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与《毛诗序》说诗方式之比较——兼论《孔子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诗论论文,诗经论文,史上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3)05-0597-06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的出版，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其中的《孔子诗论》更是让论者云集。争论最热闹的两个话题是《孔子诗论》的作者及其与《毛诗序》的关系。子夏，因为在先秦《诗》学中的地位，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孔子诗论》的作者，又因子夏与《毛诗序》的说不清道不明的著述关系，《孔子诗论》又被认为是《毛诗序》之祖本。这些都只是推测之语。但是不管怎么说，作为《诗》学系统中，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儒家传《诗》述《诗》的一个最完整的文本，《孔子诗论》确实与《毛诗序》构成多层次的对比关系，不论是同还是异，都对中国古代的《诗》文化和《诗》学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关于其同，学者们多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只就两者的用《诗》观，及其说诗方式之差异进行比较，并探究其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一、“观人俗”与“知得失”——用《诗》观之差异
对比《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发现二者对《诗》之所用持有表面相近其实相异的观点：《孔子诗论》中论诗者认为《诗》的一个很重要的用途是“观人俗”，而《毛诗序》则在“观人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认为《诗》之所用在于“知得失”。
《孔子诗论》第16、20、24、27简：“孔子曰：‘吾以《葛覃》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美必欲反［其］本。夫葛之见歌也，则以叶萋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吾以《甘棠》得宗庙之敬。民性固然，甚贵其人，必敬其位；悦其人，必好其所为，恶其人者亦然。［吾以］□□［得］币帛之不可去也。民性固然，其※（隐）志必有以俞（抒）也，其言有所载而后交，人不可
也。吾以《杕杜》得雀（爵）［※（服）］……如此可，斯雀（爵）之矣。※（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这里“吾以* *得* *”与“民性固然”之语数见，可见孔子作为观赏者通过诗歌以观风俗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这种观点在第3简中也有表述：“……邦风，其内（纳）物也（博），观人谷（俗）焉，大佥（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很多学者都认为“大佥（敛）材”与采诗制度有关，而程二行先生考释此简说：“‘观人俗’，就是说，从‘邦风’中可以考见民情风俗；而‘大敛材’，也就是说，从‘邦风’中可以积累有关‘物材’的丰富知识。”[1]（第560页）程说为是。孔子把《诗》三百当做一个认识社会的窗口，确实让人很自然就联想到《礼记》及《汉书》等古籍中的“采诗观风”及“陈诗观风”之说。《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觐诸侯……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然而，这却是两种不同的用《诗》观。孔子通过《诗》以“观人俗”，是文学家在论《诗》，而《礼记》与《汉书》等汉代典籍中指明其观赏者的身份为“帝王”，其用诗之目的，不再只是“观风俗”，更在于让统治者“知得失，自考正”，把《诗》当做达成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与工具，已是政治家在论《诗》了。而《毛诗序》正是持此种观点：“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诗》之所用在于让“上”知道他们治理国家的得失之迹。
从“观人俗”到“知得失”，中间的桥梁是教化思想。教化思想由来已久。《论语》中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但是无论是在《孔子诗论》还是在《论语》中，都没有发现孔子将教化思想用来论《诗》。而《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既然孔子说《诗》可以“观人俗”，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即“人俗”是“上”“教以化之”的结果，那么当然可以通过《诗》来知“上”之教化得失了。
在汉代，不独《毛诗》一家把《诗》当做有关政教得失的政治文本来解读和使用。《汉书·儒林传》载《鲁诗》传人王式之事：“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王……废，式系狱当死，治事使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以减死论。”还载《齐诗》之中坚人物翼奉之语：“《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汉儒用教化思想来说《诗》，把《诗》当做指导王政的教科书来读：他们透过《诗》本文看到了一国之风俗，认为这是一国之君政教得失的结果，关注的是他们的“得失之迹”，用意在于“以风其上”。这是一代说《诗》之风气。所以《毛诗序》连篇累牍的都是“* *之德也”、“刺* *”与“美* *”之语。《孔子诗论》的《诗》之用在于观“下”之风俗，而《毛诗序》中《诗》之用在于“谲谏”，让“王者”们“知得失，自考正”。用《诗》观的不同直接关系到说《诗》者怎样处理《诗》之本文。
二、“言诗之内”与“言诗之外”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对《诗》之本文处理方式的最大不同是：《孔子诗论》在言诗之内，而《毛诗序》是在“言诗之外”。关于这一点彭林先生说：“《诗序》的主旨，是在介绍‘言诗之外’的材料，而不在‘诗文之中’，这就决定了《诗序》的文字大体不会深入诗的本文……《孔子诗论》的重心是论述《诗》的思想内涵，着重在《诗》的本身。”[2]彭先生指出了《毛诗序》与《孔子诗论》说诗方式的最大差异，确为不易之论。但是他说：“将两个不同性质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所谓的比较，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从体例上说，这种比较确实没有意义，但是有两点却值得我们深究：一是《孔子诗论》和《毛诗序》分别言了哪些“诗之内”与“诗之外”的材料，二是为什么《毛诗序》中会出现这种“言诗之外”的说诗方式？
《孔子诗论》“深入诗的本文”，大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指出《诗》之志之所在：“《关雎》之怡，《樛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褒，《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第10简）；“《绿衣》之忧，思古人也。《燕燕》之情，以其笃也。”（第16简）“《邶·柏舟》闷，《谷风》悲，《蓼莪》有孝志，《隰有苌楚》得而悔之也。”（第26简）二、概括《诗》之大意：“《鹿鸣》以乐司（始）而会以道，交见善而效，终乎不厌人。《兔罝》其用人，则吾取……”（第23简）“《清庙》王德也，至矣！敬宗庙之礼，以为其本；秉文之德，以为其业（蘖）。”（第5简）等等。
对于《毛诗序》“言诗之外”的材料，彭先生归纳为三类：“《诗序》体例大率与《书序》仿佛，也是‘各陈作者所由’。但可以细分为三类……一类序意在说明诗的使用场合，……还有一类《诗》序以说解《诗》的题义为主……另有一类序，意在指出作《诗》的本意，如：《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小宛》，大夫刺宣王也。《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祈父》刺宣王也。刺诗很少直斥是非，大多是用委婉曲折的方式表达，这是中国古代讽谏诗的特点。如果不作说明，读者无从知晓诗作者的‘志’之所在。”[2]前两类是在“言诗之外”，无须多说。关键是第三类，它真是“作《诗》的本意”，还是后人推测“作《诗》的本意”，抑或是其它的什么呢？这种“美刺”说诗之法是按照一种怎样的方式进行的？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又是什么呢？
我曾在拙文《〈毛诗序〉“六义”说的历史还原性阐释：实用主义的创作论》中探讨过《毛诗序》“美刺”说诗之法的基本内涵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即把一国之风所反映之事如民心所感，风俗好坏都归结为该国统治者政教得失之产物，是“美刺”序诗之法的基本内涵；而“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的教化思想则是其更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3]（第86页）。如此说来，彭先生所说的第三类序，即《小序》之“美* *”与“刺* *”之语，非关《诗》之本义，也不是作《诗》的本意，而是推测的溯源之语。民风好坏是统治者德化的结果，诗歌又是社会风俗的写照，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也就有了“刺* *”与“美* *”之语。可见“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是“美刺”说诗之法的基本公式，其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是教化思想。
综上所述可知，《孔子诗论》采用的是“言诗之内”的说诗方式，深入《诗》的本文，或指出《诗》之志之所在，或概括《诗》之本义；而《毛诗序》采用的则是“言诗之外”的说诗方式，或说明《诗》的使用场合，或解说《诗》之题义，或追溯《诗》中之事产生的“上”的原因，皆游离于《诗》本文之外。
三、情和志的“显”与“隐”
《孔子诗论》与《毛诗序》中都有关于诗歌与人类情感关系的论述，但是，它们对《诗》中的情与志却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显”处理而后者“隐”处理。
《孔子诗论》第1简：“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无隐意。”《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两者都认为诗歌是人类情感的载体，而且表达的意思也极为接近。很多学者就把这种相似性作为二者同出一源的证据，甚至认为《孔子诗论》为《毛诗序》之祖本。其实关于诗与情，类似的描述还出现在《尚书·尧典》及其它典籍中。这种相似性只能说明二者都继承了前人的文化遗产，而不能作为它们有传承关系的证据。另外这种相似性固然值得关注，但是它们各自对《诗》中之情与志的不同关注程度及处理方式，更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孔子诗论》对《诗》中之情的“显”处理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对《诗》尤其是对《国风》抒情性的认识与强调。这主要体现在第1、4简中。程二行先生在考释第4简时认为：“孔子所谓‘诗其犹平门，与贱民而舒之’，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意即《国风》是匹夫匹妇所谓‘戋（贱）民’发泄情感，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其言文，其声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能够很好地发挥其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1]这些是《孔子诗论》对诗歌特别是《国风》抒情性的总体评述。二、对具体《诗》文中的“情”与“志”的关注与议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离其所爱，必曰吾奚舍之，宾赠是也……”（第27简）“※志，既曰‘天也’，犹有悁言。《木瓜》有藏愿而未得达也。”（第19简）“因木瓜之保，以俞（抒）其悁者也。《杕杜》则情，喜其至也。”（第18简）还有前面所列的第10、26简等。三、孔子不仅关注《诗》之所述何情何志，而且与《诗》中之情和志产生强烈的共鸣：“孔子曰：‘《宛丘》吾善之，《猗嗟》吾喜之，《鸤鸠》吾信之，《文王》吾美之……（第21简），《宛丘》曰：‘洵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弁（反），以御乱’。吾喜之。《鸤鸠》曰：‘其义一也，心如结也’。吾信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吾美之。”（第22简）等等。
而这种对《诗》本文中所述之情、志的关注、欣赏、认同及共鸣是《毛诗序》所没有的，《毛诗序》对《诗》中之情与志采取了“隐”的处理方式。但是，这并不就是说《毛诗序》之作者不明了《诗》之本文所述何情何志，只是这不是他关注的焦点而已。其实《诗序》作者十分清楚《诗》之所述之情与志，清楚到甚至在它产生的那个时代不需要特别强调与突出的程度，于是便将每首诗中具体的、活生生的“情”与“志”淡化为背景，突出演绎的则是“上”即帝王们的“得失之迹”，即《小序》中的“美* *”、“刺* *”之语。如《雄雉》本是一首思妇诗，反复述说的是对久役在外的君子的思念之情。《小序》却说它“刺卫宣公也。”其“续申之语”则犹如是将主题与背景串联起来的解说词：“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旷怨，国人患之，而作是诗。”卫宣公“淫乱不恤国事”，其政失，从而出现了“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旷怨”的社会现实，于是有思妇大思其夫的诗歌出现。说它“刺卫宣公”，并不是说《雄雉》之诗所述为卫宣公“淫乱不恤国事”之事，而是说它是这首诗所反映之“风”出现的原因。如此，朱子“《序》所谓大夫久役、男女怨旷者，得之。但未有以见其为宣公之时，与其淫乱不恤国事之意耳”[4]（第12页）之惑可解也。将《小序》中很多这种不可理解之处都作如此的逆向推导：即将本“显”之情淡化，使之退居为背景，而将本“隐”之社会背景——“上”之政教得失突出，使之成为聚焦所在。那么，朱子很多的诸如此类的疑惑都可解。如《邶·静女》之《小序》曰：“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诗集传》曰：“此淫奔期会之诗也。”《朱熹辨说》：“此序全然不似诗意。”序《诗》者当然知道这是一首情人约会的诗，只是他并不关注情人们怎样约会以及此时的情感如何，他所关注的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这样一首诗存在，及这种风俗出现的“上”的原因是什么。他推测的结果是：这首诗的存在是为了“刺时”，产生这种幽期密约之风的根源在于“上”之“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毛诗序》的这种对《诗》中之情与志的背景化的处理方式是由它的用《诗》观所决定的，是为了“谲谏”。这是政治家的处理方式。
四、《孔子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从以上比较可知，《孔子诗论》与《毛诗序》由于论诗者的用《诗》观的不同，引取他们关注焦点的差异，导致他们对《诗》之本文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言诗之内”与“言诗之外”；《诗》中情与志的“显”处理与“隐”处理。这种差异的存在，在《诗经》学史上意义重大：《孔子诗论》这种不同于《毛诗序》的深入《诗》本文的先秦说诗模式的存在，为我们重新认识《毛诗序》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参照物，通过比较可知《毛诗序》对《诗》采取了游离于《诗》本文之外的处理方式；通过这种比较，还可以为《诗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尊序废序之争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从汉代起，历代说诗者都将《毛诗序》“言诗之外”的材料误读为是在“言诗之内”。这是尊序与废序之争产生的症结之所在。
汉儒误读《毛诗序》，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他们对《毛诗序》时时称“义”或“篇义”。《毛诗·小雅鹿鸣之什·南陔、白华、华黍》序：“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华黍，时和岁丰，宣黍稷也。有其义而亡其辞。”有其义而亡其辞”之语，《孔疏》云：“此二句毛氏著之也。言有其诗篇之义而亡其诗辞，故置其篇义于本次后，别著此语记之焉。”[5]（第418页）毛公不称“序”而称“义”，说明他一直是把“言诗之外”的“序”当作言诗之内的“义”在读。这种误读代代相因。郑玄亦称“序”为“义”或“篇义”：他说：“子夏序诗，篇义合编，故诗虽亡，而义犹在也。毛氏训传，各引序冠其篇首。”[5]（第418页）除此之外，《郑志》中还载郑玄“答张逸，云：‘篇义云好听谗，当似是而非者，故易之。’”[6]（第13页）。黄振民先生说：“诗义、篇义系就解说诗之本旨而言，诗序系就置于诗之篇首而谓，名虽不同，其实一也。”[7]（第242页）其实不然，把“序”称为“义”不仅仅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涉及到对《毛诗序》的性质的认识。
其二，将“言诗之外”的“序”误认为是言诗之内的“义”，这种认识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他们在释《诗》时，以《序》解《诗》，曲解《诗》义。《毛诗序》本独立为篇，至毛公才“各引序冠其篇首”，而以《序》解《诗》，从现存文献来看，正是从毛公始。如《关雎》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大序》尾还有：“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这里滥用孔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语，且与《毛诗序》体例不类，又因与《毛传》“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等语相近，疑为毛公语窜入序中，故不用。根据《毛诗序》之用《诗》观，及其“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说诗公式可知，它不是在说《关雎》这首诗讲的就是后妃之德，而是说，这首诗中所反映之风俗是后妃德化的结果。可是，毛公却将“后妃之德”误读为诗之内，而在诗本文中努力发掘出后妃所应具有的德行：“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后妃有关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备庶物，以事宗庙也。”[5]（第273页）《郑笺》用“鲁义易毛”，又发掘出更多的后妃之德：“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谐，则幽闲处深宫贞专之善女，能为君子和好众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后妃觉寐，则常求此贤女，欲与之共己职也。”[5]（第273页）这种错误绵延不绝，如《孔疏》就沿用郑说：“所以得有怨者，以其职卑德小，不能无怨，故淑女和好之，见后妃和谐，能化群下，虽有小怨和好从化，亦所以明后妃之德也。”[5]（第273页）又如《雄雉》一诗，前面说过，它本不关宣公“淫乱不恤国事”之事，可是因汉儒误读《诗序》，所以在解诗时，不惜曲解诗义以就序。《郑笺》释“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时说：“兴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奋讯其形貌，志在妇人而已，不恤国之政事。”[5]（第302页）《郑志》亦载郑玄：“答张逸，云：‘雌雉求牡，非其耦，故喻宣公与夫人。’”[6]（第9页）
汉儒们对《毛诗序》的误读直接导致了他们对《诗》之本文的错误解说，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误读的延续造成了《诗经》学史上的聚讼纷纭的尊序与废序之争。可以这样说，表面上的尊序废序之争其实质则是：汉儒们误读《毛诗序》，从而造成对《诗》本义的错误解说，而宋代《诗》学的废序运动，则一直是一个努力回复诗本文、重现诗本义的运动。如欧阳修撰《诗本义》；朱熹撰《诗集传》又撰《朱熹辩说》，一步步要求回复到诗本文中去：“某向作《诗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处，亦曲为之说。后来觉得不安，第二次解者，虽存《小序》，间为辨破，然终是不见诗人本意。后来方知，只尽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尽涤旧说，《诗》意方活。”；“《诗》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于汉儒，反乱《诗》本意。”；“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是以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处！”[8]（第697页）“如《诗》、《易》之类，则为先儒穿凿所坏，使人不见当来立言本意……直是要人虚心平气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旧说，莫问他是何人所说、所尊、所亲、所憎、所恶，一切莫问，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9]（第809页）
可是，不管是尊序还是废序，大家都陷在误读《诗序》的泥潭里挣不脱。汉儒以为《小序》是在解说诗义，所以在诗本文中寻找与序相合的蛛丝马迹，曲说诗义以就序，尊序者从之。废序者也以为《小序》是在解说诗义，因序与诗义每每不合，所以要废序。其实是“楚失之，齐亦未为得”。因为《毛诗序》本来就不是在解说《诗》义，若硬要把它当做《诗》本义来读，当然会说它是错的。幸有《孔子诗论》出，为我们看清《诗经》学史上这一旷日持久的论争提供一束明亮的光。
收稿日期：2003-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