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模式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速度论文,时期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2)02-0027-06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模式的选择，是关系我国经济能否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对经济增长速度模式探索的历程，论证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的规律，寻找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途径。
一、我国对经济增长速度模式的探索
经济增长速度模式，是指各年经济增长速度构成的曲线在直角坐标系中呈现的状态。它分为零增长模式，直线型高速增长模式，阶段型高速增长模式，周期型缓慢增长模式等。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持续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片面追求高速度。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使国民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通过贯彻执行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后，1962-1966年经济又恢复并快速增长。十年动乱中，经济仍然是大起大落，既有1967年、1968年的负增长，也有1969、1970年的高速增长。实践证明，追求直线型高速增长，结果是大起大落的慢增长，欲速而不达。而且，片面追求速度，又限制了消费，人民付出了辛勤劳动，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显著地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国防”。“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倒退”。全会纠正了片面追求高速度的错误，强调按比例发展才是最快的速度。1981年6月21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同年11月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切实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快、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了今后2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业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确定年均增长率为7.2%。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坚持在提高效益的前提下，争取国民经济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坚持在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较高速度；争取在质量高、效益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变化情况下加速发展，不搞一刀切，有条件能搞快一些的就搞快一些。从而选择了阶段性高速增长模式，即较快增长模式。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肯定了这个模式，提出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并在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二、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规律
（一）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规律的内容
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规律，是指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具有双重含义。
其一，社会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有较快的发展速度。当然，这是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的，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任何阶段，社会主义都有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也是就资本主义各国总体和社会主义各国总体而言的，并不意味着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二，社会主义经济从长期来看，只能实现较快的发展速度，不能连续不断地高速增长；只能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的一定阶段实现高速增长，不能在经济波动的任何阶段都实现高速增长。就整个波动周期来看，只能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
（二）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的客观必然性
1.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增长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只有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才能战胜资本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只有高速发展经济，才能增强综合国力和国家整体竞争力，维护国家的安全，否则，就会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社会主义只有高速发展经济，才能更快地增加物质财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奠定更坚实的基础，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2.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增长的可能性。
首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劳动人民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空前提高。
其次，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且可以通过对生产关系的自觉调整，不断地促进生产力发展。
再次，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同时减弱了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
最后，社会主义国家能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点发展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和急需发展的部门，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具有后劲。因此，社会主义经济有可能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更快。
3.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快。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速度。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1953-1978年为6.1%，1979-1999年为9.3%，而同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一般都只有2%-4%的年增长速度。这充分说明，社会主义经济能比资本主义发展更快。
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快，是从两种制度的总体来说的，不是指某一个国家；是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来说的，不是指某一年。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技术革命的周期性发展，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60年代的日本和原联邦德国，在一定时期可能发展很快，甚至比社会主义国家还快，但是这种快速发展由于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制约，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70年代以后整个发展速度的下降，既滞胀局面的出现，足以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快，也不是任何时期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快。社会主义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时期，在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在集中进行的技术改造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慢一些，有时，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要慢。但结构的调整和基建、技改的进行，可以优化结构，增加后劲，提高效益，为新一轮高速发展准备条件。从长期来看，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相比的较快发展是必然的。
西方经济学者却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快，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基数小。因此，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就比较快。这种观点是不科学的，因而是错误的。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经济基数同发展速度的关系。经济基数是指计算经济发展速度或经济增长速度所运用的基期经济指标，是与计算期经济指标相比较的经济指标，因此，它与发展速度有密切关系。经济发展速度是计算期经济指标与基期经济指标的比率。经济增长速度等于经济发展速度减去1。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又分为定基发展速度，定基增长速度及环比发展速度、环比增长速度。
从环比发展速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期相比较的基数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发展速度越快，基数越大。从定基发展速度来看，由于基数是个固定不变的量，因此，速度对基数不产生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随着基数确定的年期不同，基数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扩大。可见，基数的不断扩大的趋势是社会扩大再生产的结果。发展速度越快，基数就越大。
不仅速度影响基数，基数也影响速度。基数对速度的影响是二重的。一方面，基数对速度有制约作用。由于发展速度＝计算期经济指标／基期经济指标，因此，发展速度与计算期经济指标成正比，与基期经济指标成反比。基数越大，计算期经济指标不变，发展速度就越低。
另一方面，基数对速度又有促进作用。基数越大，意味着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越雄厚，从而能促进生产的扩大，增大计算期的经济指标，减低甚至抵消基数扩大对速度的制约作用。从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基数对发展速度的促进作用大于它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
第一，从经济发展史来看，后续社会的发展速度呈加快的趋势。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数比以往任何社会的经济基数都要大，但它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创造的社会财富，比以往一切时代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
第二，基数相同，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速度。例如，钢的年产量从15万吨增长到2100万吨，中国只用了22年，而美国用了33年，德国用于46年，日本用了50年，英国用了86年，考虑到不同时代科技水平不同的影响，还可以比较同一科技水平下的速度。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国用了5年半时期，苏联用了8年，而美国用了12年零4个月。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会使经济基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制约作用。每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爆发，都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大提高，其原因在于科技革命引起劳动生产力的飞速提高，它不仅增加经济基数，而且以更大的幅度增加计算期的经济指标。
综上所述，我们承认经济基数对发展速度有一定制约作用；但更要重视经济基数对扩大再生产提供的可能性，重视科学技术革命对经济基数和计算期经济指标影响的不同力度，从而重视经济基数对发展速度的促进作用；还要重视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社会制度因素和其他一系列因素，不能简单地把发展速度的快慢仅仅归结于经济基数的大小。
4.社会主义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
社会主义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实质上是长期持续的较快增长。那么，社会主义为什么只能实现阶段性高速增长呢？
第一，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阶段性高速增长或长期的较快增长。社会主义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或长期的较快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周期波动性决定的，而这种周期波动的基本原因，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运动。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当总供给小于总需求时，必然使投资增加，企业效益上升，就业充足，生产发展加快，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但高速增长是有限度的，经过一定时期，必然会出现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时期，这时，投资就会减少，企业效益开始下滑，就业越来越不充分，经济的次高速增长阶段就会到来。结果，只能实现长期的较快增长。
第二，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决定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阶段性高速增长或长期的较快增长。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全部纳入世界经济的运行轨道，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程度越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就越密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受国际经济变化的影响就越大。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外开放程度不高，受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不大，例如，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连续几年负增长，而我国同期经济却有升有降，1973年增速为8.6%，1974年为1.9%，1975年为11.5%，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关度并不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外贸依存度呈逐渐提高的趋势，从1978年9.9%增加到1995年41%，18年提高4倍，经济增长速度与进出口增长率的正相关度越来越高，中国经济波动越来越与世界经济波动相一致。例如，1979-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我国经济由1977年、1978年二位数增长，下降到1979-1982年的一位数增长（其中1981年增速最低，只有4.4%）。9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衰退时期，我国经济也由1987年、1988年的二位数增长下降到1989-1991年的一位数增长，对外贸易总值增速也由1987年的11.9%、1988年的24.4%，下降到1989年的8.6%、1990年的3.4%。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直接减弱了外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影响到中国经济在90年代末期的连续下降，直到2000年经济才由降转升为8%。2001年，在美国经济出现衰退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中国经济也随之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只有7.2%。这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与国际经济波动的正相关关系。国际经济的周期波动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阶段性高速增长或长期的较快增长。
第三，制度创新的作用，引起社会主义经济阶段性高增长或长期较快增长。制度创新包括经济体制创新，经济政策创新，企业组织创新等。由于制度创新的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一般分为创新的兴起阶段，普及阶段和萎缩阶段。因此，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也具有阶段性。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实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或调整，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在制度创新的兴起阶段，它往往只引起局部地区或局部企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制度创新的普及阶段，它就会引起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增长速度的大提高；在制度创新的萎缩阶段，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逐渐减弱，以致最后消失。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主要在沿海地区试行，促进了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经济大发展，随后对外开放逐渐向内地和沿边地区推进，到90年代在全国大普及，实现了全方位对外开放，引起了全国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再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逐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不仅从根本上满足了12亿多中国人对粮食和副食品的需求，取消了粮票、油票、肉票，而且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21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增长率。但前一轮制度创新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渐减弱，自1996年起已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这充分说明制度创新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
第四，技术创新的作用，引起社会主义经济的阶段性高速增长或长期较快增长。技术创新导致经济高涨，而随着技术创新的普及，又会引起经济的收缩，从而导致经济的波动。例如，塑料薄膜对土地覆盖技术的发明，由于它可以保持和提高地温，使高寒地区农作物普遍增产，并可以种植反季节蔬菜，大大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速度。但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它不可能继续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可见，技术创新的作用，也会引起经济波动。
第五，固定资本更新与投资，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从我国实践来看，固定资本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据有关资料分析1953-1985年间，我国固定资本投资每增加1%，随后经济增长0.3%；每下降1%，随后经济负增长0.3%。可见，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上升和下降，具有决定性作用。投资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周期波动，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性，即大规模投资的集中性，必然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阶段性高速增长增长或长期较快增长。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不是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规律。
三、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的途径
社会主义经济具有较快增长的客观必然性并不意味社会主义经济能自然而然地较快增长。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遵循这个规律的要求，自觉运用这个规律指导经济发展。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可以采取以下途径。
（一）考虑国情，确定目标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增长，首先必须从国情出发，确定经济长期发展的速度目标。经济增长的长期速度目标，是关系到经济能否长期较快发展的关键。长期速度目标定得过高，在实践中必然采取高积累政策，限制消费，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较视效益和比例，结果是欲速不达。长期速度目标定得过低，在实践中必然采取高消费政策，使消费早熟，从而降低积累率，限制经济的长期较快发展。
1.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确定速度目标。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是由国情决定的，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又是需要一定的速度的经济发展来实现的。例如，我国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人均资源占有量不高，各地发展很不平衡，因此，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只能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在80年代提前两年胜利完成。第二步，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90年再增长1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NP达到4000美元，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以我国第二步战略目标为例，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二番，这就决定了在这个阶段的速度目标是年均增长率为7.2%。
2.因时制宜地确定发展速度目标。
在长期发展的速度目标确定后，还要确定各战略阶段发展目标。由于每个战略发展阶段的情况不同，因而，各个战略阶段的发展速度也会有所不同。在确定阶段发展目标时，要特别注意经济基数的制约作用和科技进步的促进作用。在确定经济周期阶段发展速度目标时，要充分考虑到投资周期、国际经济周期，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3.因地制宜确定发展速度目标。
对于社会主义大国来说，由于国家大，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文化条件、所享受的政策条件等不同，因此，发展速度也应不同。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资本供给比较充裕，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科技文化水平比较高，可以发展快一些。中西部地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经济速度只能慢一些。总之，只要条件允许，就要争取较快发展速度。
4.因部门制宜确定发展速度目标。
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由于内外条件不同，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经济发展速度也应不同。在工业化实现过程中，应该加快工业发展，特别是加快轻工业的发展，用农业培养工业，用轻工业利润率高，积累快的特点，促进工业化的实现。在工业化实现以后，要加快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用工业反哺农业，用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工农业的发展。
（二）重视效益，讲求比例
1.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发展，必须重视经济效益，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但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统一的。没有较快的速度，就不会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就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加快发展速度，提供的产品又符合社会需要，就能提高经济效益。如果效益与速度的关系处理不善，就会产生矛盾。产品不符合社会需要，生产越多，浪费越大，经济效益越低。只讲产出，不讲投入，高速度是以过高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为代价的，也不会有好的经济效益。
2.正确处理速度与比例的关系。
实现社会主义经济较快发展，还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比例的关系。只有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才有可能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只有按符合实际的科学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才能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发展速度。在经济发展速度与按比例发展之间出现矛盾时，应以速度服从比例，而不是牺牲必要的比例服从速度。在出现重大比例失调时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适当放慢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创造高速发展的条件，实现长期的较快发展。
（三）抓住机遇，加速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必须紧紧抓
住发展的机遇，加速发展。发展的机遇是由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在国内，当重大经济比例比较协调，社会需求旺盛，利润率趋升，投资欲望兴起的阶段，此时，国际经济周期进入繁荣阶段，国际市场行情看涨，进出口贸易进入空前活跃时期，就应当不失时机地加速发展，例如1992-1995年，我国对外开放迅速扩大，社会稳定，外资急剧增加，再加上世界经济已摆脱衰退期，进入繁荣期，国内、国际条件都已具备，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抓住机遇，加速搞了四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2.7%，为提前实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发现问题，及时治理
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在经济增长出现滑坡，进入次高速增长的阶段时，必须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治理，以尽可能缩短经济滑坡的时间，减缓经济滑坡的速度。例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育和不断完善，逐步由短缺经济转变到过剩经济，90年代末期已形成明显的买方市场，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减弱，企业进入微利阶段，投资意欲和消费意欲都不振，经济自1996年开始滑坡。在出现这些问题后，中央采取一系列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来启动投资需求。但是由于鼓励消费的政策滞后，消费需求并没有启动，而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消费拉动的，因此，直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还没有上升。可见，在经济次高速增长时期，找准存在问题的症结，及时采取正确的治理措施是多么重要。为了摆脱困境，在买方市场出现以后，应主要寻求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其中最主要的是消费拉动；人力资本投资；适度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这些因素的推动，使经济发展由次高速增长转变到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的长期较快发展。当前要培养新的消费热点，其中主要是家用汽车、住宅、旅游消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主导产业，以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
收稿日期：200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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