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后批评”时代的实践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时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3)04-0096-03
一
客观上讲，自有文学活动以来，存在于整个人文精神活动领域的文学研究活动，乃是作为一种人类理性批评的抽象实践活动而出现的。就像韦勒克和沃伦所指证的那样，文学研究“这一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1](P6)。显然，所谓“超乎个人意义”，要求的是文学研究具有某种抽象的普适性；而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体系”，文学研究似乎又被必须能够充分确认为主观经验向客观知识的转换和转换过程。
尤其是，当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文学研究当做对于文学这一“人类精神的创造性”过程（具体表现为“作家——作品——阅读”）的规范性分析和特定把握的时候，人们赋予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重要特性之一，常常就在于强调和肯定：一方面，文学研究呈现出了批评实践的内在性过程——经由文学研究的抽象活动而达到对于文学文本结构的解读；另一方面，它又使得文学的批评话语的运用和控制系统化、客观化为一种凌驾于文学和文学活动之上的理性制度。质言之，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研究者来说，能否透过并最终超越文学的经验层面而实现知识话语的理性有效性，构成了文学研究的本体根据。
正是这样一种对于文学研究的一般性认识、常识性观念，在今天这个时候，已然被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实践过程本身大大扩展了，甚至可以说是被肢解或破坏了。当然，这并不是说今天的文学研究已不再是一种企图以知识权力面目出现的抽象实践——在这一点上，文学研究在今天这个时候较以往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所谓文学研究对于常识性观念的肢解或破坏，主要是指证今天的文学研究在继续保持自身作为一种抽象批评实践的同时，文学理论家们已经大规模地突破了原有的文本阈限和解读规则。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来说，除了继续拥有原来那种强烈的知识权力企图以外，针对文学经验层面的“超越”开始发生重大转向；文学研究开始从文学文本这一特定方面转向了更大范围的“泛文本”维度——尽管在这一转向中，文学研究的本体根据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但是，实现文学研究之本体根据的学理立场却发生了实质性转移。而现在的事实是，文学研究通过自身这样一种实践转向，越来越倾向于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标榜自己的意识形态姿态并行使自己的文化话语权。
二
正是借助了“文化研究”所潜在的意识形态力量，今天，文学研究从“泛文本”的立场出发，直接面对了文学文本语言和叙事性结构以外更为生动复杂的社会——人生过程和经验现象，包括复杂多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批评。或者，我们也可以引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在这样的文学研究过程中，无论“是说话还是写作，是诗还是哲学，是小说还是正史：它的眼界决不小于社会中推论实践的范围，它的特殊兴趣在于把这些实践当做力量与实施的形式来领会”，“如果要把什么东西当做研究对象的话，那就应该是这个范围内的各种实践，而不是那些有时很含糊地标有‘文学’字样的实践”[2](P240-241)。这也就是说，在把文学文本与更大范围的文化现象、文化问题直接联系起来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不再仅仅满足于对特定文学文本的内在分析，而开始从文学的阵地上热情出击，主动寻求纯粹文学世界以外的经验对象和批评可能性，以使文学研究更能全面体现自身的主动性，更能充分实现批评话语与权力的有效连接。也因此，从内在研究向外在研究、从文学文本结构向文学行为语境的转移，便成为我们今天重新定义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其显著而重要的形态标准。
文学研究的这一转向十分明确地揭示出，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了一个“后批评”的时代。概言之，作为这种“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后性”特征之一，首先就体现为文学研究过程的“泛意识形态化”。即文学研究过程在不断超越单纯的“文学意识”这一特定领域之际，不仅要让自己介入整个社会——文化的意识运动过程，而且它正日益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批评意愿。这也就表明，由于文化研究的当代实践发展及其显著成就，尤其是由于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到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之中，而文学研究本身也越来越直接并密切着同文化研究的联系，显然，今天的文学研究正在悄悄地改变着自己的学术／社会身份。对于社会——文化的“泛文本”价值批评热衷，不断使文学研究把自己原先对准文学文本语言和叙事性结构的内在批评过程——由于分析哲学、语言学的推动，这种对于“内在的”研究实践的推崇曾经一度统治了文学领域——转向了直面大众、直面当下的文本的社会学阐释过程，呈现出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批评的直接过渡，并逐渐成为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权力的自我行使和确证活动。这里，问题的中心点在于：这种基于文本的社会学阐释过程的文学研究的实践转向，一方面，它在一种似乎表现为“重返”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的过程中，实际却从理论层面上毫无保留地确定了文学现象、文学观念、文学写作和接受等同现实文化建构与价值评价过程的直接联系。对于“后批评”时代的文学研究来说，其理论指向其实并不在于能否真正深刻地揭示文学文本的社会——文化属性，而是要以价值批评的可能性来重新塑造文学研究的社会——文化建构力量，亦即其自身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构成形式。由此，进入“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便十足地呈现出在文化权力边缘上对于意识形态中心权力的觊觎。另一方面，正由于今天的文学研究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文化研究／批评的可能性，因而，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实现批评的意识形态权力的前提，不再主要依赖理论上对于文学文本进行精致的语言、结构分析等，而是文学理论家作为文化建构过程参与者的独特身份，以及他们自身在现实社会——文化中的精神处境。换句话说，在“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者往往更像一个强烈要求社会认同的文化建筑师，他们的文化经验、社会敏感能力及其对待批评过程的态度，既直接决定了文学研究的权力企图，也构成了文学研究“泛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前景——自觉地夸大文学的社会价值效应，从而也自觉地张扬了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力量。
其次，文学研究的这种“后性”，在理论上还表现为一种“泛审美主义”的价值取向，即有意识地强调审美／美学批评的绝对性及其对于现实文化实践的精神统摄性，强调文化价值建构的审美观照立场，由此作为那种以文学阐释为出发点来介入社会——文化批评的价值基础。从表面上看，这一取向似乎突出了审美／美学的至上性，突出了社会——文化建构的审美化可能性；而在根本上，“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这种“泛审美主义”取向，其实是针对了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现实实践过程。文学研究者对于审美的关注，主要不是体现在文学文本的结构分析方面，而是在一种把整个社会——文化实践现象当作具体审美文本的基础上来体现文学研究的现实批评性能力和意义。因而，文学研究中“泛审美主义”价值取向的实质，其实落在了批评的本体化之上——通过审美化途径而再次确立文学研究的现实批评根据。可以认为，这样一种文学研究的价值取向，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同文化研究的过程相一致的：强调文化价值的“泛审美”立场，体现价值批评的“审美”依据，正是文化研究中的普遍情形，尽管这种“审美性”本身其实已经超出了古典理解的范围。
文学研究的这种“后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既造就了当今文学理论较之过去更为强烈鲜明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文学研究不仅要承担为人的文化实践、精神活动进行价值诊断的工作，还主动突出了自己的社会认识使命和道义责任，突出了自己对于社会——文化现实的价值规范义务；同时，它也强化了文学理论家的职业批评家身份，即文学理论家不仅将关切的目光投在各种具体文学现象上，而且越来越自觉、明确地把自己对文学理论的思维纳入到十分具体的文化现象考察过程之中，甚至是通过文化的考察来呈现文学思维的路向。其结果，文学理论日益活跃在文学性和社会性、学理性与批判性之间；文学研究由文本语言学走向了文本社会学，由文本的解读进一步走向了文化的阐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紧密联系，最终造就了一种普遍的跨学科化景观：以文化价值批评为中心的文学研究进一步越过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学”，而定位于具体文化经验、文化行为和整体文化语境之上。理论的超验意识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践中，将它自己具体化并且呈现出社会——文化中的血肉形态；文学研究不仅是“文学”的，而且通过文学现象而体现了它的社会——文化批评立场。
三
需要指出的是，与传统的社会学的文学理论所不同，“后批评”时代的文学研究在与文化研究直接结盟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文学研究由内在向外在的转向，而且，由于它在当代整体文化语境上更加强调了自己对各种形象文化资料（电影、电视、录像、绘画、报刊、广告等等）的掌握和运用。所以，如果说传统的社会学文学理论所侧重的，主要是从文学文本结构中找出它与一般社会——文化活动的历史对应以及这种对应关系的伦理运动本质，那么，由于“后批评”时代的文学研究实际上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文化批评的广泛联系过程和方式，来表明文学理论的批评／阐释能力同现实文化秩序、权力体制之间的内在对抗，亦即有意识地突出了同现实的各种制度性存在之间的内在紧张，并且试图以此进一步强调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独立性和社会介入能力。我们看到，“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个显著特点就是：文学研究的社会介入能力、过程以及它的理论确定，总是非常密切地同各种形象文化资料对于现实的揭示和揭示态度相关联；文学研究对于各种形象文化资料的关注，在现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文学与各种形象文化的当代性关系也因此成了文学理论家们所乐道的一个重要话题。同样道理，正因为对于各种形象文化资料的掌握、运用已经成为文学研究体现和实现自身社会——文化介入能力的重要条件，各种形象文化资料本身的意识形态特性、它们的社会——文化批评能力，便同“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效应之间产生了某种直接关联。文学研究不仅把各种形象文化资料直接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而且还直接进入到各种形象文化资料的内部，从中寻找自己的批评资源。
正像希利斯·米勒所说的：“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3](P121)这里，所谓“兴趣转移”，主要就表现为那种对于文化研究的关注和理论热情；所谓“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就是文学研究中由文学文本的社会学阐释所确定的意识形态。于是，在这里，我们又可以认为，“后批评”时代的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又一次回到了关于人文科学主要是审美的——同人的心理快乐有关，以及是主题的——同社会——文化价值批评相关这样的看法上来了。换句话说，文学研究在与当代特征相联系的过程中，再一次高度肯定了文学理论的新的社会学意义——当然是赋予了新的内容。而这一点，既涉及了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的功能转变问题，而且也充分表明：在今天这个时候，人们渴望着提高文学研究的社会地位，渴望着文学理论家身份的新的社会化。
收稿日期：2003-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