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通胀的“双高”机制向“双低”机制的转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机制论文,通胀论文,利率论文,双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人特别是理论界对提高利率有一种较强的偏好。在中央银行于1996年作出两次下调利率的决策之前，许多人还是作出了为了抑制各种潜在的和日益显现的通货膨胀应该继续上调利率的预测，而在两次下调利率之后，中央银行又解释说利率下调的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率已经降到了利率之下。如何决定利率、通胀水平不仅对有储蓄行为的居民和有投资行为的厂商有很大关系，而且对确立中央稳定的、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具有重要影响。高利率诱发高通胀使宏观经济处于一种无根浮起的、高位运行的状态，这是96年以前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的宏观经济态势；低通胀使利率从容降低，这是96年以来初步形成的“软着陆”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公认。可以这么说，96年是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发生转折的时期。
一、96年以前，中国被迫走上高利率、高通胀互动攀升的恶性循环之路。
1.高利率、高通胀宏观经济形势的形成过程
1979—1989年共11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在连续不断地提高利率，以企图抑制日益显现的通货膨胀；由于1989年对通货膨胀下了“猛药”，1990年、1991年被迫短暂地下调利率，1992—1995年又重新走上了连续上调利率的老路，而这几年的通货膨胀又达到了历史的高位。
（1）1979—1989年的利率、通胀水平及调控政策。1979年至1981年间，政府曾两次上调了储蓄存款利率，并增加了一些档次，1982年4月第一次将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恢复到7.2%的水平，同时提高了定期存款利率。
1984年以前提高利率还具有恢复利率本来水平的作用，但是从1984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过热，通货膨胀达到8.8%的高位，负利率接近2个百分点，作为紧缩手段之一，于4月和8月连续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1986年对金融机构之间的存贷利率进一步提高。
虽然1985、1986年全面上调利率，但是通货膨胀以不可遏止的趋势继续高扬，大大超过储蓄存款利率，1988年的“负利率”达到－9.86%，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18.5%，鉴于此，中国人民银行于1989年2月最大幅度提高存贷款利率，对通货膨胀下了“猛药”，利率提高平均接近3个百分点，3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调至13.14%，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提高至11.34%，固定资产贷款利率也提高至11.34%—19.26%不等。
由于对通货膨胀下了“猛药”，1990年的物价指数迅速下降为2.1%，市场销售开始出现疲软，商品库存积压严重，企业生产陷入困境，为重新启动经济，中央银行于1990年开始了政策转换。
表1
注：名义利率取一年期定期储蓄利率，通货膨胀率取全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统计年鉴》和最近公报。
（2）1990、1991年利率、通胀水平及调控政策选择。为了启动疲软的经济，中央银行第一次采取利率下调的政策，1—8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下调至7.56%—10.08%不等，流动资金贷款利率从1989年的11.34%下调至8.64%。
（3）1993、1994、1995年的利率、通胀水平及调控政策。这三年又走上了连续地、不断地上调利率的路子。经过一番调整和启动，我国经济终于走出“过冷”的低谷，经济开始“发热”。中央银行于1993年中期连续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上调幅度达3.42个百分点，并对3年期以上的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1995年1月和7月两度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和部分专项贷款利率。上调利率并没有造成通货膨胀降低的局面，而是历史上少见的高通货膨胀率，1993、1994、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13.2%、21.7%和14.8%，“负利率”分别达到－2.22%、－10.72%、－3.82%。
总起来说，1995年底以前，我们采取的基本上是一条用高利率来抑制高通胀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形成的是高利率、高通胀并存的“双高”的过热经济局面。这种政策在宏观经济领域是不成功的。
2.高利率——高通胀政策的经济决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间内，我们对中国经济形势作出的最主要的判断是有效需求过旺和供给能力不足。总需求和总供给的这种失衡状态决定了高利率——高通胀宏观政策的运用和实施。
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需求膨胀和总需求收缩导致经济繁荣和萧条的经济周期，但是有效需求过旺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总需求的一个持续的特征，并且把有 效需求不足当成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态势而将二者区别开来。
社会总需求的膨胀是由下列因素推动的。
一是固定资产投资饥渴症的推动。长期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饥渴症就已存在，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积累率过高的发展周期，一次又一次形成了隐蔽性的通货膨胀，不过那时不表现为物价上涨，而是消费品短缺，供给能力不足，随着改革的发展，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除了中央政府外，各级地方政府、各级部门、企业都以自筹资金进行投资，都为本身的利益所驱动，不顾经济失调，盲目地争上项目，搞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经济增长主要靠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不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积累，导致投资膨胀。
二是消费基金膨胀。在第二轮涨价周期中，据银行统计1993年工资现金支出比上年增长30.3%，1994年工资等消费性支出增幅高达40%，都超过了周期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以及GNP的增长幅度。
为了扼制投资消费膨胀，以免使供给不足的形势日益严峻，采取高利率政策便是理所当然的选择。如果采取低利率会使固定资产投资更加膨胀，也会使膨胀的消费资金冲击市场，引起更大范围内的涨价行为。在还没有找到治理通胀的有效手段之前，在总供给总需求失衡的情况下，高利率——高通胀政策便成为现实的选择。
3.高利率——高通胀政策所带来的主要问题及认识
（1）互动攀升，通胀易成恶性。
从中国利率政策运用的历史来看，利率与通胀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当通胀升高时，利率跟进调高，当通胀降低时，利率跟进降低。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利率可以同现实的通胀挂钩，即不能认为通过利率手段可以完全解决通胀问题。社会上有关方面对当前上调利率幅度的期望过高，要求把目前的利率水平提高到同通胀水平相当。
在我们看来，一定的利率水平只能在一定的通胀水平上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进一步来讲，当通胀率不一定处于剧烈变动而是处于基本稳定的时候，适当的调整和运用利率手段才能起到作用。从一个时期来讲，如果通胀率出现剧烈变动，尤其是同这一时期的利率反差过大，试图通过大幅度地调整利率来解决通胀问题，不仅会发生“信号”的误导，而且也做不到。如果真的这样去做了，其结果不仅不会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相反会进一步刺激甚至推动通胀的恶化。根据1994年的通胀水平，要解决这一年的“负利率”问题，还需要再上调利率至少10.72个百分点。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来看，窄幅持续上调利率不仅对通胀的治理没有多大作用，而且往往起到推波助澜的相反效果，最终达到一个较高利率、较高通胀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经济信号严重失真，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但是，突然地大幅度上调利率会对通胀治理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由此带来的往往是经济衰退。
（2）经济在高位区间运行，经济的不稳定性、风险性加大，往往引发乱涨价、垄断、欺诈和暴利行为。
根据我们的研究，利率每变动1.5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率往往变动10个百分点，引发经济大起大落。1988年比1987年利率提高1.44个百分点，通胀率却上升12.2个百分点；1993年比1990年利率提高0.90个百分点，通胀率却上升11.1个百分点。经济在高位区间运行难以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3）高利率在危机国企的同时，最后也使银行系统陷入困境，这是1995年以来经济生活中的一种新现象。目前国有企业的负债率达到80%，企业的银行贷款比例较高时，经营所得收益大部分要用于支付贷款利息，影响劳动和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企业负债率太高，往往把折旧也用于还本付息，在一个长时期内，影响到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以及固定资产的更新，使企业难以持续发展。
从居民储蓄这一方面来说，银行是负债方。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不断提高存款利率，特别是定期储蓄存款利率，并实行保值补贴措施，这样就加大了银行经营成本，银行每年要支付居民储蓄利息达2000多亿元，在目前企业利润率只有6%的情况下，支付给居民这么高的利息实际上是银行的压力越来越大。
二、中国向低利率、低通胀宏观调控政策转折所具备的经济环境基础及可有效利用的手段。
1.低利率、低通胀是国际化趋势
毫无疑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又进入了一个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时期，凯恩斯宏观调控的经济学革命以来，经过几代经济学家卓有成效的努力，以及政府在经济调控中的反复实践，已经找到了一条灵活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即：利率手段。而目前采取的又都是低利率、低通胀的经济增长方式，用低利率刺激投资需求，保证经济增长速度，用低通胀来保证经济稳定。美国试图采取零利率政策，因为低利率不仅刺激投资，而且还刺激居民需求。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住宅购买都是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低利率政策会刺激居民更多购买住宅，而建筑业的繁荣和发展又会带动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的全面发展。
表2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1993年年报。
从上表可以看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目前实行的是一种低利率、低通胀的宏观调控政策，美国1980—1993年的14年间，通货膨胀率只有3.8%，1993年的贷款利率只有5.9%，日本这两项指标更低，同一时期的通胀率只有1.5%，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也分别只有2.1%和4.4%，虽然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和美国经济也出现过许多问题，但它们都能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经济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这与他们的利率水平、通胀水平处在较低位置上有很大关系。因为利率水平和通胀水平较低可以摆脱二者互相追逐、相互攀升的态势，二者水平越低，他们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就越低，就可以给对方的走势提供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基础。在低通胀下，利率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可以提高也可以调低，而在低利率的情况下，通胀率也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度。总之，低利率、低通胀的态势使上行的空间极为遥远和广阔，而下行的空间则极为短暂和有限，就为经济的“软着陆”提供了现实性和可能性。
其实，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和新加坡随着经济的发展也步出了高利率、高通胀的经济发展误区，走向了持续稳定发展的低利率、低通胀的经济发展新格局（见表3）。据说，韩国加入经合组织以后，会继续降低利率，以达到世界利率5—6%的平均水平，以充分显示自己的经济实力。新加坡作为亚洲国家中最成功的典型，它的通胀率和利率也只有2.5%和5.4%。而巴西作为拉美国家高通胀、高利率的典型，其经济具有剧烈的波动性质，曾进一步引发了债务危机、金融危机，严重伤害了经济发展。在巴西平均通胀率为423.4%的时候，1993年的储蓄利率为3293.5%，在高位区间，利率无法对通胀起到抑制作用，它的经济就很难实现“软着陆”。
表3
资料来源：同表2。
2.中国实行低利率、低通胀政策是因为经济态势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1996年5月1日和8月23日两次下调利率的行为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它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发生变化是相辅相成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中国的经济开始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
1992、1995年的需求膨胀主要是由投资拉动、消费膨胀、出口带动形成的，再加上1994年1月1日实行的财税等五项体制的改革，使需求通胀都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这些导致利率上涨的因素在1995年底都已基本得到了消化。
经过治理整顿、消化已出台的改革措施，到1990—1992年，三年间年均物价上涨放慢到5.3%之后，在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目标指引下，全国全面加快了改革步伐。1993年起国家在大幅度压缩统配煤和原油计划供应价比重的同时，放开了钢材、水泥、木材、化工原料等重要原材料价格，1994年又进一步全面放开煤炭价格，把石油计划价向市价并轨后再提高价格水平，并相应提高电价、运价，实行外贸体制改革、汇率并轨，提高银行利率，出台新税制和工资改革，成为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因而全国的物价也陷入了大幅度上涨时期。这种价格上涨基本上还是属于价格的市场发现，是为了使商品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时的价格是在市场作用下供给和需求的均衡价格，实现这一均衡价格就是胜利地完成了“价格闯关”。
我国改革开放十六年来的经济运行，零售物价水平1994年比1978年已上涨了2.1倍，年均上涨7.3%，而GNP按当年价格计算也增长了10.2倍，年均增长16.3%，形成了零售物价和GNP的发展比例关系为1∶2.2的良性循环，所以说“价格闯关”是成功的，并且在1996年还出现了几种主要的耐用消费品大幅降价的局面，如彩电、电子计算机等。从1995年底以来，全国零售物价指数逐月回落，达到6%左右的水平。这些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在完成了价格闯关之后，由原来的有效需求膨胀转向了有效需求不足。
首先表现在企业的产销率降低、库存增加，原来短缺经济的论述已不再合适，而是表现为在各行各业出现了过度竞争的局面，比如生产电视机、录相机、电冰箱等日用电器产品的那部分电器工业。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前提下，短缺是消费品市场的常态，人们的消费活动要通过“排队”、“等待”方式实现，这不仅低估了市场购买力的力量，而且造成了需求抑制。在转轨经济时期，正是要释放这些被低估的市场购买力，才导致了过度竞争。如在电视机尚未普及的时候，电视机的消费是需要“凭票购买”。“凭票购买”放大了市场需求量，使市场的供给远远大于潜在的需求，其实有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转移。
其次表现为消费增速已经降低。199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11439亿元，其增长速度比上年同期要降低近10个百分点，新的消费增长点还没有形成。
第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强烈抑制。1—5月份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比1995年同期增长16.8%，增长幅度比1995年同期回落20个百分点。
第四是出口降低，使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度减弱。这主要是因为外贸体制改革滞后，更主要的是因为中国产品技术水平低，在国际市场上难以有持续的竞争力。出口降低使国内市场竞争更为剧烈，市场趋于饱和，导致供给过剩。
所有以上这些因素，都表明社会的有效需求水平在降低，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正在发生新的转向，有效需求膨胀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固有特征，1996年以来经济界正在探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问题，比如开发农村市场、房地产市场，就是市场需求不足的有力“讯号”。实际上以上这些引起需求不足的因素在短期都不会得到根本改变，有的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强。所以说，1996年的两次下调利率不是偶然的行为，是中国经济形势改变所致。同时这些因素还在持续发挥作用，为中国实行低利率、低通胀政策奠定了基础。特别是通胀水平的降低，为利率下行创造了相当广阔的空间。
如果说高利率、高通胀是建立在有效需求膨胀的基础上的话，那么低利率、低通胀则是建立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基础上的。
在目前经济态势下，中国能不能实现从双高机制向双低机制的政策性转换？又如何实现这种政策性转换呢？
3.我国利率的独立调节性及我国抑制通胀的有效手段
我国利率的特点是弹性不足但同时也具有有限度的弹性。利率的这一特点有利于对利率和通货膨胀实行各自独立的双向抑制，以实现低利率、低通胀的宏观控调政策。
在我国贷款利率与企业资金需求不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通过提高贷款利率控制资金需求，进而控制通货膨胀是不会奏效的。但是，我们具有控制资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控制信贷规模，特别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实现降低通胀的目的，这样就有可能使利率行为有限度地游离出来，不再受通货膨胀的追逐，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伸缩度。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性来考察，不论是社会总需求的扩张刺激了经济的高涨，还是社会总需求的收缩引起经济的萧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波动相关联，投资的增减变动会引起经济的高涨与萎缩。从投资的直接影响来说，投资增加会促进建筑业的繁荣，从而使机器设备制造业、钢铁工业、水泥工业等投资品生产部门因需求旺盛而增加生产；从投资的间接影响来说，则创造着总需求连续扩张的机制，具体表现为：投资增加——收入增加——消费增加——需求再扩张——再投资，还有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价格上升——利润提高——再投资。可以说抑制住了固定资产投资，就基本上抑制住了通货膨胀，1996年通胀率下降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被约束住了20个百分点，而这时贷款利率却没有必要上调，而是出现了下调的状况。
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货币发行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会降低；货币发行减少，利率会上升。但是在中国，这种相辅相成的变化不易出现。
表4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事实：
（1）控制货币发行量，可以较好地控制通货膨胀。虽然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非货币的通货膨胀因素，但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虽然1987、1988年实施了利率紧缩政策，但货币发行量在1986、1987、1988年分别达到29.27%，24.22%、22.38%的历史高位，致使1988年的通胀率达到18.5%。所以说货币发行量与通胀具有较强的相关性，1992—1994年新一轮通胀的形成都是在货币发行量失控的情形下形成的。1995年底开始，货币发行量降低5个百分点，从1995年开始到1996年，通胀率逐月回落，所以说，降低货币发行量可以较好地控制通胀，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关注总闸门的货币流出量。
（2）货币发行量与利率相关性不强。一般来说，利率对货币发行量具有高度灵敏性，货币发行量增大，资金供大于求，利率下降，货币发行量减少，资金供小于求，利率就趋于上升。但是从中国改革以来的情况看，往往出现货币发行量与利率同步增长、同步下降的趋向。如1986年比1985年货币发行量显著放大，但是利率并没有降低而是升高了0.5个百分点，1992年比1991年货币发行量增长5个百分点，但利率平均水平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994年的广义货币（M[，2]）发行量增长34.4%，对造成21.7%的通货膨胀具有很大关系。而这时的利率水平与1993年、1995年一样都是保持在10.98的水平上，这说明在目前利率与货币发行量的相关性不强。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解决通胀又使利率水平处在较低水平上的思路，就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使利率手段游离出来，使利率水平处于较低位置，而不会因为货币发行量的减少而使利率不断上升。
表5
总之，通过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及货币发行量，可以较好地控制住通货膨胀，这是最近几年来通过长时间的摸索得出的基本结论。虽然有些方法还不规范，但却是有效的，控制通胀后，利率降低才成为可能。通过这种手段，控制通胀而使利率游离出来，这并不是说利率不起作用。其实，在历史上用高利率控制通胀是有成功的先例的。但是单纯地利用高利率政策会对经济造成急刹车的后果。有时利率的约束行为是极其强的，正如前面所述，它每变动1.5个百分点，通胀率就会变动10个百分点。从另一方面讲，窄幅上调利率对通胀是没有多少作用的，也就是说，把利率当作治理通胀的手段是不行的，它应该成为我们的宏观目标。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使利率暂时游离出来，寻找到自己的真实位置，为全面转向低利率、低通胀的宏观调控目标创造良好的条件。
实现低利率、低通胀的政策的步骤应该是：用非利率的手段降低通货膨胀，然后再降低利率。
低通胀的目标是实现固定资产的投资约束，抑制投资膨胀、需求膨胀。但它有可能抑制住经济增长速度，使生产增长速度处在较低水平上。而低利率则可以起到启动经济的作用，特别是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由于低利率使贷款成本降低，可以加速非公有经济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处在较高水平上。同时，利率可以引导居民储蓄、投资和消费，低利率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减少储蓄，同时增加直接投资，在这一点上利率表现出较强的弹性。
低利率、低通胀就会使经济处在一种相互抑制又相互补充的均衡状态，不会使经济无根飞起，所以是较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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