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佳[1]2013年在《京派审美批评与知识分子身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京派知识分子身份的生成有着独特的现代性场域，现代意识的产生使知识分子阶层独立出来，而30年代北平的政治经济环境为京派知识分子提供了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京派知识分子在“象牙塔”内构筑着文学的自由梦想，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特色的知识分子交往空间。京派知识分子是不折不扣的文化贵族，其精神特质在于自给自足。在价值体系上，他们信奉道德人文主义的人性论，并提倡“无所为而为”的人生观。在社会角色上，尽管他们身在“象牙塔”之内，但却始终没有摒弃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他们是书斋隐士，他们提出，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在学术理想方面，自由成为他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一目标，他们甘愿成为站在主流之外的边缘人。在交往原则上，和而不同成为他们之间的共识，既有同声酬唱，又有自我坚守。在审美理想方面，京派知识分子提出应当将艺术与人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倡导“生活趣味化”与“人生艺术化”，特别是“人生的艺术化”原则，几乎成为指引京派知识分子精神方向的一个坐标。京派批评是一种“审美批评”。京派审美批评的特质从本质上讲是由京派知识分子文化贵族和知识精英的身份所决定的。在京派批评的审美机制中，他们秉承的是超然自持的审美者的立场，其核心意义在于将批评作为一种独立于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之外的纯文学活动。在批评过程中，京派批评家始终保持着一份文化贵族的自尊和对批评的真诚，在这种基本态度的观照下，京派批评家尝试运用印象主义批评的方法，将自我植根于批评对象之中，追求一种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的“精神同构”。在批评文本的艺术性上，京派批评追求的是一种诗意唯美的文学表达方式，在批评文本中彰显自我风格，重视创造在批评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京派批评区别于其他批评范式的最显著特征。京派知识分子特殊的文化身份最终形成了京派批评的独特样态，但民族救亡的社会语境注定了京派批评的文化命运，从知识分子自身来看，则是由于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和批评理念超越了时代能够承载的文化水准，从而形成一种时代的“错位”。京派知识分子的文化贵族的身份显然与硝烟弥漫的年代极不协调，他们向往成为“地道的文人派”，鄙视功利主义的“白相文学者”，却又不得不在“象牙塔”与“十字街”之间徘徊不前，在艺术上他们欣赏“日神精神”与“崇高之美”，却又在“求生”与“求胜”之间举棋不定，造成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京派知识分子精神贵族的文化身份与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京派这种文化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的审美主张仍然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从40年代的“九叶诗派”一直到当代文学，这一流脉从未隔断。京派批评及其知识分子精神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在深入分析了文学批评在当代发展中所呈现的理论缺席、失语化等危机之后，我们希望能从生活在半个世纪前的京派知识分子身上找到问题的突破口。审美性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应当成为指引文学批评找到彼岸的一条必由之路。现代性中的审美层面具有文化救赎的功能，从这个意义出发，我们可以论证审美批评是一种既能反观自身又能指引他者的批评模式，因此，在当下的现代人文语境中，重建一种新的审美体系也许能够成为使当代批评走出困境的一剂良药。与此同时，文学批评及文学本身边缘化的局势也对当今知识分子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知识分子应当培养自身的主体意识、角色意识、反思意识，而这些方面的精神质素或许我们能在京派知识分子身上寻得共鸣，得到启示。
魏东[2]2005年在《“咀华”之旅》文中提出李健吾是现代文坛上不可多得的“多面手”,涉猎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批评、翻译、法国文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且成就斐然。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批评观的阐释,很少关注其批评的具体发展过程,同时研究者对于其批评的原始资料不够重视,导致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时有发生,因而一些基础性的资料整理工作势在必行。本文试图清理李健吾的整个文学批评历程,分为五个大的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李健吾初步展露其批评的锋芒。第二阶段从1935年到1936年,李健吾贡献出其批评的第一束奇葩--《咀华集》,这一时期李健吾基本上活跃在“京派”文人圈子中,因而一般被视为“京派”批评的首席代表,从《福楼拜评传》和《咀华集》的对照阅读中亦可以看出李健吾基本上持有“京派”文学观,比如说强调文学的自觉与审美性,强调作品的“和谐”与作家情感的“节制”。在与被批评者的交往辩驳中,李健吾逐步完善了其“批评观”,既显示了批评的“自觉”与“尊严”,同时又为后辈批评家树立了典范的批评精神。第三阶段从1937年到1942年,李健吾紧接着捧出第二束奇葩--《咀华二集》,与《咀华集》相比,《咀华二集》在篇幅、文体、文字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当属评论对象的选择以及相应的文学观的延续与发展,评论对象由前一时期的“京派”青年作家转向左翼文学青年,批评视点除继续保留对“和谐”与“节制”的要求外,进一步注意到“时代”和“力”的因素,从这一充满矛盾与困惑的选择中不难窥见出一种合乎“时代”色彩的思维逻辑。第四阶段从1945年至1948年,上海“孤岛”沦陷后李健吾基本停止了文学批评的写作,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写出几篇《咀华记余》,它们并未成书,在1946年主持大型文艺期刊《文艺复兴》后,李健吾终于也迎来了其批评的“复兴”,在1947年出版了《咀华二集》的增订本,这一时期其批评基本上延续了《咀华二集》的氛围,通过他探讨诗歌的几篇文章不难看出这一点,这中间潜伏着某种危险,同时也预示了此后“咀华”的消逝。第五阶段从1949年到1982年,解放后由于政治、时代以及自身的原因,李健吾由“中心批评家”退居边缘,遂放弃了“咀华”文字的写作,这无疑是一个悲剧。直到文革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之后,李健吾才又重新提笔,试图写出“咀华新篇”。由于长期的搁置以及年龄、心态的关系,从仅有的三两篇来看,虽不乏昔日“咀华”的风采,但更多的是对于时代人生的感触,少了些艺术的感悟。1982年11月24日,随着李健吾的病逝,这趟“咀华”之旅也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抑或惊叹号。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包括其曾经的辉煌与骄傲,也包括曾经的失败与不足,都将成为后辈批评家永远缅怀的财富。
郑丽霞[3]2015年在《京派散文文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将散文当作一种“独立的艺术”,注重散文的文体艺术,对叙事、抒情、评论各体散文都有新的艺术创造,为现代散文的文体创新作出突出贡献。本文侧重从文体学视角考察京派散文的文体成就,基于京派散文的生成语境,集中探讨以下三类文体：一、以沈从文、李广田和芦焚为代表的乡土叙事散文,吸取小说的叙事手法,采用城乡对照的叙事视角,通过记忆与纪实展现乡野生活,又将抒情融入叙事,不仅丰富和扩大散文的叙事内容,也增强了叙事散文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二、以何其芳、李广田、吴伯箫为代表的抒情散文,将自我表现与艺术创造结合起来,借鉴诗歌的感觉、想象和表达方式,潜心捉摸内心独语的艺术表现,革新散文的抒情艺术,创造出散文“诗化”的精致形式,开创了追求散文唯美的新风气。三、京派作家对批评文体也有多样创新,沈从文和萧乾的《废邮存底》把书信用于文艺批评,李健吾的《咀华集》将书评写成随笔美文,朱光潜的论说文则以亲切的谈话风提升了论说艺术。京派散文在叙事、抒情和批评文体上的自觉创新和独特创造,既从观念和实践上确立散文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又以个人文体风格促进了散文文体的丰富和成熟,提高了散文艺术的价值和品位,在现代散文史上具有独标高格的示范意义,对后世散文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吕伟伟[4]2017年在《李健吾文学批评张力研究》文中指出李健吾是我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翻译家、文学批评家以及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著《咀华集》、《咀华集二集》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学批评上的重要地位。“京派”批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重要的流派有其独特的学术内涵,其中实际批评“重镇”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主张,既有西方批评的明显影响,又有中国诗学的根基,在试图建立综合稳定的批评范式之外形成了批评内部的左右冲突。李健吾的批评创作充满了异质类的悖论式组合:自由与限制、依据自我与追寻公平、整体审美与微观辨析、艺术与现实人生等,这种批评文本内部诸要素之间的悖论式组合在批评内涵和批评实践方法等方面共同促成了多维的审美效果。因此李健吾的文学评论既有理性的评论又有感性的写法,既有细腻的逻辑分析方法又有惊人的感性直觉判断,实践方法矛盾性的存在也形成了一种平衡局面,显示了激活、增长的文学批评精神。在批评内涵与实践方法的矛盾张力中,李健吾文学批评始终执着于“人”的文学批评和回归文学本体,这有助于文学批评者品格的提升,以及构建当下文学批评多元有序的格局。
关士礼[5]2008年在《师陀乡土小说新论》文中指出师陀一生共创作发表了小说、散文、戏剧、诗歌四种体裁271篇文学作品,其中以乡土小说创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然而师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直处于无名状态。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以及专论30年代、40年代文学的研究著作,或是对师陀只字不提,或是将师陀划归为京派作家一笔带过。师陀研究领域内部在师陀“是否京派”这个问题上,回答却忽左忽右,莫衷一是。师陀的乡土小说从创作伊始就被刘西渭称赞有“奇特的风格”,然而70年过去了,这种“奇特的风格”到底是什么,依然没有人说清楚。20世纪80年代,由夏志清和胡乔木两个有力平台对师陀小说进行了推介,依然未能改变师陀以无名状态存在的命运,这其中包含了特殊的“接受障碍”现象。这些问题和现象的存在,说明师陀的无名状态不是其艺术成就不够的简单反映,而是关乎其小说文本本身的特殊性,关乎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标准和文化时空之间对话关系的特殊性。因此,以问题的集中发生地——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为研究入口,对师陀重新进行命名和文学史定位,能够回答的将不仅是师陀研究本身的问题,而且还能在师陀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特殊对话关系中,揭示出超越师陀研究层面的一些文学史问题和文化史现象。本文分别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中国现代文学主潮、中国当代文化时空作为参照,以对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的分析解读和师陀研究成果中矛盾牵强、不合逻辑之处为研究重点,沿着层层深入,由末及本的研究路径,对师陀的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了研究,以求挖掘出师陀乡土小说真正的艺术个性,在此基础上对师陀及其乡土小说重新进行文学史定位。本文分四章论述。第一章是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独创性的研究。以往对师陀乡土小说艺术个性的研究,都是通过将师陀部分乡土小说与“京派”、“左翼”乡土小说创作进行表象比附而得出结论,“是否京派”问题的长期分歧便与此直接相关。本文避开了这个以偏盖全,停留表象的研究方法,将目光拉回到师陀乡土小说、京派乡土小说与左翼乡土小说的共同根系和土壤中去,将师陀全部乡土小说作品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平台上进行研究。第一步,不是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能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被阐释,而恰恰要表明,师陀乡土小说在什么视野下和什么理论符码中不能被合理地阐释,在师陀研究70年中,有些作品如何地一直被误读或者直接被无视。第二步工作,不是单刀直入地引入理论符码,而是把师陀乡土小说放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框架内进行归类和比较分析,这样既能确切地看清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强大的遗传性,又能清理出师陀跳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格局之外的那部分“异类”作品。第三步,是把相同题材和情节的师陀小说文本与现代小说史上其他经典文本进行比较,发现社会身份、历史处境和人生遭遇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和故事,在师陀文本中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意义指向,并形成了师陀自己的情节模式、主题范式及人物谱系,这些文本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独创。在传统的乡土小说研究批评标准中,它们只能是“熟悉的陌生人”,无法得到辨认,自然也无法获得文学史的位置。第二章的任务是借用理论符码为这些乡土小说史上“熟悉的陌生人”进行定性,以便揭示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本章由师陀具有独创性的乡土小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虚无主题的一致性入手,发现师陀这一部分乡土小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小说文本,且与海德格尔哲学文本建构的存在主义的人的形象和生存图景存在着惊人的对应性和一致性。在师陀没有可能受到西方存在主义文本影响的情况下,这是跨越中西不同文化传统的一次精神奇遇。借用存在主义理论符码对之定性的目的,还是为了揭示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这些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在两个不同文学平台上得到了体现:一是在现代乡土小说史上的价值,存在主义视野造就了它们对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的全面超越,这种艺术独创的文学史价值已非鲁迅、沈从文两座乡土小说创作高峰所能覆盖。二是在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实践中的价值。师陀存在主义的乡土中国想象作为本土原创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在中国传统史传体式中成功建构了乡土中国的艺术形象,从中自然生发出了现代主义文学主题,其审美价值和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纯粹性都非那些挪移西方哲学理念和文学模式、实验性大于艺术性的现代派小说创作所能比拟。如果说第一章以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传统为坐标系,从情节、主题、人物诸方面清理出师陀一部分乡土小说文本的异质性,是勾勒出了师陀乡土小说创作个性的“形”,第二章借用存在主义理论和概念来分析和定位师陀乡土小说特殊的“形”,是捕捉其艺术个性的“魂”,那么第三章的任务,则是挖掘其艺术个性的“根”。师陀的存在主义由何而来?又与以启蒙、革命为主潮的现代文化语境发生了怎样的碰撞和互动关系?本章由文及人,结合文本与史料,并以鲁迅、残雪、卡夫卡等相关个案作为参照和比较,动态和立体地分析了师陀与他所在的文化语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此完成了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和对师陀乡土小说创作得失的总检讨。研究发现,师陀的存在主义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存在主义,他的乡土小说文本复现了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很大程度上被“精英化”了的存在主义的“大众性”本义,这是他与西方存在主义者的更深层次的精神相遇,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独特贡献。然而,这也导致他脱离了精英文化板块而造成“无名”的焦虑,导致他向鲁迅“认父”性质的并不成功的文学创作模仿行为,为他的超前性付出了历史的代价和艺术的代价。师陀的存在主义乡土小说作品创作发表于1934——1939年,为什么时经70年都没有得到最基本的识别?在80年代的存在主义热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中,师陀没有得到辨识是个偶然还是理论逻辑上的必然?要在什么样的语境下,师陀的存在主义才能够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第四章从《无望村的馆主》在1983年的版本修改和主人公形象的非法性问题入手,分析了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当代“接受障碍”现象。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表现内容实际上属于初期现代主义范畴和对后期现代主义范畴的偷换式使用,而存在主义热也部分地表现为存在主义概念范畴的泛化和误用现象,甚至于将90年代初社会商业化转型之后的文化格局中西方启蒙精神的合规律发展和人文理性的回归误读为存在主义文化精神的出现,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因超前于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的文化时空而不可能得到识别。进而,本文通过对世纪末两个畅销书作家笔下的“逻辑自杀”文本的采样分析,发现了它们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可见,在现代化社会生活方式和大众消费文化语境初步成型之后,师陀存在主义乡土小说的超前性和预言性才能获得被识别的可能性。
苟婉莹[6]2017年在《朱光潜民国时期保守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关注朱光潜文学思想,试图通过对朱光潜民国时期文学观念、文学活动的分析,论证其文学思想不仅包含“审美独立”的自由主义文学传统,还包括重视文学传统、提倡文学缓慢变革的保守主义成分。本文主体部分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溯源中西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之关系,指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二者呈现对立的关系,与西方所呈现的融合关系所不同。而朱光潜的文学思想,既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念,又重视文学传统、提倡缓慢变革,有着综合“自由”与“保守”的倾向。第二章从朱光潜所受教育的角度出发,探索其保守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渊源。早年的中国旧学教育既培养了朱光潜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也促成了其审慎、理性的审美偏好。而香港大学等校的西学教育则以保守自由主义的精神底色浸润了朱光潜。第三章聚焦朱光潜保守自由主义文学理论之建构。第一节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朱光潜自由主义文学思想核心“审美独立”的建构过程。第二节阐述朱光潜对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在文言白话之争中展现出的中和态度,分析朱光潜的保守思想。第三节则认为朱光潜在解释克罗齐、尼采等西方学者的思想中,代入了过多的中国话语,从而显露出一种中西合璧的学术路径。第四章关注朱光潜的文学实践活动。第一节分析朱光潜与胡适、巴金、曹禺、梁实秋等人的文学论争中体现出的“自由”又“保守”的文学思想。第二节就编辑活动指出,《文学杂志》里有着既提倡新文学又重视旧传统的编辑风格。第三节通过对朱光潜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章的分析,指出朱光潜一方面秉持着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原则,一方面又有着古典克制的审美偏好。
屠毅力[7]2014年在《1980年代以来“京派”研究的几种模式》文中认为本文梳理了八十年代以来"京派"研究的诸种模式:一是流派史研究,开启了文学史关于"京派"之为流派的一种本质主义认识;二是文化研究,"京派"在乡土叙事和现代化两个层面被置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母题下讨论;三是批评的研究,主要围绕后期"京派"的文论、批评展开;四是文化诗学研究,对八十年代文学"向内转"和九十年代所兴文化研究进行了一种思路上的整合;五是几种相对历史化的研究倾向,更加注重"京派"本身的历史语境、对话性和生成性。
魏文文[8]2016年在《李健吾诗歌批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李健吾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家,他的诗歌批评更是如此。李健吾的诗歌批评实践虽然少,但是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进程中却具有重要的地位。从理论渊源来看,李健吾既承继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和象征主义等理论资源,同时又从中国古代批评传统中汲取养分,进而建构起独具特色的诗歌批评观念。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部分。第一章主要探究李健吾批评思想的渊源,从西方文艺思想和中国传统文艺思想出发,分析影响李健吾诗歌批评观念形成的中外文艺思想。第二章是整篇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从?生命诗学的启示?、?和谐诗学的构想?以?‘纯诗’批评的倡导与转向?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李健吾对生命诗学以及?和谐诗学?的坚守贯穿其诗歌批评始终,尽管40年代后期李健吾的?纯诗?批评风格出现?大众化?转向,这种坚持仍然没有改变,体现了李健吾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与热爱。第三章则对李健吾诗歌批评的文体互渗性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在大量查阅李健吾文学批评文本的基础上探究了诗与小说、诗与散文、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除此之外,还从?奇峰突起的笔法?、?创造性的比喻?以及?诗化语言?三个方面探讨了李健吾对诗化批评的自觉追求。最后一章则分析了李健吾时代的诗歌批评,运用比较的方法,将其与同时代的京派批评家梁宗岱和左翼批评家钱杏邨进行横向比较,深入探究李健吾诗歌批评理念的时代独特性。
季臻[9]2008年在《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化批评》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架构中,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以及注重审美艺术的批评三种批评模式是最为重要的。前两者侧重从外部研究文学,审美艺术批评更加注重文学的内部规律,以艺术感受和审美经验为基础,重视直觉感悟,重视诗化表达方式,显示出纯正的审美艺术情趣。系统耙梳现代文学批评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承认,文学批评因文学审美尺度的缺席而走向非文学化,并导致批评与创作的亲缘关系日渐疏远的状况曾一再出现,而审美艺术批评对此始终构成了一种有机的文学史与批评史的补偿效果。审美艺术批评以其对批评审美纬度的自觉维护,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批评模式,并将其融入到现代批评范式的建设之中,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论文试图以“诗化批评”给命名芜杂的审美艺术批评以较为明晰较为具体的廓清和厘定。通过对“诗化批评”的界定、梳理及对其审美特征的系统分析,在结合具体个案的基础上,对形成诗化批评自身的独特气质的美学成因做出了深入剖析,对诗化批评的文学史意义及价值做出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以期对当下文学批评“突围”有所裨益。这种梳理廓清具有全面反思、考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文学批评提供有益的镜鉴的学术愿望;又理应具有丰富还原文学史生命结构的价值与意义。本文将诗化批评作为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将其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世界文学批评的大格局之中,宏观观照这一文学批评的衍变过程、主要性质及其主要成就,考察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和批评文本,将批评史的研究与批评家的专论结合在一起,既从史的角度看批评家的批评活动,又从批评家的个体批评活动研究批评史的发展,研究文学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衍变的关系,以显现文学批评在具体历史形态中所达到的深度。同时,注重研究诗化批评自身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寻找其发展的动因及其文化机制,探讨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内在关系,研究诗化批评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论文采用客观全面的视点,在兼顾时间和空间的双层交叉结构的前提下,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的共时研究努力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力求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最大的限度。论文分成导论、诗化批评及其美学特征、诗化批评的美学资源、诗化批评的个案解读、诗化批评的史学价值、结语六个部分:导论通过梳理考辨审美艺术批评在当时及现代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意义,及其命名的芜杂现状,试图用“诗化批评”这一概念重新命名和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审美艺术批评,重点探讨选题的意义、必要性、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等,并在与社会学批评和文学化批评的对比中,从批评的立场、对文本的切入点、批评文体等角度对诗化批评进行了界定,也是本文力图呈现的重要创新点之一。第一章着力勾勒描画了诗化批评的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从批评的自觉和文学审美的自觉两大维度论析了诗化批评的美学特征。其中批评的自觉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诗化及由感性至理性的思维方法,随笔体的文体及诗化语言是其突出特点。在社会纬度与美学纬度之间,诗化批评一直在艰难地寻找一种平衡,力求站在美学的批评立场上,注重审美感受,同时又通过审美方式对社会意识进行包容与整合。第二章从以传统为接受的先在视野和在传统基础上对西方的借鉴两个角度论析诗化批评家们的美学资源。在深厚的中国传统美学的浸润下,诗化批评家们有着浓重的士大夫情结,并注重批评的抒情性,注重感悟式的批评方法,充分发挥中国汉字的表意优势。但他们面对异质文化的涌入也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吸纳和改造西方批评成果,重点吸纳了西方注重逻辑的思维方式,以及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理论成果,以及形而上的追问与生命哲学等现代意识。第三章选取了周作人、李健吾、梁宗岱、沈从文、唐湜五大批评家为具体研究个案,勾勒出诗化批评发端于周作人,中经沈从文、梁宗岱、李健吾的承续进一步完善成熟,并在唐湜的批评中发扬光大的历时性脉络。他们既有着相同的批评信仰和追求,又有着各自独特的批评个性。周作人的审美趣味对沈从文、李健吾等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强调主观的批评奠定了诗化批评注重主观审美感受的基础;李健吾强调对批评的尊重及批评也是一种创作将诗化批评推向成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健吾的随笔式批评文体和令人惊叹的驾驭文字的能力;梁宗岱在诗化批评对中西方美学资源的借鉴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走内线的批评具有典范意义;沈从文对和谐、匀称的古典审美纬度的继承和发展强化了诗化批评的民族特色;唐湜作为李健吾的忠实信仰者,提出抒情的评论,将诗化批评进一步发扬光大。第四章诗化批评的史学价值是全文的核心所在。诗化批评作为一种重视审美直觉和主观感受的审美批评,它通过对中西批评方式的逐步吸纳和融合,形成了自己越来越完善的批评品格,昭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诗化批评作为一角独立的存在,完善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生态结构,对同时期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一直延续至今。诗化批评尊重文学的审美特质,尊重审美感受的批评立场和方法对当代批评界批评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当今批评界内浮躁、虚热的批评话语有着积极的指导功效,同时它对于如何有效利用中西方文学文化资源有着镜鉴意义。结语部分指出诗化批评作为一种较完善的有着独立审美追求的批评话语,由于其过分强调主观感受,在尊重文学本真面目的同时难免失之公允,甚至流于表象。所有的批评模式都各有优缺,关键是彼此相互借鉴和自我完善,真正实现文学批评的多元化。本文的创新之处:1、针对批评界命名芜杂的审美艺术批评,论文对“诗化批评”这一概念进行了较清晰较具体的界定,论析了诗化批评的表意内涵和审美特征,从而较准确地阐释、分析、考辨了诗化批评的相关问题,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及其具体的学术见解具有元话语的创新性。2、批评界对审美艺术批评的发展衍变尚未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其纳入诗化批评的理论视域,理顺廓清了诗化批评形成的美学资源及其发展衍化的进程,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准确定位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镜鉴。3、论文从历史的、美学的双重视角,对诗化批评在现代文学批评的史学格局中,与他种文学批评所形成的互为参照、互为补充的史学地位,和其对当时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指导性功能,以及诗化批评对新中国建立后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启迪意义和史学价值,进行了较全面较系统的论证评述,为当下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个以诗化批评立场观照文学史、研究文学史的新视角。
邵滢[10]2004年在《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批评显然难以再适应新的发展趋势，从批评的观念、方法、话语、活动方式等诸多层面进行批评的现代范式建构成为时代之所需。其中面对的复杂问题使每个参与者都必须经历深思熟虑、痛苦抉择，任何个体都逃避不了的严峻课题包括：如何协调西方与本土的缝隙与张力，即接受外来影响以求更新自己而后转为我用；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之关系，凭借“横的移植”来为“纵的继承”注入新血；如何面对社会现代进程中滋生出的对审美现代性、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独立属性和功能的新认知与民族危机时期文学深厚的社会关怀意识的纠缠裹结；同样为捍卫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又如何抵御作为现代社会必然产物的商业化，并从中体现出现代学人的学院立场，等等。 论文试图从上述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中所遭遇、并在当代批评中具有历史延续性的问题出发，以京派群体为例——尽管问题本身具有普遍性，但为使本文足以承载而不过于散漫，而京派的思考又确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现代批评建构进行反思。论文尝试克服批评史立场与批评学立场分离的现代批评研究现状，将个案考察置于问题研究之中，突显研究思路中的范式意识、问题意识和史料意识。与此同时，本文也希望在现代批评建构视野观照下，拓展被学界定位于“审美批评”的京派批评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价值标准展示这个群体更为丰硕的批评成绩。 首先，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的开端正是全民族陷入生存焦虑的时期，本土文化遭遇到史无前例的危机，求新求变的急切迫使国人只能将目光投向西方。但面对纷至沓来的西学，批评家同样意识到理论的接受不仅取决于一时致用之需，搬用外来理论也许可以产生短期的冲击力，但若与本土精神完全脱轨，则未必能站稳脚跟；必须在学理上深刻探究和综合比较，由此获得历史文化深层的互相理解和转化。其中，京派群体的西方学源突出，其批评选择的探索之路之也颇有意味，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本土文化——包括传统的积淀、也包括现实的发展作为对多种西方理论和观念进行吸纳与调和的动因与依据，并进而将此作为创构现代批评范式的潜在的内部逻辑框架。具体而言，京派批评家顺应时代大潮，积极寻找现代批评建设的外来理论资源，不仅将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基层现代理念予以吸⑧博士学位论文DOCTOR人工DISSI汉TAT’I0N纳，而且运用组合、折衷、混融等方式对西方林林总总的文学观念、批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积累甚至创造性转化。对当代富有启示是，京派在对西方理论资源进行融会贯通之时，具有强烈的‘“本土意识”:以本土的文化传统为接受的先在视界、以本土的现实问题为接受之目的，“过滤”式地引进西学;并通过以西学比附传统、对西学思维方式的策略性调整，完成西学的中国化“改写”。这样，京派批评家通过对“西潮”的择取、改造，使之成为现代批评建构的理论源泉。对同处于西方话语强势冲击下的当代理论界，京派批评家的西学之路至少可以引发三个方面的思索:异质理论引进过程中接受的标准主要是追求理论自身的准确性还是理论的本土适用性、可接受性;接受的方式应着重寻找异质间的差异还是寻找异质间的相通之处;接受的重心应落实在理论的知识性层面还是落实在蕴含于理论更深层次的思维及方法层面。 其次，现代批评建构当中另一项重要使命，即凭借在西方与本土对话中逐渐形成的现代文学观念重新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各种现象和意义，从而确立起一个内容更为丰富、生命更为蓬勃的中国文学传统，将其融入到现代范式建设之中。京派群体出于当下文学和批评建设的动机，以现代的眼光和方法，对古典文学进行重新阐释与理解，以一种“现代批评者说”的方式实现现代与传统精神的对接，将孕育在古代文学经典当中的民族审美传统、民族审美趣味、民族审美形式等重新激活成具有当代生存价值的活的思想，反过来又成为现代批评建设可资利用的资源。同时，由于古典文本历经各朝各代论者的评点阐发，也成为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一种历史积淀物。古代经典在现代语境下被京派批评家再阐发，提供了一个让传统与现代的批评范式发生直接碰撞与对话的平台，不仅运用极具现代批评特点的史传批评、文本细读和形而上的追问完成对古典作品的现代阐释，而且彰显出方法背后的文化史观、语言意识和哲学意识等诸多方面的“现代”质素‘此外，京派批评家对古典的介入还与中国学术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发生关联，文学史家在“文”与“学”、诗情与考据、实证与直感等等关系处理上的意识与方法，以及新出现的“批评史研究”对“文学批评”学科归属的承认与强化，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批评的建设。从当代的意义看，京派对古典文学的现代批评，提供了如何续接传统、主要是蔚为壮观的传统文学资源的范本，警醒当代学人不能轻易割弃文化的传统血脉。 第三，审美的、诗学的探讨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察是文学批评的两大基本维度。但在中国现代批评建构历程当中，对批评审美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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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健吾诗歌批评研究[D]. 魏文文. 安徽师范大学. 2016
[9].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诗化批评[D]. 季臻.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10]. 中国文学批评现代建构之反思[D]. 邵滢.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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