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之二）——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民初论文,清末论文,之二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现代思维模式和治学方法的最初转变。戊戌维新时期，如何建立现代思维方式，已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当时的维新派主将们对这一工作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像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科学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行者。揭示科学方法并加以实践的最早的是康有为。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康有为在阅读了大量西学书籍后，对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依几何原理著《人类公理》和《公理书》，后来又著《实理公法全书》，从而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科学观念。（注：《人类公理》和《公理书》均未见原本，一般认为《实理公法全书》是《公理书》的修订稿。）康有为从几何学的公理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同样的“公理”。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他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这些公理在“夫妇门”、“礼仪门”、“刑法门”、“教义门”等方面的表现，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要符合科学的公理。由科学出发而不是从圣人教条出发，这是思维方式的一大变化。康有为在书中的论证方式也值得注意。他书中的每一个门类都分成“实理”、“公法”、“比例”三个部分。按他的解释，“实理”代表事物的普遍规律，公法是由实理推断出的具体制度，而比例则是制度兴革的判断标准。这种论证方法，是一次方法论上的大胆革新。（注：关于《实理公法全书》的方法论意义可具体参看段治文《论康有为的科学文化观》，《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董贵成《论维新派对科学方法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维新派中热衷于“公理”讨论的还有谭嗣同。谭嗣同受《几何原本》的影响，推断出27条“公理”，这些“公理”贯穿于《仁学》全书的始终。重视公理、公例的探讨，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他们还不免带有严重的机械论色彩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它却表明传统士人开始走出“宗经征圣”的思维模式，独立地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意义。
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论介绍最为系统、影响最大的首推严复。由于对西学有深入了解，严复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缺陷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并提出了系统的改进办法。对于逻辑学的译介是严复除进化论之外最为留意的一个领域，他把这作为变革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工具。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0页。）他后来在翻译《穆勒名学》之时，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注：《与张元济书·十二》，《严复集》第三册，第545页。）虽然，严复对逻辑学的传播主要是戊戌以后的事情，但早在戊戌时期，他就重视对“名学”意义的阐发。在《原强》中，他强调“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注：《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6页。）在著名的《天演论》译序中，他则告之国人：“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此及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注：《天演论》（手稿本），见《天演论汇刻三种》，《严复合集》第7册，第82页。）这里的“内导”和“外导”，就是归纳和演绎。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除了归纳和演绎，他又介绍了三段论，称之为“联珠”，强调它们“不是学者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注：《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一册，第94页。）1898年在通艺学堂，他还特别为人书写了《界说五例》，强调“一、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二、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三、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四、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五、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注：《界说五例》，《严复集》第一册，第95-96页。）凡此，都可见其在戊戌时期对现代科学严密的思维方式的建设，已予以了多么高度的重视。
除此之外，严复还大力提倡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天演论》中，他对西方先进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尔。”（注：《天演论·导言十八》，《严复集》第五册，第1358页。）在《西学门径功用》中，他对此又作出具体的阐述。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异类观同，道通为一……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注：《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一册，第93页。）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予以检验的现代科学方法程序。严复将逻辑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介绍进来，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方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与后来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有着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四）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学术根本理念初步确立。戊戌维新时期，自由、民主、科学（当时主要称“格致”）的概念已经并行提出，并受到了维新派思想家的普遍重视，开始影响到整个学术文化变革。严复在分析它们对于西方文明的意义时说：“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注：《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一册，第2页。）又说：“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注：《原强》，《严复集》第一册，第11页。）除此之外，更值得重视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进化论，也于此期大规模传播开来。众所周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及有关论文在这方面厥功甚伟。此前，进化论在中国虽也有零星传播，但几无影响。而此时，它不仅深入知识人的头脑，并且还与现代“文明”概念相挈而至，成为学术、文化和整个社会必须全面变革的理论基础。（注：关于现代“文明”观念与“进化论”的联系及与整个戊戌维新思潮的关系，黄兴涛已在《清末民初现代“文化”观念的兴起及其历史意蕴——以“文明”和“文化”新概念的形成与认同为中心的考论》一文中首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该文即将发表于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3辑。）进化论取代传统的循环论、天命史观，是中国学术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环。正是在进化论、科学、民主价值和现代“文明”观念的指导下，中国学者逐渐开始了对传统学术的激烈批判，以及对其中部分内容进行全新的阐释，从而不断实现其转型目标，且这一过程始于戊戌时期。前文提及的梁启超戊戌时期即开始批判传统旧史学为“君史”，倡“民史”，并从经济学角度撰写《〈史记·货殖列传〉今义》，唐才常强调史学必须“合中西之古以为鉴”，“详各国古时土番……渐次消灭之理”等可为显例。（注：《史学略论》，《唐才常集》，第39-43页。）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唯物史观取得主导地位以前，进化论都是支配中国思想界的主要历史观和方法论原则。在进化论的作用下，一种蔑古崇新的社会意识和风气蔚然兴起，这对西学的深化传播和学术转型也产生了复杂影响。此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常变常新、常新常变”的景象，与此不无关系。（注：可具体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收入氏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值得强调的是，进化论的传入，最初对于中国学术的意义还表现在带给中国学者一种深沉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宇宙视野”，使得中国学术在纵横双向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这一点是不能因为当今人们已经越来越洞悉其认识论局限而加以漠视的。
（五）现代学术机制变革与建设的综合性起步。戊戌维新时期，现代学术机制的总体性建设也已起步。一方面，科举制度的废除成为有识之士普遍的共识。在百日维新中，八股取士被正式宣布废除，书院改学堂之风初兴，各类新式学堂（包括女学）蓬勃兴办，这成为废除科举的一大关键步骤。科举制度的变革与废除削弱了传统学术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为“新学”最终战胜“旧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一些现代学术的关键制度也于此时诞生。它们包括：(1)现代高等教育机制。作为晚清学制改革的一部分，高等教育机制一直在积极地探索着。1898年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作为北京大学的前身对于现代学术的建立作用十分巨大。现代大学制度作为现代学术的重要载体，它的建设与现代学术的建设是同步开展的。(2)现代出版及发表机制。戊戌时期是出版界的新旧交替时期，表现在传统官刻、坊刻、私刻的旧式出版体系的逐渐崩溃，而新式的民营出版机构纷纷涌现。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宣告成立。它的出现和发展，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另外，新型知识分子积极投身于新式出版业，也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杜亚泉、蔡元培、高梦旦等都是现代学术建设中的重要人物。商务印书馆还是清末民初输入现代性西学、建设新学，引领知识人走向现代学术的绝对出版重镇。现代学术最为重要的发表机制之一——学报，在中国最早也是戊戌维新时期才出现的。1895年，由陈虬主持，浙江利济医学堂筹办了《利济学堂报》，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份校刊”。（注：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0页。）(3)现代学会组织和学术交流机制。蓬勃兴起的各种学会组织，是戊戌维新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现象，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从不曾有过的重要学术文化现象，它们与传统的文人结社有着本质区别。戊戌以前，传教士等在华西人曾创办过“益智会”等学会组织。但中国人自觉地呼吁并大量创办学会，还是在戊戌时期。此期出现的学会组织重要的达70个左右，遍及全国各地。如“强学会”（北京、上海）、“公法学会”（长沙）、“中西学社”（江苏）、“化学公会”（杭州）、“算学会”（浏阳、福州等）、“农学会”（上海、四川威远等）、“质学会”（武昌，湖南衡山）、“地图公会”（上海）、“地学公会”（长沙）、“测量会”（江宁）、“法律学会”（长沙）、“群萌学会”（浏阳）等。虽说其中不少都还带有政治性质，但却又都以“学会”的名义出现，以讲求学术为进行之方，有着现代的组织形式。而且其中还有十几个是完全以研究“新学”为目的的纯学术性质的组织。（注：张玉法统计在戊戌维新时期众多的学会组织中，纯粹的学会组织一共13个。见张玉法《戊戌时期的学会运动》，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有关戊戌时期的学会问题，还可参见李文海先生和闵杰先生的相关重要论文。）这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们可以看作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早期形态之一，也是现代性“学术社会”逐渐萌生的标志性事件。当然，戊戌维新时期兴办的众多报刊（如《湘学报》等），也是学术交流新兴的重要途经。(4)现代留学机制。在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曾先后往欧美派遣过一些留学生，但没有形成制度。戊戌维新时期，奖励游学成为一项重要国家政策。成千上万的学生东渡日本，掀起了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一个高潮。留学生对于学术转型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他们是中国现代新学知识的最早获得者和传播者，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主要承担者。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科体系、学术观念、学科制度等都有赖于留学生的参与。
（六）白话文运动的萌芽和现代新“学语”大量传播的肇始。戊戌时期，体现现代学术语言载体变革的白话文运动，实际上已经萌动。1898年《苏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同年，江苏无锡还创办了《无锡白话报》、《中国官音白话报》，设白话书局。此后，一大批白话报应运而生。（注：陈万雄统计“清末最后10年间，出现过约140份白话报和杂志”。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页。）白话文运动开始改变中国学术的语言表现形式，也只有改变后的形式才能更好地承载现代学术的内容。（注：关于近代白话文运动的演变情况可以详参王尔敏《中国近代知识普及运动与通俗文学之兴起》和《中国近代普及化之自觉及国语运动》，俱收录于氏著《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当然，在五四以前，不成熟的白话文还远远无法承当转型期学术发展的使命。那时，学术的主要载体还是大量加入了新名词和新术语的文言文。在中国，现代科学术语被大量运用于报刊文字正是开始于戊戌时期的维新派。自然科学名词像压力、阻力、热力、以太等，社会科学名词如民权、自由、民主、社会、民族、文明、文化、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法学、进步、进化、改良、革命、主义、理论、经济、宗教、宪法、师范、胎教等，这一时期都已经开始了使用，有不少还使用得相当频繁。可以说，20世纪初年从日本大量输入的近代学术名词，其基本的部分，许多戊戌时期的《时务报》、《农学报》等报刊中都已有程度不同的传播了。当时，从事这一工作的，除了康、梁、严、谭、黄遵宪、宋恕、唐才常等之外，更重要但却长期被忽略的还有《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的主持人古城贞吉、藤田丰八等日本人自身的贡献。这些新名词、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新概念的传播，是20世纪初年更大规模输入日本新名词的先导，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戊戌时期和清末民初学术现代转型过程的紧密关联。笔者曾将清末民初的新名词体系称之为“现代思想平台”，（注：参见黄兴涛：《清末民初新名词新概念的“现代性”问题——兼论“思想现代性”和现代性“社会”概念的中国认同》，《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实际上，它们同时也堪称现代学术转型的“术语”平台。
（七）不仅如此，戊戌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包括道德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内的、整体性批判和反省传统学术与教育体制的强有力思潮——这或许可以直接称之为“‘学术转型’的自觉”。代表这种反省和批判深度的仍然是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他那句比较中西学术的名论——“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至今仍令人回味无穷。在《救亡决论》等文中，他进而痛陈传统学术往往“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即零碎而不成严密的系统，并强调指出：“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嫠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以‘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此非仅形名象数已也，即所谓道德、政治、礼乐，吾人所举为大道，而诮西人为无所知者，质而言乎，亦仅如是而已矣”。由此他明确表示：时局已决定了国人“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只要“从事西学之后，平心查理，然后知中国政教之少是而多非”。他甚至还极为大胆地公开宣称儒家经书的“束缚”对于此种学术弊陋负有直接责任，主张从“根”上逐渐加以改革：“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或无敢为异同者则均也——此其受病之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盖亦反其本而图其渐而已矣！否则，智卑德漓，奸缘政兴，虽日举百废无益也”。（注：《救亡决论》，1895年5月1日-8日载天津《直报》，见《严复集》第一册，第49-54页。）这种“反其本”而变的激烈言辞，实开日后全面反传统之论的先河。与五四时期傅斯年那篇著名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之根本误谬》相比，此论只不过是仍文言其辞，用语上尚有顾忌而已，思路上几乎已然是如出一辙。
戊戌时期，“新学”一词的流行，也未尝不可视为此种“学术转型”趋向自觉的一种反映。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转型后的学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纯粹西方的，而是中西会通的结果。这从戊戌时期不少以“新学”名目相标榜的丛书、报刊可知（最典型的如唐才常等著、江标评选的《新学分类文编》，1898年版，5册；1897年8月叶耀元等建立“新学会”，并创办《新学报》。1897年求志斋主人所辑《中西新学大全》等。）（注：冯天瑜先生是最早注意到并论述晚清“新学”不同于“西学”概念内涵和意义的学者。可见其《从明清之际的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历史研究》1985年第5期。戊戌时期“新学”名义的流行可参见王先明《近代新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可惜目前学界对此一时期大量流行的各类西学和新学丛书还缺乏专门集中的文化考察，否则对于戊戌时期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透视一定大有裨益。
实际上，戊戌时期，不仅中国学术开始了整体性的转型，整个文化也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整体性转换。其学术各个领域之所以产生互动性的连锁反应，也就并不奇怪了。（注：这方面较早的论述可参见龚书铎《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原载1983年《光明日报》，收入188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中国近代文化探索》第116-123页）；李侃：《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
三、“学战”与戊戌思潮再认识：学术转型的动力机制及其他
戊戌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能萌生一种整体性转型的态势，主要得之于甲午战败所引发的巨大民族危机意识的强力推动。这一危机意识包涵着两种无法回避的反省：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其所赖以存在的制度，不足以拯救民族，它必须改革；二是晚清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不得要领，与日本相比，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应该师法日本。以往，人们整体上谈起戊戌思潮时，多重视其有关政治体制变革的思想方面。实际上，如果注意到戊戌维新运动领导者的复杂构成（至少应包括张之洞等后期洋务派在内），注意到1895-1898年通常所谓的“戊戌时期”的全时段，就会发现，戊戌时期其实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尚学”观念或思潮曾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并构成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精英思潮的基础。该观念从重视学术出发，直接与教育体制的维新要求相关联，继而经由“西学”特别是西方“政学”的强调，去催发政治制度的改革。虽然戊戌维新追求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变革，但“尚学”实与后来政治体制的改革并立为戊戌思潮的两大支柱。以往，我们研究戊戌思潮的构成时，对“尚学”观念重视不够，这是需要加以补充揭示的。
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谈到的那样，甲午战争之后无论是张之洞等后期洋务派，还是通常被称之为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康、梁、严、谭等人，他们都强烈认识到早期洋务派仅仅重视西方先进“器技”的不足，而开始重视和强调其物质发展和政治进步背后的“学术”依托。他们的一个共识是，西方列强之所以强盛，日本之所以后来居上，其关键之点都在于有“学”——人人有学、处处有学、事事有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业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学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注：《读〈日本书目志〉书后》，《梁启超全集》第一册，第128页。）这里的“学”，实际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学术学问，二是指真学术得以生成发展的新式教育。其具体内容在当时则主要是废八股、变科举、兴学堂、办学会、倡西学（不仅包括“西艺”学、还包括“西政”学）、开民智等。“尚学”的实质就是尚“民智”，学会的功能则在“合群智”。正如当时“三江学会”成立时发出的会启中所指出的：“智强胜于力强，智群固于力群。群在力者易离，群智者易合。凡致败之由，常始于离。救败之机，常始于合。智合则固。智生力，智御力也……乃知至强之道，莫先于学，莫大于学。会使学会遍中国，直合四百兆之众为一人。智扩力充，先声制敌。彼且俯首帖耳，听命之不暇，复谁敢睥睨者？以尊中国，此非其要欤？”（注：《拟兴三江学会醵金集款购置时务书等招徕学者讲求实用启》，《湘报》第八十四号。）到1897年前后，“尚学”思潮已明确发展成为“学战”的观念。该年，湖南龙南致用学会成立，其章程写道：“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意。”（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65页。）这大约是“学战”一词的较早使用。1898年《湘报》第一百六十五号登曹典球《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说》一文，更是将“学战”的口号明确响亮地加以揭出。（注：曹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梁启超《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的影响，从史料到观点都有明显相似的地方。）1897至1898年间，湖南还成立了“学战会”，在《湘报》上发表《学战会启》，公开号召实行“学战”的主张。（注：《湘报》第五十八号。）可以说，到1898年左右，“学战”观念已经成为了新知识界的共识之一。就起源而论，“学战”观念的正式提出当然与湖南维新运动有着很大的关系。当时湖南作为维新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地区，对于学术转型这一时代主题感受更为敏感也在情理之中。但这一口号一经提出，就很快被社会接受，相呼相应而成为时代大潮。自此之后，特别是20世纪初以后，“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逐渐成为知识界的一种常识。
戊戌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过程中所发生的诸多现象，如科举的改革，八股的废除，西学的提倡、学堂的兴办，群学的倡导、学会的活跃，奖励发明创造政策的制定，留学的体制化，报刊学报的涌现等等，都无不与此种“尚学”的“学战”观念直接相关。它将学术的变革、发展与救亡的时代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强有力地引发了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启动。作为一种深沉的救亡思潮，“学战”观念起源于戊戌，历经辛亥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五四，影响深远，实际上构成了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最为鲜明且持续不断的动力之一，也是我们认知这一历史阶段学术变革及其特征的一根主线。（注：目前学界对于学战思潮的研究日见增多。但1994年以前，除了周武先生一人之外，长期无人注意这一问题。周武《论‘学战’思潮》（《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一文是最早的专论。该文论述了中国近代从兵战、商战到学战的逻辑演进过程，并着重探讨了学战思潮对于教育近代化的意义。其先见颇堪称赞。多年前，笔者阅读此文，印象极深，当时可惜其论说虽然分析指出这一思潮逻辑上起于戊戌，但却没有注意到戊戌时期已经明确出现“学战”概念和专门组织之事。方平《略论晚清‘学战’思潮》（《史林》1994年第1期）一文在此基础上有所前进。文章着重分析了学战思潮的历史作用，并认为学战思潮是中国近代主体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但到目前为止，分析“学战”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的动力意义的专论似还不曾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未尝不是此种思潮的一种延续和放大。
陈平原先生曾强调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和五四两代学者的“共谋”之果，这的确有其道理。20世纪上叶中国学术界最具有转型期代表性的大学者，好些在戊戌时期都已经开始活跃起来，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章太炎、罗振玉等，无不如此——这也可以说此期中国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标志之一。但我们以为，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将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视为戊戌-辛亥-五四三个阶段学者共同促成的结果。就这几个阶段学术界的代表性学者来说，除康有为、谭嗣同之外，其他人的主要学术成就都是在20世纪初年即通常所谓辛亥革命时期或以后才取得的。王国维、刘师培等大学者的活跃，就是从辛亥革命时期才开始。在戊戌时期王氏只不过是《时务报》的一名校对员而已。因此我们以为，将辛亥革命时期才活跃起来的学者笼统处理在“戊戌——五四两代学者”的概括中，恐怕还不尽妥当，尽管他们在促成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前后延续性——包括承袭着“学战”思潮这一不竭的学术转型之动力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是在戊戌时期，这并不意味着忽视或轻视戊戌以前中国学术带有“现代性”的某些转变因子。恰恰相反，戊戌时期中国学术之所以能够形成整体萌发的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之一，也正是建立在此之前因西学传入后所导致的一系列学术变革的基础之上的。西学传入并与传统学术互相作用的过程，开始于明末清初。近代意义的西学也从嘉道咸年间开始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有的学科如中国地理学，正如学者们深入研究后所指出的，由于特殊的原因，其实现转型的时间可能就要早一些。（注：邹振环教授认为中国地理学的现代转型大致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清末。经历过一个“非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到“体制化地理学共同体”的变化过程，颇有见地。（参见氏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352页）郭双林教授也认为这一过程即“从传统地理学到近代地理学”发生在嘉道——光宣时期。可见氏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59页。）这里，我们所强调的只不过是戊戌时期中国学术变革的整体性、结构性型变之萌发而已。
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当然也有来自传统学术文化自身的动力因素。实际上，“学战”思潮本身就与19世纪初以来中国士大夫日益强烈的经世致用传统紧密相关，而诸子学等在晚清的复兴，更是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与西学融合后促进学术现代转型的复杂进路。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更加看重西方的侵略所带来的民族危机和西学的传播所形成的示范效应之冲击影响力，这种复合影响经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最终引发“学战”观念，从而加速地推动着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在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的形成，最初往往都不得不依赖外来的影响。学术转型也不例外。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转型除了直接的西学因素外，来自日本的影响也极其重要。这不仅包括日本残暴侵华所引发的民族危机，以及日本学习西方得以迅速强大的反面强烈刺激作用，也包括日本的现代型学术大规模输入的客观影响。过去，学术界习惯于将日本的影响称之为“西学从东方涌来”，这虽不无道理，但多少还是有所忽视日本现代学术的独特性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开始有人自觉地使用“东学”的名义，并在思想文化研究的一些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注：如郑匡民的《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就是这方面的力作，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戊戌时期，梁启超就明确了在学术上以日本为捷径步武泰西的方略，他称之为“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见其《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但深入揭示日本与中国学术现代转型关系的系统专论，迄今尚不曾问世。实则从学术机构模式的形成，教育章程的制定、各门学科教科书的编撰、学术词典和术语的流行、重要思潮的传播，新式学者的养成等许多方面，日本都对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而这一影响，就整体效应而言，正是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的，清末十年延而续之，不过规模更大。就日本因素的影响力度及其持续性而言，认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整体萌发于戊戌，也当是合适的。
由“学战”思潮强力推动的学术加速转型，一开始来势迅疾，但其过于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及其在清末的延续，同时也给这一转型带来不利的方面。除了学术自身的独立品格因此受到影响外，学者缺乏真正内在持续的学术热忱，也常常导致学业的废弛。另外，缺乏足够的现代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和学术发展自身的动力和知识的累积，这种转型的水准也不得不受到应有的限制。这也是戊戌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时就已经遗留下来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