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别——21世纪如何开展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至关重要论文,性别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6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9）03-0060-10
导言
新千年的曙光到来之际，全球化的巨大力量已经在近几十年来完成了经济重构，建立了世界新秩序，其标志就是民主化、文化扩散、地区武装冲突、军事化、恐怖主义和在各民族国家之间不断加大的经济差距。全球化指的是，世界范围内复杂和多层面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扩张和融合进程，它使得资本、生产、金融、贸易、思想、形象、人群和组织能够跨越地区、国家和文化的边界进行流动。这个术语包含着不断变化和不断强化的全球意识、系统之间相互依存、人类互动和社会转型的网络，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深远影响。[1](P295-310)[2][3][4](P128-160)[5][6][7]大多数主流理论都将全球化视为社会性别中立的。当前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全球化争论很少关注社会性别，也没有充分表达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各种妇女的经历，尤其是那些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历。这一理论上的忽视严重影响着对有关全球化的发展动态和关键结果的理论化，同时也波及政策和实践的发展，并影响着开展集体赋权来促进有效的社会变迁，以减少人类的不平等、不安全和全球的不公正。本期专辑为变革性的学术研究贡献一份绵薄之力，以求纠正以往全球化研究对社会性别的忽视，同时展望融合理论、研究和实践所带来的知识挑战，针对的是21世纪全球化带给女性和男性的机遇、风险、困境和收益。
全球化作为一个社会性别化的现象，人们为什么没能很好地对此加以认识呢？原因很多，首先，主流话语对于全球化的关注主要在于其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视全球化为既包含宏观而又游离的力量、流动和过程。这样，全球化的概念往往停留在一般性的、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因此，它对于学者、记者和一些活动家的意义要大于对一般公众，即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全球化的各种力量和事件的极大影响。许多对于全球化的理论概括要么是社会性别中立的，要么就是社会性别盲视的。这些理论忽视了全球化如何塑造社会性别关系，如何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塑造人们的生活，并且将全球化对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影响看做是相同的。社会性别基本上被想当然了，似乎它是无关紧要的，尤其是，在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中几乎完全不见妇女的声音和妇女的生活。当讨论到社会性别议题的时候，焦点也聚集在全球化对妇女的影响，而不是社会性别如何影响了全球化。有些时候全球化的性别化影响并非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当妇女，如贫穷的第三世界妇女，作为受害者在结构上被边缘化的时候，这些影响就更加不明显，更加难以直接觉察。性别维度如何影响全球化进程，这一议题被认为是不重要或者不相干而被忽略了。在有关全球化的重要争论和讨论中，很少涉及全球和地区的各种父权制体系和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特质如何制造了社会性别关系。由于没有将社会性别有意义地、系统地引入全球化的研究之中，其结果不仅造成了无法完整地理解妇女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也不能准确地认识社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而且可能实际上损害了发展政策和实践。换言之，在将全球化加以理论化的过程中，缺失了应该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性别。因此，应该认识到，社会性别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助于理解什么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如何受到社会性别化的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过来，这些社会性别化的等级制度和意识形态也造就了社会性别化的制度、关系、身份认同和男女的经历。
这一专辑旨在促进变革性的学术研究，注重在研究与全球化有地方性、全国性和区域性关联的社会变迁中强调性别的中心地位。本专辑的各位作者寻求对全球化作为一个性别化现象的基本理解，研究社会性别是如何深嵌在全球化的逻辑中，以及如何深嵌在全球化的过程和结构中的。这些文章也审视了全球化如何塑造性别化的社会制度；全球化如何建构了女人和男人对资源的不同占有和控制权，不同的价值、身份认同、决策选择、角色行为和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以及全球化如何影响了女性和男性所生活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作者们探讨了全球化的辩证关系，它是全球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冲突互动的结果，产生了纷繁复杂的损耗、收益、限制和困境。这些全世界女性和男性面临的内在矛盾和严峻形势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担心全球化影响的本质和许多地方出现的反全球化和抵制运动。
这一专辑精选了一组文章，它们系统地、批判地分析了全球化的结构化过程在法律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演进模式，以及这些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点对女性和男性的影响。这些文章探讨的议题十分广泛，涵盖了诸如全球的重构、结构调整政策、跨国迁移、劳力出口、微型企业、伊斯兰教、地方文化、统治性的男性特质、恐怖主义和反全球化运动。这组文章也注重地域代表性方面的平衡，关注的国家有北半球和南半球的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和北美各国。
相互关联的重要主题
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独特的，而总体来说它们又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些文章直接和间接地谈到了六个主题，它们紧紧围绕着当前社会变迁的新时代中全球化和社会性别在其中的中心地位。
1.全球化是一种社会性别化的现象
这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主题，它纵贯所有的文章，即全球化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现象，它在各个方面都对女性和男性造成了不同的结果。社会性别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它是建立在按照一个人的生理性别而感知的差异上，以及基于对这些差异的认识而产生的不平等的价值观所形成的身份认同和权力。社会性别是关系性的和社会性的；从而它关注的并不是妇女自身，而是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女性与男性之间以及同性之间的各种权力关系（参见，如齐美尔（Kimmel）和林迪欧－迈克高文（Lindio-McGovern）的文章）。② 将权力关系作为分析的焦点，探讨的是复杂的和流动的过程，不同类型的男性和女性特质是如何通过这些过程在社会和文化中被建构起来的，以及权力关系在社会性别的等级制中的嵌入性（embeddedness）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方法指出，把女性的屈从当作“他者”并且把占主导的男性特质范畴作为一种标准来评判“他者”是有问题的。这一方法阐明并且放开争论，社会性别不平等之所以延续，根源在于对价值、资源、机会和公正的获取、控制和分配的不平等。
米歇尔·齐美尔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市场合理性、贸易自由化、私有化、跨国公司（TNCs）和现代性的全球化，其潜在的逻辑本身就是社会性别化的，是有组织的话语，是制造和延续着社会中男性和女性的权力关系的过程及制度安排。[8]康奈尔认为，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全球化就是征服、殖民、帝国统治和后殖民主义等男性特质的全球蔓延的表征。[9](P56-70)近年来美国卷入的伊拉克战争提供了一个当代的实例，透过它可以审视全球的和地方的男性特质、政治、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如何在运作并且爆发成武装冲突。因此，社会性别是一个至为关键的维度，必须被纳入到对全球化的讨论之中，以审视全球化如何造成了女性和男性在机会、挑战、风险和困境上的差异，以及反过来它又如何改变了社会变迁的进程。
全球化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现象，它深植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之中，后者对全球化的进程有多样的影响。近几十年，全球经济调整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中首要的变革之一。在这期专辑的第一篇文章中，简·佩里（Jean Pyle）和凯瑟琳·沃德（Kathryn Ward）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来理解这一系统性关联，关联的一端是生产、贸易和金融的全球扩张，而另一端是社会性别化的全球网络中妇女的增加，这些全球网络包括了出口加工工作、非正规工作、家庭服务和性工作。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利用社会性别及其意识形态的社会构建来获取它们的经济利益，将廉价劳动女性化。类似地，其他的作者如安·丹尼斯（Ann Denis）关于巴巴多斯的文章，玛丽·奥希瑞姆（Mary Osirim）关于津巴布韦城镇的文章和莉阿·卡拉伽塔（Lea Caragata）关于加拿大的文章提供了具体的案例研究，证明不同国家的妇女在其日常生活中，在有酬的／生产性的、非正规的微型企业和无报酬的／再生产性（生育）的活动中，是如何经历着全球化、得益于全球化、受限于全球化，并对全球化加以抵制的。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社会性别维度极大地影响了各种可能性和限制，在其中全球化被地方的和国家的公共父权制（即民族国家、经济和宗教）以及私人父权制（即家庭）来表达和重构。③ 阿妮塔·韦斯（Anita Weiss）的研究调查了巴基斯坦作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消歧公约》）的一个缔约国，在穆斯林的背景下对公约的回应。她的文章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争论上，是什么构成了妇女的权利？谁来定义这些权利？以及什么被看做是对妇女的歧视？她审视了国家可以怎样在法律、社会、文化和政治上与对妇女的歧视作斗争，以及国家如何可能不作为，她还考察了妇女运动中的各种组织在促进执行《消歧公约》的进程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
而且，全球化将地方的和全球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建构联系在一起，在地缘政治的不同地点对现存的社会性别制度提出挑战，并且，社会性别化的影响超越了单一国家的边界。莉伽亚·林迪欧－迈克高文（Ligaya Lindio-McGovern）在她的文章中介绍了在罗马的菲律宾男女移民佣人的经历。她审视了菲律宾出口劳动力的女性化，这是菲律宾经济增长停滞不前和债务危机导致的结果。她在文章中就全球化对佣人及其欧洲雇主之间的阶级分层的影响，创造一个廉价的、顺从的、流动的再生产劳动力与资本积累之间的联系，穷国和富国之间不断扩大的经济鸿沟等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
2.深植于全球化过程和结构之中的社会性别
在讨论了全球化中有关妇女的问题和暗含的社会性别维度的问题之后，本专辑的一些作者在不同程度上将讨论拓展到本专辑的第二个主题上来，这些作者认识到在当今的全球化及其实践、过程和结果中，社会性别与种族／族裔、阶级、国籍和其他社会分层纵横交错、复杂交织。这一主题在关于全球化的主流话语中很少得到承认。实际上，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性别经常与种族、族裔、部落、种姓、阶级、民族、年龄／代际、性别和残疾状况等其他分层因素相互联系和交织。这些因素环环相扣，构成并延续了在地方和全球体系中强大的统治网，对全球化的进程和结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不断地重新构造统治网和等级制，塑造了制度安排、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组织、意义的体系，以及不同层面上男性和女性的生活经历。
佩里和沃德（Pyle & Ward）对流行的全球化和工作的理论提出了挑战，质疑经济全球化对社会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和妇女赋权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都是随着社会性别、种族、族裔和阶级的交织而变化的。丹尼斯（Denis）也注意到了全球化的变迁如何在巴巴多斯造成不平等，并且在这一互动中，妇女根据她们在劳力市场和家庭里的工作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位从而对妇女形成限制。奥希瑞姆（Osirim）关注的是全球化对津巴布韦特定种族、阶级和性别群体的影响。林迪欧－迈克高文有力地论证了，在全球化形势下，家务服务中的移民劳动女性化的进程，社会再生产的私有化的进程，以及变化中的跨国劳动分工中的菲律宾移民工人的定位，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民族的错综交织加固了全球的不平等。她甚至论证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就是一种现代形式的奴隶制，与人口贩运纠结在一起。菲律宾妇女经历了向下的流动并被贬抑为低报酬的家务工人，这一霸权的枷锁使她们比其男性同胞遭受着更多苦难，而富裕的意大利家庭和意大利经济则从中获益。
甚至像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也不能避免全球化引起的变迁，这一变迁是极度社会性别化、种族化和阶级化的过程，反映了社会中不同层面的特权。在加拿大，新保守主义在现实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与全球化有关的各种现象［即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已经造成了分化，这些分化将许多在经济市场上已处于贫苦状态的家庭进一步边缘化了，限制了他们进入公共领域，侵蚀了他们家庭的能力，消减了国家提供的福利，降低了妇女的能动性，并且巩固了已经存在的特权和权利。卡拉伽塔强调，全球化为那些已经拥有许多资源的人提供了更多资源，而使那些被定义为“他者”的人进一步边缘化——例如有色人种、移民、土著妇女及其家庭，这些人本来就拥有较少资源，而且还会进一步减少。她说，加拿大政府已经将全球化置于首位，而将广泛的公共福利置于次要地位。
3.全球化如何塑造社会性别化的制度
专辑的第三个主题讨论了全球化的类型，不仅聚焦于经济，而且也聚焦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尽管一些文章聚焦于经济的全球化，但他们也通过性别的棱镜对政治经济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佩里和沃德提供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在理解全球化时，超越生产的全球化，将构成全球化基础的贸易、财政和宏观经济政策也包括其中，这些政策影响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和妇女就业。两位作者同时审视了4个社会性别化的部门：以出口为导向的部门、家务工作、微型企业和性工作，将其置于孟加拉国的本地文化背景之下加以阐释。
丹尼斯的文章首先详细论述了近年来全球化对巴巴多斯的政治经济影响，之后分析了这些影响（即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外国投资、贸易协定、游资、劳工立法和政府开支的减少）如何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影响妇女的生产和再生产。奥希瑞姆使用女权主义的政治经济范式，也论述了全球化以及政府采用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强加的结构调整政策（SAPs）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妇女的生意经营产生了影响，特别是那些在津巴布韦城镇的微型企业部门做理发师和裁缝的妇女。卡拉伽塔深入分析了全球化对加拿大的劳动力变化、贫困和福利国家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
全球化不仅意味着资本、劳力、商品和服务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自由流动，而且它对本地、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政治和经济都有着广泛的影响。与政治全球化最相关的讨论是米歇尔·齐美尔的文章，他分析了全球化和男性特质是如何与恐怖主义交织在一起的。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和及时的角度，来看待全球政治经济进程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下层中产阶级男性（即美国和斯堪德纳维亚的雅利安白人青年）的影响。之后，他审视了不发达地区伊斯兰社会的男性（如基地组织），他们憎恨经济上的移位（displacement），自主性的丧失，家庭内父权制的崩溃和向下的流动，这些促使他们发展了霸权的和对抗的男性特质。他们各种对抗性的努力和运动是为了重新找回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以便最终恢复他们的男性气概和国家独立。
韦斯的研究丰富了这一专辑，她阐释了政治、文化和宗教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互动。她对《消歧公约》等国际公约的国家评估，帮助人们从更广泛的社会学视角来理解国际法和某个地区的文化政治的联系，理解“全球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她的分析展示了一个动态过程，就是将流行的伊斯兰教对妇女的法律权利的解释，转化为对于本地的道德和价值来说可以接受的解释，同时也符合国际人权条约。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很有力的例证，生动阐明了在地方实践中的国际人权法律的普遍主义和文化的相对主义。
4.全球化如何建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和角色行为
第四个关键的主题关系到社会性别分析的不同层面，探讨了由民族国家、区域网络和国际组织为媒介的复杂的、多侧面的、有弹性的和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全球—本地联系的动态关系。④ 所有的文章都强调理解全球的力量如何与当地的形势复杂地关联在一起，承认全球主义和本地主义之间的互相交织关联的复杂网络非常重要。全球的即个人的；个人的也是政治的。特别是佩里和沃德的文章以及齐美尔的文章，从跨越区域、国家和文化的比较的视角，系统深入地讨论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宏观—微观的联系。
在研究全球—本地的联系中，全球化的无所不在引出了关于民族国家角色的两个重要争论。第一个争论的核心是民族国家的衰弱，正如“超全球主义的论点（hyperglobist thesis）”所暗示的那样，这一论点认为民族国家在规范其经济中的角色日渐衰微，甚至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其主权也在不断衰弱。[13]和其他学者[11]一样，林迪欧——迈克高文在本专辑中否认这一论点，承认民族国家作为一个自治的实体在规范全球劳动力市场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并且国家仍然对旨在加强干预和保护劳工和公认的人权的社会运动负有责任。
第二个争论聚焦在国家与市场，谁在支配、操控和指挥全球背景下的发展进程和结果中占了上风。市场力量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中更重要了，它崇尚自由市场的主权、有限的政府干预、个人自治和经济的自身利益。由这一新自由主义信条驱动的全球化，不断地在社会中和不同社会之间制造不平等，并常常损害民族国家的自治和利益。本专辑中的一些研究集中探讨了民族国家相对于全球化市场力量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各地条件下，对于缓冲全球化的影响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跨国公司作为霸权的公共父权制的一部分，继续使用社会性别角色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敏感性”的社会建构来限制人们的选择和某些职业的进入，给女性提供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平等的报酬，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经济利益。
亚洲的金融危机、深陷债务危机之困的拉丁美洲经济、由于殖民主义和再次殖民化而更加恶化的贫困落后的非洲，已经促使许多民族国家根据本地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文化环境适当地采取不同的机制和策略。不平等的地缘政治关系、不同的发展阶段、作为一种家庭生存策略的跨国移民，已经制造了没有边界的经济，特别是对那些移民迁出国，例如由于债务和金融危机而麻烦不断的菲律宾。然而，移民的迁入国，如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如卡拉伽塔所讨论的加拿大），通过移民和公民权的政策来保护他们的边界，将移民劳动看作是一个内部的问题，防止外来的干预。在这些条件下，劳工的全球化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机制，它使迁入国维持全球的不平等，以保证其自身的优势地位；同时迁出国处于从属地位，它提供着廉价的流动劳动力，那些流动劳工在接收他们的民族国家中是二等居民。在拉丁美洲，巴巴多斯政府在外部采取了优惠待遇等一定的措施在加勒比共同市场（CARICOM）内的合作伙伴中增加资源提高能力，并且在内部于1993年加入了与雇主及工会共同组成的三方社会伙伴机制，来解决由于引进和发达国家签订的国际贸易协定和国际竞争所带来的不平等而引发的消极影响。
奥希瑞姆指出，与全球其他不发达地区不同，在非洲，全球化与殖民主义混合在一起，主要影响了非洲妇女，她们的祖国面临着不发达或者发展迟滞，这影响着许多勉强糊口的农民、农业工人和／或在微型企业中就业的那些妇女。殖民主义改变了在前殖民时期妇女和男性的互补角色和权力关系，造成两性在教育、职业、经济和家庭方面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尽管非洲男性也面临着许多束缚，但他们占据着比其女性同胞更多的特权位置。奥希瑞姆进一步指出，虽然区域的组织正在解决非洲国家存在的经济问题［如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和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但这些组织与欧盟（EU）相比，通常来说，讨价还价的力量更少。津巴布韦在20世纪90年代强制推行旨在促进经济全球化议程的严格的经济调整计划已经对非洲妇女产生了负面的影响。⑤
在组织分析的中间层面，丹尼斯观察了全球化在两种国际实体上展现的两个面孔。当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商品化，撤销管制规定，推动自由化、私有化、政府减员和降低社会权利，其他的组织如联合国机构和国际劳工组织已经采取了如教育、人权、国际劳工标准和反歧视（如韦斯文章中所讨论的《消歧公约》）的措施。前者的组织团体倾向于培育剥削和不平等，而后者的团体倡导人权和应得的权利。丹尼斯总结时认为，前者的集团，促进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经济，看来比更多行善的后者的组织集团影响更大更广。佩里和沃德在她们的文章中作出了相似的观察，随着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多地给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家的利益更多支持，聚焦于市场的那些机构所获得的权力相对来说要大于那些贯注于人民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的机构。
5.全球化如何影响男女两性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
全球化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好处？全球化给男性和女性带来的好处和代价有何不同？程度如何？这是本专辑讨论的第五个主题，它主要探讨了全球化的辩证过程和结果，及其对各个社会的不同部门造成的不同影响，男性从全球化的收益中获益更多，妇女不成比例地更多承担了全球化的成本和负担。由于全球化不是铁板一块，它的关系网络包括不同的维度、层面和力量，经常制造出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就包藏在复杂的多层面的全球化的过程中。例如，韦斯调查了作为国际公约的《消歧公约》的某些要素与伊斯兰的教条和文化实践是如何发生矛盾抵触的，这使《消歧公约》在巴基斯坦的执行遇到了困难。全球化导致的变化对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造成的影响是不平等的，大多数资料表明，这些变化对后者比对前者更加不利。[3][12](P105-130)[13]由于持久贫困、政局的不稳定、腐败、武装冲突、债务负担和其他的国内动乱，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受到了全球制度和多边机构的霸权力量的外部压力，这些制度和机构是受到发达国家控制的，敦促实行全球的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和严格执行结构调整计划。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正如丹尼斯、奥希瑞姆和林迪欧—迈克高文在他们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民族国家经常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以菲律宾为例，当政府积极地促进劳动力出口以从工人邮寄回来的汇款中获益来支付国家债务的同时，它缺乏强烈的政治意愿来保护其国外移民作为公民的劳动权利和福利，因此，它间接地补助了意大利的社会再生产活动。这些矛盾已经加强了许多国家面临的尴尬处境，将妇女和穷人边缘化了，并且加深了本地的、国家的和全球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即使在加拿大被认为是采取了“中间的”政治立场，给妇女提供一个更广泛的法律和社会权利，正如在这期专辑中卡拉伽塔所讨论的那样，妇女还是不能和男性处于一个平等的地位。
全球化的受益不平等和代价不平等是由它固有的矛盾所引起的，这一固有的矛盾产生了两难选择和风险，违反了人权，孕育了不平等、贫困和不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纯粹从金融财政的角度来衡量，或者是从社会角度来衡量，全球化都不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它在不同国家和公民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带来的结果喜忧参半，有好处也有不平等。虽然不同的国家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宏观层面上，全球化促进了科技进步，通讯和交通的便利，以及经济发展，减少了成本，鼓励贸易扩张，提高全球的生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7][14][15]但是，同样的这些因素也带来了资本移位、贸易和金融中的不平等的伙伴关系、劳动生产的离散、经济的边缘化、跨国公司不顾一切地降低成本、政府规模的缩减、社会和法律权利的消减、社会服务项目的紧缩、镇压有组织的工人、降低国家的自治权、强化国家间的不平等，这些都促使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更加依赖。在微观层面，全球化制造了就业机会，并提高了女性就业、工资待遇、经济独立、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更多的生活选择，尽管这些好处仍然是有限的和不平等。然而，就是这些好处也被矛盾所困扰，全球化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妇女——在被隔离的和低工资的劳动领域中的劳动力的女性化、工资依赖、劳动剥削、经济边缘化、贫困、性旅游、对妇女和女孩的国际贩卖——这些进一步恶化了已经很低的妇女地位和她们的生活条件，加重了各发展中国家中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和国民的不平等。实际上人们所宣称的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是由妇女在正式部门从事的有报酬劳动、在非正规部门从事的收入微薄的廉价劳动、以及在家庭中从事的无酬劳动来补贴的。
阿玛特亚·森指出，争论的核心问题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在制度安排中的不平等所产生的利益选择性，以及对不同的人们和不同的社会带来了不同的成本负担。[16](P1-14)正如本期《国际社会学》中所讨论的，一方面，工业的私有化是一个手段，给本地和外国的投资提供经济激励，减少那些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限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妇女进入公共的有酬劳动作为一种获取收入的活动，妇女通过参加有酬劳动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起来，从而扩大了她们的某些社会权利，使她们能够获得经济独立和有限的个人自治，能够对家庭预算和决策有更大的支配权，提高了她们在关于照顾孩子和家庭事务中的谈判权力，提高了她们的自尊。[2][17]另一方面，私有化已经扩展到了家庭方面，改变了妇女在再生产中的角色，使她们的家务工作倍增，她们既要完成在雇主家的劳动，也要承担自己的家务劳动。低报酬的工作没有给妇女赋权，这些妇女为了养家必须要从事额外的外包的工作、转包的工作，或者在家进行生产，这样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帮忙。米尔斯曾断言，私人问题会成为公共问题，[18]与之相反，卡拉伽塔发现从公共问题到私人问题的一种后退。这种趋势是将公共问题（如对儿童和老年人的照顾的公共责任）转变为私人问题，将全球化带来的成本转嫁到个人身上。
结构调整政策的严格实行，本来的设计是为了帮助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它带来了类似的私有化的影响，改变了国家对家庭领域的公共责任，在家庭中妇女不成比例地肩负照顾儿童和老人的成本和负担（参见佩里和沃德，丹尼斯，林迪欧—迈克高文和奥希瑞姆的文章）。事实上，结构调整政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国家并带来了不同的后果，大多数报告记录了结构调整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利影响。即使是在同一个大陆，例如阿纳斯塔萨科斯[19](P113-127)发现，与哥斯达黎加相比，结构调整政策对墨西哥产生了更消极的和更长远的后果。克里维澄清，不应把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贫困妇女所面临的困境全部归咎于结构调整政策，因为妇女已经处于任人摆布的处境。她们的政府采用的结构调整政策只是使她们的处境更为糟糕。[20](P93-112)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结构调整政策或计划可以成为赋权的工具，而不是削弱权利？
6.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互动及其对男女两性的复杂影响
全球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究竟它对社会变迁能带来什么有利的前景呢？本专辑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就是理解社会性别和全球化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以此为基础来发展策略，去赋权大众，特别是赋权妇女，减少在全球秩序中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提高公正。现存的问题是：在大多数主流的关于发展、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话语中，忽略了妇女，缺少有意义的和系统的方法来全面理解社会性别及其与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的关联。如果我们要改变不平等，减少全球化结果的高昂代价，与实质上会妨碍发展和民主的那些不公正作斗争，那么将妇女和社会性别包括进来就十分重要。需要解决在全球化进程和结果中固有的矛盾和困境，以避免全球化的陷阱和危机。在设置公共政策议程和制订有效的地方、全国和国际的社会变迁策略中将社会性别问题结合进来，是至为关键的。
面对上升中的对全球化的抵制，这一专辑的几篇文章阐明了这一抵制总的说来是社会性别化的。首先，反全球化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有历史踪迹可寻的，在本地，它是建立在不同社会和历史时期的基础上的（例如，肯尼亚的矛矛运动和中国晚清的反对外来侵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起义）。一个常见的观念是，反全球化是一个最近发生的现象，特别是在西雅图、魁北克、华盛顿特区、布拉格、热那亚和达沃斯，各个团体联合反对跨国公司和多边机构对全球经济的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及其带来的特定政治形势后果。2001年恐怖主义对美国本土的袭击，不过是反政治全球化运动的集体力量的一次戏剧性爆发，针对的是以美国为象征的发达国家的霸权统治。齐美尔生动地阐释了对全球化的抵抗是如何也被社会性别化的，就霸权的男性特质控制着全球化的过程和跨国公司而论，就右翼极端主义组织中的被置换的男性特质而言，就基地组织这样的团体的挣扎中的边缘化的男性特质而言，从女权主义努力试图挑战这些男性主导的统治而言，对全球化的抵抗都是社会性别化的。拒绝臣服的民族国家和抵抗性的地区组织和这些全球的霸权讨价还价，以解决南方不发达国家的迫切需求和问题。
人们没有很好地理解反全球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政治的方便而给它贴错了标签，因为它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全球的公正和平等。⑥ 斯提格利兹确信，全球化在世界上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力量，特别是对穷人来说，只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能极大地改变着它们的政策和行动而使自身变得透明。[7]一些学者已经提出疑问，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令人信服的原因，有必要缩小政府的规模、缩减社会项目和大大降低劳动力市场中规则。抵制是弱者的武器，在面对压迫的时候使用公开的和隐蔽的手法来提高他们实际的和战略的社会性别利益和需求。[21](P227-254)[22][23]实际上，正是得益于全球化使这些抵制变得可能，因为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全球化，使得在地理上分隔各地和文化上孤立一方的团体和国家能够在内部和在各个社会之间建立联系、联盟和网络。
本专辑的几篇研究，特别清楚地展示了在反全球化的抵制运动中妇女的能动性。韦斯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说明妇女组织如何在本地的伊斯兰背景中开展联合国的《消歧公约》所要求的反歧视工作，从而投入到文化抵制中去。作者们记录了在巴巴多斯、津巴布韦、孟加拉国和菲律宾、加拿大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妇女如何参加到基础广泛的草根运动中，反对超国家组织和各国政府间组织的政策和项目。公民社会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的非政府组织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帮助加强非市场的因素，给国家施压使其承担起责任，保证公民的福祉和基本人权（参见卡拉伽塔的讨论）。在一些社会中，妇女作为行动者已经活跃地参与到公民社会中，投身到各种主动和被动的抵抗之中，反对她们生活中的逆境。她们艰难地寻求她们的集体声音，开展能力建设，获得对资源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影响政策制定，要求恢复她们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人的尊严。与劳工运动和妇女运动、人权组织、环境保护倡导者和社区组织结成合作伙伴，妇女和男性一道去开发有效的策略，在个人、组织和政策三个层面上反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24][25][26]在抵抗的过程中，妇女战略性地赋权了自己和其他人，增进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民的人道和福祉，促进了平等和公正的事业。
结论
《国际社会学》的这一专辑是对女权主义学术的庆祝，有助于人们理解全球化这个前沿问题是一个社会性别化的现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两难选择和困难将继续改变社会和社会中的人们。与人类安全、恐怖主义、军事化、武装冲突、劳动的分散化、种族／部族清洗、宗教教条、政治治理、和平决议和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政策紧密相关的社会性别化的关注已经越来越显现其重要性。这一专辑可以被看做是一个诚挚的邀请，邀请其他人加入跨学科的学术努力，激励人们在新千年中将社会性别视角融入全球化的主流话语、全球化理论和社会变迁。我编辑这些文章的目的是促进全球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教学和课程转型，从而形成知识动力，以促进社会学的范式转型，促进更好地运用新的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性别和全球化。我还渴望加强全球的意识，发展不同的眼光，设计进步的政策和行动议程，来实现具有平等和社会性别关注的、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寻求途径实现良治，探索一个可行模式，使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可以携手合作，建立伙伴关系，共同赋权，在全球建立更美好的社会。
蔡一平/谭琳 编译
蔡一平/谭琳，全国妇联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注释：
① 我要特别感谢在编辑本专辑过程中第一轮和第二轮审稿中的许多匿名审稿人，他们从学术角度和专业角度对本专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杂志的主编Said Amir Arijomand在整个审稿过程中提供了有帮助的建议和支持。我要特别感谢Laura Toussaint和Elaine Stahl Leo所作的贡献和有价值的帮助。
② 女权主义批评已经开始质疑通常所认为的“两个－仅有两个”的社会性别分层体系（见Lorber,Judith.Beyond the Binaries:Depolarizing the Categories of Sex,Sexuality,and Gender,Sociological Inquiry,1996,66; 143-59），发源于后现代主义的酷儿理论扩展了这一学术探索，将性（sexuality）置于分析的中心焦点，摈弃了任何单一性别身份认同（sexual identity）的观念，拒绝非此即彼的异性恋—同性恋二元对立，承认社会性别和性（sexuality）可能存在一个连续体。这些批判进一步解构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二元体系，揭示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的动态的、永远处于变化中的特点。
③ 参见周和柏海德（Chow,Esther Ngan-ling and Berheide,Catherine W.Studying Women,Family,and Policies Globally[A].in Esther Ngan-ling Chow and Catherine W.Berheide(eds.).Women,the Family,and Policy:A Global Perspective[C].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p.1-29）、沃尔比（Walby,Sylvia.Theorizing Patriarchy[M].Cambridge,MA:Blackwell,1990.）关于私人父权制和公共父权制的讨论。私人父权制的首要制度是家庭，在家庭中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基础给许多男人赋予了权力，来决定特权，分配资源，决定妇女、儿童和其他男人的地位和角色。当父亲和丈夫的权力被男性权力所取代，利用国家来独裁法律，来决定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控制资源，以及在地区和国家层面的公共制度（如政体、经济和宗教）中塑造社会性别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时候，私人父权制就成为公共父权制。
④ 为了研究宏观—微观的联系，我提出了错综交织的社会性别分析的五个层面——宏观层面、宏观制度层面、中观组织层面、文化／象征层面和在个人层面上的微观互动（Chow,Esther Ngan-ling.Transforming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M].New York:Routledge,2002）。全球—本地的联系的界面可以是民族国家、社会制度、组织、文化和各种层面上的人际互动。在社会性别与国际发展领域，研究民族国家机构、跨国公司、多边机构和其他的全球霸权作为公共父权制，是如何在全球势力和地方条件中起到中间作用的，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⑤ 结构调整政策对接受贷款制定了前提要件：贸易自由化，货币贬值，减少政府和社会服务开支，以及对贸易工会的限制。这种政策推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议程，受到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
⑥ 这一点得到了我的博士生劳拉·托桑特（Laura Toussaint）的研究的支持，她的个案研究，研究了两个主要的反全球化的抵抗运动团体：一个是激进的，是反全球化的；一个是改良的，目标是为了全球公正。对公众来说，前者经常勾起人们对整个运动的目标、组织策略和战术的负面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