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主义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2-0004-05
“十九世纪时构造历史理论遵照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准则，从培根到启蒙运动有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它主张研究人的行动与研究自然现象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区别。”[1](P169)这一“持续不断的传统”发展到孔德那里，遂变成了影响深远的实证主义。孔德试图在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将各个学科统一起来，其中也包括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他称之为社会学）。他说：“实证精神拥有构成我们知性最终统一的自发能力。”[2](P18)在孔德看来，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关于人或社会的科学，都服从于同样的认识规则——实证原则，只要坚持实证的原则，在事实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知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所有社会人文学科，最终都可以发现和自然科学一样的规律。实证主义对西方近代各种学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学当然也不例外。柯林武德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就实证主义对近代历史思想的影响作过这样的评论：“实证主义可以定义为是为自然科学而服务的哲学，正如在中世纪，哲学为神学而服务的一样。但是，实证主义者有着他们自己的有关自然科学是什么的见解（是一种颇为浅薄的见解）。他们认为它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事实是被感官知觉所直接确定的。规律是根据归纳法来概括这些事实而构成的。在这一影响之下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纂学，它可以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3](P143-144)
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最早是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而被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是系统介绍西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第一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严氏把这方法称为“实测内籀之学”。所谓实测，就是以事实观察和实验作为一切知识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在他看来，西方学者“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垒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4](P11)因为在他们看来，“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其证存乎事实。”[5]所谓内籀，就是用归纳的方法以求得因果联系：“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他认为，一切知识均来自于对事实的归纳：“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6]因此，“明者著论，必以历史发现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术，而后可存”[4](P337)。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实证论哲学的精髓就在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然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迨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4](P45)
如果说严复开启了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实证论思想的先河，那么王国维则是从实证主义立场来进行新史学建设的先驱。王氏早年曾潜心研究近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和叔本华的哲学。正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敏锐地发现了西方近代实证论哲学和唯意志论哲学的矛盾，并由此而引发了他“知”与“情”的内在冲突。他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7]在这种强烈的知情冲突中，王氏后来选择了“求其可信者”——“知识论上之实证论”，特别是能求得“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的史学，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业。在他看来，学问本无新旧、中西和有用无用之分，只有门类之别：“今专以知言，则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尽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若夫知识道理之不能表以议论，而但可表以情感者，与夫不能求诸实地，而但可求诸想像者，此则文学之所有事也。”[8]正因为史学是一门追求“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的学问，所以它必然以求真求是为宗旨，因此，科学研究中的实证论原则——通过实证而确定事实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史学研究。纵观王氏的史学实践，科学实证精神自始至终贯穿其间。他认为，研究历史首先就是确定事实，而事实的确定，应该以事实本身来决之，而不能用其他外在的标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吾侪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此又今日为学者之所当然也”[8]。王氏的这种治史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传统，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是借鉴了近代西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就在王国维以实证论重建古史的同时，梁启超则开始了从实证论的角度来建设新史学的理论探索。梁启超早在流亡日本期间，就对西方近代的实证论哲学十分关注。1903年前后，他接连发表了多篇有关“西儒学案”的文章，通过梳理培根、霍布斯、笛卡尔、洛克和康德等西方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使得他对西方近代实证论思想的源流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梁氏流亡日本之日，正是实证主义史学在日本风行之时。被视作日本近代新史学元老的坪井九马三、浮田和民等人，也都在此期间推出了介绍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一时间，英国史学家弗里曼、德国史学家伯伦汉和法国史学家塞诺博斯等人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纷至沓来。从总体上来看，这些人的史学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他们都毫无例外地严格遵守实证主义的原则，强调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并进一步发展了由兰克所建立的一整套考订、辨析史料的“外证”和“外证”方法。耳濡目染之下，使得梁启超对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精髓有着更深刻的理解。1922年，梁氏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注：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主要以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为蓝本，故两书在篇章结构方面均有着相似性。如伯书第一章为《史学之概念及本质》，梁书第一章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伯书第二、三、四章分别是《方法论》、《史料学》和《考证》，梁书第三、四、五章分别是《史之改造》、《说史料》和《史料之搜集与整理》；伯书第六章为《叙述》，梁书第六章为《史迹之论次》。），首次从理论的高度，系统地表述了以实证论来建设中国历史学学科的构想。在该书中，梁氏从实证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9](P44)。所谓“客观性质的历史”，就是“务持鉴空持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恰如其本来。当如格林威尔所云‘画我须是我’”[9](P46)。实证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孔德认为，人类知识的发展，相继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即神学的或虚拟的、形而上学的或抽象的，以及科学的或实证阶段。根据这一学说，梁氏划出科学与非科学（神学和玄学）的界限。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因此它们“罔不恃所能得之资料为其研究对象”。而玄学与神学则正好相反，它们“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9](P52)。因此，要想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把史料搞清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9](P53)。在该书的第四和第五两章中，他用了大量的笔墨，条分缕析史料的来源、搜集、鉴别和整理工作。如前所述，西方近代的实证论哲学，反映在方法论上就是对事实的归纳和演绎。纵观《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梁氏的用心正在于用归纳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系统搜集与整理，来建设他心目中的“科学”的新史学。正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现代所谓科学，人人都知道是从归纳研究法产生出，我们要建设新史学，自然也离不开了走这条路。所以我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这一点，最近所讲演《历史统计学》等篇，也是这一路精神。”[10]
二
20世纪20年代初期，随着新文化运动中科学大潮的高涨，实证论开始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受到高度的重视。人们普遍相信，“近代科学之新生，无一非受方法之赐”，“科学之可贵，不在其出品，而在其方法也”[11]。就历史研究而言，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建立在实证论基础之上的“审订史料的方法”。胡适甚至认为，“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史料审订的方法更严密了”[12]。许冠三认为，“在20世纪的名学人中，胡适是最先有方法自觉的一位”[13](P137)。的确，胡氏一生都以倡导“科学方法”自居。从早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1918)、《实验主义》、《清代学者治学的方法》）(1919～1921)、《治学方法与材料》(1928)，直到中年时代的《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1946)、《治学方法》(1952)以及晚年的《历史科学方法》(1958)、《中国哲学里的精神与方法》(1960)等，胡氏一生有关方法论的文章，总数当在百万言以上。其实，胡适所讲的“科学方法”，就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在胡适看来，所谓科学，就是指“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体现在方法论上，就是“考据”、“考证”或“有证据的探讨”，而“有证据的探讨”也正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用）的治学方法，例如研究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都是一样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不在于方法论的差异，而在于“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14](P187-188)。最能体现胡氏“科学方法”要旨的，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十字真言，而其核心便是寻求证据的实证原则。胡氏认为，“科学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方法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15]，因为“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据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才是“信仰与怀疑的标准”[16]。然而，胡适毕竟又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实用主义历史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内在矛盾，使得他时常无法自圆其说。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出发，他认为“历史科学”的前提是“证据”，是“材料”；但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又使得他无法忘情于假设、想像等主观因素。应该承认，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假设和想像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胡适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把它们抬高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在解释“大胆的假设”原则时，他就认为，“假设是愈大胆愈好”，“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甚至认为假设也“可以自由产生材料”[15]。关于想像，他解释说：“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像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来填补了。”[17]如果假设“可以自由产生材料”，如果史家可以通过“想像力”来填补史料的空白，那么，所谓实证原则和“科学精神”又该作何解释呢？
接过胡适的实证主义旗帜，并竭力把史学研究推向科学化的是傅斯年[18]。在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傅氏以其“史学本是史科学”的明确主张，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写于1928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可以视为傅氏力图以实证论建立历史科学的宣言。在这篇被许冠三认为“足够令他名垂史林”的文字中[13](P216)，傅氏首次明确地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根据他的理解，正是以史料学为内容，使得近代史学从根本上区别于传统史学。在他看来，科学意义上的历史学“不是著史”，因为“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取伦理学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而“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19](P174)。傅氏这里所说的“近代史学”，就是指与近代自然科学发展逐渐趋同的实证史学，它之所以具有科学的性质，原因在于它自觉地把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史料学的范围。在他看来，史学的发展主要原因就在于：“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理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也是史学研究中的“中央题目”[19](P176-183)。
显然，傅氏“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命题，强调的是史料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至上性。这一命题意味着只有史料才是史学研究的惟一内容，历史研究的过程也就是史料的发掘与整理的过程。因此，“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客观的处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是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从三个方面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其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上项正是所谓科学的研究，下项正是所谓书院学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学是这样，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亦何尝不然？”其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其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傅氏所总结的三点，事实上包括两层含义。第一个层次（第一点和第二点）是关于史料，在他看来，既然“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因此史料问题便成为史学的核心问题，史学的本业正在于“纯就史料以探史实”，通过“客观的处理”史料以寻求历史事实，历史的“客观知识”，只存在于史料之中，“而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之中”；“只要把史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明显”。第二个层次（第三点）是关于工具，在他看来，史学的起点在收集史料，而史学的发展则在于扩充新史料和寻求新工具。傅氏所说的工具，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所提供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在他看来，“现代的历史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方法之汇聚。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提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因此，只要能够做到材料与工具兼备，历史学就能成为一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他说：“世界中无论哪一种历史学要想作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言外之意，“科学的”历史学可以超越国家的界限，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的知识体系。他满怀信心地展望，只要能够在史料方面下功夫，不断扩大史料的搜集范围，放手利用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一切工具，就一定能够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科学门类[19](P181)。
三
柯林武德在分析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时说道：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历史学家们自己大多数都非常高兴在进行着确定新的事实，可供发现的领域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他们所要求也就莫过于去挖掘它们了”[3]。实证主义者普遍相信，通过对材料的系统梳理和严格考证，不断地确定新的事实，这样就可以再现全部历史的真相。英国史学家阿克顿甚至认为，只要能够以客观的态度，全面系统地梳理材料，再从真实的材料中确定有关事实，这样写出来的滑铁卢战役，就会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20](P4)。他甚至预言，随着档案的开放，历史学家可以获得“全部的资料”，这样一切历史问题都将“可以解决”，因此“终极的”和“完善的”历史学时代即将到来[21](P9)。
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一样，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也是把搜集和考订史料、确定事实作为历史学的第一要义。无论是梁启超的“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还是傅斯年的“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无论是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抑或是胡适的“科学方法”，他们所强调的核心问题都是史料。胡适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拿证据来”。傅斯年更是强调，“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19](P177)。正是由于他们的诸多努力，中国近代新史学摆脱了初创时期的简单和粗糙，走上了一条注重实证、反对主观、讲究严格的史料辨证和考订技术的道路，并使得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变成一门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尽管他们反复强调并一直为之付诸努力的“历史的科学”或“科学的历史学”，主要还局限在历史研究的技术、方法和手段等方面，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严格的史料考订技术、正确的史料整理方法、行之有效的自然科学手段，都是历史学有可能成为一门科学的最基本和最起码的条件。从新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证派史学在史料建设方面的贡献是最为突出的。自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并取得重大成功之后，新史学在史料建设方面取得了空前的突破。就“纸上之遗文”的角度来看，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的“科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用历史的方法来尽量扩大研究的范围”，具体说来，“这项历史方法（研究的范围）要包括儒家的群经、儒家以外的诸子，乃至于佛藏道藏——不管他们是正统还是邪门，古诗词与俗歌俚语既同时并重，古文与通俗小说也一视同仁。换言之，凡在中国人民文化演进中占有历史地位的任何形式的（典籍）皆在我们的研究之列”[14](P206)。就“地下之实物”角度来看，正是由于傅斯年的倡导与组织，具有近代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开始产生与发展起来。就“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的角度来看，王国维的成功实践在先，傅斯年的理论总结于后。从“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的认识出发，傅氏把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范围从本土扩展到异域，特别是关于历史时期中国四裔的史事，如果有周边其他国家的材料可资利用，他认为获得正解的可能性将会大为提高[19](P192-193)。把史料搜集的范围从文献的全面整理，扩展到科学的考古发掘，再由本土扩展到异域，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史学所无法比拟的。以安阳殷代遗址为代表的科学考古事业的开展，对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材料的系统整理和科学分类，以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主体所开展的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田野工作，等等，中国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成绩，都与实证史学具有内在的关联。
从历史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实证主义史学的一切努力，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加以概括：使历史学自然科学化，即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客观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问。无论是阿克顿对“终极的”、“完善的”历史学的期待，还是傅斯年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像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设想，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愿。然而，这种愿望永远只能是空中的楼阁。无论史料如何丰富、如何准确无误，无论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多么先进、多么高明，最终都无法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因为，首先，相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来说，无论凭借如何丰富和准确的史料，也无论借助何等先进的工具，最终只能达成对人类历史的某些方面的认识，而不可能囊括历史的全部内容。建立所谓“终极的”或“完善的”历史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其次，历史认识作为人类自我认识的重要形式之一，像其它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一样，都离不开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只有充分调动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深入到历史进程的深层之中，才有可能在纷纭复杂的历史表象背后，发现历史的真相，达成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然而，实证主义者借口客观性而否定史家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主张“让材料自己说话”，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
事实自然显明”，排斥认识过程中一切形式的推理、假设和理论判断。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他们所罗列的材料越丰富，所确定的事实越多，就越是使得作为整体的历史破碎支离。这样，他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所得到的证据，最终也只能算是堆积了一大堆彼此孤立的、零碎而又烦琐的知识而已。正像柯林武德对实证主义史学所作的批评那样：“历史学作为若干个别事实的知识，就逐渐作为一项独立自主的研究而使自己脱离了作为普遍规律的知识的科学。”[3]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如此，中国近代的实证主义史学也不例外。
[收稿日期]200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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