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1]2017年在《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文中认为从"高师改大"运动之后,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就逐渐进入低谷时期,造成中等学校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实学"与"教学"严重脱离等问题。尽管20世纪二叁十年代,教育部曾进行过多次努力,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学合格师资数量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促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对认真对待这一问题。1938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之后,就立即着手对高等师范教育进行整改,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设立6所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就是其中之一。中央大学由于具备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二十多年的师资、设备等方面的积累,所以在教育学院改设师范学院的过程中,相比较其他5所学校进行的更加顺利,也为此后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对稳固的基础。1938年6所国立师范学院建立之后,此后教育部又陆续设立了 5所师范学院,截止到抗战结束共建立了 11所国立师范学院。教育部原本期待通过这些国立师范学院振兴高等师范教育,在短时间内快速培养出一批合格的中学师资。然而各国立师范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了很多问题,使得社会各界对于战时各国立师范学院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这其中就包括朱家骅。1944年朱家骅就任教育部长之后,按照其一贯的师范教育主张,重新恢复文理学院在培养中学师资方面的作用,再次对各师范学院进行了统一改组。裁撤师范学院重复的文理系科,文理学院增收师范生,使得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建制基本回复到了战前状态。在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师生构成显现出了明显的特征变化。从整体上来看,教育学系的学生数量仍然是最多的,在整个师范学院内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而缺少了教育部力量的干预,自愿报考师范学院,尤其是师范学院内文理学系的学生比例实际上并不高,并且由于中央大学地理位置、战时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战时报考中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也逐渐呈现出了本地化的趋势;而教师方面,中大师范学院的师资数量增长的非常快,教授的占比非常高,师资力量雄厚;中大师范学院严格的按照教育部所规定的等级发放薪资,尽管教师的工资等级并不太低,但和战时的物价水平来比,生活水平仍然十分堪忧。1938年中大师范学院建立之后,按照教育部的统一办学模式,设立了多元培养系统,包括初级部、本科生和第二部等,其中尤其注重对本科生课程进行调整,确保师范生培养过程中专业性与师范性的兼顾;但是为了实现教学节约,教育部要求师范学院文理系学生和文理学院共同修习,这种模式使得师范学院的课程设置并不能完全适应师范教育的需要,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中大师范学院的初级部和第二部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开展过程并不顺利。尽管抗战期间中大师范学院的发展整体比较艰难,但凭借着中大"最高学府"的独特身份以及常年的积累,在战时仍然设置了一些特色的系科,如艺术系、童子军专修科,同时还设置了师范科教育心理学部,开展教育研究工作,使得中大师范学院真正做到了培养师资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抗战时期,中大师范学院的建立,提升了高等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使得师范学院可以获得独立的经费和更多的话语权,挽救和发展了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在战时的7年时间里,中大师范学院的存在对辅导战时大后方地区的中学教育、开展当地的社会教育、提升民众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中大师范学院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大师范学院内汇聚了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促使中大师范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日益精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教育部并未能很好地解决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问题,师范学院在学生待遇、就业升学方面不具备吸引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报考师范学院的积极性;并且在当时教育部实际仍然将师范学院作为文科院系对待,在"重理轻文"教育政策的影响之下,师范学院发展经费严重不足,限制了师范学院的发展速度;同时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使得教育部在制定统一师范教育政策时,脱离了很多学校的实际情况强行发展,并且出现了教育政策因人而异、缺少连续性等情况。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以中大师范学院为代表的国立师范学院在抗战时期的办学效果远远未能达到教育部的预期,所培养出的合格的中学师资数量十分的有限。但客观来说,仍然是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一次重要的探索,对于当今的高等师范教育改革仍然极具启发意义。
冉春[2]2004年在《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的设立及其历史评析》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正陷入发展中的低潮，在抗战爆发后更是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破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与此同时，全国中等学校师资大多因由非师范院校培养而日渐呈现出缺乏教育专业理论和教学技能训练的弊端。这两个因素促使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决心重兴高师教育，设立国立师范学院。从1938年底到1944年春，全国共建立了11所国立师范学院，不仅挽救和发展了中国的民族高等师范教育事业，而且对战时后方地区学校及社会教育的整体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即是围绕这批师范学院的缘起、创建过程、办理概况、得失意义进行分析论述，总结当时高师教育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研究与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说明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设立的缘由。 第二部分从国立师范学院的定制开始，分别论述各国立师范学院的创立过程，从而呈现出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发展变迁的历史全貌。 第叁部分对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的整体办理概况进行专门论述，包括组织结构、课程设置、师资设备、学生管理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办学特质和精神。 第四部分，探讨抗战时期创设国立师范学院的历史意义，主要包括延续发展中国民族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带动战时后方地区学校教育的整体发展、支持战时后方地区社教文化及抗战事业这几个方面加以说明，最后也对其某些争议与缺陷作一分析评价。
孔春辉[3]2012年在《以师为本》文中指出本研究是围绕大学管理问题而进行的一番历史探索。当前,大学的教师管理存在着诸多问题,从管理理念、机制、制度、方法到教师评价、组织文化均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缘于大学对如何才能切实履行自身职能缺乏清醒的认识。传承文化和创新学术是大学的本职,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教师的本务,大学本职的实现以大学教师务本为前提。大学的基本职能提醒我们,要走出当前大学教师管理的困境,大学应当在树立师本理念的基础上实施师本管理,即一方面认识到教师为大学立足和发展的根本,一方面依靠教师办学,确保教师在大学事务中的管理主体地位,同时创造条件协助教师发展,以教师的发展带动大学的发展。笔者认为,以教师为本处理大学和教师的关系并不妨碍以学生为本处理大学和学生的关系,也不妨碍以学生为本处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民国时期的大学管理留给我们的历史美感与当前大学管理不尽人意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因而以民国时期的重要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为对象展开研究,以期从国师的师本理念和管理实践中析出师本管理的大致形态,为今日的大学管理提供借鉴。国立师范学院于1938年创办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她是在抗战建国的洪流激荡教育领域,国民政府深刻认识到各级学校的教师肩荷甚巨,非经人格的、科学的、专门的训练不足以任重致远,毅然创立师范学院制度以重振高等师范教育的背景下诞生的。国师办学的环境相当艰苦,既要忍受战云笼罩下的颠沛流离,又要面对削减与通胀下的经济困境,既遭受着国民政府统制政策下的政治文化挤压,又遭遇到社会上部分人对师范教育的歧视,但国师在辗转流徙中弦歌不辍,在经济困境中正常运转、较好地应对了政府的统制政策,增进了师范学院的声誉,办学业绩令人瞩目。国师的办学成就得益于她以师为本的办学理念。在教师和大学的关系上,国师的历任院长均认为“教员为学校之命脉”,对大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校长和教师的关系上,他们都认为校长要依靠教师,要与教师和衷共济。为了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历任院长把握和创造了新兴师范学院附载无限希望、掌校者的人格魅力、学院管理层丰富的人脉关系、学院优良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等优势,以聘人以诚、优其待遇、瞄准机会、群策群力、慰留不止等策略克服和扭转学院在延聘教师方面的劣势,千方百计、不拘一格地延揽良师。在办学过程中,学院多途发挥教师的力量,并努力从完善基础设施、营造和乐氛围、添置图书资料、维持出版工作、鼓励学术交流、改善教师待遇、审查与聘任相结合确定教师资格等方面助推教师发展。国师实施师本管理,教师们既表现出基于文化抗战使命的精神自觉,又体现出基于传统师道认同的品学自律,既做到了学科规约过程中的教学自主,又通过良善的院务决策机制实现了行政民主。教师们的抗战意识随着国难的加深而日益浓烈,他们将自身视为文化战士,将文化视为抗日救国的重要防线,试图通过教学来构筑文化长城,在此精神旨归之下,他们的学行表现出相当的使命感和表率性。教师们深刻认识到教育建国可以且必须通过教育移人来实现,他们对中国传统师道怀有高度的认同和积极的追求,为了培养出中等学校的健全师资,他们特别重视恢张中国传统师道,特别重视砥德砺行由己及人。在教学方面,教师们在专业规约程度不高的现状下顺势而为,在课程设置上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在课程标准及教材配置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课堂教学上能根据自己对课程的理解而各行其是。在学院管理方面,教师们借助学院扁平的组织结构和开诚布公的决策过程,和院长民主协商院务,协力推进学院各项工作的开展。总之,由教师主导、从教师出发、以教师为中心是国师院务管理上的鲜明特点。国师因为实施师本管理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教师队伍数量充裕、质量优良。教师与学生人数成合适的比例且各个学科都聚集了相当多的、能形成团队的人数。教师队伍当中资深学者、中年骨干和青年才俊云集,使国师这所年轻的学府骎骎然有与老牌大学并驾齐驱之势。其次,教师们恪守本务,在忠于教学职守的同时淬勉学术研究。教学方面,他们顺应培养健全师资的时代要求,从陶冶学生精神、加强基本科目、充实专门科目、训练专业知能等方面对学生展开了全方位的素质训练；科研方面,他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研撰不断,做学问不趋附政治和流俗,不盲从前人和权威的观点,不迷信外族和外邦的学说,不受私人感情的羁绊,表现出唯真理是求的、独立的治学节操,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他们在研究上体现出强烈的致用意识,或直接为抗战输送军事理论和斗争方略,或为战时教育出谋划策,或推动国家法制理论建设,或深入一线研究国民经济,或以各种作品响应抗战建国之国策。其叁,由于教师们的共同努力,学院的办学规模迂回扩展,教学成绩出类拔萃,研究成果享誉学林,创造了不辱使命的办学业绩。借鉴历史是为了走向理想。国师的办学历史有力地说明了大学应当树立起以师为本的办学理念,应当创造条件实施师本管理。国师的成功告诉我们,要实现师本管理,校长的卓见和诚意是前提,教师的觉悟和水平是基础,机制的良善是保障。国师的不足告诉我们,教育的独立和大学的自治是实现师本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总结国师可供借鉴的经验,反思其尚待克服的不足,今日的大学应在寻求自治的基础上,从切实履行基本职能出发确立师本理念,大学管理者应拿出十足的诚意实践师本管理,以真正造福于教育。
王延强[4]2013年在《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提出学生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学校培养人才的关键。抗战时期,为维持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转,各高校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学生管理制度,为该时期高等教育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经验与不足都为当前高校学生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招生管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学生管理的第一步。抗战时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总结战前大学招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规范、统一标准起见,展开了招生管理的改革与探索,从而使该时期成为近代大学招生史上的重要变革阶段,影响了之后海峡两岸高校招生制度的发展,实为中国高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教学管理是整个学生管理,乃至学校管理的核心,亦是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关键指标。抗战时期高校课程的规范、统一教材的编订,使各校有了统一教学标准与内容。以学年制为基础的选修、学分制的实施,培养了学生广博、专精的扎实学术基础。严格的考查制度促进了优良学风的形成,极大提升了高校教学质量,为战时及以后社会各项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根据“德智体叁育并重”的教育方针,训育在战时亦得以重视和加强。该时期,训育标准的制定、训育组织机构的成立及完善、训导人员的遴选,使训育制度最终确立并进一步强化。由训导处主持,以入学教育、课程教学、导师制、情景教育及党团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训导网络亦在该时期形成。其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克服了战前一些高校“重智育、轻德育”的局面,且对战时高校学生道德品质、民族精神的培养与凝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于此同时,国民党亦借机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致使训育成为控制学生思想的工具,从而导致其功能异化,并因此遭到众多高校教师与学生的抵制而收效甚微。作为提高高校学生身体素质和国防意识及技能的体育、军事训练,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为培养国防后备力量,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和进行国防教育,国民政府极为重视高校体育课程的开设与军事训练的进行,各校也努力筹备各种体育、军训设施,为学生提供锻炼机会。该时期高校体育、军训课程的设置及其要求的提高,适应了战时环境的需要,有利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为学生在艰难情况下坚持学业提供了体质保障,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国防意识及技能,为造就后备军事国防人才做了准备。作为高校的重要文化现象,抗战时期,各大学的学生组织风起云涌,非常活跃,各校学生组织或以共同学习为目标,或因相同兴趣、爱好而结合,抑或为抗战建国一同走出校园,服务社会,从而成为该时期的一道靓丽风景线,为战时大学增添了活力,亦为战时学生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为救济大批经济来源断绝的战区学生及非战区经济困难学生,战时各高校基本形成了由贷金制、公费免费、奖学金、勤工助学及其它辅助方式组成的学生经济资助体系,在尽量扩大受助面的基础上,为战时学生求学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最大限度地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为尽量给学生提供优良的学习环境和身体基础,该时期各高校亦积极重视对学生生活的管理,并极力将提供生活服务、加强学生管理和注重学生日常生活的养成教育相统一形成了具有战时特色的高校学生生活管理制度。学生就业管理,是高校学生管理的最后环节,其实施状况,直接影响高等教育及其它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抗战时期,为促进大后方社会建设及前线各项事业顺利进行起见,国民政府着手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统筹规划,逐步形成了以检验分发、征调征选为主,融政府统筹分配、学校和社会组织介绍及个人谋生等形式于一体的就业网络,力图实现最大限度地就业安置,为抗战建国发挥了高等教育的独特价值。
李鹂[5]201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边疆师范教育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边疆地区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师资,推动了边疆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也为新中国边疆地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和特点,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对当前我国边疆地区师范教育的发展和民族师资队伍的建设而言,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的发展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全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阐明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在初步发展阶段(1927-1936)中的具体情况,并以国立绥远蒙旗师范学校为个案进行考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边疆的政治局势、国家财政状况好转的经济局势和边疆教育师资匮乏的教育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设立边疆教育管理机构、拟定边疆师范教育政策、开办各级边疆师范学校和边疆教师培训班,使边疆师范教育获得了初步的发展。第叁部分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在蓬勃发展阶段(1937-1945)中的具体情况,并以国立贵州师范学校和国立西北师范学院为个案进行考察。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边疆地区战略地位得到提升,加上学校内迁运动的影响,边疆师范教育蓬勃发展。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对边疆教育管理机构、边疆师范教育政策进行了调整,筹办了多所国立边疆师范学校、国立师范学院,开展多种边疆教师进修活动。第四部分主要论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在艰难发展阶段(1946-1949)中的具体情况。抗战胜利后,在边疆战略地位下降、国内经济混乱、全国教育复员等环境之下,南京国民政府企图通过改组边疆教育管理机构、制定战后五年边疆师范教育实施方案、提高边疆师范学校师生待遇、增设边疆师范学校等手段继续发展边疆师范教育,但收效甚微,边疆师范教育陷入发展困境。第五部分主要基于上述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归纳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具有边疆师范教育制度日臻完善、其目标强调培养国家民族意识、其内容注重因地制宜、其模式多样化、边疆师范生与边疆教师待遇不断改善等特点。动荡的社会环境与国民政府的民族同化思想,严重阻碍了边疆师范教育的发展。最终结合实际,探讨得出加强落实边疆师范教育政策、完善边疆师范教育模式、保障边疆教师待遇、尊重边疆师教师队伍特殊性四个方面的当代启示。
巢小妹[6]2010年在《国民政府时期女子师范教育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一个特殊的教育形态,女子师范教育具有特殊的地位。本文以1927年至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的女子师范教育为研究对象,按照时间的先后发展,分别对各阶段的女子师范教育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并在研究基础上,归纳出本时期女子师范教育发展的特征,总结其经验教训,为当前的研究和改革提供参考借鉴。论文除导论和后记外,共分为四个部分：前叁部分按时间顺序,从社会史学和社会变迁的角度,融合教育学、史学与思想史的内容,系统叙述了抗战前(1927年---1937年)女子师范教育的蓬勃发展、抗战时(1938年---1945年)女子师范教育的曲折进取和战后(1946年---1949年)女子师范教育演进的情况,对各时期政府的办学政策、女子中等师范教育和高等师范教育的状况分别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析论述。第四部分是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女子师范教育进行历史反思。在分析了女师教育办学成功的原因和最终融入大师范教育而形态上走向终结的思考后,总结出对当今的启示。
张杰[7]2017年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北伐战争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对中国形式上的统一。政权的巩固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较为稳定连续的政策,而不再像北京政府时期,教育政策常因政权更替而具有间断性。但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战争、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等种种因素,又对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文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为研究对象,充分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从思想道德教育、行为规范管理和救济帮扶政策等角度阐述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改革实践,以期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历史演变、内容范畴、方法举措、历史地位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从而力图从根本上去把握该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内涵与变化规律。本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是国民党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实践孙中山的“叁民主义”理论,系统培养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自我管理能力,以增强国民党对青年学生的管制力,并向社会输送具有“共和精神”的大学毕业生的重要途径。党化教育和训育,旨在强化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政治化、系统化、制度化的党义教育课程和训育管理举措,使“叁民主义”理论和国民党党义的灌输融入学生日常管理。高校训育机关围绕训育目标,依照训育原则,组织实施对学生的训练、教育,试图让学生时时处于国民党的思想控制之下,目的就是让学生认同国民党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观念,进而认可国民党的统治地位。自治组织的管理和操行的培养,旨在规范大学生的操守行为。高校学生自治组织主要有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团体两种组织形式。学生在组织活动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锻炼了能力,学习了知识,联络了感情,但过度的学生自治权力有时又对学校日常秩序产生了负面影响。各专科以上学校制订操行考查规程,随时考查学生的操行,并评定等级或酌予操行成绩,将其作为学生评奖评优的条件之一,借此达到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目的。学生资助和就业管理,旨在帮扶经济困难和就业困难的学生。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迁移至西部,产生了大批流亡大学生。政府为适应战时各方面人才的需求,并争取这部分青年向国民党政府靠拢,先后制定了奖学金、贷金、公费以及战区学生优待等资助措施,同时社会各界也纷纷伸出援手,捐资助学。高校一方面积极向政府请求补助,另一方面也设立本校奖学金,设置勤工助学岗位,鼓励学生发起筹款运动,多渠道筹措资金救济学生。南京国民政府中后期,在政治、经济、教育以及学生个人主观选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一方面,经济不景气,许多企业面临破产倒闭,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疲软;另一方面,高校的招生结构和课程体系的不合理,以及学生就业指导的缺乏,使毕业生的职业素养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社会用人机制不科学和大学生职业期望值过高,也是造成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政府为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立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开办毕业生就业训导班,高校亦成立职业介绍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就业问题,但没有达到治本的效果。综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高校学生管理概貌,一些教育家摒弃封建教育观念,积极引入西方教育理论,在管理中尊重学生个性发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生管理思想的进步性,促进了中国高校学生管理体制的新陈代谢。但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下,高校沦为统治阶级教化学生的工具,导致高校学生管理带有浓厚的“管制”色彩。官僚作风的束缚,管理制度的欠科学性,管理机制的被动性以及经费支持的不力,制约了高校学生管理的发展。
刘杰[8]2015年在《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文中提出公债作为一种新的财政收入形式为中国近代政府所长期使用。晚清政府以“息借商款”形式为财政筹募资金开创了中国近代政府发行公债的滥觞。此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更是多次以公债作为调节财政收支的重要手段。与此同时,近代政府公债的运行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撑。由于近代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不完善,特别是完备的金融债券市场的发展相对迟滞,政府大多数时候摒弃“公募法”,采取间接募集法由金融机构特别是华资银行业来负责公债的发行、承募及偿还。以近代金融史长时段演变轨迹来管窥近代公债的发行历程,银行业与公债演进构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近代政府公债无论是对于政府财政本身功能的拓展还是对银行的经营与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是“公债”本身所呈现的问题,“就债论债”居多且多以政府层面和财政角度出发去阐释,对于“公债与金融”这一主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因此,本文更加关注于近代公债“观念”——“行为实践”——“制度变迁”的演进轨迹,力图通过“经营公债”的视角窥视近代银行业在公债发行、整理、政策调整之中的具体行为以及引起的制度变迁。具体则是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分析,从银行业视角,来进一步观察公债政策乃至制度的建立与调适的过程。通过银行业经营公债角度继而审视近代银政关系以及近代国家信用构建的历史镜像。从“公债”知识传播与观念源流来看,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及其制度内涵自清末西学传播热潮之中传入中国。“公债”知识经历了古今词义转换与中外对接历史过程。公债知识在中国的引介、传播对晚清政商界人士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近代公债与金融演变轨迹上看,外债与外资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均早于内债与华资银行。在这一独特背景下,清末政府举借外债进一步刺激了外资银行在华的发展。随着晚清政府公债的实践与新式华资银行的成立,早期华资银行正式启动了对政府公债的经营。近代华资银行业经营公债的具体实践受到了国家公债政策、银政制度安排以及近代证券交易市场发展等环境因素的影响。随着国家公债制度以及金融环境的改善,华资银行业在民国时期政府公债承销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债对银行业的影响可以从其对银行业的发展作用角度进行考察。实证分析证明公债对近代银行业资力以及盈利有着直接的影响,但对银行数量的变动并不构成直接影响。在具体经营过程之中,华资银行在政治、市场与行业利益之上与政府展开了复合型博弈。同时经营公债对其本身业务制度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与近代商业性质银行相对应的是,近代中央银行的建立、发展与政府公债亦存在密切的关联。公债成为了国家创立中央银行重要的原始资本来源。中央银行亦获得政府授权经理公债、公开买卖公债以及参与对公债的保管等具体事务。受限于近代中国特殊的金融发展环境,从效应上看,近代中央银行以公债调控金融市场的具体实效较为有限。公债风险是近代华资银行经营公债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计量实证进一步表明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面临着市场与政治的双重风险。银行业对公债经营的风险应对主要是从投资的选择以及内控制度的构建着手。为合理规避公债风险,银行业在调整自身经营、对政府债务政策发声、谋求信用保障之余,其自身亦进行了多层组织搭建与制度设计。近代华资银行业在经营公债之中还积极参与了政府叁次公债整理。其中银行公会是公债整理的重要力量,银行公会积极协助银行业与政府进行交涉、同时联络商人团体共同参与公债整理并谋划公债基金的稳固,在公债整理之中发挥着联动作用。从制度变迁角度看,近代华资银行在经营公债过程中直接促进了近代公债法制建设以及国家公债基金制度的建立与演进。银行与政府协商博弈建立了新的公债管理组织,在制度创新上集中体现在银政“债权共同体”的构建。从债权信用角度上看,银行经营公债与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存在紧密关系,对推进近代国家财政、金融信用的构建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近代银行业经营公债自始终在于对信用秩序的追求。而在其具体经营公债过程之中推进了中国近代国家信用的构建与金融制度的变迁。
任平[9]2010年在《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史论》文中提出职业教育课程是体现职业教育思想和目的的载体,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实施的组织等都是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肇始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我国职业教育,由实业教育发展演变成职业教育,其发展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壮阔。但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传统的教育观念变革的不彻底、课程实施所需的条件不充分等原因,造成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成效与预期的目标相差甚大,实施的效果不甚理想。尽管如此,产生于晚清时期的职业教育,在救国图存和资本主义农工商实业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课程的设计结合了当时的时代特点,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目标和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晚清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课程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文从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课程目标、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职业教育课程实施、职业教育课程评价等几个维度对晚清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的课程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状况,提出了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是职业教育课程实施之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课程理论是职业教育课程的魂之所在,企业参与是实施职业教育课程的有效途径等几个方面的启示。职业教育思想是职业教育课程的逻辑起点,是制定和实施职业教育课程的依据。论文第一章重点分析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维新时期“广开学校、振兴实学”实业教育思想以及民国时期的“唯实主义”的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能否忠实体现职业教育思想是职业教育是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论文第二章结合课程结构以及具体的个案,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不同阶段的章程和学制,可以看出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始终是围绕解决国家存亡、民生民计的教育目标为本,以“就业、实用”为上的课程宗旨。课程内容的选择是实现课程目标的最佳关键的因素。第叁章围绕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内容,讨论了主要是“西学”“西艺”“生利”“实利”的课程思想对课程内容的影响,以及在普通教育中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的分析。第四章是对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考察从影响职业教育课程实施的人和物两个维度进行。在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课程的实施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的投入机制,通过聘用外国教员、兴办师范学堂、企业培养等多种途径来组织职业教育的课程实施。论文第五章是关于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的评析和启示。晚清时期的实业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民计民生的教育,让无业者有业的教育,虽然实业教育没有挽救清政府的命运,也没有让中华民族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实业教育也被戏称为“失业教育”,但是,实业教育中的中学为体的思想维系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维系,西学的内容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实业教育课程为近代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储备,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实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奠定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基础。这些都说明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所起的历史作用,作者对此做了一个概览性的评析。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史为鉴,通过对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几个维度的梳理,联系当前职业教育课程的现状,作者从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课程体系、职业教育的课程结构和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实施模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以此作为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对当下的启示。
梅德顺[10]2016年在《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中国近代出现的新式美术教育入手,就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百年对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的影响和发展做出比较研究。尤其对英属马来亚处在殖民统治时期结束前(即是1957年国家独立前),华侨美术社团的活跃与西方美术主义的共同接触发展至20世纪60年代末对马来西亚高等艺术教育制度的影响,留下叁大美术教育发展的问题现状来对中华教育思想的传播进行比较研究。其一,从初期英殖民政府手工艺技艺取向的主流美术教育为统治策略,间中领先与替换了在华侨美术教育原有理念的本质,导致技艺取向与审美取向的对峙,促使马来西亚美术教育在此夹缝下的美术课程实施深感困惑与挑战;其二,是马来西亚当地华侨社会受其殖民地的国家教育政策约束与后期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营造出南来或二代画家极力融入殖民文化的潮流以及共同创造出本土南洋美术文化的努力来作出改变;其叁,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师训体制对美术课程教育目标转化了艺术教育的共存与多元文化发展的目标,间接引进与交汇了马来亚伊斯兰同化教育政策和技职教育的目标。针对这叁大问题的出现,本文试图透过比较研究解开与探析英殖民政府统治结束前后50年间,中国艺术教育体制的传递带给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实施所引起民族性被同化的深远影响,尤其在美术设计人才方面的培养,美术教育教学理念的传承,以及美术课程结构的设置,启发了马来西亚各大艺术大专院校的办学动力,进而崛起了东西方高等美术教育学制的设置和教学体系等实施状况做出一个宏观层面的比较,从其历史与社会学角度得出马来西亚高等美术教育的变迁与传承之意义。
参考文献：
[1]. 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D]. 刘静. 南京大学. 2017
[2]. 抗战时期国立师范学院的设立及其历史评析[D]. 冉春.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3]. 以师为本[D]. 孔春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4]. 抗战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王延强. 西南大学. 2013
[5].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师范教育研究[D]. 李鹂.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6]. 国民政府时期女子师范教育研究[D]. 巢小妹. 西南大学. 2010
[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校学生管理研究[D]. 张杰. 苏州大学. 2017
[8]. 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公债经营与制度变迁（1897-1937）[D]. 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晚清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课程史论[D]. 任平.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10]. 引进与融合马来西亚华裔高等美术教育发展比较研究[D]. 梅德顺.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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