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执政理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毛泽东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520(2004)03-0051-05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告诉我们：“一切政治权力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经济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任何政治权威执政都必须具备有效性和合法性两大基础。
执政的合法性是政治学概念，马克思·韦伯被公认是这一领域的权威。韦伯认为，判定某一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需要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做出过程判断，只要人们相信这个政权是合法的，那么它就具有合法性，合法性来自于，甚至等同于人们对合法性的信念。执政的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秩序和政权的信任、支持和认同。正如《论语·颜渊》中所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社会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是合法性的基础。
执政的有效性是指“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的程度。”关于执政的有效性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考察：经济持续增长；政治体制运行状况（主要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维护社会公正（主要是指收入、财产、教育经费以及其他社会福利费等分配方面的平等）。执政的有效性实质上就是指国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执政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密切相关，二者相辅相成。合法性是前提和基础，有效性是其体现和诉求。一方面，没有合法性的有效性是依赖于暴力的，另一方面，缺乏有效性会导致合法性基础的丧失。对合法性和有效性二者之间关系的处理和侧重，反映了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我国三代领导者囿于其所处的客观历史环境和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认识水平，形成了各自的执政理念，对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毛泽东时代：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合法性生成有效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有其独特之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立起来的。它试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达至社会主义。这种超常规的社会制度的演进，是共产党从体制外通过暴力夺取政权而实现的。因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政党政府的胜利，革命的合法性即是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
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功的毛泽东及思想无疑享有崇高的威望，而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工业化方面表现的成就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也成为中国人民敬仰的榜样，向人们展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能给落后国家带来现代化的前景，这也使中国人民相信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社会主义”不仅能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且也能实现中国人民的强国之梦。因此，以苏联模式所诠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既通过在实践中获得的成功，也由于广泛的意识形态宣传日益深入人心，巩固了党通过革命所获得的执政合法性。
就有效性而言，党在建国初期的各项政策、主张满足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执政绩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把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而且卓有成效地运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产权制度，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把落后中国非常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集中起来，建立了完整独立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中国经济第一次转型——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基础。
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发生转变，着重于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用合法性生成有效性。发生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对生产力、生产关系这对矛盾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发生偏差。如何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最初还是接受只有先发展生产力，然后才能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和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观点。因而，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伴有一个“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渡时期。正如刘少奇所说，只有在这个过渡时期之后，“工业大大发展了，农业也有了大发展。国家经济的领导更加强了……经济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数量也多了，党的技术干部也有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巩固了，那时，就会要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l]。”然而这一社会发展战略仅过了三年便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合而为一，齐头并进，过渡时期被注入了新含义，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工业化时期，而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其次，这个过渡时期被高度压缩，仅用了三年（1953-1956年）便宣告完成。毛泽东过高地估计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用拔高生产关系的办法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质上是在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依赖于极左的意识形态，执政的有效性趋于弱化。
毛泽东形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会带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一哲学理念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理论因素。马克思主义认为，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在旧的经济形态中孕育、成长，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并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去冲毁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先夺取政权，然后再用政权的力量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逻辑。毛泽东说：“我们所以必须达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2]第二，实践因素。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产生了革命的路径依赖。因为党很早就具备了政权（割据政权）的形态，党在革命年代较早时刻成功运作政权获得优势的“偶发和瞬间”的经验（例如组织与动员）一经积累和总结，就会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自我强化趋势，从而“锁定”了通过政治动员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执政理念，人为拔高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战争年代向极’限挑战的成功先例给从革命转向现代化的领导集体留下深刻的记忆，并成为他们指导工业化的依据。毛泽东1958年9月在回顾建国以来的工业化运动时说：抓工业“搞了八九年了，实际上我们这些人没有抓工业，重点不放在这里，放在革命去了。搞什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公私合营，合作化，这都是属于革命范畴。”[3]第三，获得执政地位的方式带来的影响。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获得政权与建国同步或通过武力推翻旧国体而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来说，其执政理念的选择会受到来自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获得执政地位的状态（思想、理念、活动方式、方法等）会被作为成功的经验保留下来，有时直接变成执政理念和方法。二是在获得执政地位之前对人民做出的许诺应尽快付诸实践，以此来获得、巩固其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党才会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才会写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诗句。
从1957至1978年，“抓革命，促生产”，党试图以建立在极端激进、狂热和空想性质的极左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来生成有效性。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党宣布在大陆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刮“共产风”，而且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来清洗想像中威胁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异己分子，忽视了执政的有效性和轻视了满足民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执政的有效性降至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从而使党的执政更加依赖于建立在民众对极左意识形态迷信和狂热基础上的合法性，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文化大革命”后期，出现政治动荡，预示着以极左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执政合法性出现动摇。
毛泽东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执政理念的选择有其历史合理性和有效性。回顾五六十年代工业化的历程，国家通过政治动员，迅速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废除了阶级对抗的阶级结构，完成了社会的重组和整合，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国防高科技方面赶上了西方发达国家，从而维护了当时处于极为严峻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下的国家独立和尊严。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这种政治动员排斥确定的体制程序和法律程序，运用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地组织和领导现代化建设时，必然使工业化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震荡。
二、邓小平时代：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有效性生成合法性
邓小平复出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以伟大的政治家的睿智，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在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灾难后对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他断然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肯定“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的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以高度的政治技巧提出了“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执政理念，明确要求通过执政的有效性生成、巩固执政合法性。
邓小平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反思，提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理论思维上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问题。1980年四五月间，他就多次这样提出问题：“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4](P312)从此党改变了主要靠“政治挂帅”，通过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来巩固政权的习惯思路，代之以通过强调提高生产力水平，发展经济，给群众带来更多实惠，以换取人民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持，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由有效性生成合法性。邓小平指出，如果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4](P86)。
1982年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基本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五年来新鲜实践的基本经验，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提出一个崭新的基本概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P2)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在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上将有一个新的飞跃，“走中国自己的路”。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是一种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僵化模式：在经济体制上排斥市场机制，从而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政治体制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过分集权，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因而邓小平设计的改革思路是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双管齐下。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以此为题发表谈话，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改革思路做出这样的总体概括：“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5](P116)1987年，邓小平正确地分析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的束缚，确定了中国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道路。这些首先要实现社会主义观念的根本突破，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本质观上，突破三个僵化公式：社会主义本质＝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本质＝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本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同时还要实现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突破，特别是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作为一个务实的改革者，清醒地意识到轻易否定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可能带来的政治危机，他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积极而谨慎地处理传统意识形态话语与现实改革实践存在的一些分歧与矛盾，在坚持使用传统话语的同时，充满勇气与智慧地赋予其全新的内涵。
为了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具体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与经典作家某些关于社会主义的预言和想像的矛盾，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5](P252)以此来解释党领导的以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是“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预言并无二致，从而化解教条主义极左意识形态对改革开放的责难，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现实空间，也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邓小平特别注意通过维护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以保持社会稳定和党的威信，从而使任何改革都处于党的控制之下。当他不得不面临意识形态困境时，即原有的某些理论教条与改革实践之间发生矛盾时，他决不轻易去冒否定传统意识形态的政治风险（“老祖宗不能丢”），但也决不让已经陈腐的教条束缚改革的步伐（“讲新话”），而是采取灵活的策略。在改革政策推进初期，采取“不争论”的谋略，避免与传统意识形态理论教条正面冲突；在改革政策初见成效之后，设法以弹性和灵活的方式去赋予原有的理论话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适应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在改革政策的成功被大多数人民接受和认同后，不失时机地把改革的成果用党的决议和国家法律巩固和规范下来，从而发展和重塑党的意识形态。形成了新的价值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树立了新的发展观：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实践证明，邓小平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执政理念的选择有其不可辩驳的有效性，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连续2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奇迹，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有效性生成了合法性。同时邓小平又用发展了的党的意识形态为执政的合法性奠定了理念基础。但也必须看到，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不可能永远高速发展。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政府控制国民经济的能力越来越弱，如果继续将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上，是难以为继的。执政的合法性并不仅表现在当它能给人民带来正面利益的时代受到支持和拥护，更在于当它不能给人民带来积极利益的时候能得到人民的谅解。
三、江泽民时代：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增强党执政的有效性，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
改革开放20余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回应新时代、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质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增强执政的有效性，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巩固党执政的合法性。
20余年的改革开放是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涉及两个相关的过程：有关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社会力量构成的改变。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其改革的大逻辑是体制的变革催生社会阶层的重构，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这十年改革过程中，当时构成社会的两大阶级、一大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都从改革过程中受益。因此，这十年改革过程可以概括为“帕累托改进”阶段。进入90年代以后，改革的大逻辑发生逆转，新生成的社会阶层主导改革进程。据有关研究表明，我国过去两大阶级、一大阶层的简单社会结构已经分化为十大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多元主体集团化。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社会利益的分化中既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因而，在目前无论是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还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阶层，都各有不同的利益要求。中国的改革已由80年代的“帕累托改进”阶段进入利益博弈阶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还将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社会各个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利益和未来利益，都从不同角度对执政党提出许多经济、政治要求。社会现实对共产党提出社会利益整合的功能远大于政治动员的功能，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党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第三代领导集体注重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的时代性，把握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先进生产力的基本特征及其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新的要求，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以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为突破口，加强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要继续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势头，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处理好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关系问题，增强党执政的有效性。
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必须提高执政党政治整合能力，巩固和加强党执政的合法性，获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认同。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正确处理好部分人富裕与共同富裕、先富与后富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之间，甚至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做到了上述两个代表，才能在执政有效性的基础上生成、巩固执政合法性，在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增强执政有效性。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为了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此来巩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着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之后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还要借助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不仅在于共产党要兑现其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向人民做出的种种许诺，还在于他要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向民众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根据新时代、新形势的实际情况，重塑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在全社会树立新的价值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树立正确的财富观（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将共产党的性质更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在民众中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进而为共产党执政提供合法性依据。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要求我们党制定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繁荣政策，充分研究当代文化发展的新规律和新特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增强党的文化整合功能。
收稿日期：2003-12-09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毛泽东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