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两次国家政权更替中的顾维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次论文,政权论文,民国论文,国家论文,顾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十分有趣，历史现象则耐人寻味。回首反观中国现代历史演进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在民国短暂的38年政治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大的国家政权更替，一次为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一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南京国民政府。如果我们把视野无限收缩，最后将目光投向顾维钧的人生履历，又会惊人地发现这位民国时期国际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两次卷入了国内复杂的政治漩涡。这对历史意味着什么？对顾维钧又意味着什么？
1922年4月，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返国， 先后出任北京政府王宠惠、张绍曾、高凌霨、孙宝琦、颜惠庆、杜锡珪等内阁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等职。1926年10月5日， 正当南方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即将攻克华中重镇武昌的时刻，顾维钧接替辞职的杜锡珪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927年1月12日， 顾维钧再次出任奉系张作霖操纵的北京政府内阁总理兼外交总长。在政治上，顾维钧业已同南方国民政府处于对立地位。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继续北伐。1928年6月3日，张作霖退出北京，北京政府彻底解体。7月6日， 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期间，尽管顾维钧对张作霖所谓的“革命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对日政策存有异议，已于1927年6月16 日辞去了北京政府本兼各职，但南京国民政府以其服务于北京政府为由，于1928年7月9日明令通缉。通缉令称：“王揖唐、曾毓隽、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劣迹昭著，著军事委员会、内务部、总司令部、各省政府、各特别市政府、迅饬所属，一体通缉，归案惩办，以儆奸邪而申国纪。”（注：南京《国民政府公报》第74期。）《大公报》等全国众多报刊纷纷刊登国民政府的通缉消息，顾维钧在惊慌之余于是年冬携眷逃亡欧美。
1929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顾维钧应张之邀返回沈阳协政，经张学良从中疏通，国民政府表示对顾“既往不咎”，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难当头，中国外交面临重大选择之时，国民政府于9月30 日成立特别外交委员会作为指导对日外交的研议机构，顾维钧应邀担任该委员会秘书长，具体操作外交事务的运作。这是他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生关系的肇始。11月23日，国民政府又任命顾维钧为外交部长。之后，顾维钧先后任驻法公使、大使和驻英大使及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服膺于中国的抗日外交事业，成绩卓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顾全国一致要求和平与民主、团结与统一的呼声，于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顾维钧在中国两种命运、 两种前途抉择的关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为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美援而奔走呼号。这一次他又在政治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1948年12月25日，在国民政府行将崩溃，人民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以战争罪下令通缉国民政府首要人物43名，顾维钧作为唯一的驻外使节，再次榜上有名。在中共公布的战犯名单中，顾维钧名列第22位，位居宋美龄、胡宗南、阎锡山等人之前。国民党“流亡”台湾后，顾维钧继续以其在国际上的名望和国民党驻美大使的身份，极力利用当时世界上盛行的冷战思维模式鼓吹共产主义威胁论，争取美国和其他反共国家援助国民党，支持其“反攻复国”，并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种活动一直持续到他于1956年辞去国民党驻美大使之职。此后，他与国民党依然发生着某种关系。
1971年10月25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益。中国代表团到达联合国所在地纽约后，受毛泽东委托，特意向寓居纽约的顾维钧致以问候并敬献礼品，邀请他于适当的时候访问北京。（注：参见吴妙发著《乔冠华与联合国》，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又兆示了中国新政府和人民对顾维钧的宽容和谅解。顾维钧晚年有回归大陆的愿望，因病未能成行。此时，尽管他早已退出了政界，但仅仅用中国的古语“落叶归根”是不足以表达这种心愿的。1985年11月14日，年近98岁的顾维钧在纽约曼哈顿寓所因心脏衰竭去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委托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鹿野转达了对顾维钧的哀悼。
顾维钧在国共两党各自操作的两次国家政权更迭中，两次与失败者为伍，两次为胜利者通缉，最后又两次为胜利者宽容，这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是唯一的一位历史人物。若从历史的纵横方面来观察，我们可能会这样解释：
一、模糊的政治个性是顾维钧两次卷入政治“陷阱”的深层原因。
当1926年10月，顾维钧出任北京政府代理内阁总理时，他已发现中国政局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南方革命政府以其迎合民心的新的政治因素崛起并开始主宰中国的命运，北洋军阀必然阻止不了北伐军的挺进，“国民党占领北京只是时间问题”（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 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3页。）了。那么， 顾维钧为何还要与这个即将垮台的政权纠结在一起而甘心做它的殉葬者呢？他说：“我之所以继续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府而已。”又说：“我留在政府首脑职位上的唯一理由，是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298—299页。）在他看来，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认为是独立的，未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更没有参与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7页。），就可以超然于中国的政治之外而免除政治责任。北京政府时期，国家长期处于政治无序和失范状态，不能建构起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结构和法律体系。尽管北京政府是中国国际人格的代表者，但它却成为国内军事集团谋求权益的工具，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维持一个违背民意的政府又有何用呢？顾维钧承认：“我们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我们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7页。）一个人在政治过程中运行，又试图超越于政治之外，显然是不现实的。若说顾维钧超越了政争或党派之争，他却掉进了政治的“陷阱”。根据西方政治学理论，顾维钧是以某种名份或声望受到当权者的邀请而参加政府工作的，并不是受党派的影响或支配，是一种职能官、事务官、技术官，不以当权者的进退为进退，他在北京历届政府任职的原因正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说是不参与政治的。但北京政府时代，甚至整个民国时代的政局是错综复杂的，党派的、个人的利益之争直接介入政府的所有事务，国家的职能事务与行政事务盘缠纠结在一起，很难使顾维钧完全置身于狭义的政治范围之外。
1946年六七月间，顾维钧接替魏道明出任驻美大使时，国共全面内战已经爆发。此时，顾维钧也已认识到国民政府若在政治上对中共不采取让步政策而施行武力解决的办法，其结果无异于自杀。因为“中国最需要的是有一个进行重建的稳定时期。真正的大事就是政府能否定成改革和重建”。武力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无论中国的人民或国外的公众对此都不会理解和支持”（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 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96页。）。为此， 他劝告蒋介石“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而不是凭籍他的优势军队解决问题”。政治动荡和经济不稳将会导致中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跌落。（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 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02页。 ）他还认为政治上的统一是国家实现民主、和平和重建的先决条件，武力虽为政治统一的一项办法，但至少应给中共提供合作的机会。早在1945年11月，顾维钧就对中共领导人邓发阐述了他对国共两党之争的看法。他说：国共“两党政策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任何国家只有统一才能强大。……一个政党的权力和成功，与整个国家的更高的利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2页。）。顾维钧所谓的“国家的更高的利益”即指民族利益，民族利益就是国家的统一与强大。他把民族利益与党派之争割裂开来，以民族利益否定党派之争。在国家统一与强大这类民族利益问题上，国共两党确实不具有明显的“阶级特色”，但在如何才能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强大问题上，显然又超越了民族利益本身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既然是政治问题，就必须以政治的眼光来看待国共两党之争：谁是国家？谁能代表这个国家？代表的是什么国家？政府是能够代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基本条件是它必须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人民的认同和社会的一致性。（注：徐迅：《民族主义》（政治思潮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事实上，顾维钧已看到了国民政府的武力统一政策并不能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而共产党所代表的恰恰正是人民的呼声，人民的呼声正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又是何种因素使他再次与一个违反民意的政府搅在一起呢？
顾维钧说：“我自从担任公职以来的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同时我一向对党派政治不大感兴趣而是从中国政府的立场来考虑问题。”“我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整体。我认为这才是唯一的善为中国服务之道。”（注：《顾维钧回忆录》第7分册， 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4页。）在顾维钧看来，中国政府代表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在一般意义上是成立的。但是，如果该政府得不到民族主义力量的支持，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它其实就不具有合法性。政府合法性的来源在于它有能力把各种社会力量整合为一个统一体。这时它宣布代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才具有合法性。（注：徐迅：《民族主义》（政治思潮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当国民党一党的立场统治并等同于政府立场且违背了人民意愿时，该怎么办？顾维钧此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即中国政府（国民政府）的根本性质问题，其固有的超党派立场或模糊的政治个性遮断了他对国民政府性质进一步透视的眼光，仅仅停留在了一般意义的层面。或者说，他把政府想象成是为它统治的人们的利益服务的工具，而未能在思想上在共同的利益和不同的各种利益之间作出正确的区分。他在国共内战战略态势发生重大转折时刻，虽已认识到国民政府是一个违反民意的独裁政府，并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偏见已经取代了他原有的立场，使其本身缺乏强力支撑的政治天平主动地倾向了国民党。正如一位西方哲学家所言：“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
二、对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的反对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缺乏足够的了解，是顾维钧两次卷入政治“陷阱”的外在原因。
根据顾维钧回忆录，他在留美期间所接触的较早的革命党人（当时是同盟会）是孙中山，他对孙中山印象最深的是其人格、品质、才识和政治抱负。（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第67—68页。）至于他在同一时期接触的、后来倾向或加入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唐绍仪、伍廷芳等人，此时正服务于晚清王朝，政治观点并不鲜明。顾维钧学成归国，进入政界后，所接触或一起共事的国民党人越来越多，其中著名的像王正廷、王宠惠、黄郛等人，但这些人“实际上已经脱离或疏远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界”，“极欲在北京政府内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35页。）。北京政府也是将他们视为独立的无党派人士延纳的。 顾维钧与其中相当的人保持着长期的友谊，这种友谊纯属私人关系，几乎不涉及主义问题的探讨。关于政见问题的讨论，最为明显的一次是巴黎和会前夕，南方军政府代表陈友仁、郭泰祺前往美国游说，要求美国支持中国由南方军政府派遣代表团出席会议。据顾维钧回忆：“他们称北京政府为北方政权，称我为北方政权的代言人。”“他们坚决支持南方军政府，愿意看到北京政府垮台；我则站在我的角度上向他们解释说，国内的政治斗争虽属不幸，然不足为怪；至于家丑外扬，则既无必要，也不明智。”“我认为，我是中华民国的代表。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和管辖范围，我从不认为我代表的是几个南方省份除外的中华民国。政治之争应限于国内。”“他们说，北方政府是如何地不能代表中国民意，实际上是一个军阀政府，不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我们各执已见，所论之事无一取得一致意见。”（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由此可见，顾维钧偶尔涉及国内政治问题，也只强调法理意义，不重视国内各政治派系孰是孰非的实质问题。他称其出任内阁总理只是在全世界面前维持一个政府，出任外交总长“只致力于处理国际关系事务，不想介入国内的行政事务，因为我对国内的问题不太熟悉”。“我不愿意和各个政治派系打交道”（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2页。）。这种超然党派的立场限制了他对南方新兴势力的瞻望。加之，他长期服务于北京政府，对南方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的了解的局限性就愈加明显。在他看来，“打仗是为了夺取政权”，至于谁执掌国家政权对他来说好似无关紧要。他把自己看成了一个职能官或事务官并同行政官区分开来，这显然是以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制度理论为支撑或参数的。当与其一起共事或相交甚密的王宠惠、伍廷芳、王正廷等人因不满于北京政府的腐败和军人独裁统治纷纷南下或遥领南职，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国民革命政府或后来的武汉国民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从事推翻北京政府大业时，他却继续留在北京政府供职。这除了他固有的政治理念外，可能也与他同南方国民党没有多少历史渊源关系有关。
顾维钧与共产党的关系则更为浅薄，几乎没有与中共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交往。根据其回忆录记载，他与中共党人的接触有5次， 计5人。第一次是1924年中苏谈判中， 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与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进行了辩论。李大钊认为：“即使把外蒙置于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的更好。”顾维钧则认为：“外蒙问题是中国对该地区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不容随意侵犯。”（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340页。 ）李大钊的观点使顾维钧觉得其“失去了辨别是非的理智”。第二次是顾维钧担任驻法大使期间（回忆录没有记载具体日期）在巴黎与中共领导人董必武有一面之缘。其回忆录称：“那时我是无党派人士，人们都知道我是个无所依附、对国民党也不热心的人。因此各党派人都来和我晤谈，他们对我似乎很信任，可以畅所欲言。我估计他们是把我当做一个可以理解不同观点的人。确实，我对任何派系都没有敌意；我相信，没有哪一家的政治思想是绝对正确而超越一切的。我也和董先生谈过，觉得他和众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谈过中国的对外关系，甚至还谈过俄国人的问题，而我们彼此的观点却是距离不大的。”“关于苏俄政府的内幕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董认为他们一党专政的统治是正确的，而我则不以为然。”（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 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9—510页。）这表明双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交合之处，在国内政治建设问题上的看法则截然不同。顾维钧所推崇的是美国的两党或西方的代议制政治体制，不可能赞同苏联的政治体制。第三次是1945年旧金山联合国创始会议召开前夕，他极力主张国民政府应摈弃内政上的歧见，任命一位共产党人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式代表，并提名由董必武充任。会议期间，双方合作十分融洽，顾维钧对董必武及其秘书章汉夫（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交部副部长）评价很高，但这仅限于个人品质和才识方面，而对双方都十分敏感的国内政治问题却极力回避。第四次是1945年9月30日、11月20日和22 日在伦敦会见了中共领导人邓发（驻英大使任上），邓发转达了毛泽东对顾维钧的问候（顾维钧在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组成问题上的看法引起了中共的注视），两人对国共两党关于时局的主张交换了意见。顾维钧认为邓发“说服力不足”，“讲不出合乎逻辑的道理”（注：《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11 — 613页。）。 第五次是1946年6 月顾维钧在北平访问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叶剑英，听取了叶剑英对东北问题、国民政府改组等问题的看法。（注：《顾维钧回忆录》第 5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5—716页。）除几次有数的直接交往外，顾维钧对共产党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间接的渠道，这些渠道包括国民党官方以及他与国民党人、第三方人士、某些外国人的谈话和新闻报道等，其所提供的信息或者完全失真、或者以偏概全，不可能对中共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源自这些渠道的认识不可能不对顾维钧后来对中共产生一种偏见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或对顾维钧认识中共起一种误导作用。
三、美国对华政策是影响顾维钧两次卷入政治“陷阱”的重要原因。
自辛亥革命以来，美国一直拒绝对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给予支持。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桓却认为临时大总统一职应由全国代表会议推举，孙中山当选有碍南北和谈，而根据美国政府指示奉行全力支持袁世凯的政策，甚至指责孙中山与日本交往，“中了日人之计”（注：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221 页。）。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相对立的军政府，美国政府又认为北京政府代表着绝大部分中国，是法统的、事实上的政府。1921年5月， 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并呼吁美国予以承认，美国国务院则训令广州副领事普莱士“不得以总领事馆作为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政府敌对的叛乱团体谋求官方交往的地方”（注：《美国外交文件》1921年第1卷，第340页。）。孙中山在得不到美国支持的情况下，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这更将自己置于与美国相对的地位。
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并迁都武汉后，郑重声明国民政府是中国最有权威的合法政府，不承认北京公使团的存在或合法性。美国鉴于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其对华政策有所松动，但并未立即承认国民政府，而是采取了一种“静观等候”的政策。不久， 在北伐军进军过程中， 于1927年3月24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事件”， 双方关系立即恶化。这种关系直至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另一个国民政府后才逐步改善。
抗战胜利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扶蒋反共”。顾维钧从早年留学到两次驻节华盛顿，并多次赴美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总计在美国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多的时间（不含退休后寓居美国的时间）（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2分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43页。）， 对美国文化、政治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认识，从而使他步入政界后所确立的“赖美为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他的政治倾向。以他从政的经历看，其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顾维钧第一次卷入政治漩涡并没有因国民政府通缉而与其决裂，第二次卷入政治漩涡则因受到共产党通缉而耿耿于怀，并与共产党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美国对华政策由支持北京政府转向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直到“流亡”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后者在顾维钧服务于南京国民政府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涯中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所以顾维钧再也没有从反共的立场中超越出来。美国对华政策及其演变对顾维钧政治走向的影响，是值得我们考虑并深思的。
至于顾维钧所处的阶级地位而导致他对共产党或共产主义产生一种本能的恐惧感并不能构成他最终选择国民党、排斥共产党的强有力的或唯一的理由，应是几种“力”共同起作用的结果，即一种“合力”的结果。因为在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或崩溃，共产党即将夺取政权或夺取政权之后，有相当一批与顾维钧阶级地位相同或相近的人投向了共产党或中国的新政权。
从顾维钧的一生经历看，客观地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国际和平主义的倡导者。正是由于此，才使他“享誉中外逾半世纪”，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从国联到联合国，从中苏条约谈判（1924年）到中比条约谈判（1926年），从反对日本侵略到坚持一个中国，都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从总体上讲，他在民国政坛上按照一种中性范式来建构他的品格形象，一般不谈论主义、不介入党派之争，主张各党派消弭分歧，共谋国家的团结与统一、和平与强大。
顾维钧一生基本上服务于民国政权，其曲直是非不可能不与这个政权纠结在一起；顾维钧基本上接受的是西方文明的陶冶，其政治思维模式、价值标准、行为范式不可能不与中国传统有相当的差异，从而使他的思想、信仰和个性变得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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