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劳工政治分析范式的白领工人研究——理论述评与现实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述评论文,劳工论文,启示论文,白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3)02－098－(6)
“白领”作为一种职业标签，一般被用来指涉拥有专业知识或技能的非体力劳动者，如高科技产业或生产服务业中的技术人员、工程师及公司经理等。白领职业的出现，直接反映了现代社会劳动分工不断深化的趋势。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便曾对当时工厂里的文职人员与低层管理人员进行过初步考察，并认为他们是产业工人阶级之外的另外一群雇佣劳动者。不过，马克思同样发现：当时的白领雇员虽然对生产资料没有所有权，但他们的劳动实际上并不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阶级特征自然不同于传统无产阶级。①由此，在以产业工人阶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白领工人并没有受到充分重视。
进入20世纪之后，受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最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兴起，科技白领工作者的人数随之急剧扩张。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化进程的驱使下，发达国家中的高科技部门纷纷将业务扩展到了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而也在当地塑造了一批新兴的白领职业群体。面对白领劳工在当今各国经济生活中的快速崛起之势，如何在理论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发展出解释该人群市场处境及社会地位的学说，遂成为学界的当务之急。
一、研究缘起：劳资二元关系范式中的白领工人阶级地位议题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现代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日益呈现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二者对立共存的格局；②至于那些虽拥有生产资料却又要靠自身劳动创造价值的中间阶层(如小资产阶级、手工艺者或小雇主等)，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因残酷的市场竞争而掉落到无产者阶级队伍里。马克思将这一论点概括为现代社会的“无产阶级化”现象。③
然而，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无产阶级化趋势，劳工阶级内部也经历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白领工人群体的产生与壮大。与处在社会底层的体力劳动者相比，白领大多拥有特定的管理技能或知识技能，在企业中主要从事流程管理或产品开发等智识型工作，并享有优越的劳动条件与良好的社会声望。显然，这支就业大军所表现出的各项社会特征完全超出了传统无产阶级化理论的讨论范畴，这就要求后世学者尽快发展出新的理论分析工具。
在这些新的研究中，白领群体的社会地位成为各派学者共同聚焦的问题之一。④回顾有关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两大对立的观点：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论与新中产阶级论。持第一种立场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以社会分层学者和后现代理论家为首的研究者则大多采纳第二种观点。
1.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论
最早就白领群体阶级地位问题展开详细讨论的当属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中，布雷弗曼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早期资本主义企业内，非体力工作者的确同雇主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社会身份与意识倾向也更加偏向于资产阶级。⑤然而，随着商品化进程的推进，产业工人身上发生的“去技术化”(De-Skilling)现象逐渐波及了这些非体力白领雇员：一方面，工作内容的程式化(rationalization)使得他们丧失了以往在生产过程中的优势地位，继而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成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他们的脑力劳动也被纳入资本剥削的机制之中。⑥这一变化标志着白领工人经历了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即他们的生产处境和社会地位不断恶化，在阶级特征上越来越向底层无产阶级靠拢。⑦
受布雷弗曼启发，英国学者克朗普顿(Rosemary Crompton)在对英国白领雇员的研究中采取了相同的视角。她发现，很多以往要求高级综合技能的白领工作实际上已沦为日常性的繁琐体力工作。据此，她认为现代社会的确存在布雷弗曼意义上的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趋势。⑧加森(Barbara Garson)在对美国金融服务行业职业技能的研究中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自动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大幅度削弱了白领工人以往对工作的自主控制权，而标准化管理模式的普及，则进一步加剧了脑力劳动的“去技术化”倾向。⑨由此看来，资本对白领雇员的宰制与对产业工人的剥削本质上是相同的。
塞尼特(Richard Sennett)晚近对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流程的探讨则指出，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福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现代市场中已被一种新型的“弹性资本主义”所取代。所谓“弹性”(Flexibility)，意指为了适应变幻莫测的市场需求，企业内部的传统官僚等级制度被有意识地打散或取消，同时大量的临时性、外包性工作被创造出来，企业内部权力结构变得“集中而不集权”。⑩处于这一新型生产制度下的劳动者虽在工作流程及技能运用上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却时刻承受着由绩效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个人职涯安全与劳动权益均遭到严峻挑战。(11)
与上述劳动过程视角相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采取的是通过测量特定时段某一社会中底层无产阶级人数的变化趋势，来推论该社会是否存在无产阶级化现象。赖特认为，社会结构是由不同阶级位置所共同构筑的社会关系总和，而阶级位置则由人们所隶属的生产关系来确定。如是观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及老中产阶级这三大传统阶级位置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类“矛盾的阶级地位”(12)。立于该阶级位置的人群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白领雇佣劳动者：公司管理人员与技术工程人员。(13)在赖特看来，这些白领雇员的阶级属性并不稳定，他们极易受到经济形势的波动而掉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或上升至更高的阶级地位。赖特发现，1960年至1970年间，半独立雇佣劳动者群体的人数虽因新兴科技产业的发展而有所增长，却在各产业部门内部急剧下降，因而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整体比例呈现出明显萎缩的态势；与之相反，传统工人阶级的人数虽因科技产业的兴起而有所减少，但在各产业内部却迅速增加，两相抵消后无产阶级的规模依然大幅扩张。据此，他指出，受经济形势的影响，美国社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确存在持续的无产阶级化进程。(14)
2.新中产阶级论
社会学家米尔斯率先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做出回应。在其名著《白领》一书中，米尔斯指出：“无财产的雇员(包括雇佣劳动者和薪金雇员)事实上并没有自动采取社会主义的立场，这就清楚地表明，无财产不是决定内在的意识或政治意愿的唯一因素，甚至也不是关键因素。”(15)借助于韦伯的身份群体理论，米尔斯认为正是市场关系所赋予的象征性社会声望资源，使得白领雇员们在主观上将自己同传统工人阶级区分开来，转而认同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及价值理念。
对市场地位及主观社会声望的重视，构成了米氏驳斥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命题的重要论据。异曲同工的是，瓦拉斯(Steven P.Vallas)在对美国通信产业办公室职员阶级意识的研究中也发现，虽然这些白领雇员们在工作中已经强烈感受到了枯燥与不公正的生产制度，但他们并没有因此主动认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反而在访谈中依然强调自己的中间阶层社会地位与声望。(16)
继米尔斯等之后，英国学者洛克伍德(Lockwood)进一步继承与发展了这一取向。洛克伍德结合马克思与韦伯的阶级理论，将“阶级地位”划分为“市场地位”(Market Situation)、“工作地位”(Work Situation)、“身份地位”(Status Situation)三大内在面向。他发现：与体力工人相比，白领工人首先在市场中明显获得了更为优越的经济待遇与社会声望，并拥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其次，白领工人同资本家的关系较为亲密，二者的劳资关系一般处于比较缓和的状态，因而他们也不太会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再次，白领雇员对工作依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自由处置权，而不必完全受机器化大生产的制约；最后，上述诸种客观特质最终使得白领工人在主观上具备了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17)据此，洛克伍德认为，无论是客观面向还是主观面向，白领雇员的阶级特征皆不同于传统产业工人阶级。这一观点得到了学者加利(Duncan Gallie)的支持。加利在对20世纪90年代英国国内劳动力市场形态进行细致考察后发现，虽然随着技术的进步，白领工人与体力工人在生产处境上越来越相似，但二者间由于技能差异与职业晋升前景的差距而产生的阶级鸿沟并没有消失。因此，他同样倾向于将白领工人视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中间等级。(18)
3.对白领雇员工作性质的再考察
随着研究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对白领雇员的社会生存状态做更为细致与全面的考察，而不是将其外在的社会特征强行嵌套进已有的理论模型之中。据此，一些学者开始重新探讨白领职业劳动过程的性质。
美国学者拉尔森(Magali Larson)在其研究中提出，与传统无产阶级化历程相比，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应当涵盖四个观察维度，即经济地位的异化(Economic Dimension of Alienation)、组织化生产的异化(Organizational Alienation)、知识技能的异化(Technical Alienation)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异化(Political Alienation)。(19)拉尔森在工程师、教师等白领从业者身上发现，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他们的无产阶级化方式呈现出以下独特之处：一方面，体力工人所经历的经济异化、组织异化及政治意识形态异化现象在白领劳工身上均有所体现，这表明后者在生产过程中同样深受资本专制力量的宰制；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白领工人自身所拥有的专业技能是商品价值生产链上的重要一环，因而他们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会被“去技术化”。据此，拉尔森认为，白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应当被表述为劳动者部分享有技能自主权的特殊异化状态。(20)
类似的看法也出现在德伯(Charles Derber)的研究中。德伯指出，与后现代理论的预期不同，白领工人在生产目的上确实经历了“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化”；不过，这种特殊的无产阶级化状态又没有马克思主义学者想象的那么彻底，因为他们对生产过程还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决策权。这一状态表面上减轻了白领工人的被异化程度，然而实际上却使得他们认同了资本的剩余价值分配法则。(21)
及至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新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秩序的建立，跨国资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追逐超额利润，以往只存在于发达国家中的高科技产业也开始迅速向世界其他地区转移。受此波知识转移浪潮的影响，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科技密集型产业，当地白领劳动者的人数自然也蔚为可观。与发达国家同类工人相比，发展中国家中的这批白领技术工人虽然也生长于市场环境中，却是跨国贸易和国家政策主动塑造的产物。在此背景下，以劳资二元关系范式为主的既往分析范式已无力回应当下的发展趋势，如何找到新的理论透镜来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白领劳工群体，成为下一阶段白领研究的重要任务。
二、范式转换：生产政治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白领劳工政治研究
当人们意识到对发展中国家白领工人的考察严重滞后之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那便是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而来的生产政治理论。
生产政治理论是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所提出来的统摄性分析框架，主要用来探讨劳资双方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结构性关系，以及国家力量对这种关系形态的主动干预。在布洛维看来，为了缓解资本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家会主动从两方面入手规制劳资关系：一方面，国家会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帮助工人不再完全依靠工资性收入来维持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进而降低他们对资本的依附；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实施一系列劳动法规来阻止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工人的无限度剥削，维护工人的正当权益。(22)考虑到国家所扮演的这种重要角色，布洛维指出，马克思意义上的上层建筑不仅存在于政治生活领域，也存在于经济生产领域，其具体形态便是工厂中由国家干预生成的政治性规训机构，简称“生产政体”。(23)直言之，生产政治详细地展示了微观生产关系的政治性构建过程。
生产政治理论的成熟，标志着当代劳工研究开始有意识地将国家作为独立变量引入阶级分析框架中来。在其指引下，学者们发现了专制、霸权以及霸权专制等产生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内部的生产政体形态，加深了人们对劳工阶级生产处境及市场地位的了解。
美国学者麦凯运用生产政治理论视角，详细考察了菲律宾国内高科技产业中跨国公司的劳动体制。在其著作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高科技产业的生产政体会是何种形态？菲律宾政府在生产政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此，麦凯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当地不同规模的跨国企业中，盛行着一种独特的生产政体，他将其命名为“灵活积累型”政体。(24)在其治下，跨国资本对技术工人的高压管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与配合，由此在生产领域和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一个组织力量弱小、内部竞争激烈的青年技术工人大军。具体而言，国家对生产政体的塑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国家有意识地放松对跨国企业生产管理过程的监督，并建立偏向于资本方的劳动仲裁体系，以此削弱白领工人的组织化谈判能力；其二，为了吸引投资，菲律宾各级政府主动帮助跨国资本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年轻、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提供规模庞大的劳动力后备军，从而削弱了技术工人的市场谈判能力。(25)如此一来，跨国资本得以在国家的“保护”下既放心地攫取剩余价值，又保证工人对生产政体的消极服从。
除了考察生产过程，麦凯还将视野扩展到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他发现，由于高科技产业需要大量具备较高知识技能的劳动力，这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迎合资本、压制劳工的同时，还必须在短时间内利用职业教育及社会保障等各类制度创造出一批中高端白领工人群体。(26)由此看来，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白领工人无不受国家相关政策及制度的影响。
项飙在对印度IT劳工的研究中采取了类似的分析视角。项飙向人们揭示了印度国内一个庞大而不为人重视的非正式部门——“猎身”业务，并认为正是由于它的存在，印度IT业才得以在全球信息产业链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所谓猎身，是指兼具劳务派遣与技能培训功能的印度本土劳力行利用自身拥有的各类关系网络，在国内招募大量廉价技术工人，然后将其派往本土或海外的正式公司，并从中赚取工人劳动价值的复杂业务。在该体系中，正规公司并不与工人发生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而是由劳力行代表雇主直接管理那些被派遣工人，并为其办理担保、签证、支付报酬等多项事务。(27)这样一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能够根据市场形势随时招募或裁退工人，从而大幅降低企业运作成本。至于那些工人，等待他们的却往往不是海外公司丰厚的报酬，而是高度弹性化劳动力市场中变幻莫测的工作前景及市场处境。
猎身业务的存在，实际上使得那些大企业成功地避开了民族国家的劳动权益保障体制，并强化了他们剥削技术工人的能力。不仅如此，它还向工人灌输了一套以个人能力为中心的市场观念——在此观念下，每个人的市场地位均被视为自身能力与价值的自然体现，而劳资关系的公正与否则变得无关紧要。这一市场意识形态的普及，最终彻底瓦解了工人群体的内部凝聚力。(28)
对比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当前的白领研究无论是在问题意识上还是理论视角上均有明显进步。
首先，学者们不再简单复述前人有关白领工人阶级地位的问题意识，而是积极向外拓宽白领研究的问题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同一主题，即国家怎样干涉及塑造白领劳工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的干涉会对白领劳工的生产地位及市场处境带来何种影响？在该主题的指引下，人们开始抛弃过去那种静态化的劳资二元关系理论范式，不再将国家视为独立于劳资关系之外的力量。生产政治理论正好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更具穿透力的分析工具。
其次，相比于先前基本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讨论背景的研究格局，对全球化进程下发展中国家白领工人及高科技产业的考察日益成为主流的学术兴趣。这一趋势表明，学者们一致认同，在当今特殊的国际经济秩序下，发展中国家与资本及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会是今后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
三、新视角的引入：生产政治与中国白领雇员政治研究
市场化改革至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吸纳跨国投资最多的国家。数据显示，在全球产业转移潮流的影响下，中国的信息、金融、电子商务等各类高科技产业近年来发展速度惊人。(29)与这一趋势相对应的是，一支日益扩张的白领劳动力大军日渐壮大。他们身处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通常被人们称作都市白领。
值得肯定的是，研究者对这一新兴社群有着浓厚的学术兴趣，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尝试。然而另一方面，当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已有成果时会发现，它们当中绝大多数都在探讨这一人群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功能，而疏于考察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遇到的结构性力量。
当前对我国白领群体最感兴趣的当属社会分层学者。在他们看来，与普通劳动者相比，白领在收入水平、社会地位与教育水平上均属于中高等层次，因而是社会中产阶级的核心代表。(30)在此认识论的基础上，中国白领研究被理论界等同为中产阶级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两大议题：其一，致力于通过社会调查与社会统计的方法来论证白领阶层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新中产阶级”地位，并从社会声望或消费习惯维度挖掘他们的阶级特征、历史来源及自我身份认同。例如，李路路和李升认为，当代中国存在两类性格特征完全不同的中产阶级，其中所谓的“外生中产阶级”便是指市场经济部门中的管理及技术白领雇员。相较于“内源中产阶级”，白领的中产阶级身份显然源自他们的市场能力与市场地位。(31)李培林等人在2006年对全国中产阶级规模进行测量时，更加明确地将“职业”作为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之一，因而白领雇员群体自然就被视为新兴中产阶级。(32)其二，继承西方理论家对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探讨，考察中国白领阶层的政治认同与集体行动倾向。李友梅用“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33)这两对概念来总结该群体的主流行为方式；李春玲在研究中也认为他们对政府政策和现实政治体制基本持肯定的态度，因而是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34)
上述学者均发现了中国白领群体在意识倾向或社会流动上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李友梅在考察上海白领的群体发展阶段与社会心态时便指出：这一群体在社会经历、价值分享上，以及在行为规则、公共知识体系与价值认同上存在缺失，使得他们至今无法形成真正相对一致的利益行动以及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该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存在着众多不确定性，因而并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白领理论来推论他们的阶级归属。(35)李春玲也承认，当代中国白领虽然在总体上承认国家权威，希望政治秩序的稳定，但其中的很多人又对现实政治环境和自身市场处境表达出强烈的不满。(36)张宛丽在对比历年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后则指出，近年来中国中产阶级内部的几类人群在社会地位上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向下流动。(37)
虽然上述研究并没有在这些现象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的理论命题，但其发现仍然令人深思。为什么被人们普遍视作市场化进程受益者的白领反而并不认同自己的中产阶级身份呢？他们的市场地位与社会政治权利遭到了哪些力量的制约甚至侵犯？笔者认为，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超越当前以生活方式或消费方式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社会分层视角，转而从生产过程及劳资关系的角度来探索白领作为雇员同国家、资本形成的结构性关系。
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视角，可以揭示国家行为对工人社会地位及意识倾向的重要影响，这一分析范式对当代中国白领研究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代中国白领研究要想继续向前推进，就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两个转变：首先在理论范式上，从以往着眼于讨论该人群宏观社会特征的社会分层范式转向侧重于关注劳动过程的生产政治理论范式。既有研究大多将中国白领的身份限定在社会生活领域或消费领域，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作为雇佣劳动者同样要面对资本的宰制；其次在研究策略上，不宜再将白领的社会地位及市场处境视为个人能力的简单对应物，而应当深入考察国家在高科技产业中所推行的发展战略及劳动体制，进而在国家、资本与白领劳工三者力量对比的结构性分析框架中建立一种对应于产业工人的中国白领劳工政治学。
收稿日期：2012－11－15
注释：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郭大力、王亚南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299－300页；第66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2页。
④Randy Hodson,"Working in 'High-Tech':Research Issu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Industrial Sociologist",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26,No.3,1985,pp.351-364.
⑤⑥⑦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等译，张伯健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71页；第372－373页：第363页。
⑧R.Crompton and G.Jones,White Collar Proletariat:Deskilling and Gender in Clerical Work,London:Macmillan,1984.
⑨Barbara Garson,The Electronic Sweatshop:How Computers are Transforming the Office of the Future into the Factory of the Pas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8.
⑩(11)理查·塞尼特：《职场启示录：走出新资本主义的迷惘》，黄维玲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60页；第169页。
(12)埃里克·欧林·赖特：《阶级》，刘磊、吕梁山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58页。
(13)(14)Erik Olin Wright and Joachim Singelmann,"Proletarianization in the Changing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88,1982,pp.182-183; pp.198-202.
(15)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16)Steven P.Vallas,"White-Collar Proletarian? The Structure of Clerical Work and Levels of Class Consciousness",The Sociology Quarterly,Vol.28,No.4,1987,p.535.
(17)David.Lockwood,The Blackcoated Work:A Study in Class Consciousnes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转引自李强：《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3－128页。
(18)Duncan Gallie,"New Technology and the Class Structure:The Blue-collar/White-collar Divide Revisited",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7,No.3(Sep.1996),p.471.
(19)(20)Magali Sarfatti Larson,"Proletarianization and Educated Labor",Theory and Society,Vol.9,1980,pp.139-140; p.170.
(21)Charles Derber,"Managing Professionals:Ideological Proletarianization and Post-Industrial Labor",Theory and Society,Vol.12,No.3(May,1983),p.335.
(22)Michael Burawoy,"Between the Labor Process and the State:The Changing Face of Factory Regimes under Advanced Capit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48,No.5.(Oct.,1983),p.589.
(23)Michael Burawoy,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Factory Regimes Under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London:Verso,1985,pp.123-128.
(24)(25)(26)Steven C.McKay,Satanic Mills or Silicon Islands?:The Politics of High-Tech Production in the Philippines,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216; pp.218-219; p.16.
(27)(28)项飙：《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第14页。
(29)安德鲁·罗斯：《当产业都外移中国之后》，高仁君、奚修君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第5页。
(30)夏建中、姚志杰：《白领群体生活方式的一项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144页。
(31)李路路、李升：《“殊途同归”：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7期，第15－37页。
(32)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第1－19页。
(33)(35)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5页；第107页。
(34)(36)李春玲：《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载于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第134页。
(37)张宛丽：《对现阶段中国中坚阶层的初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