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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1—7623（1999）06—0030—06
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性问题的提出
在欧亚大陆的北区，从西北的斯堪的纳维亚到东北的西伯利亚的广袤地带，分布着诸多相近或相关的语言。这些语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上似乎具有某种程度的共性与联系。早在18世纪上半叶，就有人开始注意这些语言之间的共同性。从此，该问题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重视，并逐渐以“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的课题形式提出来，展开长久的讨论。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共同性问题，甚至在真正讨论印欧语系假说和创立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之前，就已成为人们注意的一个方面。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连伯格（J.V.Strahlenberg）发表《东北半球民族语言的元音和谐》一文，最早揭示了乌拉尔诸语和阿尔泰诸语语音结构上的共同性。一般认为，斯特拉连伯格文章的发表，是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性问题讨论的开端。
到了19世纪中叶，该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有关问题的讨论不只是限于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的共同性，一些学者开始注意词汇和形态成分的一致或相似问题。与此同时可能的语音对应关系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绍特（W.Schott）以词汇对应和形态关联作为观察基础，探讨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一致关系。卡斯特连（M.A.Castren ）则认识到单凭语言的粘着特征还不足以证明这些语言之间的同源性，认为语言同源性的本质应该在于词素的一致性。绍特和卡斯特连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真正比较语言学意义上研究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的先导。
后来的比较研究越来越注意到语音对应关系的重要性，索瓦若奥（Sauvageot）曾指出， 词汇的相似或一般对应还无助于证实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于是主张建立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认为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才有价值。科林德尔（B.Collinder ）也强调必须建立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然后才能从这些语音对应关系引出结论（注：参见鲍培著，应琳译：《阿尔泰语理论》（《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到19世纪下半叶，温克勒（H.Wenkler）、 班·维廉（W.Bang—kaup）等学者继续进行有关这些语言的研究工作。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使用“乌拉尔—阿尔泰”这样的术语。到19世纪末，在长期研究语言共同性的基础上，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亲缘关系的假说逐渐形成。
二、对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重新划分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说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根据的是这些语言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类型的一些相似现象。其中，被认为最主要的有语音结构上的元音和谐和语法结构上的粘着特征。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仅仅用这些共同特征来证明语言亲缘关系显然是不充分的。因为，结构类型上的相似在亲属语言之间存在，在非亲属语言之间也同样可以存在[1]。 这实际上指出了判定语源关系不能只凭结构类型标准。自从绍特和卡斯特连的研究论著问世之后，语言学家们的研究开始有了新的转向。人们逐渐看到乌拉尔诸语和阿尔泰诸语相远的一面。到20世纪初，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假说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或怀疑。多数学者认为这些语言不应划分入一个语系。于是，主张探索亲缘关系的学者将原来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划分为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经过重新划分之后，乌拉尔语系包括芬兰—乌戈尔语族和萨莫耶德语族。而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有的学者把朝鲜语也比较肯定地划入了阿尔泰语系（注：主张将朝鲜语划入阿尔泰语系的代表性学者有波里万诺夫、兰司铁、李基文等人。）。此外，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的关系问题也曾被一些学者提出来讨论（注：兰司铁、缪勒、服部四、郎村山七郎、清濑义三郎则府等学者研究过日本语和阿尔泰诸语的关系）。
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重新划分，对原来的语系含义是一种变革，也是语言关系认识上的一个进步。从学术发展上看，这种划分和调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根据这些语言共性与联系的实际远近程度，较客观地划定了语言关系界限。第二，促使人们探讨符合于研究各语系语言发展规律的新的理论和方法。第三，通过对原来讨论的语系的重新划分，新的语系所涵盖的范围缩小，这样有利于比较研究的深化和精密化。
三、新的阿尔泰语言学领域的研究
把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分开以后，在新的阿尔泰语言学领域的比较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下面分几个部分来简述该领域的研究状况。
（一）有关同构与对应的讨论
众所周知，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似的一些特征。学者们虽然都承认这些相似特征的存在，但对其形成的原因和机制却有不同的认识或解释。归结起来，问题的焦点在于这些相似特征是同一母语原始结构或成分的延续，还是早期历史接触和相互影响的产物。认识上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了两个不同的学派。
在印欧语系语言研究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西方学者把它用到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上已取得初步成果。一般认为，阿尔泰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是芬兰学者兰司铁（G.J.Ramstedt）。兰司铁的主要业绩在于，长期实地调查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挖掘阿尔泰诸语言大量的关系词，并试图证明这些词的同源关系。提出许多共同的形态成分，阐述形态变化的一致性，构建了阿尔泰诸语言比较形态学的理论框架[2]，建立了一系列语音对应关系[3]。譬如，他第一次注意到蒙古语的r与突厥语的z、蒙古语的l与突厥语的？ 之间的对应关系，并认为蒙古语和楚瓦什语的r和l比突厥语的z和？年代上更早。 他还根据三个语族语音材料判明突厥语词首的0—（零形式） 对应于中古蒙古语的h—对应于满语的f—对应于赫哲语（那乃语）的p— 对应于埃文基语和拉穆特语的h—。该对应规律经伯希和（P.Pelliot）的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之后，被称为“兰司铁—伯希和定律”。
兰司铁的研究为阿尔泰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不少学者也致力于研究阿尔泰语言学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符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cov）、冈伯茨（Z.Gombocz）、鲍培（N.Poppe）、 孟格斯（K.menges）、巴斯卡科夫（N.A.Baskakov）等学者的研究。尤其是鲍培以他的研究成果维护和发展了阿尔泰语言同源论的理论观点。他的研究把探索同源词和建立语音对应及音变规律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4]。
然而，主张亲缘论的学者竭力研究和论证同源关系的同时，阿尔泰语系假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兰司铁属于同一时期的波兰著名学者科特维奇（W.Kotwicz）认为这些语言的共同性反映的是类型的一致， 而类型的一致主要是由于早期相互接触及相互影响造成[5]。 格伦伯格
、李盖提（L.Ligeti）等学者也持类似的观点。另一些学者的意见更为尖锐，他们认为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的所有相同或相似成分都是由接触及借贷关系导致的。像克劳森（G.Clauson）、道弗尔（G.Doerfer）、本青（J.Benzing）、谢尔巴克（A.M.Sherbak）、络纳塔什（A. Rona—tas）等学者均主张这样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 对亲缘论者所得出的被认为是重要的语音对应规律已提出质疑。譬如，对突厥语的z 和？对应于蒙古语的r和l的问题，像克劳森、道弗尔等学者把有这种对应的关系词看成是借词，并将借贷的方向确认为由突厥语借入蒙古语。谢列勃连尼科夫（ B.A.Serebrennikov）等学者也认为带有r音化和l音化特征的词是从楚瓦什语型的突厥语传播到了蒙古语中（注：参见谢列勃连尼著，许浩福译：《研究突厥语和蒙古语亲缘关系问题的一些有效方法》。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北京：1986.）。洛纳塔什在其专门探讨辨别借词的方法论的文章中，基本上否定了用z：r 和？：l的对应规律来论证突厥语和蒙古语同源的可行性（注：参见洛纳塔什著，陈鹏译：《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
关于“兰司铁—伯希和定律”，本青的研究认为p—f—h —0 （零形成）演变的规律并不能说明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诸语言共同起源的问题。谢尔巴克在分析关于p—f—h—0（零形式）演变的实际材料以及检验多项研究成果之后，指出“兰司铁—伯希和定律”不是论证阿尔泰诸语言在发生学上的亲缘关系的主要规律（注：参见本青著，刘照雄译：《阿尔泰语文学》，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北京：1981。）。形态学方面，谢尔巴克曾指出，阿尔泰诸语言形态成分的一致或相似是由于语言间的接触及借贷引起的。他还举例指出兰司铁曾确认的大量词汇的和形态的平行关系并没有充分的根据（注：参见谢尔巴克，许浩福译。《论语言学中的阿尔泰假说》，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择（续集），北京：1982.）。
在词汇方面，克劳森、道弗尔、洛纳塔什等学者验证了大量的关系词之后，认为产生这些关系词的原因为，这些语言之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殊接触以及由此导致的语言成分的影响及借贷。他们还试图划分出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历史接触的年代层次。还曾探讨如何确认不同语言中的借词的方法和论据等问题（注：参见洛纳塔什著，陈鹏译：《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北京，1982.）。
这样，在阿尔泰诸语言的同构与对应问题上，可以说有来自“亲缘论”和“接触论”两个方面的讨论。讨论有亲缘关系的一方，热衷于寻找语言之间结构的同构和词汇的语音对应，并以此作为证据，试图论证这些语言之间的同源关系。认为只有接触关系的一方，则从早期历史接触及影响的视角，对语言结构类型的共性与语言成分的一致性作出各自的解释，并由此得出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为接触关系的结论。
（二）对语源关系的种种认识
阿尔泰诸语言之间的同构与对应现象已经成为学界所公认的事实。但是，以往的研究对这些语言的同构与对应所作出的解释却不尽相同。它既可解释为同源关系，也可解释成接触关系。正因为如此便导致了对语源关系认识上的分歧。
关于阿尔泰诸语言的谱系关系，起初兰司铁的看法不甚明确。而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由共同阿尔泰语首先分离出共同蒙古—突厥语和共同通古斯语。然后，前者又分离为共同蒙古语和共同突厥语[6]。 鲍培的谱系分类则有所不同，他认为，共同阿尔泰语统一体先分离为楚瓦什—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语统一体和原始朝鲜语。然后，前者又分离为楚瓦什—突厥语统一体和蒙古—满洲—通古斯语统一体。这两个统一体又继续分离，前者分离为原始楚瓦什语和原始突厥语，后者则分离为共同蒙古语和共同满洲—通古斯语。以上语言分别又继续分化为楚瓦什语、突厥诸语、蒙古诸语、满洲—通古斯诸语[7]。 巴斯卡科夫的分类基本上接受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见解。但巴氏提出的发展图示则是从更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共同体的概念出发的。值得注意的是，巴氏的发展图示中考虑了阿尔泰诸语言与相邻语言的接触以及底层影响等因素。他曾强调阿尔泰语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分化为主的趋势中，分与合交织在一起的十分复杂的过程[8]。
与上述谱系分类不同的是一些学者提出的语言接触关系的见解。科特维奇认为：在很远的时代，纪元前若干世纪以前，在汉族以北居住着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洲的一些部落，他们所操各不相同但结构类似的语言。在迁徙过程中，这些部落的个别集团分化出来，孤立起来。而其语言在新底层的影响下，逐渐获得自己的特点[5]。
克劳森则明确指出阿尔泰诸语言的语源关系为接触关系，并认为这种接触关系以突厥人和蒙古人4～7世纪在中国，8～12 世纪在贝加尔地区，以及13～14世纪在突厥斯坦的密切接触来加以解释；共同的突厥语和满通古斯语成分，被说成是在7～10 世纪渤海国存在时期突厥人和通古斯人往来的结果。而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的共同成分则是10～12世纪契丹人所建立辽帝国的存在和17～18世纪满族借用蒙古文字时代的产物[8]。
塞诺尔（D.sinor ）则从更大的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范围内讨论它们的接触关系。他将这些语言的接触分为南北两个径路。认为南方径路是由萨莫耶德语、芬—乌戈尔语、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语的途径进行接触的；北方径路则由芬—乌戈尔语、萨莫耶德语、通古斯语、蒙古语、突厥语的途径进行接触的[9]。塞诺尔提出的径路说， 很值得注意和仔细琢磨。从他的径路说可以看到，突厥语和芬——乌戈尔语、蒙古语；蒙古语和突厥语、通古斯语；和蒙古语、萨莫耶德语；萨莫耶德语和通古斯语、芬——乌戈尔语分别在早期有过特殊的接触。可见，仅就阿尔泰诸语言来说，其接触是通过突厥语和蒙古语、蒙古语和满通古斯语这样的径路来进行的。并且这些语言之间的接触是整个乌拉尔—阿尔泰语言接触径路中的一个主要环节。
以上认识或设想，主要根据关于语源关系和语言发展的不同理论模式（如谱系树模式或接触及联盟模式），在不同的层次（如阿尔泰语言或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上，对这些语言的语源关系以及历史发展问题试图作出各自的解释或估计。这些尝试对于阿尔泰语言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来说，都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探索。
（三）存在的问题
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已经有二百余年的历史。经几代学者不懈地努力，通过长期而艰难的调查研究，可以说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框架已逐渐形成。尽管以往比较研究在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某种程度的进展。但是对与语言历史发展有关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还没有作很深刻的探讨，尤其是各语族之间的语源关系还不能说已经弄清楚。综观以往的研究，尚存在如下几点问题：
1.从既定的理论学说出发研究和解释语言关系和语言发展问题。前提理论的不同又导致了研究角度及方法的不同，进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亲缘论者所主张的同源关系是在谱系树模式类比下提出的。这类研究依据的是同构与对应两个标准，以此来论证语言的同源性。然而，自从特鲁别茨柯依（N.Troubetskoy）在本世纪30 年代首次提出用同构和对应解释语言之间谱系树或同源关系的不充分性[10]以来，研究结果越来越表明同构与对应不能成为判明同源关系的决定性标准。这是因为，除了同出一源的语言之外，密切接触的语言之间也能够形成同构和对应现象[11]。因此，还不能因为阿尔泰诸语言在结构上的同构和语音上的对应就判定其语源关系为同源关系。正因为这样，反阿尔泰语系亲缘论的学者却以语言之间的接触及影响来解释同构与对应现象及其产生原因。而这一类学者的主张实际上又依据的是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的理论学说。他们的研究，虽然尽力揭示语言接触的方式和接触的年代层次以及试图探讨辨别借词的方法论，但是还没有详细考察和深入探索接触及影响的历史过程和由它制约的语言历史发展的主要模式和主要机制。以上两种观念，是否符合阿尔泰诸语言的实际情况，还有待于研究证实。
2.阿尔泰诸语言缺乏古代语言材料，目前所知关于这些语言最早的材料有突厥语族属于7～9世纪的古突厥鲁尼文碑铭；蒙古语族有13世纪初用回鹘体蒙古文刻记的《成吉思汗碑石》（也称《也松格碑石》）及14世纪（明代）用汉字音译写成的《元朝秘史》（也称《蒙古秘史》）。在此之前，还有一些始于10世纪的契丹文材料，一般认为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的一种语言；满通古斯语族属于12世纪的女真文材料及14世纪明代四夷馆编的《女真译语》等。这些语言材料，无论是年代上，还是数量上，远远不能满足比较研究的需要。这也是阿尔泰诸语言比较研究步履迟缓，且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以往的比较研究主要利用的是各语族的近现代语言材料。然而，阿尔泰各语族的形成曾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分合发展过程。因此，只利用现代语言材料还很难说清楚现代各语族形成之前的那一很长历史阶段的语言发展的实际过程和机制。
3.没有充分利用操阿尔泰语言古代民族的人文历史材料。要想彻底解决涉及语言关系和语言历史发展的问题，当然首先需要对语言本身进行调查研究。但是，语言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从这意义上说，语言的历史又和操这些语言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紧密相连的。这说明在语言史研究中除语言材料本身外，还可以辅助利用有关人文历史材料。然而，以往的比较研究没能充分利用操阿尔泰诸语言古代民族的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方面的材料或者从相关的视角考察和试探语言的历史发展问题。就严重缺乏古代语料的语言来说，考察其早期发展状况时，相关的人文历史材料尤为重要。今后的研究，应积极借鉴和吸收有关古代北方民族的人文历史研究成果（如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将其利用于语言史和语言发展的研究中。
总之，阿尔泰诸语言的比较研究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使语源关系和语言历史发展等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今后的研究应尽力克服重重困难，在材料的利用、研究视角以及理论方法上应作一些新的、积极的探索。
[收稿日期]1999—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