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寡头市场条件下贸易竞争与联盟的博弈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寡头论文,条件下论文,竞争论文,贸易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呈现出三大显著的特征：寡头竞争市场、垂直专业化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传统国际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下运用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差异、重叠需求和产品生命周期等理论阐释出口贸易的机理。但是，随着产业内贸易格局的出现，国际贸易均衡的主导因素由自然禀赋导致的价格比差异转化为寡头市场格局中供给方的策略互动。20世纪70年代研究中，完全竞争或垄断市场的假设条件显然已无法合理解释贸易竞争和贸易联盟的现实状态。更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由于市场的均衡状态源于行业中寡头企业竞争性反应，而将适合于分析矛盾与冲突的博弈理论应用到贸易领域的现象解释中。同时，博弈论在20世纪70—80年代逐渐完善，完美均衡、贝叶斯均衡、序贯均衡和信号博弈中的直觉准则等概念被相继提出、证明和应用，使得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分析框架成为经济学领域中最成熟的研究方法之一。这样，博弈理论和国际市场战略均衡的关联研究成为国际经济学观点和方法创新的重要来源，由此产生了大量基于博弈思想的贸易均衡研究模型。这些模型主要可以分成三个研究重心：(1)自由贸易条件下的出口竞争模型研究，主要考察由运输成本、产品差异化及价格、产量竞争对国际市场均衡的影响；(2)政策干预条件下出口竞争模型研究，主要考察关税、出口补贴、R&D补贴等外生变量对企业出口竞争能力的改善及对贸易国福利水平产生的各种效应，后期模型也侧重研究WTO\GATT背景下出口竞争和贸易干预行为的演化。(3)贸易联盟的博弈研究，主要对出口Cartel联盟、战略联盟、R&D联盟等新型贸易模式的机理进行分析，并评估竞争中合作格局的形成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总体影响。
二、自由贸易条件下的竞争模型研究
80年代初的贸易竞争模型多为静态博弈的应用，通过结合市场规模、成本差异和需求状态的多样性分析国际市场贸易均衡的特征。Brander(1981)[1，2] 提出一个基于同质产品的国际市场古诺竞争模型，证明了产业内贸易存在的条件，同时考察了战略信息结构差异对竞争均衡的影响；Markusen(1981)[3] 阐明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如果贸易国具有对称性，则双边竞争市场的出现会提升两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如果贸易方具有不对称的市场规模，则本国拥有较小市场的出口企业会从出口中获得更大收益，拥有较大规模市场的出口企业却收获甚微。Brander和Paul Krugman(1983)[4] 提出了基于寡头竞争市场的相互倾销( reciprocal dumping) 问题，即在不考虑其他一般贸易动机的条件下(主要指新古典理论框架内导致贸易发生的相关因素)，国际寡头间的战略交互行为可以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发生，而规模递增和成本差异不是贸易发生的必要条件；该文中使用Cournut-duopoly模型描述了双边市场同时发生的竞争状态，并且考虑了运输成本、市场弹性等相关参数对产出和利润施加的影响；后期很多竞争模型都是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上放宽假设、添加变量形成的更加符合现实世界的经济推理。
Hwang[5] (1984)放松了相互倾销模型中Cournut模型的假设，让出口方可以添加推测变量(即竞争者对于出口方产量的变化做出相应的战略反应)，发现如果企业存在这样的推测信念( conjectural belief) 将导致生产者、消费者和社会福利同时下降。Jaskold Gabszewicz[6] (1981)等的模型表明由于每个消费者可以从大量的不同质量的产品中进行选择，贸易竞争对差异化产品市场可能存在潜在的危害，而竞争中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取决于消费者偏好和市场均衡的特征而不是Krugman[7] (1980)提出的规模递增效应和成本差异。Anderson[8] (1991)放松了Brander模型的市场规模参数和企业数限制并设定了产品替代系数(体现差异化程度)，推论市场规模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是通过差异化市场需求对差别化产品的要求来传导的，同时，出口市场的统一只有在满足特定条件后才会导致竞争企业的规模扩张及行业内企业数量的下降。Daniel[9] (2001)构造了一个整合Brander相互倾销模型和Krugman消费偏好模型的研究框架，探讨了产品差异化和贸易竞争之间的关系，认为出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和企业战略交互的密切程度紧密关联，且企业出口的容量随着产品差异化程度上升而提高。F.R.Casas[10] (1983)，Melvin， James R[11] (1985)等分别在Ricardo和Brander的研究框架内侧重分析了运输成本对贸易均衡的影响，Melvin假设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考虑到了产品的运输成本差异，形成消费者对同质产品也会产生偏好的状态，同时导致产品反需求函数中的替代系数的差别，使得企业价格(产量)的竞争战略反应出现新特征。
三、贸易政策干预下的竞争模型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战略贸易政策的研究兴起，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成功的经验使得研究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家贸易政策和竞争均衡之间的关系上。研究的早期阶段侧重结合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和动态博弈考察单一贸易政策对贸易均衡的影响，同时研究由于参与博弈的企业数量、博弈次序、战略空间的连续性、政策承诺和推测变量的调整对竞争行为产生的作用。由于存在博弈的多阶段和产出的后验概率，故该阶段的贸易竞争均衡多为子博弈完美( Sub-Perfect)均衡和贝叶斯-纳什( Beyes-Nash) 均衡。Venables， Anthony J[12] (1982)分析了贸易和产业政策对不完全竞争行业格局的影响，本文考察了寡头市场、自由进入市场、分离市场和统一市场四种市场模式下的政策效果，其推论表明在分离市场条件下政策对竞争均衡的干预作用远远强于统一市场下的作用，而在企业竞争数固定条件下的干预作用也强于在允许竞争企业自由进入条件下的作用。Brander和Spencer(1984，1985)[13，14] 提出尽管在多边贸易政策干预下的均衡解具有次优化( sub-optimal) 特征，由于存在类似囚徒困境格局的单方偏离自由贸易的动机，各贸易国政府仍然会选择使用出口补贴、R&D补贴和关税来影响企业的竞争能力。Dixit(1984)[15] 将Brander模型拓展到存在n+m个企业参与的双边贸易竞争中，并且提出尽管本国企业厂商数量巨大，但在Cournut均衡中仍然存在一种最优的出口补贴。Eaton和Grossman(1986)[16] 分析了在寡头竞争条件下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福利影响，提出了在不同出口市场结构和运作模式下的最优干预行为；Eaton等证明了在市场出清的条件下，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出口的实际反应量和本国企业的推测变量之间的差异。如果存在Cournut贸易竞争格局，出口补贴是最优的干预手段，而在Betrand贸易竞争条件下，税收则成为最优的干预手段，如果推测变量是一贯的( consistent) ，则应该实施自由贸易政策。Cheng[17] (1988)的推论和Eation之间存在一定差异，Cheng认为在线性需求和差异化产品条件下，如果竞争产品差异程度充分大且成本差异不显著，关税和补贴是竞争行为的最优干预组合，如果竞争产品接近于完全替代且成本差异充分大时，在Cournut竞争中关税和生产税是最优干预组合，在Bretrand竞争中生产补贴则成为最优政策。Brander和Spencer[18] (1981)考虑了一个两阶段的基于第三市场( The Third Market) 的出口博弈模型(第一阶段进口国和出口国同时选择政策工具，第二阶段两个企业同时选择竞争产出水平)，该论文认为即使在进口国存在关税的条件下，出口国政府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仍然会采取出口补贴的战略，从而导致利润向进口国的转移。Das， Satya P.[19] (1989)推证了产量和质量标准对贸易竞争均衡的影响，证明了产量控制的配额手段具有提升本国企业竞争力的积极作用，而最低质量标准限制他国的进口对本国的生产利润和福利水平都具有负面效应。Carmichael[20] (1987)考察了出口企业和政府采取战略行动的先后次序对博弈均衡产生的影响，在Caemichael的模型中，企业在政府补贴前已经设定了价格变量并且事前知道补贴计划是否能够执行；并且由其推论得出在这个博弈体系下出口补贴尽管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但是，却无法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90年代初，信息结构的变化和贸易均衡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特别关注在需求、成本和技术变量存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贸易政策实施的特点及由此形成的贸易竞争格局。此阶段的深入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博弈研究方法的发展。比如：Kreps提出的序贯理性和序贯均衡，Cho-Kin Koo提出信号博弈的直觉准则，Kolberg提出非合作博弈的战略稳定性问题，Mailath证明了连续统和并行信号( Simultaneous Signaling) 条件下信号解存在的条件。这些博弈方法都为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出口竞争与协同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手段，研究者开始尝试用关税、出口补贴和R&D补贴等贸易政策作为信号来降低不确定因素对市场的影响。Cooper和Riezman[21] (1989)比较研究了出口补贴和配额两种政策工具的干预效应，提出在市场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小时，出口国政府倾向于使用出口配额限制企业的国际市场产量；相反，在市场不确定因素较大时，则倾向于以出口补贴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扩大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Collie & Haviid[22—25] (1991，1993，1999)分析了在贸易竞争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政府使用关税或者出口补贴作为企业成本或者市场规模的信号传递给竞争企业，从而形成在不同贸易格局下的混同均衡( Pooling Equilibrium) 、分离均衡( Separated Equilibrium) 和准分离均衡 ( Hybrid Equilibrium) 。Collie发现：在以出口补贴为信号的博弈中，信号效应强化了补贴的利润转移效果(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出口补贴总量达到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两倍)；同时，在信号作用下的生产利润优于在无政府干预且成本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直接竞争的均衡水平。在以关税为信号的博弈中，发出信号的本国政府在分离均衡中通过低关税显示自身企业的低竞争力，诱导国外企业出口更多的产品，改善了本国的福利水平；出口企业通过这个均衡解获得的利润水平也高于无政府介入下的利润所得。Kolev & Prusa[26，27] (1999a， 1999b)使用双头垄断分析框架研究了出口企业通过自愿出口限制提供自身低生产效率的信号，以避免出口反倾销约束；Kolev等认为在完全信息状态下基于成本的出口反倾销手段所具备的有效性，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将完全丧失。在Maggi[28] (1999)的模型中，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对政府来说是一个私人信息，Maggie认为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将加剧在贸易均衡中的政策扭曲( Policy Distortion) ，同时使得政府干预形成的囚徒困境的局面更加恶化。在Qiu， L.D[29] (1994)的双头模型框架中，竞争者和两国政府都无法观察本国企业的成本信息，本国政府面临两种政策选择：提供一个政策清单( policy menu) 或者实施一致性政策( uniform policy) 。前者在导致一个分离均衡产生的同时，将本国企业的成本信息传递给了外国竞争企业，后者由于隐藏了企业的成本信息可以有助于较弱的本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同时，该论文的推论表明：在Cournot竞争方式中，本国政府的最优政策是通过提供政策清单导致一个分离均衡，而在Bertrand竞争中，本国政府则需要采取一致性政策形成的混同均衡来实现福利水平的优化。
此外，Dockner， E.J.And A.A.Huang[30] (1990)， Gatsios， K.[31] (1990)， Krishna， K.[32] (1987)Pritchett， Lant， Sethi， Geeta[33] (1994)，Arvan， L[34] (1999)， Xenia Matschke[35] (2003)等讨论了关税或者出口补贴政策在非对称信息状态下对出口战略的影响，以及对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收益的改变；Neary， J.p[36] (1994)，Bagwell， K.& R.W.Staiger[37，38] (1992a， 1992b)等分析了R&D补贴在垄断和寡头市场中对企业竞争力的改善作用；在此阶段的分析中考虑到了政府和企业行动的动机、策略和次序，而博弈机制中任何一个细微的差异都会导致不同的博弈均衡，同时，对利润总量的形成和收益分配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思想都将贸易竞争问题的研究推上一个崭新的高度。
四、贸易联盟——一种新兴的竞争框架的延续
在传统的贸易理论研究中，联盟被视为一种通过合作获得更大收益的组织方式。事实上，贸易联盟的本质在于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尤其是战略联盟和R&D联盟通过联盟内企业的资源、技术的共享使得联盟成员在市场中更具有战略灵活性和协调性，可以获得较之单独出口竞争更大的收益，从而对联盟外成员形成更强的竞争力。当前，在WTO\GATT的协议约束下，各国的贸易干预政策受到限制，出口企业寻求改变传统的竞争关系和组织结构，塑造一种新型的“竞争中合作”的市场机制。当前的贸易联盟的体系中存在两种合作形式，一种是Cartel联盟类结构，联盟内企业通过在价格和产品数量上的控制来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类型的联盟由于改变了贸易国的消费边际而通常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但由于各国对跨国Cartel联盟的立法尚未完善，故国际贸易中的Cartel联盟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另一类联盟是战略联盟和R&D联盟，联盟成员之间并未完全消除相互竞争的关系，它们可能在技术和销售网络上形成协作体系，但仍然在产品和价格上通过竞争分割市场。
Farrel， J and E.Maskin[39] (1989)利用重复博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企业串谋的可能性，说明了长期利润和短期利润对串谋稳定性的影响，Kc， Fung[40] (1991)分析了在企业串谋的背景下产业内贸易的状态，研究表明在同质产品条件下，不存在串谋的产业内贸易( Collusive Intra-Industry Trade) 发生的动机，而在产品差异化条件下，企业将通过出口达成在相互市场的垄断利润。Kc， Fung的推论认为在串谋的双边产业内贸易条件下各国福利水平仍然高于无贸易( Autarky) 条件下的福利水平，同时，在企业成本趋同的情况下串谋贸易更加具有持续性( Sustainable) 。Collie[41] (2003)研究了在完全信息条件下企业串谋的可能性、串谋利润与市场需求弹性之间的关系，这个结果也可以帮助解释国际市场上的相关串谋问题。Susan Athen[42] (2001)使用重复博弈方法分析了成本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串谋行为。Margaret Levenstein and Valerie Suslow[43] (2003)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国际cartel联盟的模式以及对市场产生的影响，用实证数据阐释国际cartel联盟可以帮助企业摆脱各种贸易壁垒，有助于出口企业获得更大利润，但是，也会损害本国消费者的利益。Kogut， B.[44] (1989)提出了国际战略联盟对内的互惠性和对外的竞争性，认为国际战略联盟的形成往往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对象。Lei， D.& Slocum， J.w[45] (1992)讨论了国际战略联盟和企业国际经营战略的协调性准则，并提出联盟可以帮助企业塑造核心竞争能力，赢得更加广泛的国际市场。Saxton[46] (1997)考察了国际战略联盟形成的条件和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市场产出以及成员间的利益分配问题。Ziqi Cheng[47] (1999)提出一个基于多阶段博弈的国际战略联盟模型，并讨论了战略联盟与直接出口相比较，可以提高企业利润但是会以消费者剩余的减少为代价。
此外，Hagedoorn， J.[48] (1993)， Archibuigi， D.and Michie， J[49] (1994)Narula， R.[50] (1996)等讨论了跨国技术合作与R&D联盟的可能性，并且分析了这种技术协作对市场的影响；Osborn[51] (1990)， Mytelka， L[52] (1991)， Glaister， K.and P.Buckley[53] (1996)等对国际战略联盟形成的利润动机和市场战略均衡之间进行了关联研究；Gros， Daniel[54]，Bagwell， Kyle and Staiger， Robert W[55—58] 等研究了在贸易合作政策及WTO\GATT规则下国际企业市场出口均衡和政策协作的必要性。在此阶段，研究重心的转移表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中合作”时代的到来，出口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行为的战略反应，而合作则可以创造更大的收益。同时，合作的诞生也是竞争加剧的一种体现，即当出口企业面对一个贸易联盟时，它必须组成自己的联盟才可以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获得生存的机会。
五、当前国际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对寡头市场的贸易竞争与联盟的博弈研究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但是，由于在基本研究假设上存在理论局限且贸易企业的外部环境又复杂多变，所以，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分离市场和相关市场
当前多数贸易竞争与联盟的模型建立在分离市场的假设上，即将各国的市场需求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企业在国际市场和本地市场上相互竞争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个假设在各国经济紧密结合的条件下不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贸易发展的现状，各国市场的产品偏好和需求随着交易方式的更新和营销网络的拓展而相互影响，形成地区性或者全球性的消费趋势。可见，无论是Brander提出的分离市场( Segmented Market) 还是Markusen提出的统一市场( Integrated Markets) 都是侧重于市场属性中某一方面性质的理论假设。事实上，国际市场的常态是处于这两种临界假设之间的相关市场。因此，在承认各国之间由于消费习惯、文化和心理差异导致的产品需求存在特定偏好的条件下，同时考虑市场间存在的共性及相互依赖对需求的影响，可以从假设上对国际寡头竞争与合作的研究进行理论扩展，同时，这种分析更加符合贸易竞争的现实特点。
(2)利润最大化和市场风险规避
在当前的国际寡头市场的研究中，古诺和贝特兰模型仍然为主要研究框架。在80年代后的大量贸易模型中，企业被假设为风险中性，企业生产的唯一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传统假设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当竞争者的生产成本和市场环境中各种变量是不确定性信息时，则大多数企业事实上是风险规避的经营类型，他们在评估市场的期望利润的同时，也会考虑最大程度降低市场的风险系数。因而，如何将企业的效用函数从单纯的利润目标向更加多元的目标转化使贸易模型更符合现实的特征是当前贸易竞争与联盟类模型需要拓展的领域。而这里还要涉及到线性目标函数和非线性目标函数的问题，传统贸易竞争与联盟模型中为了方便求解多数将利润目标设定为线性函数，而事实上，企业的利润函数在常态下为非线性函数。如果考虑到风险性和多元市场目标的存在，则企业的利润函数应该被修正为非线性函数。
(3)贸易政策和跨国战略联盟
由于各国通过各种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护本国市场，各国企业寻求通过战略合作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同时有效回避一些显性贸易政策的约束。而80年代以来的研究中关注贸易Cartel联盟的发展和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而对90年代后发展迅速的跨国战略联盟缺乏深入研究。跨国战略联盟通过将分属不同国家的企业间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在特定合作项目上的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目标性。由于跨国战略联盟涉及到企业在设备、技术、销售网络和品牌上的多种合作，可以帮助企业通过更加有效的方式避开贸易壁垒将产品输入到其他国家，而无须承担类似Cartel联盟的法律风险。从80年代以来全球战略联盟每年递增25％，成为跨国联盟的主要合作形式。但是，对跨国战略联盟类的研究显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除Cheng ziqi对寡头市场条件下的跨国战略联盟的研究进行了相关研究外，多数研究并未有效地将战略联盟的研究和国际竞争的背景结合起来，使得跨国战略联盟对世界和各国经济的影响缺乏严密的经济解释。
(4)WTO\GATT条件下的贸易竞争问题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更多的国家加入到GATT和WTO中，贸易竞争和联盟的战略条件与背景发生了改变，它产生了两方面的研究思路：首先，由于WTO组织成为世界贸易的仲裁者并且设计各国的贸易规则，世界和地区范围的资源优化目标被融入到企业和政府的目标函数中。各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贸易组织设计的规则下选择自己的战略行为，由此改变了传统贸易竞争模式和程序。按照WTO准则的要求，各国政府应该限制使用扭曲贸易国市场的政策手段，其中包括：进口关税、出口补贴和产品配额等，否则将会受到规则允许的报复性措施的反击，并导致企业的国际合作空间缩小和贸易组织内信用的下降。因此，各国开始注重在WTO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企业的微观战略调整和政府隐性干预手段加强企业的贸易竞争能力。尽管已有相关研究对GATT\WTO规则对偏离自由贸易的行为进行规范的作用进行解析并且考虑了在WTO\GATT条件下，政府产业政府对贸易竞争格局的影响。但是，当前研究中还没有更加深入地思考在WTO规则下企业和政府灵活的战略可操作行为( Manipulatable Behavior) ，即企业和政府可以根据WTO规则和条例下贸易竞争方的政策选择为信号调整自身的市场竞争战略，同时，企业和政府也存在故意传递虚假信号的动机，诱导竞争对手错误判别成本类型和市场状态，形成对自己有效的贸易均衡。
六、结语和展望
尽管当前对贸易竞争与联盟的博弈研究已经逐渐形成成熟的体系，但是，由于国际贸易现象的复杂性使得博弈方法仍然存在大量的延伸空间，而博弈模型在放松假设和融入新的研究体系后可以在原有模型中形成新的突破。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以下课题有待深入研究：
(1)在经典博弈理论中假设局中人是完全理性的，而在贸易现实中很多贸易竞争者在博弈中则存在一个较长的学习过程。故放松局中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及理性假设，把各方贸易参与者放置到一个干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的环境中更加符合贸易竞争与联盟的现实。
(2)在当前贸易信号博弈研究中一般根据静态博弈的研究结果来判断竞争者的隐藏信息；但是，如果将信号问题延伸为可重复的博弈研究，则在短期内企业有可能故意扭曲信息形成对竞争者的误导。而这类研究可以在信号堵塞( Signal Jamming) 模型和贸易模型的结合上寻求突破点。
(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经济之间结合高度紧密。在此条件下各国市场的消费偏好、产品价格和生产技术等变量都处在相互关联的系统之中。在贸易竞争中分析这些相关性指标也有助于分析联盟的形成，而现有的Anam[59，60] 相关贸易竞争模型显然还不能满足这种在全球经济特征下贸易竞争模型研究的需要，如何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相关性变量关系明确后对Anam模型进行扩展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4)在进化博弈思想趋于成熟的情况下，多数国家和企业面对复杂的贸易竞争环境和未知的市场前景无法拥有充分的知识进行精确地判断，故这类基因战略模型即可解释存在大量企业和政府条件下，一种特定贸易竞争或联盟战略被多数企业偏好的原因。故调整博弈的基本前提，令企业具有有限理性和不充分的计算分析能力，可以将贸易研究导入进化博弈理论和基因战略的研究体系中。
当前，在对贸易竞争与联盟战略的研究中，博弈方法以其严谨的推理，精确的模型推导和清晰的理论延伸轨迹而独树一帜。但是要深入分析贸易竞争与联盟的机制还需要对国际市场的变量及作用机理有敏感的经济直觉和严密的推理能力，才能通过一个合理的博弈机制准确地刻画复杂多变的贸易状态并且做出对未来趋势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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