Third World Maoism," in Cheek,ed.,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288-312. (21)也就是说，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时代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仍然是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而存在着，并制约着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方向——译者注。 (22)这些关于毛泽东选集翻译的标准参考书是：Stuart R.Schram,ed.,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计划出10卷.至2013年已经出版7卷(由施拉姆任主编、齐慕实任副主编的第8卷“延安整风”已完成最后校对工作，预计于2015年上半年出版——译者注)(Armonk,NY:M.E.Sharpe,1992-)；1949年9月至1957年12月的著作，可参见Michael Y.M.Kau and John K.Leung,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1949-1976(Armonk,NY:M.E.Sharpe,1986,1992)；1957至1958年期间著作，参见MacFarquhar,Cheek & Wu,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中国官方或“集体智慧结晶”版的《毛泽东选集》之中英文版由中共在北京编辑出版(1991年经过修正)。最后，所有官方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在毛泽东网络档案中都可以获得，网址为：http://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mao/index.htm. (23)基于Timothy Cheek,"Textually Speaking:An Assessment of Newly Available Mao Texts," in MacFarquhar,Cheek,and Wu,Secret Speeches,75-103. (24)在毛泽东时代，有超过2.36亿本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卷本)被印刷发行。Kau and Leung,eds.,The Writings of Mao Zedong,xxvi. (25)Charles Hayford,"Mao's Journey to the West:Meanings Made of Mao," in Cheek,ed.,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313-31. (26)关于美国中国社会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Richard Madsen,China and the American Dre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27)Dick Wilson,ed.,Mao Tse-tung in the Scales of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28)Jeffrey N.Wasserstrom,"Mao Matters:A Review Essay,"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3:1(1996),pp.1-21.关于这一转变的学术文献即对近期研究的深刻评述，可参见Anita Chan,Children of Mao:Personality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5) and Rae Yang,Spider Eaters:A Memoi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29)Li Zhisui,with Anne Thurston,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trans.Tai Hung-chao(NY:Random Hanse,1994),and Jung Chang & Jon Halliday,Mao:The Untold Story(NY:Knopf,2005). (30)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 (31)Nick Knight,Rethinking Mao(Lanham,MD:Lexington Books,2007); Rebecca Karl,Mao Zedong and China in the Twentieth-Century World(Durhan,NC:Duke University Press,2010) 19-29; Maurice Meisner,Mao Zedong(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 (32)中国“新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就是汪晖，他的许多作品都已经被翻译成英文。诸如，Wang Hui,China's New Order(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and Wang Hui,The End of Revolution:China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London:Verso,2011). (33)Stuart R.Schram,Mao Tse-tung(Harmondsworth:Penguin,1966); Philip Short,Mao:A Life(NY:Henry Hold & Co.,1999); Ross Terrill,Mao:A Biograph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Delia Davin,Mao Zedong(Stroud:Sutton,1997); Jonathan Spence,Mao Zedong(Harmondsworth:Penguin,1999); Michael Lynch,Mao(London:Routledge,2004) also provides a fine annotated guide to writings on,about,or by Mao for the general reader,249-54. (34)Timothy Cheek,ed.,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5)Geremie Barmé,"Red Allure and the Crimson Blindfold," China Perspectives,2012:2,29-40，这是关于“今日毛泽东”之旅的一篇优秀文献。 (36)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之中，作为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构成了党的理论指导，而非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毛主义”。对中国官方理论研究而言，“毛泽东思想”与“毛主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因为“毛主义”这一概念最初是由史华慈所发明的，意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不同于苏联的“异端”。并且，后来“毛主义”概念在西方的盛行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尤其是“文革”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差异以及在西方“左”翼学者批判资本主义理论情结中的亲缘性。所以，“毛主义”概念是包括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在内的，这与中国官方正统意识形态——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已经被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所否定——存在着质性差别。——译者注 (37)Xiao Yanzhong,"Recent Mao Zedong Scholarship in China," in Cheek,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273-87. (38)关于“新党史”(New Party History)治学理路一个最好的代表就是由著名学者杨奎松、沈志华、高华、韩刚等牵头撰写的10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同样可参见Yang Kuisong,"Reconsidering the Campaign to Suppres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he China Quarterly,193(2008),102-21. (39)See Mobo Gao,The Battle for China's Past:Mao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London:Pluto Press,2008),and Gan Yang,Dushu[Reading] 2007:06,1-6. (40)Ching Kwan Lee,"What Was Socialism to Workers? Collective Memories and Labor Politics in an Age of Reform," in C.K.Lee and Guobin Yang,eds.,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2007),158-59. (41)参见Kevin J.O' Brien and Li Lianjiang,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59. (42)参见Geremie R.Barmé,Shades of Mao:The Posthumous Cult of the Great Leader(Armonk,NY:M.E.Sharpe,1996),19. (43)Barmé,Shades of Mao,48. (44)Wang Yi(笔名为Xin Yuan),"A Place in the Pantheon:Mao and Folk Religion",1992年刊于香港，后来收录到Barmé,Shades of Mao,195.Vincent Goossaert and David A.Palmer,The Religious Question in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45)Stuart Schram,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NY: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89),p.192. (46)参见Kenneth Jowitt,"The Leninist Response to National Dependency," in Jowitt,New World Disorder:The Leninist Extin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1-50. (47)Timothy Cheek,Propaganda and Culture in Mao's China:Deng Tuo and the Intelligent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8)John Fitzgerald,Awakening China:Politics,Culture,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9)参见"Communism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in S.A.Smith(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关于反映这一历史时期国共两党之间流动性的社会历史以及传记，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体现在家庭史之中。Ancestral Leaves:A Family Histor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y Joseph Esherick(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 (50)参见Dirlik,Healy,and Knight,Critical Perspectives,Cook,"Third World Maoism," and Slavoj Zizek presents Mao(London:Verso,2010). (51)Timothy Cheek,Living with Reform:China Since 1989(London:Zed Books,2006),32-53. (52)所谓“厨房辩论”特指1959年7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开幕式上，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赫鲁晓夫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东西方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因为当时辩论是在厨房用具面前展开的，故称之为“厨房辩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