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镇贫困、失业、通货膨胀与区域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城镇论文,贫困论文,区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城镇中的贫困、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存在着明显的空间特征。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不很理想的城市。由于收入分配不均程度较高，中西部城镇贫困问题更加严重。中国的失业问题存在明显的地域特点，这种地域差别并不完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有其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背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速度相对高于东部，其负面影响不能低估。本文作者指出要认真研究区域发展中的负面问题，重新考虑区域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问题，研究相对落后地区城镇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问题，特别是要科学地制定贫困城镇的划分标准，对贫困城镇加以援助。
一、城镇贫困的空间特征
确定贫困标准首先面临着地区之间的物价差异问题。近年虽然民众的货币收入增长十分可观，但是实际货币的购买能力并没有增长那么高。各地区之间物价的涨幅也相差甚远。以1978年的零售物价指数为100,1995年海南省的零售物价指数是494，而山东只有290。为了扣除通货膨胀带来的不可比影响，本文以1978年为基准，用各地零售物价指数计算各地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购买力的价值。
给贫困下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标准，不同的生活水平其生活方式有很大差别，因此在这里采用相对标准来界定贫困。本文采取把全国城镇非农业人口中收入最低的10%人口定义为城镇贫困人口。因为存在一些计算上的困难，实际上这10%是大约的数字。例如1995年城镇非农业人口的10%应该是2831万人，而本文中界定的城镇居民中的贫困人口是2751万人，大约相当于1995年城镇非农业人口的97%，这并不影响文章的结论。1995年中国城镇居民中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低于560元（以1978年的实际购买力计）。
从表1可看出，我国的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1995年东、中、西部城镇贫困人口占全国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分别是17.1%、55.5%和27.4%。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集中了全国82.9%的城镇贫困人口。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城镇人口确实存在着贫困人口按地域分布的情况，贫困人口地域集中的程度虽然没有农村那么突出，但其严重程度已不容忽视。
一些地区城镇人口中属于贫困阶层的比重相当大。如果以城镇人口中贫困人口占的比例为指标，东、中、西部的比例分别为3.5%、14.9%和15.3%。东部地带只有辽宁、广西和海南三地区城镇贫困人口的比重超过当地城镇人口总数的7.5%，而中西部各地只有湖北这一比重低于7.5%。当进一步缩小分析的地域范围，一些城镇的贫困人口比重高得惊人。黑龙江省是城镇贫困人口比重最高的省份，近30%的城镇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然而在黑龙江省的内部情况也有相当大的差异。根据各地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分组资料计算，大庆市城镇居民中只有2%的城镇人口属于贫困人口，而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七台河和双鸭山市的城镇贫困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分别达19%、28%、45%、55%和60%。
说明：1.表中数据是根据收入10等分和5等分组资料推算的，只反映基本特征，不是精确数；
2.…表示数值太小，在表中无法表示。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1996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低，贫困人口比重高，但是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分配问题却同样突出。以最经常用来测量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基尼系数为指标，1995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基尼系数高于0.21的11个地区中，6个在中西部。一些城镇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其内部的收入差距往往比较大。比较一下深圳市与双鸭山市的情况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深圳市是全国收入最高的城市之一，双鸭山市则是全国收入最低的城市之一，双鸭山有大批城镇人口属于贫困人口，然而深圳与双鸭山的差距在于不同收入等级之间有显著的不同，深圳与双鸭山的差距最主要是低收入阶层的差距。双鸭山90%城镇人口的人均货币收入低于深圳最低收入10%人口的人均货币收入，双鸭山最高收入的10%城镇人口的平均货币收入高于深圳最低收入10%人口的平均货币收入。如果考虑到物价因素，那么双鸭山最高收入10%的城镇人口的实际平均收入要高于深圳最低收入30-40%人口的实际平均收入。
总体上看，城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集中在中西部一些经济发展不很理想的城市。同时因为收入分配不均程度比较高，中西部城镇贫困问题的影响更加深远。
二、失业问题的空间特征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过去被不合理体制所掩盖的低效率就业体制随之瓦解，一批职工失去工作，失业问题正在成为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因素。1995年10月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首次比较详细、大范围地调查了中国的失业情况。但是笔者认为，虽然这一资料的失业率高于劳动部门的统计数，但是其准确程度要高于劳动部门的统计数，因此本文利用这一资料对1995年中国的失业人口的空间分布作一探索性研究。
资料来源：《深圳市统计年鉴》(1996)、《双鸭山市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由于传统口径问题，这里要对失业人口作一定义。在本文中失业人口包括以下三种人：第一种是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人；第二种是失去工作现在正在寻找工作的人；第三种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人。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主要是毕业不久的学生，曾经工作现在正在寻找工作和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人员则属于有工作经验的人。由于中国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失业问题往往不是直接体现为没有工作，而是一种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隐性失业，失业一般是特指城镇人口中的失业。中国的劳动人口中包含了大量的农民，一些地区的城镇失业问题严重，但是因为其行政范围内包含了大量农民而降低了其失业率。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本文提出的失业率定义如下：
失业人口（三种情况）
失业率＝──────────────────────
非农业劳动人口（失业人口+在业人口－农民）
根据1995年10月1日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当时全国已有915.7万人是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有407.8万人是失去工作现在正在寻找工作，237.3万人是企业停产等待安置，三者合计1560.8万人。全国的失业率是6.8%。从这个数据看，失业问题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由于地区间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同时也因为地区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因此各地失业率的差异非常大。失业最严重地区的失业率高达21.8%，失业问题最轻地区的失业率只有3.0%，两者相差7倍多。失业结构的地区差距也非常突出。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在失业问题严重地区的比重高达86.4%，而较轻地区的比重只有15.9%，相差5倍多。失去工作现在正在寻找工作在问题最突出地区的比重达到了58.1%，不太突出地区的比重只有7.9%，相差7倍多。企业停产等待安置问题严重地区的比重为35.2%，最低地区的比重只有3.0%，相差近20倍。从整体上看，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失业问题严重。中部的失业率比东部高出2.4个百分点，西部比东部高出0.7个百分点。
说明："1"表示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2"表示失去工作现在正在寻找工作；"3"表示企业停产等待安置。
资料来源：《1995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
内蒙古、吉林与黑龙江的失业率均超过10%，辽宁的失业率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长期以来东北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投入大量的资金建设了大批国有企业，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企业中相当一部分遇到了困难，导致失业问题严重，且问题十分突出。例如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鸡西、鹤岗、伊春、七台河等城市（不含属县）的失业率均超过15%。在东北地区的失业人口构成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企业停产待安置的比重都超过20%。东北的失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所面临问题。
西北地区也是高失业率地区，在西北5省、区中只有甘肃的失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失业率均比较高，其中的新疆高踞全国第三位。西北地区失业人口的显著特点是离开学校的青年人的失业问题突出，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失业人口是失业者的最大组成部分。西北各地失业人口中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南中国沿海地区是失业率偏高的地区，广东、广西、海南和福建等几个地区的失业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的失业情况严重。福建、广西和海南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中等或中下水平，失业率高并不足奇。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从全国各地吸引了大批外来劳动力，这一地区失业率偏高就耐人寻味。广东失业人口构成可以说明一些原因，在广东的失业人口中，49.9%的人属于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广东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雇主雇用和解雇职工比较方便，雇员自己寻找职业的自主性也比较强，这是失业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失业率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和长江下游。华北的北京、山西、河北以及华东地区的山东的失业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天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和安徽的失业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上海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显然中国的失业问题存在明显的地域特点，这种地域差别并不是完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而是有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因素。
三、通货膨胀的空间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地域上的普遍性，遍及全国各地，不过在普遍物价上涨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并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中国通货膨胀最突出的空间特征是东部沿海物价涨幅高，内陆物价涨幅低。如果以1978年的价格为100,1995年零售物价指数超过400的7个地区有6个在东部沿海，只有1个在中部内陆地区。从表4中可以看出，东部沿海的平均涨幅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种情况与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发达的区域发展格局相一致。
但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货膨胀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中西部地区通货膨胀速度超过东部。如果以1993年的价格为100,1995零售物价指数超过144的有7个地区，只有1个在东部沿海，6个在中西部地区。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平均通货膨胀指数看，西部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1993年以后，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通货膨胀速度高于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现象需要认真加以关注。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意味着中国比较统一的全国性市场正在逐步形成。过去一些物价水平低的地区往往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随着大量的人口跨地区流动、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地方贸易关卡的减少，全国性的大市场已初步形成，地区之间物价逐步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落后地区低收入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却要承当高物价，民众的生活压力上升，使地区之间人们的生活水平的实际差距加大。
说明：“平均”系简单的算术平均数。
资料来源：1.《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
2.《中国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已有研究表明，通货膨胀对低收入阶层的打击要比高收入阶层大。近年来经济落后地区的通货膨胀速度对这些地区，特别是这些地区中下阶层人士生活的影响如何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四、城镇问题的综合评估
贫困、失业和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且这些问题往往是互相影响的。东部地区在贫困、失业和近年来的通货膨胀等问题上显得相对没那么突出，而中西部地区明显是问题集中在一起。为了综合评估问题，本文定义了问题指数，其计算方法如下：首先分别将各地城镇人口中贫困人口比重(X1)、失业率(X2)、物价指数(X3)按照下式变换：
X-Xmin
x= ───────
Xmax-Xmin
说明：式中Xmax表示最大值，Xmin表示最小值。
变换后各指标的最高值是1，最低值是0。然后按照下式计算问题指数：
X1+X2+X3
问题指数=100×──────
3
根据问题指数的界定，问题指数的指标范围在0-100之间，如果有一个地区三个指标都是全国最高的，那么这个地区的问题指数是100；如果有一个地区三个指标都是全国最低的，那么这个地区的问题指数是0。
由于只有1995年有比较准确的失业人口资料，本文只计算该年的问题指数。各地城镇在1995年的问题指数表明了中西部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困难，中西部许多地区往往是城镇贫困人口比较多、失业问题突出、通货膨胀速度相对较快，因此问题指数也高。在全国问题指数最高的10个地区中，5个在西部，4个在中部，其中最高的7个全部在中西部。问题指数最低的10个地区，8个在东部，只有2个在中部，其中最低的7个全部在东部。从问题指数来看，中西部地区城镇面临的问题比东部要严重的多。
说明：1.西藏没有公布物价指数，因此无法计算问题指数。
资料来源：同表1、表2、表4。
五、讨论
从前面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城镇贫困人口集中在中西部，而且中西部地区城镇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大，更进一步加剧了城镇贫困问题。中西部地区城镇也是失业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一些国有老企业集中的地区问题更加突出。与此同时，近几年来中西部的通货膨胀问题也不容乐观。贫困人口多、失业问题突出和通货膨胀构成的问题指数说明，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许多问题有在中西部地区集中的现象。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讨论。
第一是区域发展研究的关注点问题。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之一是注重经济增长研究，注意生产布局研究，对负面的社会经济问题往往不注意，且将其视为一种暂时的现象，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问题可以解决。事实上许多问题是不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解决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必不可少的条件，市场中的优胜劣汰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处于相对贫困之中，这些问题需要政府行为帮助解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功能也必须要从主要关注经济增长转变到注意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协调。如何认真研究区域发展中的负面问题，是需要学术界认真考虑的。
第二是区域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问题。过去衡量区域发展状况的主要是经济指标，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虽然这类指标有较高的价值，但是并不能正确反映区域发展中的问题。一些反映区域发展问题的指标，例如失业率在统计口径和统计质量上都有值得改进之处。
第三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结构变迁问题。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已经有许多学者做了研究，其中发展研究的一些观点也许能够帮助解释许多现象。如果仅仅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那么从社会经济结构来分析是很有启发的。有的学者采用发展社会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与依附论来解释收入分配的演化。采用世界体系论的观点认为每个区域都有其特定的内部结构，一个地区收入分配的平均程度与该地相对于世界体系中心的距离有关系。采用依附论的观点认为中心国家通过贸易或其他关系对其依附国家的内部结构造成扭曲，使依附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部门、阶级之间产生严重的收入不均(E.A.Winckler)。有的学者根据对60年代部分国家的研究，指出社会经济的二元性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之一(G.S.Fields)。台湾学者的研究则表明，第三产业的增长和外资投入会影响收入分配（柯三吉，1983）。根据对1985年中国大陆106个城市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证实在中国大陆也存在经济结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李若建，1993）。中国中西部的城镇在改革开放中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社会分化问题，一部分成员其经济活动已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中，而另一部分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架构下，导致了一部分人收入高，另一部分人收入低。从城镇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看，往往就是过去国有企业占绝对主导的地区。同时一些资源型城镇、产业老化城镇，往往成为城镇贫困人口集中地区。从前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同样与各地的社会经济结构紧密相关。
第四是贫困城镇的援助问题。贫困城镇的特征基本上是普遍的低收入和高失业率。要正视城镇贫困的危害性，一个企业破产，其影响面一般也不会超过数千人，而一个城镇的衰败，其影响是几十万人，甚至上百万人。对于企业破产，会有一个社会的失业保险，而对于城镇的衰败则没有什么社会保险来救助。毫无疑问，城镇衰败的影响远远高于一般的企业破产。要意识到我们可以让一个企业破产，而不可能让一个衰败的城镇破产，低收入的城镇往往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根源，因此政府要制定出一个帮助低收入城镇发展的政策。失业问题历来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失业率的高低，反映出经济的运作状态。各地区之间失业率差距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内部的地区发展差距。如果用变异系数（各地失业率标准差／各地失业率平均数，该系数越大，表示地区差距越大）来衡量，那么1995年中国失业率的变异系数是0.48。与西方一些国家失业率地区差距比较，中国失业率的地区差距无疑较大。例如英国1988各地区间失业率的变异系数为0.37(J.Wales,1990)，远低于中国。
如何帮助解决城镇贫困和失业问题，特别是成片地区的城镇人口贫困问题，并不是一篇论文能够解决的，但是要解决问题首先要认清问题。因此笔者希望，今后在评估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时，不应该只是看国民生产总值，还应该重视与广大民众息息相关的收入、就业和通货膨胀指标，主要是根据收入与就业指标来确定哪些地区需要政府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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