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区域差异的实证考察
——基于泰尔指数测算及分解分析
刘淑萍1，辛冲冲2，周全林3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3.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 要 :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统计数据，借助泰尔指数法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系统分析了区域间和区域内省际间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基于人口规模、GDP和财政支出三个维度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值呈明显不同特征，仅有人口规模维度测算的指数值呈明显波动下降态势，其余两个维度测算的指数值并未出现明显下降态势。(2)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表现差异较大，区域间差异化程度逐步缩小并趋于均衡，而区域内差异改善幅度不够显著且保持对总体泰尔指数较大影响度，是地区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3)根据区域内部不同省份泰尔指数时空动态趋势可知，区域内不同省份间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与其辖区人口分布匹配度呈显著分异状态。(4)根据GDP和财政支出分别与公共文化服务支出两个维度构造的四象限图得知，仅有北京、天津、上海和内蒙古四省份处于第Ⅰ象限-双高型，其余省份均未达到该象限水平。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区域非均衡；时空特征；泰尔指数
一、引 言
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显得越发重要，而提升文化建设则离不开高层面、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公众对政府能够供给更多且高效、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以满足其自身公共文化权利诉求也在日益增强[1]，在此环境下政府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地位也就日趋突出。回顾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和焦点内容，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丰富群众性文化活动”，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再次提升到崭新高度，在这系列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指导下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确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过往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也逐步凸显出来，正如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矛盾之一就是供给非均等化问题[2]，为此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均等化成为了其中的破解之道，地方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显然不可替代，同时也是其重要职能之一[3]，而公共文化服务支出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最为直接的物质基础，更是最为主要的考量标准，能够较好地反映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程度与水平，但同时又受制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能力、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也会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程度的差异性。因而，客观且有效识别中国历史进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地区非均衡性特征为政府步入新时代发挥其有效调节机制以适应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给予一定参考借鉴。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人均谷类产量很低，豆类和薯类作为当时人们摄取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也被列入了粮食范畴。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构成豆类主体的大豆作为植物油原料的比例越来越大②，大豆与其他植物油籽(如油菜籽、花生等)已经没有根本差别，延续既有的统计方式，仍将大豆统计到粮食中不仅不合时宜，还容易造成粮食和油料统计分析的系统误差。此外，除西南、西北等少数贫困山区外，薯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作为蔬菜食用，也不宜继续列为粮食进行统计。③
女工店吃过晚饭，金枝好像踏着泪痕行走，她的头过分的迷昏，心脏落进污水沟中似的，她的腿骨软了，松懈了，爬上炕取她的旧鞋，和一条手巾，她要回乡，马上躺到娘身上去哭。
二、文献回顾
事实上关于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的研究于近几年在政策持续指导下于学术界也逐步展开，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如杨永和朱春雷(2008)较早提出了“财政经费投入均等化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基础”这一论断，并以财政投入为衡量基准，测算比较发现中国公共文化服务不仅存在总体水平低下这一实况，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城乡差距与区域差距正在日趋扩大[4]。其中区域间非均等化(顾金喜等，2010)[5]、城乡非均等化(吴理财，2014)[6]等现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越发突出，与其不同的是，王晓洁(2012)利用1999年和2009年相关指标数据测算比较后获知，东、中、西三大地带间非均等化程度呈下降趋势，但省际间非均等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7]。王洛忠和李帆(2013)也得出类似观点[8]。毛雁冰和韩玉(2015)通过结合描述性统计和实证检验进一步证实了地区和城乡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差异显著的特征[9]。杨林(2017)立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从效率、公平、供求匹配三维视角出发构建了耦合协调度模型予以把脉中国31个省份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协调度，结果显示：供需失调严重，供给不足与浪费现象并存，且省域间供需协调度差异较大[10]。同时，也有部分学者重点针对特定区域或省份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测度和实证考察，如张序和方茜(2009)在对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测度与比较中发现，11个民族地区内部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程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1]。胡税根和宋先龙(2011)对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测算后发现，不仅存在明显的供需错配等矛盾且均等化程度远低于东部地区[12]。方标军和丁宏(2014)运用泰尔指数法对对江苏省图书馆资源分配、服务供给均等化进行测度，结果证实了省域内差异化程度的客观存在性[13]。金慧和余启军(2016)利用湖北省各地市年鉴数据及3地市450份微观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发现，该省公共文化服务不均等不仅表现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供给差异也表现在供需结构的“非对称性矛盾”[14]。此外，于志勇(2013)、毛雁冰和龙新亚(2018)等学者重点针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发展现状进行了调查和探析，且发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供给水平严重不足、分布不均衡、体制建设落后等问题，进而分别对破解农村公共文化面临的诸多困境提出了相应解决之道[15][16]。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可知，诸多学者或基于自身研究兴趣或基于现实问题导向或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对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问题进行了系列探讨，基本得出一致的事实结论，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显著差异，不仅表现在地区之间也表现在城乡之间和群层之间。另外，必须承认的事实是，各级政府本着“向上负责”的态度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确保持着逐年投入强度的稳中有升，但因多重内外因素影响地区间投入力度必定存在一定差异，但公共文化服务支出作为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是否达到与各地方政府辖区内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协同发展呢？区域间和区域内省际间存显著差距么？若存在的话，呈怎样的时空变化特征呢？相比之下，前期的相关研究尚未作出明确回应，同时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越来越备受国家的重视和关注，而地方政府作为辖区内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事权和责任者理应给予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为了避免新时代征程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非均等化趋势逐步扩大并冀以提供近年发展历程中必要的数据支撑和政策参考，本文借鉴测度公共服务均等化广为使用的泰尔指数法，利用2007～2016年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统计数据对地区差异化程度进行测度并阐释其时空差异特征。
三、指标说明与研究方法
(一)指标说明
2.泰尔指数分解
(二)研究方法
关于量化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方法选择方面，诸多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然提供了不少参考和借鉴，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等方法。由于不同测度方法在构造和应用上存在不同的差异性，那么选择较为适宜的测度方法就显得极为重要[17]，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初衷主要是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区域动态差异性特征进行识别和评价，更具体来讲，就是不仅能够测度中国整体区域差异动态分布变化特征也能够明确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与其比较匹配的方法则当属于泰尔指数法，该方法在构造上既包含总体差异的测度也包含组间和组内差异的测度(即具有可分解性质)，这能够为我们进一步识别和解读组间和组内的公平性及其分别对总体差距形成的贡献程度提供条件，因而该方法成为众多学者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较为理想的分析工具[18]。为此，本文则选用此方法应用于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区域差异的测度及分析中。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1)构造的泰尔指数所阐释的具体含义为：不同省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与其人口分布的协调匹配程度，如若TI =0时，则表明所考察地区基本达到了绝对均等化状态，即公共文化服务支出配置比重与其地区人口比重实现了完全匹配；反之，则说明所考察地区尚未达到均等化状态，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比重与其人口比重存在不完全匹配，其值越接近于0，说明所考察地区用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资源配置均等化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资源配置均等化程度在所考察地区较差。
排序第四的是东部沿海经济区，其在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0.0485，是差异差程度最小经济区的6.22倍。进而结合表3中各省时空变化趋势可知，各省变化趋势总体表现出了一种波动的收敛态势，当然省际间异质性特征仍然存在。其中江苏省泰尔指数值始终保持负值状态，期间呈明显“缓慢下降-突然反弹”的变化趋势特征，虽然其下降幅度比较显著，但2015～2016年反弹态势强劲显现，年均值为-0.0775，仍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也就是说该省公共文化资源配置难以满足其人口规模，供需错配现象突出，这既与人口规模大而财力供给有限有关，同时也与政府的投资偏好和行为有较大关联。与其完全相反的是上海，其泰尔指数值始终以正值状态呈现，年均值为0.1424，优势地位比较凸显，2007～2015年间大体呈稳步波动下降的趋势，2016年则表现出微弱上扬态势，说明上海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比重与其人口比重的匹配度仍明显偏离相对均衡状态，且远远优于其余两省份，是使东部沿海经济区保持相对优势地位的主要推动力，这与上海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雄厚的财力、相对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多方面优势条件密切相关。而浙江省泰尔指数值于考察期内则呈“正-负”交错波动的变化态势，2011～2014年间呈明显负向偏离外，其余年份相对逼近均衡状态，且于2016年泰尔指数值由2015年的0.0101下降为-0.0010，从比较有利地位转化为相对微弱不利地位，后续可适度调整其投入力度以匹配其人口规模。
TI =TI 区域内+TI 区域间
(1)
式中，TI 表示基于人口分布维度的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i =1，2，…，31，表示以31个省份为单位划分的31个组别；CE i 表示各省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额；CE 表示31个省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总额；P i 表示各省份人口数；P 表示31个省份人口数加总之和。
英语表述中通常主语只有一个，若出现后边的谓语及形容词过多的情况，难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情况，这时就需要主谓倒置来平衡句子结构。例如“never will I forgive you”（我将永远不会原谅你），采用倒装翻译使句子结构更加完美。
为进一步丰富已有文献的内容并增强对该问题的宏观认知，本文从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支配财力三个视角来考察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区域差异的时空特征，其中测度过程中涉及的指标有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及其对应的地区人口数、GDP和财政支出，也是众多学者在实证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时广泛选取的视角。此外，由于2007年《财政部关于印发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的通知》的出台对政府收支分类体系进行了相应调整，原支出科目与新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之间可能由于分类标准和科目涵盖内容不同并不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为了保证具有较为纵向和横向一致的可比性，本文将考察年限区间界定为2007～2016年，考察地区范围为中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文中所用指标数据主要来自于2008～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同时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所有指标数据均以2007年为基期进行平减换算后的实际值。
科学不是独立于社会，而是根植于社会的。其发生与发展，需要适当的社会文化背景，正如中国文化产生了贾宝玉，而英国文化产生了哈姆雷特。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与社会的和文化的背景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2)
(3)
(4)
(5)
贡献率=TI 区域内/TI +TI 区域间/TI =1
(6)
其中，公式(4)中TI j 表示基于人口分布维度的第j 个经济区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均等化程度的泰尔指数，CE ji 和P ji 分别表示第j 经济区域内第i 个省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额及其人口数，j =1，2，…，8，是指所划分的8大经济区域[注] 此处八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是直接引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关于地区划分的方式，具体为：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西北地区。 ；公式(5)中CE j 和P j 分别表示第j个经济区公共文化服务支出总额及其人口数。
同理，基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财力分布维度下测算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均等化程度的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公式均可通过上述公式(1)～(6)对相应变量进行替换即可得到，具体不再赘述。
四、实证测算与结果分析
(一)总体泰尔指数测算及结果分析
利用公式(1)可分别测算出2007～2016年基于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三个维度下量化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值，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注] 限于篇幅原因，这里不再用表格形式具体列示测算总体和各省份泰尔指数值，若有需要可联系作者索取。 。
图1 基于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分布三个维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变化趋势
从图1中所列泰尔指数值及其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基于人口分布、地区生产总值分布和财政支出分布三个不同维度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值在考察期间存在明显不同的变化特征。其中基于人口分布和地区生产总值分布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值变化趋势于考察期间表现比较类似，均呈横向“S”形变动态势，而基于财政支出分布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值变化趋势基本处于较为平稳的变动态势，变化幅度较小。接着从泰尔指数具体测算数值来看，基于人口分布视角测算的泰尔指数值有明显降幅，其最大值为2007年的0.1759，最小值为2015年的0.1191，但2016又出现小幅度反弹态势达到0.1205，期间呈显著“波动起伏”的特征；基于地区生产总值分布视角测算的泰尔指数值降幅不显著，其最大值为2012年的0.1103，最小值为2010年的0.0742，期间呈“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循环波动态势；基于财政支出分布视角测度的泰尔指数同样也并未出现明显降幅，其值在2010年和2012年达到阶段性极大值，即0.0334和0.0335，最小值为2011年的0.0222，其余年份基本保持在0.0252～0.0282之间浮动，尽管2012～2016年期间出现下降趋势，但相比较来看，下降幅度比较微弱。截至2016年上述三个维度测算的泰尔指数值相较于2007年下降幅度分别为31.50%、3.97%和3.45%，可见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与其人口分布的匹配程度有所提升，而与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匹配协调度提升较慢。然而再从与完全均等化的比较角度来看，三个维度测算的泰尔指数值与零值均有较大偏离，尤其是基于人口分布和地区生产总值分布测算的泰尔指数，这表明各地区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资源与其地区人口分布、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仍存在显著不匹配特征，也可表述为随着各地区人口规模不断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而用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尚未实现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协同提升的现象。
(二)总体泰尔指数分解测算及结果分析
利用公式(2)～(6)可进一步测算出基于人口分布维度下的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均等化程度的总体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见表1)[注] 限于篇幅原因，此部分仅就基于人口分布下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的泰尔指数进行了分解测算。 。根据表1测算结果可知，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表现差异较大，分别从其变化趋势来看，考察期内区域间泰尔指数值基本呈“微弱波动”的明显下降态势，而区域内泰尔指数虽有“震荡起伏”的下降态势，但下降幅度不够明显，截至2016年区域间泰尔指数达到考察期内最小值，区域内泰尔指数值则表现出反弹趋势，其值分别为0.0236和0.0969，后者是前者约4.11倍，同时，结合两者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来看，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大体呈相反变化趋势，即前减后增，截至2016年贡献率值分别为80.39%和19.61%，前者是后者约4.10倍，可见八大经济区域间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在逐步趋向均衡，而各经济区域内不同省份间的资源配置差异改善幅度不大，总体来说，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地区差异的形成原因主要源于区域内资源配置的不均衡。
表1 基于人口分布的中国各经济区公共环境保护支出泰尔指数分解值
注：表中数值通过公式(2)～(6)测算而来。
排序第五的是东北经济区，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0.0239，是差异化程度最小经济区的3.06倍，整体变动趋势呈“波动上扬”特征，收敛态势不明显，说明省际间差异化程度在逐步扩大。从各省变动趋势来看(见表3)，辽宁收敛态势比较明显，而吉林和黑龙江则表现不明显，其中辽宁由2007～2008年的负值转化为2009年的正值并持续至2016年，2009～2010年呈明显下降态势，之后大体呈“递增-递减”的波动收敛态势，年均值为0.0451，基本处于相对有利地位；而吉林省除2009年出现负值外，其余年份均以正值状态呈现，其变动趋势呈明显波动上扬特征并于2016年继续保持正向扩张态势，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年均值为0.0509，同样处于比较有利地位；而黑龙江则与辽宁和吉林明显不同，该省持续保持负值高位，变化趋势整体呈显著负向扩张态势，2016年相较于2007年泰尔指数值增长了近1倍，尽管期间个别年份有小幅度收敛趋势，但整体来看更偏向于扩散势头，这是地区未来规划发展中需要注意和调整方面。
(三)八大经济区域内各省份泰尔指数测算及时空特征分析
上述内容主要从“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动态变化趋势及其对总体泰尔指数的实际影响程度和贡献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并明确了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非均衡分布的主要原因所在。但前述内容并未深入探讨八大经济区域内部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化程度，那么接下来有必要从时空角度进一步对八大经济区域内不同省份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表2 基于人口分布维度下八大经济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程度的泰尔指数值
注：TIj表示各考察经济区的泰尔指数，j=1，2…8；表中数值通过公式(6)测算所得。
表2报告了八大经济区域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化程度的时空特征。从其时序动态变化特征来看，各经济区域差化程度受其内部差异化影响反弹势头非常明显，考察期内变化相对幅度较大，其变化规律性难以把握；从空间变化特征来看，各经济区区域内差异程度非常明显，根据泰尔指数均值比较来看，各经济区域内差异化程度大体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北部沿海，其泰尔指数值最大；第二层次是黄河中游和西北地区，相对居中；第三层次是其余五大经济区域。从中不难理解，北部沿海经济区区域内差距最为凸显，那么在公共文化服务支出非均衡分布中所占权重显然较大，次之为黄河中游和西北地区，最后为其余五大经济区，所占权重相对较小。接下来根据上述排序情况对各个经济区域内部时空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排序第一的是北部沿海经济区，其区域内差异化程度最大，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年均值达0.3403，是差异化程度最小经济区的43.63倍。结合表3相关数据不难看出，该区域分布不均衡的主要原因在于地区间割裂状态比较显现，即北京和天津与河北和山东两组地区长期呈明显两极分化态势。处于最为有利的省份是北京，尽管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值动态趋势存有小幅度波动，但整体持续保持在高位，年均值达到0.5335，远高于其他三个省份，这与北京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雄厚的财力支持、相对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等因素密切相关；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省份是天津，与北京保持的共性之一就是考察期内其泰尔指数值也始终保持正值，年均值为0.0554，其年度变化趋势也存在着小幅度波动态势，大体维持在0.04～0.06左右的相对高水平，当然这与天津在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的支持力度是分不开的；与上述两市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河北和山东，其泰尔指数值均始终保持较大负值变化态势，考察期内尚未出现明显改善，年均值分别为-0.1235和-0.1250，呈现如此分布格局的直接原因更可能归结为这两省人口密度较大且公共文化服务投入力度偏低，两者步调存在明显不一致，当然也会受其经济发展水平、自身财力和财政分权体制下的政府支出行为和投资偏好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讲，四个省份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比重与其相应人口比重存在严重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现象，且该现象并未得到重视和改善，根据2016年各省份泰尔指数值来看，进一步恶化势头仍旧强劲，差异化程度依旧凸显。
排序第二的是黄河中游经济区，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0.1291，是差异化程度最小经济区的16.55倍。从其区域内部差异化变化趋势可知(见表3)，陕西省表现比较突出，其泰尔指数值于2007年基本接近于0值，基本实现了均等化程度，但在以后年度内则呈明显增长态势，尽管考察期间内呈“上下震荡”的显著变动特征，但整体保持着正值态势，并在2016年增长至0.1646；另一始终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省份是内蒙古，其泰尔指数值持续维持在较高位，虽然期间呈明显递增和递减态势，但其相对优势地位并未发生较大改变；与上述两省份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河南省，其泰尔指数值持续以负值状态呈现，并未出现明显收敛趋势，而是负向扩散态势较为强劲，2016年呈明显负向反弹态势；此外，山西省于考察期内变化态势相对较好，由2007年0.0756下降至2016年的0.0029，收敛趋势比较明显，尤其是近几年逐步趋于均衡状态，表明该省用于公共文化服务支出配置份额与其人口分布匹配度是日趋提高的，错配空间在日益收窄。整体来看，黄河中游经济区域内部差异化程度仍十分明显，仅山西省正趋于良好状态，其余省份间非均衡分布并未发生较大改善，而是“外向扩散非均衡”发展态势比较凸显。
排序第三的是西北经济区，其在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0.0988，是差异化程度最小经济区的12.67倍。根据其内部各省份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可知(见表3)，省际间差异化程度仍比较明显，其中西藏和青海泰尔指数值一直以正值状态呈现，年均值分别为0.1524和0.0452，从其动态变化趋势来看，西藏和青海均呈显著波动上扬态势，且截至2016年均相较于2007年有一定幅度提升，两省份相对均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而西藏比青海更具优越性，意即两省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比重要远高于其相应的人口比重，个中缘由更多是与地区文化传统习俗以及政策倾斜支持有关；与上述两省份变动趋势完全相反的是甘肃，虽然考察期内呈波动下降态势，但持续维持在较高负值状态，下降幅度相对偏小，截至2016年其值为-0.1000，相较于2007年下降了23.31%，年均值仍达-0.1118，这也表明甘肃近十年来一直所处于不利地位的角色并未发生明显反转，改善力度有待加强；此外，宁夏和新疆两省份泰尔指数值偏离0值幅度相对较小，且考察期内均呈正负值相互交错变化的波动态势，处于不利地位与有利地位的相互转换中，其年均值分别为0.0028和0.0102，截至2016年两省份相较于2007年均等化程度均有较大幅度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近3年内其负向反弹趋势较为明显。由此可见，西北经济区内各省份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与其相应人口分布的错配现象仍旧突出。
近日获悉：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项目团队研制的液态金属锂实验回路，在国内首次实现1 500 K(相当于1 227摄氏度)超高温稳定运行1 000 h，标志着我国先进核能系统液态金属冷却剂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
表3 2007 ～2016年八大经济区内部各省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程度的泰尔指数值 ①
① 由于篇幅有限，表中数据均保留了3位小数，但在文中分析时均是以保留4位小数数据进行分析以保持与前文相一致。
1.总体泰尔指数
排序第六的是南部沿海经济区，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0.0121，是差异化程度最小经济区的1.55倍，从各省泰尔指数变化趋势来看(如表3)，省际间表现不尽相同，但具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逐步回归收敛状态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福建和广东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呈明显对称状态，期间呈“逐步扩张—逐步收敛—交汇—再扩张—再收敛”的显著波动态势，截至2016年福建省更为逼近均等化程度，而广东省相较于福建偏离度仍较大，但两者均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海南则表现不同，大体呈“平稳-扩张-收敛”的三阶段变化特征，变动幅度相对不大，其泰尔指数除个别年份出现负值外，基本以正值的波动变化态势呈现，始终处于相对有利地位，2016年其泰尔指数值虽然也呈收敛态势，但仍存在较大偏离度。
排序第七的是长江中游经济区，考察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0.0079，是差异化程度最小经济区的1.01倍，该经济区整体趋势呈波动扩张特征，上扬幅度并不算大，主要体现在2016年(见表3)。接着从各省泰尔指数变动趋势来看(如表3)，四省于考察期内均呈正负交互波动的变化态势。其中湖北收敛态势更为明显，偏离度相对较小，在不断波动变化中更为趋近均衡状态，并于2016年处于相对微弱不利地位；江西与其明显不同的是在于2016年负向反弹趋势异常明显，相较于2007年呈小幅度扩张趋势，且不利地位逐步凸显，而2016年之前基本处于波动的收敛态势，较为接近均衡状态；安徽和湖南两省则不同与湖北和江西，其变动趋势大体呈对称形态，即安徽由2007～2014年间持续正值变动态势转变为2015～2016年间的负值变动态势，湖南与之正好相反，湖南从不利地位转向有利地位且趋于明显正向扩张态势，安徽则是从有利地位地位转向不利地位并趋于负向扩张态势，两省份于考察期内表现出明显“剪刀差”特征。总体来看，四省均存在一定错配现象，尤其是湖南和安徽两省更为突出，理应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PLC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的简称。其本质是一种专门用于工业控制的计算机，其硬件结构一般与微机相连。它由电源、输入输出接口电路(I/O模块)、存储器、中央处理单元(CPU)等组成。开发PLC的目的是将工业环境中的一个设备的控制转换为工厂过程的自动操作。PLC的特点是体积小，编程容易，装配灵活，并能有效地抗干扰，而且具有很强的可靠性。随着技术的进步，硬件和软件的设计和开发使PLC程序更加简单。现如今，PLC控制技术在工业自动化中的会走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只要对PLC的应用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么将在工业自动化中应用PLC控制技术，使其以后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改进。
排序第八的是西南经济区，也是八大经济区域内差异化程度最小的经济区，考察期内其泰尔指数均值为0.0078，其变化趋势大体呈微弱波动的收敛特征，仅在2008年、2012年和2013年三个年份出现一定小幅上扬外，其余年份基本都是逼近均衡状态，说明该经济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与其人口分布匹配度相对更为均衡，这可能与西南经济区域内民族地域特色及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有莫大关系。接下来根据各省时空变化趋势可知(如表3)，省际间也存在一定差异性，趋势表现不尽相同，其中四川变化态势最为突出，从2007～2010年间持续负向波动态势转变为2011～2016年间持续正向波动态势，并于2011～2016年间呈明显倒“U”型趋势，2012～2014年间波动幅度较大；次之是广西，期内大体呈正-负交错的波动趋势，变化态势较为突出的时间段是2010～2014年，“U”型特征比较明显，另一突出的时间段为2015～2016年间，由接近均衡态势突变为负向扩张态势。其余三省份虽然波动态势不够突出，但也表现各异，如贵州于2007～2012年间呈小幅的“正-负”值循环波动态势，且在2014～2016年间基本保持着逐步正向扩张态势；而云南省变化趋势大体可分为“倒U”和“U”型两个阶段性特征，期间呈明显正向和负向扩张态势，并于2016年趋近于均衡状态；重庆于期内波动幅度相对较小，也呈“正-负”相互交错的波动趋势，虽于2015～2016年间基本处于收敛态势，但反弹势头有所凸显。
此外，为进一步识别中国省际间公共文化服务支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这里简要选取人均公共文化支出与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公共文化支出与人均GDP等两个不同组合指标分别进行四象限类型划分，具体评判标准为：相应指标均是以全国均值为基准，31个省份相应指标与其对应指标进行比较，若大于基准值的省份可划分为高水平行列，若小于则划分为低水平行列[注] 限于篇幅原因，此处相关指标数据不再具体列示，所使用2016年数据均是基于2007年为基期调整后的实际均值，若有需要，作者备索。 。如此，划分的四种不同类型为：I类型-双高型，即GDP(财政支出)与公共文化支出均高于基准值；Ⅱ类型-高低型，即GDP(财政支出)高于基准值而公共文化支出低于基准值；Ⅲ类型-低高型，即GDP(财政支出)低于基准值而公共文化支出高于基准值；Ⅳ-双低型，即GDP(财政支出)与公共文化支出均低于基准值。对此，为强化我们对不同省份归属于不同类型的可视化认知，详见图2和图3所示。根据图中各省份具体所属类型可知，各省可能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支配财力、分权体制、投资偏好、政策倾斜、文化服务重视程度等多重内外部因素叠加的影响而分布于不同类型范围内，这也反映了八大经济区域间及其区域内不同省际间差异化的客观存在。
通过利用虚拟化的技术构建计算池、网络池、存储池和桌面池，最终形成一个可以共享和处理信息的统一的资源池。这是一种由服务器、存储和网络等设备构成的数据资源。正常办公人员、教学人员可以享受到应用层提供的体育教学系统和办公OA系统的应用程序。学生可以享受到用户层对于数据中心的访问权限和服务支持。移动教学桌面云和资源层的管理构成了管理层，最终形成管理体系。
图2 中国31个省份地区生产总值与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四象限分类图
图3 中国31个省份财政支出与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四象限分类图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法对中国公共文化服务支出差异化程度进行了测算和解读，主要结论如下：(1)从考察期内总体变化趋势来看，仅是基于人口分布维度测算的总体泰尔指数值呈明显波动下降态势，而分别基于GDP和财政支出分布维度测算的总体泰尔指数并未出现明显下降态势，下降幅度有限。这与国家近些年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以此驱使地方政府加大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投入强度有较大关系，当然也与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两大机制因素影响下地方政府投资偏好和扭曲性支出结构有关；再者分别与均等化状态比较可知，三个维度测算的总体泰尔指数值与零值均存有较大偏离，尤其是基于人口和GDP分布这两个维度，表明各省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规模与其人口规模、GDP和财政支出存在显著错配。(2)根据总体泰尔指数分解结果可知，区域间和区域内泰尔指数表现不同，八大经济区域间差异化趋势有所缩小且趋于均衡，而区域内差异改善幅度不够显著且保持对总体泰尔指数较大影响度，是地区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3)根据区域内部省际间泰尔指数的时空特征可知，差异化程度仍十分显著且呈不规则变动态势，大体可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即高度差异化区域-北部沿海，中度差异化区域-黄河中游和西北地区，低度差异化区域-东部沿海、东北地区、南部沿海、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五大经济区。(4)通过四象限类型归属划分可知，各省份分布于不同类型范围内，仅有北京、天津、上海和内蒙古四省在两个维度下处于Ⅰ类型-双高型，其余省份均分别处于Ⅱ类型-高低型、Ⅲ类型-低高型和Ⅳ类型-双低型，且半数以上省份归属于Ⅳ类型-双低型，再次验证了区域间及其区域内不同省份差异化的客观存在。
如此，为切实缩小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支出的过度差异化以提升其与人口、经济和财政能力的协同匹配度以满足公众的真正利益诉求，仍有必要作出以下改进：(1)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可进一步完善或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从根本上给予一定约束，明确降低GDP增长绩效于考核中标准中的权重，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契合民生领域的综合考察标准，同时配合政治激励方式以鞭策地方政府适度调整其财政支出结构，扭转地方政府官员头脑中固有的思维模式，引导其切实投入适度公共文化资源以协调匹配地区人口规模和增速，真正提升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2)加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源建设。在实施精准扶持机制建设和落实的前提下，更为必要的是鼓舞和鞭策落后地区提升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加强自身财源建设以满足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资金需求，规避个别地区过度依赖中央政府支持的投机思想。(3)打造区域间和区域内协同发展模式。公共文化资源过渡供给或需求不足均不利于地区间的协同发展和平等共享，为此，中央政府可协同各省级政府打造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合作与联动，推动地区间“帮扶与共享”模式展开，持续追踪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信息和实施概况，并及时披露相关问题并解决问题，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与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协同匹配度，切实保障公众共享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现实利益。
记者还了解到，陕西部分地区肥料包装标识登记证过期现象频现。很多经销商反映，一些小厂家采取直销进村、低价销售的策略吸引农民购买，肥料质量难以保障，存在生产安全隐患，且对正规厂家肥料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希望相关部门给予重视和管理。部分农民反映在选购肥料过程中，相关专业知识缺乏，肥料包装和宣传种类繁多，给购买适宜肥料造成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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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xpenditure in China ——Based on Theil Index Calculation and Decomposition Analysis
LIU Shuping1，XIN Chongchong2, ZHOU Quanlin3
(1.School of Economics,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2.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3.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and Public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31 provinces from 2007 to 2016, this paper uses the Theil index method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differentiation of Chin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xpenditures,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mong regions and among provinces within regions.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total Theil index values measured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size, GDP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show obvious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mong which only the index values measured in the dimensions of the population size show obvious fluctuation and decline trend, while the index values measured in the other two dimensions do not show obvious decline trend. (2)The performance of the Theil index varies widely between interregional and intraregional.The degree of inter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gradually shrinks and becomes balanced gradually, while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ternal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and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overall difference, and i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3)According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 of the Theil index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alloc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ources among different provinces in the region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tiation with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its jurisdiction.(4)From the four-quadrant diagram of the two dimensions of GDP and the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xpenditure respectively, the paper finds that only four provinces of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and inner Mongolia have achieved quadrant I-double high type, while all the other provinces have not reached the level of this quadrant.
Key words :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penditure; Regional Iequality;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Theil Index
中图分类号 :F810.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92(2019)03-0031-11
收稿日期: 2018-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04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7Y/J0410)
作者简介: 刘淑萍(1989-)，女，宁夏银川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辛冲冲(1988-)，男，河北邢台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生；周全林(1966-)，男，江西临川人，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通讯作者。
(责任编辑 :风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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