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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359(2006)06-0102-06
一、全球化促使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大国力量的对比。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世界形成了五大经济中心：美、苏、西欧、日本和中国，世界经济出现了多元化趋势。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国际格局多元化。
冷战结束后，老布什总统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口号。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发展在建立世界新秩序中的重要性，没有把发展国内经济和美国的经济安全放到第一位，而仍然迷信政治和军事的斗争，求助于传统的“遏制”政策，提出“超越遏制”的战略。
但是在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加深、经济合作日益重要的新时代，要“遏制”一个国家，谈何容易！有“遏制”，就有“反遏制”，就无法实现国际合作。老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得不到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因此虽然他率领西方盟国赢得冷战的胜利，并且打赢了海湾战争，但却因输掉了美国国内的选举而下台。老布什总统的下台，标志着其遏制战略的破产。
克林顿上台后，总结了老布什执政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振兴美国经济”的口号，把“经济安全”列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支柱之一，提升了经济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调整了领导层结构，新建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提高了财政部和商务部在对外经济决策中的作用。1997年初，克林顿发表了《总统经济报告》，描绘了世纪之交的美国经济发展的蓝图，要在2003年前，使美国经济逐年递增2％—3％，开始了美国的“新经济”。
为确保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在海外实行有限的战略收缩，将国家目标，从军事转向重点发展经济，开拓市场。克林顿政府对其海外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第一，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大力开拓国外市场等。第二，稳定和各大国的关系，更加重视制定国际规则，力图掌握在国际组织中的领导权。冷战后，美国监督执行或组建、参与的国际机制有：核不扩散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知识产权协定、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这些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为美国利益服务[1] (P279)。
克林顿政府非常清楚，美国的经济安全要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虽然冷战结束后，美国一方面减少军费，削减军备，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军事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仍然为确保自己作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而努力，例如致力于防止核扩散和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等。美国利用经济力量，来推行其价值观和社会制度[1] (P280)。但是当经济手段和其他手段的威胁都不能奏效时，美国就用武力解决问题。例如后来的伊拉克战争等就是这样。而在“9·11”事件后，美国的霸权主义更加露骨，动辄威胁要使用武力“先发制人”。
通过上述措施，美国重振了经济，确保了其在世界格局中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中国在全球化影响下，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成就，成为世界第二个巨大的经济实体。正如2004年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形成中的力量转移”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一极的地位[2]。
日本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大，曾被公认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日本制订了以经济为中心的新的发展战略，继续保持着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并向成为政治大国而努力。
在全球化时代，欧洲一体化发展非常迅速。欧共体在1991年签订了《欧洲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马约》规定，在经济上，要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在政治上，建立包括外交和安全政策、司法与内部事务合作等内容在内的政治联盟。《马约》还决定将欧共体改名为“欧盟”。1993年欧盟建立了统一大市场，1999年1月1日，欧盟有11个国家，开始使用欧元作为其货币单位，进一步完善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内涵。1997年，欧盟对《马约》进行了修改，通过了《阿姆斯特丹条约》(简称《阿约》)，对欧盟政治问题机构改革问题、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等问题进行研究。2000年又通过了《尼斯条约》，对《阿约》进行修订，对欧盟机构改革提出新目标。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盟提出东扩的计划，制订了趋同标准和入盟的条件，使欧洲的影响力逐步增大，成为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世界新格局的一极[3]。
冷战结束后，俄国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它幅员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科技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特别是其战略和战术武器数量庞大，是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仍可与美国匹敌。俄国也不甘心沦为二流国家，在痛苦的政治、经济转轨之中，深感独立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它开始摸索适合自己国家经济发展道路。在对外政策上，俄国同世界各大国都建立了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积极谋求发挥大国的作用，为自己拓展发展空间。俄国具有较大的潜力和再生能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目前俄国的复兴已见端倪，俄国理所当然地是新国际格局中的一极。
除了上述大国和欧盟外，其他地区性力量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东盟的影响越来越大，阿盟、非统、里约集团、南盟在发展中，七十七国集团已经发展为128国。同时，出现了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这些力量的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变化也发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改变了大国力量的对比，催生了和改变着新的国际格局。
二、全球化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建
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变化了，但国际秩序并没有崩溃，其基本的规则、机制和范式仍然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例如“主权和平等”仍然是主导国际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联合国仍然是维护和平与发展的重要超国家行为体。但旧的国际秩序存在许多不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问题，需要发展和完善。
美国希望建立由美国领导下的、单极的“世界新秩序”，而不是多极的世界新秩序。美国的“世界新秩序”被英国前首相希思斥为“新帝国主义”[4]。“9·11”事件后，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有了发展。美国“新帝国”论者鼓吹，美国拥有空前的超强实力，美国要利用这一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抓住“9·11”事件这一契机，反恐谋霸，追求绝对霸权和绝对安全，以“权治”代替“法治”，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治下的和平”。
在“新帝国主义论”的影响下，美国的全球战略出现了重大调整。随着苏联的消失，两极格局的瓦解，美国关注的不再是“共产主义扩张”，而是扩大美国式民主，“消灭世界上的暴政”。为确保美国的一超大国地位，美国还将控制地区冲突、防止核扩散和尖端武器扩散、反国际犯罪等问题摆在更重要的位置，贸易、投资、环境保护、移民、打击走私贩毒、制止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等问题日益成为其关注的重心。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机制与国家规范，实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1] (P279)。
但是美国这一战略的实施，比实施“遏制战略”更困难。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支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际上是权力和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和国际机制之争。因此国际秩序的构建，受到大国关系的影响。美国要建立一国统治下的国际秩序，必然会遭到其他大国的反对。
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首先是国家和地区集团化趋势加强，美国、欧盟、东盟、阿盟、非统、里约集团等，都得到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增多，联合国从原来的两大机制，即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发展到三大机制，增加了人权理事会。致力于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空前增多，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8000多个增加到冷战结束后的16113个。它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美国和其他各国都起着牵制作用[5]。
在美俄关系上，俄罗斯虽无力与美国争霸，但是俄罗斯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仍然占最重要的地位。美国对俄罗斯的基本政策是：促使俄罗斯向民主化、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方向转变；扩大冷战成果，使俄罗斯在军事上对美国构不成威胁；把俄罗斯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促使俄罗斯西方化。因此美国给俄罗斯一定的经济援助，在一些公共事务领域进行合作，如在反恐、传染性疾病的预防、环保等方面合作。但是美国在军事上削弱俄罗斯，在战略上，推动北约东扩，封杀俄罗斯的发展空间。
从1990年到1994年上半年，美俄关系经历了短暂的“蜜月”。但从1994年下半年到2001年9月，双方矛盾和摩擦明显增加。俄放弃了“一边倒”向美国的政策，开始维护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美国采取多种方式防止俄罗斯东山再起。双方在北约东扩、波黑冲突、伊拉克武器核查、俄国与伊朗的核合作、独联体及科索沃等问题上矛盾突出。
美国一直在努力确立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要求俄罗斯尽快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以削弱俄罗斯的战略核武器。但俄罗斯国家杜马不予批准。美国要求修改《反导弹条约》和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俄罗斯则反对。针对1999年10月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导弹拦截技术首次实验成功，俄罗斯也于当年11月成功发射了一枚近距离拦截反导弹的导弹。
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经济援助，口惠而不实，拖延向俄罗斯提供永久性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美利用俄罗斯经济困难，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引起俄罗斯的不满。布什上台后，双方在“反导条约”和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上的分歧加大，双方关系降至近年来的最低点。1996年初，俄罗斯改行“双头鹰”政策，出台了《俄罗斯国家安全新构想》，明确将北约作为主要对手[6] (P2)。
从“9·11”事件至现在。俄美关系又开始亲近。俄国支持美国对阿富汗的打击，并提供美国运送“人道物资”的“空中走廊”等。作为回报，美国和西方把俄罗斯视为重要的伙伴。2002年5月，两国建立新型战略关系。布什总统表示支持俄罗斯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表示美国不再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威胁。俄罗斯在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北约东扩问题上立场也出现变化。在2002年北约会议上，俄罗斯与北约首脑发表《罗马宣言》，决定双方建立新的合作机制，以建立“20国机制”取缔原来的“19+1机制”。
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双方在北约东扩、打击伊拉克、俄罗斯与伊朗核能领域的合作、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和外高加索长期的存在等方面的分歧。
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也并不融洽，存在着合作与斗争两个方面的内容。在公共事务上，在事关欧盟利益的问题上，欧盟和美国合作。例如在波黑问题和科索沃战争上，欧盟与美国合作。但是欧盟与美国的利益是不同的，欧洲对外政策的独立性日渐增强。1999年欧元的启动后，在许多问题上，包括经济、政治、军事上，都与美国有矛盾与摩擦。在经济上，欧盟在1996年曾抗议美国政府通过的“赫—伯法”，迫使美国不得不采取措施，推迟实施“赫—伯法”的部分条款。在政治上，在第53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不愿与美国合流搞反华提案。在军事上，欧盟积极推进欧盟防务一体化，恢复和加强西欧联盟，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谋求在北约内建立欧洲防务特性。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虽然为对付中国，双方找到了共同点，重新确立“美日战略同盟关系”。但日本只是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盟友，美日双方时有摩擦和矛盾，特别是经济摩擦不断。从长远来看，美日经济摩擦不会结束。日本努力营造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圈，要求成为政治大国，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等，都将增加美国的戒心。要建立双方都满意的世界新秩序，绝非易事。
另一方面，由于美国要建立美国霸权下的“世界新秩序”，加剧美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矛盾。在政治上，美国向亚洲各国推广美国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美国的这一战略设想，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2] (P316)。
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中美关系。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冷战后，美中关系的发展走向总体而言是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但是美国最担心中国的崛起。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构成了对美国世界利益的潜在威胁，需要遏制中国的发展。
“9·11”事件后，美国为寻求中国支持其“反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发展比较顺利。但是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9·11”后中美双方的反恐合作而不复存在。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马修斯认为，“9·11”并“没有改变美中之间最基本结构和意识形态冲突源，只是把它们暂时搁置起来罢了”。美中之间围绕台湾、核不扩散、人权、导弹及美军在亚洲的存在等主要分歧和相互猜疑依然存在。“仍可能出现(中国)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一天”。为此美国国内仍有人主张“美应将矛头对准中国”[7]。
需要指出的是，美中关系当前的良好状态不是“内需”拉动的结果，而主要是“外力”作用使然。这个“外力”自然是指“9·11”事件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地区战略重心转向中东、国别战略重心转向所谓“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等。美国在战略上暂时无暇顾及中国，因此“中国威胁论”的调门相对降低；美国在许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因此美中关系发展的基础得以拓宽。但是一旦美国战略重心从“反恐”、伊拉克、中东、“朝核”等序列上转移，促使当前美中关系“过热”的基础将自动消失，美中关系很可能会出现倒退。
2006年3月8日，美国发表《2005年国别人权报告》，第一次将中国“升格”为“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统治者手中的七国之一，这些统治者有组织侵犯人权的倾向最为严重”。美国人权报告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这种“升格”攻击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美国在反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对华政策以人权为内容表现出趋于强硬的姿态。而此前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与印度建立“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也被媒体解读为“意在牵制中国”。对此，虽然美国政府的现职高官统一口径说，美国与印度建立友好关系是出于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平衡中国的实力，但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前负责南亚事务的高官则断言：“美国要维持亚洲的实力均衡，也就是说要牵制中国。”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德温·斯图尔特于2005年就曾撰文指出，“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包围中国并促进其民主化”。简言之，美国对华实行“融合战略”。所谓融合战略，就是把中国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8]。
目前美国的全球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是维护美国的全球及区域霸权，“两个基本点”即是反恐和警惕大国崛起。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智库企业研究所于2004年8月发表的《“9·11”事件后世界面临的十大问题》中即提出大中东“旧秩序的瓦解”与东亚中国的迅速崛起是美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该研究所发表的另一篇文章《军队的规模和战略》中更是明言美国“面临两项不可推卸的战略任务——改变中东和遏制中国的崛起”。
为了遏制中国，美国积极支持东盟国家，参加东盟的政治经济活动。同时加强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联系，企图把澳美、美新军事同盟与日美军事同盟结合起来，并扩大东盟国家参加，形成“西太平洋军事同盟”，形成包围中国的军事包围圈。
在南亚地区，冷战时期，出于抗衡苏联的需要，美国实行重巴轻印的政策。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的战略地位下降，而印度的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引起美国重视，美国企图拉拢印度，作为包围中国的一环。美国在南亚的政策，是防止核扩散和防止印巴冲突。但是这一政策并不成功，印巴先后进行了核实验，给世界以巨大的震荡。
在“9·11”事件后，美国的南亚政策，从防核优先，转到“反恐优先”。美国需要巴基斯坦配合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所以美巴关系有所改善。但是美国经常指责巴基斯坦反恐不力，双方的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状态。
印度是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战略位置和经济实力，它在世界国际格局中地位不断上升。近年来，印度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平台上，上一财政年度的经济增长率为8％。印度这种大国，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就具有惯性。
中印之间存在许多问题，如领土的划分问题、西藏问题、中印巴三角关系问题、中国与南亚小国的关系问题、中印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等。印度在一些问题上也追随美国。这导致中、印、美三角关系上出现问题。但是发展中印关系是合乎印度利益的，因此印度不会跟在美国后面反对中国、遏制中国，中印关系是互动的。中印关系近年来发展很快。2006年是中印友好年。胡锦涛主席将要访问印度。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建立战略伙伴关系[9]。
中亚和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美国政治上推行颜色革命，经济上加强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合作，并利用北约东扩、反恐等，把美国军事力量扩大到这一地区，形成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威胁。但是美国的这一图谋引起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的警惕，美国要进一步在该地区推行“颜色革命”，就不那么容易。
美国在中东则陷入了泥潭。美国除侵入伊拉克外，还提出民主改造中东的计划，并在巴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以以色列为桥头堡，侵略中东。在“9·11”事件后，为争取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反恐斗争的支持，美国调整了中东政策，布什甚至提出要帮助巴勒斯坦建国。美国袒护以色列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入侵伊拉克三年后，仍然不能从伊拉克抽身；巴以冲突仍然激烈，美国改造大中东的计划，没有成效。
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理想。虽然拉美在美国外交中只占次要地位，但是美国把拉美视为后院，绝不让其他国家染指。为阻止其他国家进入拉美地区，美国启动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并努力实现以美国为核心的美洲经济一体化。目前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格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双方在移民、扫毒、环境保护、人权、民主等问题上分歧很大，美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改造拉美的努力，是难以实现的。
在美国与非洲的关系上，问题也不少。非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历来不占重要地位，但是近年来美国开始重视非洲。冷战结束初期，美国不愿对非洲事务插足过多。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非洲形势好转，美国就开始了新的非洲政策。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非洲六国，提出建立“跨世纪的美非伙伴关系”，标志着美国的新非洲政策开始。在“9·11”事件后，美国出于反恐的需要，曾请求非洲12个国家与美国合作反恐。但是美国在非洲问题上，仍然是干涉主义的。例如对苏丹问题的关注，对利比亚的干预等。这些都引起了非洲国家人民的反对[2] (P318)。
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非常微妙。美国以联合国为工具，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美国的这种做法，使联合国、其他西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满意，改革联合国成为时代的呼声。在联合国改革中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斗争最激烈的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希望进入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和西方国家希望日本、德国等进入安理会，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希望新成员应该按地区分配，反对以对联合国出钱多少作为接纳新会员的标准。美国的目的不能达到，就拖欠联合国会费，造成联合国空前的财政危机。
无论美国和西方如何阻挠联合国改革，都阻挡不了联合国改革的步伐。联合国作为当今国际秩序的主要载体与保障机制，正在发生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其一，通过改革安理会、加强经社理事会和创建人权理事会，初步确立起三大理事会体制，以应对21世纪人类在安全、发展与人权三大领域面临的挑战。其二，安理会的扩大问题已是大势所趋，并且不会完全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
上述事例充分说明，全球化在推动着国际秩序的重建。
三、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走向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我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大国关系的发展。大国关系的发展，决定着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他说，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继续发展，大国关系处于深刻调整和变革之中。大国关系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秩序的走向。李肇星指出，当前大国关系冲突与合作并存，既在全球公共问题领域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又在涉及各国核心国家利益问题上存在许多矛盾。这给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李肇星概括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发展的特点和走向。
从多元化角度看，各大新兴力量竞相登场。日本、德国、印度、巴西四国，企图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尼日利亚、南非等非洲国家想取得否决权；但遭到韩国、巴基斯坦、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土耳其、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组成的“团结谋共识”阵营的反对，安理会改革斗争非常激烈。各类区域合作及其他国际组织深化内部合作，跨区域互动不断增加，国际影响力增大。
从国际秩序的调整来看，新规则与新机制逐渐浮出水面。以联合国60周年首脑会议通过的《成果文件》为主要标志，开始了联合国的改革。《成果文件》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和平转变，也体现了国际原则、规则与机制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渐变积累后发生的变化。联合国不少机构与职能发生了变化。
再从国际安全角度来看，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高度交织，使开展国际安全合作的迫切性大幅上升。
同时，以文明感召力、发展模式吸引力和政治公信力为核心的“软实力”的竞争加剧。美国维护其文化强势与话语霸权的作风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积极开展文明对话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各种发展模式竞争激烈，美国模式、欧洲模式和中国模式都有影响。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大发展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最近设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会的选举中，发展中国家的选票就起了决定性作用，以致一贯以标榜“人权卫士”的美国，不得不作壁上观，不能参加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理事会。
在全球化时代，在复杂纷繁的大国关系中，中国如何做出合理的战略与政策选择？钱其琛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就经济全球化讲，对我国应该说是利弊兼有，挑战和机遇并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掌握。如果掌握得好，它对我国可以是一个有利的因素。如果掌握得不好，也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总之，经济全球化并不能自动产生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反，它很有可能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10]
中国的对外战略，是强调和平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其方法是“求善合作，兼容并蓄，鲜明地反对一切称王称霸、诉诸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强权行为”，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协商”，经济上“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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