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论文,红军长征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红军长征有1／3或更多的时间行程在民族地区，第一次频繁而广泛地接触少数民族，在理论上认为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争取少数民族看作是对于中国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广大少数民族，在人力、物力及道义上采取各种方式积极援助红军，踊跃参军，保证部队的供给，掩护伤病员，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对红军取得长征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中国工农红军 长征 少数民族 历史地位
中图号 C912.53
红军长征，是惊天动地、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伟大奇迹，而且她是“人类历史上的独特壮举”，“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1）]红军长征历时两年多时间，最后以胜利而告终。红军长征胜利的原因过去许多文章都进行过论述，认为：红军有党的正确而坚强的领导；红军战略方面正确、战术机动灵活；红军有坚强的内部团结；红军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等等。我们认为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应补充一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与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本文就少数民族在红军长征中的地位与作用，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 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把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争取少数民族看作是对于中国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1934年10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及第二十五军，先后分别从我国的东南部、中部和西南部向西北部进行战略大转移。遵义会议后，由于党的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和民族宗教政策，红军在转移过程中，得以纵横驰骋于桂、湘、黔、滇、康、川、甘、青、宁、陕等省区的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红军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不仅通过广大汉族地区，而且广泛地接触了苗、瑶、壮、侗、布依、仡佬、土家、纳西、白、彝、藏、羌、傈僳、回、东乡、裕固、蒙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几路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间和行程，在他们长征的整个时间和全部行程中，都占有很大的比重。据有关战史资料记载，红一方面军（仅统计红一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125天，占长征时间的33.7%。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5669里，占全部行程近3／1。红四方面军近4／5的时间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度过的。[（2）]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在短时间内，如此频繁而广泛地接触这么多少数民族，行程如此之长，都是破天荒第一次。
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就面临着复杂的、紧迫的民族问题。不仅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而且还遇到极端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有人迹罕见的雪山草地、崇山峻岭、深涧激流、绝壁险滩、原始森林以及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部队在与敌人作战和行军中，需要粮食、衣服、药品、物资等的供应。也有如何打破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消除互不信任、互相对立的状况等等；红军在如此艰难险阻、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果民族问题解决不好，不能争取少数民族人民，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要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和取得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红军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问题，重视争取少数民族的工作，把它看作是实现我党的战略任务，取得中国革命胜利有决定意义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中就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必须向全体战士解释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严厉的反对轻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3）]1935年7月《红星》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可以经过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的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为了实现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为了决战的胜利，必须加强少数民族的工作，在我们行动的地区，正是少数民族最复杂的地区，有西番、回民、夷人等等的分别，争取他们在我们的周围是取得战争胜利，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的重要步骤，我们部队中地方工作的中心应以全力放在争取少数民族的上面，每个红军指战员都要自动的来参加这个工作，……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4）]
1935年8月中央在毛尔盖附近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也是我党在民族问题认识上有重大意义，在民族工作中有重要转变的一次会议。党进一步认识到民族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于革命胜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5）]并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是目前我们全党的迫切任务。”[（6）]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强调，要组织少数民族的革命政府和武装、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少数民族“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重要的一部分，将给中国苏维埃运动以极大帮助。”[（7）]1936年6月13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关于进入回民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广大回民的解放斗争将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不可分离的一部，将给我们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以决定的帮助！也只有争取广大的回民到革命方面来，才能建立巩固的西北抗日根据地！”[（8）]
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理论政策上、思想认识上特别强调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做少数民族工作。同时，对当时党内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错误倾向——大汉族主义思想，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张国焘认为，少数民族问题只能是“中国革命附带的解决”。在毛尔盖会议上，党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等错误进行了斗争，批判了“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对民族问题的看法的实质，就是始终把民族问题和革命前途紧密联系起来。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在社会发展总问题及无产阶级革命中处于从属地位。但是，“民族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特殊情况下，民族问题也会成为社会的主要问题。斯大林曾指出，20世纪初，民族问题在奥地利“是政治生活的轴心，是生死存亡的问题。”[（10）]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红军长征时期，争取我国各少数民族，正确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意义”。
二 在人力上，各族儿女采用各种方式积极支援并踊跃参加红军，给红军注入新鲜血液，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特别注重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在红军长征之前，革命武装力量已有很大的发展，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到了重大损失，从而迫使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开始后，王明又采取逃跑主义路线。在转移中，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连续苦战，虽然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渡过彰水、潇水和湘水，然而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过湘水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000减到30000余人，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后来红军在长征途中，由于牺牲、受伤、失散、疾病、饥饿、寒冷等各种因素，减员很大。因此，扩展红军，壮大革命力量，成了红军长征沿途中的一项政治任务。尤其是在民族地区发动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红军更为重要。少数民族青年熟悉本地环境、道路、风俗习惯、民族语言，他们参军后，能给红军行军、宿营、生活、打仗带来诸多方便。
红军根据自己的主张和需要，积极开展扩红工作。在长征途中，仅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在云贵川3省就有近20000名各族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11）]在黔西北苗、彝、土家、布依、回、白、汉等各族子弟参加红军的达五六千人。[（12）]据黔西县党史办1985年对红军活动情况进行普查统计，全县参加红军的各族青年男女达2000人。毕节县有1004人参加红军北上抗日。中央红军在遵义12天就“招了三千精壮新军”。据不完全统计，四川至少有45000人参加了红军，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有关部门调查，现属阿坝自治州区域内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就在5000名以上。当时只有20000多人的茂县就有1000多羌族参加了红军。四川大凉山地区越西县两三小时内就有七八百人参军，还专门成立了“倮倮连”；在藏族地区的茂汶县甘堡区，一次参军的藏、汉族青年就有200多人；丹巴县巴底乡随红军北上的就有270人。[（13）]
少数民族人民在参军中出现了父送子、妻送夫和父子、夫妻、弟兄或一家人父子母女共同参军的热烈场面。如理番县藏族妇女斑登卓，长征时已50多岁，为了给红军带路、当翻译，竟带着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参加了红军。[（14）]
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青年，成份好，革命坚定，作战勇敢，斗争热情高，给红军增加了新鲜血液。有许多少数民族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为革命奉献了自己宝贵的一生。同时，也有许多少数民族红军战士如天宝、杨东生、扎喜旺徐、马青年等，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了后来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的主要战斗力量和骨干力量的一部分，也成为我国各民族人民解放的最重要力量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领导者。
红军在大力注意吸收少数民族青壮年扩大部队力量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少数民族地方武装是红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在苗、彝、藏、回等地，红军提出了“组织回番红军游击队，保护回番去打帝国主义国民党”。[（15）]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长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有近百支。
就回族而言，也建立了不少的民族革命武装。其中有：（一）在经过官渡回民地区时，“红军亦极尊重回民之教堂。红军首领朱德曾亲自至清真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次日教堂以红军与回民之感情甚好，且排队欢送，并有几十回民参加红军。此辈回民加入红军后，红军为之单独成立回民队伍，一切风俗习惯饮食起居，悉照回民原有习惯”。[（16）]（二）绥靖县回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动员近150名回族青壮年参加红军，并成立了红军33军回民独立连，连长马善全、指导员马义常；尹大利、石正才为排长。回民独立连清匪、筹粮、多次出击敌人，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马善全连长等40多人在为红军筹粮中被反动派全部杀害。回民独立连的组织者、县回民苏维埃政府主席肖福祯阿訇率余部随红军董振堂部北上，在梭摩河畔与匪徒激战，肖英勇牺牲，剩余的战士随红军北上抗日。[（17）]（三）1936年8月，西征红军红军团二师在师长杨德志将军率领下，来到宁夏西吉单家集、兴隆镇、穆家营等地，这些地区的回汉青年深受红军的良好影响，不到10天时间，好多回汉族青年参加了红军，扩充了近百名新战士，加上曲子镇俘虏马鸿宾105旅的一部分士兵，经教育他们要求自愿参加红军，共约一百七八十人，经训练后编为一个回民连。[（18）]（四）西征红军攻占宁条梁之后，正式成立了回民独立师。由总政治部宣传部干部马青年（回族）任师长，政治部科长欧阳武（回族）任政委，由李铁民任参谋长，独立师有一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抢100多支，战马50多匹，后来在作战中很快得到发展和壮大，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五）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在红军指导下组织了抗日江湖队。另外还成立了一支由政府主席马和福（回族）任队长的县回民游击队。红军撤离豫海、豫旺两县时就有100多人随军离家参加革命。（六）甘肃康乐回民地区，回族人民组织了自卫队和游击队，积极配合红军镇压恶霸、敌特，为红军送粮送草，支援前方。当红军北上时，有不少回族青年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在甘肃共有上千名回民青年自动参加红军，随军北上抗日。
少数民族地区地方革命武装的建立，有力地支援了主力红军的斗争，而红军部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获得了新的血液。红军在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与广大群众的竭诚拥护是密切联系着的。“广大群众尽心的竭力的拥护，正是红军战胜蒋介石的基本因素。”“不仅汉人这样热烈的拥护我们，就是回、蒙、苗、蛮、番等少数民族，也向我们表示欢迎，甚至加入红军。这证明：红军不仅是汉人的军队，它同时是中国境内其他民族的军队，它是为着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19）]
少数民族人民还采取其它形式，从人力上支援红军。他们为红军舂米背粮、烧水做饭、送水送茶、缝补衣服、制做军帽、筹集粮秣、救护伤员、打草鞋、抬担架、搞侦察、作翻译、搬柴薪、寻马草、挖战壕、筑掩体、修工事、送弹药、侦察水势、寻找渡口、收集船只、架设浮桥、协助渡江。
各族人民为红军通行攀悬崖、修栈道、翻峭壁指引带路，有力地保护了红军，打击了敌人。有不少兄弟民族人民，为了给红军带路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些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少数民族英雄儿女，他们与红军战士一样，在中国革命史上将永记他们的功绩。
三 在道义上，少数民族人民积极救死扶伤，掩护红军伤病员，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增强了红军部队的战斗实力
红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穷苦老百姓。他们所到之处，就给各族人民解除痛苦，带来欢乐，成了人民的亲人和救星。“红军和少数民族是一家人！”因此，少数民族人民除了积极将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参军参战外，各地都出现了许许多多冒着生命危险争着为红军办事、挥泪掩埋烈士、千方百计掩护红军伤病员的英雄事迹。
1936年2月20日，红二、六军团将一批战斗中负伤的伤员共47名，从贵州毕节小坝送到大定（大方）八堡六寨。路途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杨以沙率领全寨男女老少在路旁迎接，主动要求掩护和治疗这批红军伤病员。伤员在新寨住下后，杨以沙把苗族妇女们组织起来护理伤员，把青年组织起来，扛上火枪站岗放哨，防止民团的袭击，保卫红军伤员的生命安全；同时，还派人上山采集草药，给伤员医治；还组织人到八堡街上买来棉花，分给住有伤员的人家，吩咐用棉花蘸盐水给伤员擦洗伤口。对负有重伤的伤员，大小便不能行动的，就由苗族同胞负责背出大小便。他们还经常杀鸡给伤病员们吃。红军伤员们在苗族同胞精心医治和照料下，伤势逐渐好转起来。有一次当地土豪劣绅发现新寨驻有红军伤员，就组织民团武装袭击。苗族同胞一面组织人员将红军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一面组织火枪队伍同敌人战斗。最后除一人掉队被敌人杀害外，其余安然无恙。当二、六军团实行战略转移时，这批伤员又回归部队。新寨苗族群众洒泪送别红军。[（20）]
红军过黔西南时，据不完全统计，留在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红军伤病员共有42人，加上流散的10人，共计52人，经少数民族精心医护，才得以幸存下来。病愈后有的重返部队，继续长征，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红军北上离开甘孜藏区，广大群众为了掩护红军，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道孚，贫苦牧民根却志玛受到反动派的多次威逼，要她交出藏在家里的10位女红军，但皮鞭抽、枪托砸，都没有使她屈服。她将红军秘密转移到地窑里和深山老林中，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一顿不拉地给女红军送饭。在她的精心照料下，10个女红军都养好了伤，安下了家。红军长征时留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战士，像星星之火点燃起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21）]
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统治下，他们不仅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置之于死地外，对救护、私藏红军的各族群众进行残酷打击，重则头颅落地，轻则倾家荡产；而各地少数民族人民甘冒杀头风险，把救护红军战士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即使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也在所不惜。中央红军长征路过贵州镇宁县六马，一位红军战士因病留在布依族农民黄大娘家里，受到黄大娘慈母般的照料。后被国民党保长发觉，他们凶狠地对黄大娘严刑拷打，强令她交出红军战士，黄大娘宁肯自己受苦受罪，始终没露出真情。[（22）]锦屏县婆洞的侗族知识分子杨和钧因秘密藏着并医护了两个红军伤病员，最后被反动派以“叛客”（背叛了当地政府和民族）的罪名，活活砍死。杨曾以《清明》为题写下了“清明时节忆王兄，泪落胸前心里恫，……有朝革命成功日，光明薄上有你功”的诗句，来怀念被敌人杀害的红军王连长，表达少数民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和向往。[（23）]在贵州镇宁弄冉寨，曾接受过红军武装的布依族头人陆瑞光，在自己家里藏了以红军干部方武先为首的12名红军伤病员，精心护理。1936年陆瑞光和方武先同志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各族农民队伍和军阀反动派作斗争，并准备渡过盘江到右江找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陆瑞光不幸在一次与敌人的搏斗中被捕，后被反动军阀杨森杀害在贵阳八角岩。他被捕的当夜，敌人偷袭弄冉寨，把上百个支持过红军的布依人、苗人和几个未及时转移的红军统统活埋。[（24）]
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掩护医治红军伤病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主席、四川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红军北上后，3800名伤病员留在康北藏区，格达活佛就组织僧俗进行救护、转移。隐藏在白利寺内就医的先后就有千名伤病员，治好后就让他们安全转移归队。[（25）]
红军西征解放宁夏豫海县，在驻守同心时，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教主洪寿林受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掩护红军代表，宣传“红军是仁义之师”，动员教民给红军送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红十五军团为了感谢洪教主的支持，送一面缎幛，上写“爱民如天”4个大字。
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他们在民族地区，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少数民族人民的觉醒，赢得了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而少数民族人民也用自己的行动支持、帮助红军，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掩护、医疗红军伤病员甚至为此奉献出宝贵的生命。在中国革命危急关头，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他们的重要贡献。
四 在物质上，少数民族人民无私的支援和帮助，保证了红军的供给和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红军长征中，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参加红军，不仅在人力上壮大了工农红军，增强了革命实力，而且在物质上热情支援和帮助，为红军的胜利战斗、实现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作出了贡献。
红军长征中，粮食问题是当时碰到的一个严重问题。1935年7、8月，一、四方面军会合进入川北大草地以后，没有粮食要走出500多里的沼泽地，这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筹粮成了相当艰巨的任务。红军通过宣传和实际行动，深深教育了藏族人民，他们积极帮红军筹粮。在黑水芦花的瓦布梁子区，红军派二三百名战士和藏民一起收割麦子，半个月完成了筹粮任务共万余斤。粮食要运往芦花城约3天路程，藏族群众组织100多人的运输队，不辞劳苦，不要报酬，自带“糌粑”，甚至有的全家为红军送粮。[（26）]
在红军长征中，“群众愿意少吃饭少穿衣，节省一粒粮食一寸布，来帮助红军，鼓舞红军”。[（27）]在川康藏区，红军粮食发生困难，不少藏民宁肯自己吃野菜，却把口粮节省下来支援红军，丹巴县巴底乡贫苦藏民格达一先，把自己家仅有的玉米和3斤二季豆种子，煮熟了送给红军战士吃，还用家中的存麻编了15双草鞋送给红军。[（28）]据不完全统计，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永保、郭亮、桑植县，各族人民送交的军鞋就达50000多双。
在红七军攻下贵州榕江城时，许多群众（包括各家商号）出于对红军的爱戴，汇集了20000多块大洋，慰问红军。[（29）]为了帮助红军渡江，群众还常常拿出自己的船只、竹筏、门板、木料等，自告奋勇为红军架桥。遵义县革委会成立后，为了帮助红军克服物质上的困难，组织了大批群众碾米10余万斤，组织近万名缝纫工人，赶制军装被服近万套，有效地支持了军需。[（30）]在黔西北，红二、六军团占领黔、大、毕后，毕节、大定的革命委员会分别发动城里所有的裁缝，把上百台缝纫机集中起来，给近两万名红军每人添置了一件新衣，另外给每人还增加了一双胶鞋和一把雨伞。[（31）]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是和大凉山地区彝族人民的帮助分不开的。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以结盟对饮鸡血酒，彝汉人民结成了团结御侮的兄弟。红军“借路”北上，彝族人民“牵牛送羊欢送红军于道旁”，并欢声笑语高呼“红军瓦瓦苦”（红军万岁）！在小叶丹为首的彝族同胞护送下，红军经过7天7夜，安全顺利通过了200里彝地，赢得了时间，使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大渡河而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彻底破灭。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评论道：红军穿过彝族地区的深山密林，直奔万马奔腾的大渡河。蒋介石同时飞到成都，命令华西军阀“重演在大渡河一带消灭石达开的太平军的历史”。[（32）]当时如果没有彝族人民的牵牛送羊和“借路”通过，则红军不可能早日不意地占领安顺场渡口。红军直抵安顺场，“就为抢渡大渡河，飞夺芦定桥的辉煌胜利，赢得了时间，创造了伟大的历史奇迹”。[（33）]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后，粮食没收委员会积极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障红军供给，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总共筹粮60000余斤，银元80000多块，二毛皮大衣1000多件。红二方面军进入宁夏后，回民兄弟给红军送水、送茶、送菜，积极筹粮，把黄米、土豆、牛肉送给红军。干部战士高兴地说：“红军到宁夏，如同到了家。”[（34）]
1935年9月红军开进岷县哈达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聂荣臻等及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过藏族地区，来到回民地区。“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战士。”尽管这里的回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像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35）]
在民族地区，气候恶劣，物产不丰，经济落后，红军筹集粮食和物资是个最大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民族上层也起了很大作用。康区德格土司在与红军订立协定后，其中一次就为红军筹集到150头牛、53匹马和一大批粮食。在桑批寺筹集的粮食“堆得像一座小山一样”。中甸归化寺最高统治者八大藏族“老僧”，以该寺名义为红军筹青稞60000余斤及红糖、盐巴卖给红军，保证了红军继续北上的供给。红军北上，归化寺还奉派数骑随军陪送到附近。[（36）]前文提到的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他不仅派寺内喇嘛召回村民，帮助红军向藏胞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还积极为红军筹粮食。在他的带动下，寺中僧侣群众交纳的“拥护红军粮”，有青稞134石，碗豆22石，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37）]
贺龙同志曾指出：“国民党军队打仗，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呢？靠群众。人民群众拥护我们，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38）]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竭诚拥护有密切联系。红军长征胜利也正是与广大的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少数民族人民在红军长征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说，没有各族人民的积极援助，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
注释：
（1）（35）[美]哈里森·豪尔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第330页。
（2）林华明：《红军长征与民族工作》，《党史通讯》1986年第9期第14页。
（3）（4）（5）（6）（7）（8）（19）（27）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39页、第296～297页、第306页、第307页、第369页、第383页、第536～537页、第536页。
（9）《斯大林选集》上卷第80页。
（10）《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14页。
（11）《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47页。
（12）《苗族简史》，第237～238页。
（13）（28）罗佳英：《红军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
（14）吴启权：《较成功的民族经验，较完整的民族政策雏型——论长征在四川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
（15）《六大以来》（上）第764页。
（16）廉臣（陈云）：《随军西进见闻录》，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296、304页。
（17）张忠孝：《红军的回民政策》，《民族》1991年第12期。
（18）马勇霞、李文乾：《红军西征部队在固原地区活动简论》，《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84年第7期第23页。
（20）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编：《红军在黔西北》第78页。
（21）（22）（24）（33）肖华：《红军长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团结》1983年第8期。
（23）《贵州革命烈士传》第2辑第78～83页。
（25）（37）张尔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史纲》，民族出版社，第38页。
（26）《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2页。
（29）《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30）遵义市委党史办编：《长征火种》。
（31）《贵州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4期。
（32）转引自周锡银：《论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战宗教政策》，《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5期。
（34）李贞：《难忘的岁月》，见《宁夏地方党史资料通讯》第5期，1986年11月。
（36）《贺龙致掌教八大老僧信》1936年4月30日，《政工总结报告》。
（38）《贺龙在川东南》，解放军出版社，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