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政治发展 维护政治稳定——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稳定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西部开发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之初，由《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云南大学政治学系联合举办的“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7月16日—19日在云南大学举行。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了研讨。
一、少数民族地区开发的政治意义和开发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与会者认为，我国目前开发的由陕、甘、宁、内蒙、新、青、藏、川、渝、云、贵、桂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构成的西部地区，历史上就是少数民族生息、繁衍和角逐的地方，现在又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有48个聚居于西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2.32%生活于西部，全国的5个自治区全部在西部，30个自治州中的27个在西部，124个自治县（旗）中的84个在西部，民族自治地方占整个西部面积的85%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西部开发的主要对象是少数民族地区。
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具有十分突出的政治意义。在历史上，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一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汉族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悬殊。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些地区甚至是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与汉族地区的差距迅速地缩小了。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利益大一统的情况下，这种差距又被进一步地淡化了。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东部地区迅速地崛起，东部与西部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差距又急速地拉大了，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潜伏着的矛盾和问题还更多。如果这些由于发展的差距造成的矛盾和问题继续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国整个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巩固，甚至会影响到祖国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各民族的团结，也能够为国家的统一，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学者们认为，我国目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是一种政府推动型的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政府的这种推动首先是中央政府的推动，中央政府是西部开发的总指挥，但中央政府的许多措施都需要西部地方政府来落实，开发过程展开以后的大量活动要由西部地方政府来开展，西部地方政府的能力直接影响着本地区开发的进程。所以，在开发中既要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又要提升地方政府的能力。另外，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既要加强政治动员，但也不能搞成政治运动，应该遵循经济规律。还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的开发，而应该是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的同步开发。在开发过程中，应该借鉴和吸收东部开发中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东部发展中走过的一些弯路。当然更应该处理好开发中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问题。
二、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中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
与会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问题应该引起重视。政治学界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开发在极大地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将有力地推动该地区的政治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东部地区政治发展的速度较快，但随着大开发的进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的速度将会明显加快，从而形成一个政治发展的高潮。在这样的形势下，要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特点、机制、规律以及对全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而且应该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将其纳入到全国政治发展的统一框架之内，使其与全国的政治发展保持同步。
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将突出地体现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进一步理顺权力关系，完善各项政治制度；二是有效提高政府能力；三是有效推进农村基层政治一体化进程，提高政治整合度；四是大众政治参与的发展；五是政治文化的变迁。这是一种全面的政治发展，既有现行政治体制之内的发展，也有体制之外的发展；既有由国家政治体系主动推进的自为的发展，也有尚未或不能进入自觉控制范围的自发的发展。
学者们都强调，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极为重要，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前提条件。在大开发中，必须确保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没有这样一种稳定的环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就无法顺利进行或者中途夭折。从根本上说，少数民族地区在大开发中实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能够为该地区政治稳定提供条件，促进政治稳定，但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的一定阶段，不仅原有的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如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等会继续存在甚至会更显突出，而且还会产生一些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使政治稳定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
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有可能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较突出的有这样一些：一是社会失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化、社会化进程的加快，社会分化的加速进行，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社会流动的加强，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对多民族社会中原有的社会规范形成巨大的冲击，使旧有的制度和规范越来越不适应，而新的制度和规范的形成又有某种滞后，由此形成的社会失范会使这里的社会控制和政治控制的能力下降；二是政治参与的膨胀。大开发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关系深刻的变动以及在此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种种矛盾，都有可能促使有关的人员通过介入政治过程来寻求利益保障，使政治参与迅速膨胀，甚至有可能出现大量的制度外的政治参与，从而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三是民族冲突。开发过程在民族地区深入展开时，不仅会使各个民族间的交往增多，也会使各个民族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为基础的利益争夺明显化和经常化，另外，在开发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将受到现代文化的冲击，如此等等都将使族际冲突的可能性增大。一旦形成较大规模的冲突，就会危及到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和政治稳定。
各种影响政治稳定的新老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过程中出现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政治不稳定一旦形成就会严重地破坏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因此，必须从大开发总体战略的总体角度来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有可能危及政治稳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控制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避免酿成现实的政治不稳定。
三、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民族政治关系的变动
学者们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将会引起民族关系的某些变动。历史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问题就十分突出，非常复杂，相当敏感，常常造成严重的后果。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党和政府大量艰苦卓绝的梳理和协调工作以及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逐步落实，这里的民族关系逐步趋向于简单并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以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为特征的民族关系格局。从长远来看，随着开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少数民族生活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关系将奠定在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上。但是，开发的进程也将对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造成一定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开发过程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开发中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会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利益基础。开发过程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实际利益是巨大的，但这种新增利益既不会按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分配，也不会在各个民族间进行平均分配，最为突出的是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的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问题。受益较少的群体，其利益的增长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还会低于增长的平均水平，因此就会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受益较多的一方，较大的满足也会激起更大的预期，过高的预期目标达不到，也会产生被剥夺感。总之，各民族之间利益关系的变动，会影响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二是民族文化的冲突会影响到民族关系格局的心理基础。开发的过程不仅会改变各民族现有的社会分工格局，有力地冲击少数民族中长期存在的自然经济状态，引起少数民族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而且前所未有的人员流动会将各种文化带到少数民族地区，从而形成巨大的文化碰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会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这些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会动摇原有民族关系格局的心理基础，从而影响到民族关系。三是开发所引起的对民族利益的关注，以及民族文化受到冲击等，都会促使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的增强并趋于旺盛，旺盛的民族意识会促成少数民族在现行利益格局中的利益争夺，要求改变现行的各民族间的利益分配和民族关系格局，个别地区少数民族的某些成员甚至可能不满足于本民族在现行国家政治权利分配格局中的地位，不满足于通过民族区域自治的方式来实现民族政治权利的现状，要求获得更多的民族政治权利，并将这种要求诉诸于行动。这种状况，会使现行的民族关系格局受到挑战。
学者们认为，以上这些情况的出现，会使这里的民族关系处于某种紧张状态，从而使得生成民族问题的可能性迅速增大，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成为现实的民族冲突和民族问题。就其性质而言，这种矛盾和冲突仍然是各民族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和冲突，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其程度而言，这种矛盾和冲突的程度又各不相同。在不破坏现行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不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情况下，这样的矛盾和冲突是可控制的，并有可能转化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如果冲突的程度增加，就可能突破一定的度，改变矛盾的性质，成为破坏性的力量。因此，在开发中协调好民族关系，解决好可能发生的民族问题，就成为关系到大开发能否顺利推进的根本性的问题。
还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民族问题，既会出现在各个民族间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在落后民族发展起来，增强了实力并缩小了与其他民族的差距，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有所减弱的情况下。在少数民族发展程度低的时候会产生民族问题，少数民族发展起来以后也会形成民族问题，这是两种生成方式和走向都不相同的民族问题，是民族问题的不同类型。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取向是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缩小与汉族的差距，偏重于解决前一类问题，这样的民族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但对少数民族发展中和发展起来以后生成的民族问题，即后一种类型的问题，似乎政策准备不足。今后应该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并在增强预见性的基础上未雨绸缪，做好这方面的政策准备。
四、应该加强民族政治学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为了弄清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生活的特点，以及民族政治问题的生成机制，探索解决民族政治问题、加强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建设，改善少数民族政治生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保持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的有效途径，应该从政治学的角度，运用政治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的政治生活、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问题等进行全面的研究。与此同时，还要研究国外的民族政治生活、民族政治问题和民族政策，以及民族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和科学体系，应该构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政治学。
对一些学者从民族政治学基本理论、国外的民族政治问题和民族政策、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生活和民族政治问题以及民族政策等三个层面来展开民族政治学的研究，构建我国的民族政治学体系这一点，与会学者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认为，民族政治学是我国政治学学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加快发展的速度。
与会学者认为，我国的民族政治学研究大有希望，很有前途，整个学科的发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研究。在理论方面，应该加强民族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学科内部结构等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治学学科体系；在实践方面，要加强对我国少数民族政治生活、民族政治问题，尤其是我国民族问题的政治解决方式等方面的研究，为党和国家制定适合形势发展需要的民族政策，解决各种民族政治问题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此外，研讨会还就其他一些相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