嫡派相传的黄檗宗书风
王昕宇
摘要: 黄檗宗,最初是明末崛起于东南沿海的一个临济宗教团,因为其当时巨大的影响力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在在日福建商人和僧侣的共同努力之下,在公元1654年黄檗山住持隐元率领众弟子到达了日本。从此这个中国的宗教流派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播。到达日本以后,由于德川幕府的支持,临济黄檗派从一个宗教教团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教派,对当时颓靡的日本江户佛教的振兴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并且为在生活、文化、艺术方面给予日本以巨大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书法。本文仅就黄檗僧侣的书法探讨以黄檗僧为媒介传入江户时期的明末书风的特点。
关键词: 黄檗宗;书风;中日文化交流
明清鼎革之际,福建黄檗山的僧侣受到在日的福建商团和僧侣的热情招请,终于在第四次收到请启之后不顾旅途的危险毅然决定东渡。事实上,之前隐元曾派遣其弟子也懒性圭任日本崇福寺的长期住持,然而也懒性圭不幸遇到海难未能到达,可见隐元传法的大无畏精神。隐元的抵日,除了给日本带去了明代的禅风,更重要的是为日本带去了富有黄檗宗特色的明末书风。为了传布书法,黄檗僧侣中擅长书法的人很多,最著名的有“黄檗三笔”即: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即非如一,除此之外还有独湛性莹、南源性派、高泉性潡、千呆性侒、悦山道宗等人,他们的书法兼具明末的阔达又有自身的特色。黄檗僧侣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鲜有提及,但是当黄檗僧侣到达日本之时,他们的书法以及他们带去的字帖都成为江户官僚和文人所追捧和学习的对象。比如,隐元到日本以后有非常多的信众向隐元求字,应接不暇,这些墨迹被当时视作珍宝,甚至因为没有答应高槻城主索取隐元墨迹的无理要求,隐元被其诬告隐元“可疑”导致监禁长达一年之久。另一例子,就是隐元为了表达对德川幕府专门划出一片土地并出资为黄檗宗建造本山宇治万福寺功德的感激,特意献上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的法书墨迹,都足以见黄檗僧侣在中日书法交流的功绩。不同于中国,僧侣在日本拥有很高的地位,纵观中日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发现,每个朝代僧侣都是中日交流的重要媒介:中国的唐代的鉴真、宋代的兰溪道隆、元代的无学祖元;日本平安时代的的空海和最澄、镰仓时代的明庵荣西、室町时代的雪村友梅等。尤其在镰仓时代,由于武士阶层推翻日本皇室贵族的政权,“见性成佛”“明心见性”的禅宗因其与武士阶层精神的契合成为了日本佛教的主流,而禅宗书法在此时有了一个专名的名称——“墨迹”。所谓“茶禅一味”,即是在茶室中悬挂禅僧的墨迹,书法不仅是文化的载体,而且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一切都奠定了禅僧书法在中日书法史上的不同地位。在中日僧人的往还之中,中国书法成为联结中日两国的精神文化纽带,使汉字在文化圈碰撞出勃勃生机。由于作为文化媒介的是僧侣,在文化的选择上不免带有他们的印记,这是文化交流必然性中的偶然因素,也是我们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时需要注意的现象。
在黄檗僧侣的书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嫡派相传。佛教的诸流派历来就重视法系的传承,传承的谱系是确立自身合理性的有力证明,这是各宗派寺庙在编修寺志时必然会非常重视的内容,“传灯录”也是记录法脉辗转相传的一种体例。重视法脉传承这一点上在黄檗宗上尤其突出。禅宗虽然是属于佛教流派,但是非常重视个性特征,讲究“明心见性”,但是黄檗宗将以“个体”为考虑轴心的“个”转化为以黄檗宗的宗义为轴心的“个”,并且这种观念也渗透在黄檗僧侣的书法当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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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振兴黄檗山的需要
黄檗山虽然在唐代就有相关的记载,但是在禅林一直没有很大的影响力,宋元时期或有过繁荣的景象,但是因为蒙元时期的社会动荡,资料已经大多遭到毁坏。明中期之前的由于统治者政策的原因,中国佛教整体处于低迷的状态,直到明中期才有所缓和。黄檗宗曾经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积淀,在众多人的努力才在明中期获得振兴,成为东南一大禅林。保持法系传承的纯洁性既是黄檗宗能够复兴的原因,也是黄檗山能够站稳脚跟的保障。制定严格的寺院管理从隐元的师祖辈密云圆悟、费隐通容就已经有所体现,而在寺院建设、道场管理方面颇具才能的隐元隆琦这里不仅得到了继承,而且法嗣制度和寺院清规越发完善。
在他的管理理念中除了重视僧侣的修为、资质外,还有一条非常重要,那就是坚持一派法系住持道场。为了维护法系的纯洁性,隐元坚决禁止其他法系的禅僧在黄檗山另立门户或者供奉其他法系的灵牌,隐元就曾经拒绝过自己剃度弟子良义在黄檗山内立庵居住一事。而且在到达宇治万福寺以后也是如此,他隐退之后将住持之位让给弟子木庵性瑫,之后近二百年历代黄檗山住持几乎均由中国派遣,这也得到了幕府的许可,一直延续到第四十四代住持了馨清馥,并且到二十一代住持大成照汉之前都是隐元的法脉。
二、遗民情结
对管道中的两相流,作如下基本假设:①不考虑两相间的相对速度(运动),在同一断面上,气相和液相的速度在每一瞬间均相等,都等于混合体的速度;②因按一维流态分析,所以一些物理量如流速、密度和压力等均按断面平均值计算;③不计气泡的表面张力。
1644年,明朝灭亡是促使隐元东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隐元等初期东渡的黄檗僧侣有着深厚的移民情结。隐元的恩师费隐通容就曾因为明清鼎革的动乱失去了右手,所以只能改用左手执笔,费隐通容晚年年用左手书写的《瞎驴眼》被制作成匾额至今悬挂在万福寺的开山堂,非常显眼。书法史上著名的黄道周他与自杀殉国的不同,他选择了骑兵抵抗满清的入侵,最终被捕在金陵被处斩刑,与他有交往的隐元闻讯写下了几篇咏诗,其中有“黄河千里血,点点尽忠心”的诗句,表示对他敬佩之情。隐元的弟子独立性易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学习儒学,明亡之后因为心怀悲愤,于是在他五十八岁的时候离开故土乘船渡日,后因为隐元到达日本,决心皈依于黄檗。因为明清的鼎革涉及到民族的问题,因此这使得隐元师徒此行肩负着弘扬明代禅宗与保存故国文化的双重使命。隐元弟子独往性幽在提到隐元东渡时曾说:“(赴日)非买乘桴之勇,亦厌观京华寥落,文物销沈云尔”。他并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勇到达日本,而是不忍看到故国衰败,文化凋零。当时中国文化之所以大面积传入日本,这归功于隐元一直致力于保存明代文化的努力,不管是寺庙建筑还是法式仪轨一律遵照明代制度,衣食住行均从中国进口,俨然一个“国中之国”,所以到今天宇治的万福寺都很好地保存着明代的风貌。
三、日本复杂的宗教局面
在隐元到达之前的日本佛教也因为德川幕府采取的檀家制度、本末制度导致佛教整体处于戒律松散的局面,因此黄檗宗带来的明代禅风给日本佛教以极大的刺激,因此冲突也随之而来。隐元接受妙心寺龙溪宗潜等人的招请,先住持长崎兴福寺,之后前往江户欲住持京都妙心寺却遭到妙心寺内部反对者的抵制,而这些反对者提出的理由正是宋代与明代禅风的区别所在,黄檗宗本属于临济宗一脉,而日本的临济宗早在镰仓时代就由入宋僧明庵荣西带到了日本,并且江户时代的临济宗一直保持着宋代的禅宗风尚,此时传入的黄檗禅风已经是经过发展之后的明代禅风,这种禅风与日本由很大的不同:诵经的声音不是采用唐音而是明音,诵经采用鸣木鱼和鼓铙钹等等,恰恰是这些冲突促使临济宗黄檗派独立为黄檗宗的原因。
四、具有地域性特征
明代文化的有突出的地域性,在书法、绘画、宗教上都有所体现,比如在绘画上先后出现了浙派绘画、吴门画派还有金陵画派、扬州画派,书法上的吴门书派等也很有影响力。“书法家群体的地域集中,和因此而形成的书法流派,成为明代书法发展的突出现象。”而在中国佛教史上,明清时代也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流派众多、山头林立。这与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带来的商业活动的繁荣有很大关系。“虽然商业活动使地区之间产生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与互动,但并未减少各地区的区域特色。从某种意义来说,它赋予了保存区域特色一种新的价值。”并且,由于明末的浪漫主义风气影响产生了尚奇尚异的心理,所以地域文化的价值得到了重视。其中最具有说服力的一点是,在明清时期王铎要比黄道周、张瑞图影响力大,但是我们可以从黄檗僧的书法中找到明显带有周、张二人的笔意,并且在隐元带到日本的书籍中有很多这两个人的法帖。
梳理服务领域的科学研究,可将主要研究成果归纳为3类:第一类是理论发展与完善类研究,即对已有服务理论进行的验证性、情景化或扩展化研究,大部分服务研究属于此种类型。第二类是理论新建类研究,即发展新的理论概念或模型,如服务品牌内化、旅游者幸福感研究等。第三类是构建理论平台性研究,即研究成果可以衍生出一系列新理论、新模式乃至新范式,基于理论、顾客与服务企业三维视角的精益服务理论则属于此类研究。从研究的实践价值来看,第三类研究不仅能够带来局部的服务改进和创新,甚至可以带来服务的根本升级和转型。精益服务在旅游服务管理研究中的新方向与新问题主要有:
结语
以上四点的共同作用导致了黄檗僧侣书法在传承上表现出嫡派相传的特点。与历史上其他风格鲜明的书画流派一样,黄檗僧的书法因其后学因循前人,不知上溯前人,黄檗僧侣内部的书法逐渐少有突出成就者。隐元法孙中日本僧人很少,著名者仅仅只有铁牛道机、潮音道海、慧极道明、铁眼道光等人,能够接触到黄檗书法的日本僧侣并不多,因此带有浓郁的黄檗僧书法并没有在日本得到广泛的继承。一个反例是独立性易,日本万福寺第一代住持是毫无疑问是隐元隆琦,第二代住持是他的弟子木庵性瑫,第三代慧林性机……独立性易并不在此列。不仅如此,独立性易的书法也与其他黄檗僧侣有很大的不同。他书法的独特性主要与他的个人经历和书学传统与其他黄檗僧相异有关。他并不是自幼出家,熟读儒家经典,对于古人书法多有涉猎,其书学来源较之其他黄檗僧要广泛得多。作为被认为是黄檗僧侣中书法造诣最高的独立,同时也被认为对日本书法影响最大的黄檗僧,他学生中有高天漪、北岛雪山和获生徂徕。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嫡派相传的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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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谦慎.傅山的世界[M].三联书店,2006.
(王昕宇,女,汉,鲁迅美术学院人文学院2017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美术交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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