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二十四友”集团交游方式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晋论文,探析论文,二十四论文,方式论文,集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一个极具特殊意义的时代，在这短短的五十二年中，有“王濬楼船下益州”的声势浩大的统一战争；有短暂但却“民和俗静，家给人足”的“太康盛世”；更是有围绕抢夺中央统治权而展开的“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的疯狂厮杀，使十室九空，人肉相食。外戚政治如日中天，士族统治逐渐完善，庶族寒人进路日窄，世如探汤，士人们无论是为了全身保家，还是争名逐利，无论是为了追求金石流誉，还是留恋即时杯酒，都体现出了一种特殊时代的浮竞风气。正是在这种风气的强烈影响之下，著名的“二十四”友集团得以应运而生。
所谓“二十四友”集团，就是一个以权臣贾谧为中心，以几个贵戚为首，以一些具有文才声望的中层士族为主体，通过交游唱和等形式来实现个人政治利益的文人集团。对于“二十四”友集团，目前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①。但检索已有之研究，可以发现对于所涉“二十四”友集团的重要问题之一、即他们的交游方式问题却缺乏系统研究，更有学者甚至认为“二十四友”集团“作为一个整体，缺乏共同的创作活动”②。其实，“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自有其特点。较之于中古其他典型的文人集团，如建安邺下文人集团、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人、萧齐“竟陵八友”以及梁朝以(萧衍)萧统、萧纲为首的两个文人集团来说，西晋“二十四友”交游方式呈现强烈的政治趋向性、以宴饮唱和为主以及联系比较松散等特点。因此，本文将重点针对这个问题，查点史实，梳理脉络，对“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刻社会因素等问题略作讨论。具体而言，“二十四”集团的交游方式主要有三种，即“金谷宴游”、日常的赠答唱和以及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
一、以“金谷宴游”为代表的文人集会
西晋元康六年(296)，石崇从太仆卿转任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出镇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县北境古邳镇)，友人们前往石崇的别业为他送行。据《晋书·刘琨传》的记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内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这说明金谷园中经常进行文人的集会。对于这次“金谷宴游”的盛况，《全晋文》中所载的石崇《金谷诗序》和潘岳《金谷集作诗》有较为详细地描述：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草药之属。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石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便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在序文和诗中，石崇和潘岳都描述了金谷园的景况，但是其角度却不尽相同，潘岳对于沿路和园中景色的描写显然是关注于山水园林果木的物质丰富和美感，而石崇的描述则不只限于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草药这些植物，他用一种相当夸耀的口吻，详细地从田地、鸡羊一直到鱼池、水窟列了一个丰富的物质清单，其移步换景的刻画方式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还带有赋的许多铺陈描写的特点。在这里富饶之美显然压倒了自然之韵，这种关注角度与建安文人的南皮之游和东晋文人的兰亭之会对于山色水韵的关注与感慨不尽相同，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对于物质与精神双重满足的追求，正如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所说：“士当身名俱泰，何至饔牖哉！”③名利双重，正是西晋士人的特点；其次序文和诗中又各自说明了此次宴游的目的是为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送行，通过序文和诗中的描述，我们可以清楚地想象出这次游宴的整个过程：这支送行的队伍，早晨从都城浩浩荡荡地出发，一路上看到溪回路转，草木茂盛，碧波层浪，青柳依依，傍晚到达金谷园，游宴渐近高潮。众人在园内登高临下，列坐水滨，琴瑟鼓萧等乐器载于车中，边行边奏，不绝于耳。当他们停下来就开始饮宴，传杯递盏，高呼畅饮，但是离别哀愁与生命短暂的感慨却一直萦绕脑海。酒酣耳热之际，文人们开始用他们最擅长的诗歌来表达自己对于友情与生命的珍视，然后把这些作品录为一集。在这个过程中，山水、音乐、诗歌、美酒，“金谷宴游”几乎囊括了文人集会的所有娱乐和艺术形式，除了参加人物的大部分失名以外，这次宴游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印象了。
对于“金谷宴游”的参与人物，兴膳宏④、徐公持⑤、陆侃如⑥、张金耀⑦都有过探讨，其中，徐公持在《魏晋文学史》中认为：
参加雅集“凡三十人”，虽当时“具列姓名”，今已不得其详。除石崇本人及王诩、苏绍外，潘岳今存《金谷诗集》，杜育亦存《金谷诗残句》，可知潘杜二人亦预其事。此五人可以确认参与雅集活动。不过元康六年(296)前后，正是贾后、贾谧势盛，石崇、潘岳等“二十四友”活动高潮期，所以“二十四友”中的大部分人，应是此次雅集的成员(潘、杜皆列名之内)。自“遂各赋诗”事，亦可推断在场者多数是文士。所以不妨说，金谷雅集主要是一次文学活动，它是西晋一代文学繁盛的象征。而石崇在此起着核心作用。⑧
在这里，徐先生根据有关记载和诗作确认石崇、王诩、苏绍、潘岳、杜育⑨五人参与金谷宴游，而且此时正是“二十四友”活动的高潮期，且可推断在场者多为文士，所以此次聚会应当包括“二十四友”中的大部分人。张金耀则在依据记载和相应诗作的基础上，更从“二十四友”与石崇的赠答诗入手，对参与人物的可能性进行了考证，最终认为：“金谷游宴之日，王诩、石崇、苏绍、潘岳确定在场，而其他人在场的可能性依次为：杜育、曹摅极可能，刘琨、欧阳建、枣腆有可能，嵇绍不太可能，而曹嘉绝不可能。⑩”虽然这个结果对于确定性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增加，但是因为他从“二十四友”范围内着眼，可能性人物的范围增加了，这也对我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
参与“金谷宴游”的人物可能无法完全确定，但是“二十四友”成员应该参与其中确实是得到共识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二十四友”是全部参与，因为这个松散的集团从来就没有过全部活动的记录。唐人韦应物《金谷园歌》所谓：“嗣世衰微谁肯忧，二十四友日日空追游”，只不过是诗人的想象而已。但从《晋书·刘琨传》所谓“引致宾客，日以赋诗”来看，金谷园中的文学集会是经常进行的，金谷宴游只是其中的高潮而已。由于这一集团活动持续时间较短，保存下来的相关记载和作品太少，我们对它的基本情况还是很模糊。但是认为以石崇为首的，囊括当时主要文人的“二十四友”是其活动的主体并不过分。
这次“金谷宴游”不但在当时有极大的声势，《晋书·石崇传》称其“送者倾都，帐饮于此”，而且对后世也有很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五十余年后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11)就连这次宴会中罚酒的方式亦因对后世具有示范的意义而被称为“金谷酒数”。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即云：“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二、日常的赠答唱和
除此以外，赠答唱和也是“二十四友”交游的一种主要方式，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录的“二十四友”之间的赠答唱和诗有如下几首：
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章、陆机《答贾谧诗》十一章、《赠潘岳诗》、《与弟清河云诗》十章、《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曾弟士龙诗》、陆云《答兄平原诗》、石崇《赠欧阳建诗》、欧阳建《答石崇诗》、挚虞《答杜育诗》、杜育《赠挚虞诗》。
其中潘岳陆机之间的赠答虽然以贾谧的名义进行，但是实际上这些诗作都是出自二人之手，此处认为是二人的赠答之作。以上作品主要分为四组：一是潘岳和陆机之间的赠答；二是陆机和陆云之间的赠答；三是石崇和欧阳建之间的赠答；四是挚虞和杜育之间的赠答。这些赠答诗的内容和情感也各不相同。
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和陆机《答贾谧诗》都是十一章，每章八句，每句四言。元康六年(296)，陆机由吴王郎中令改除尚书郎，由淮南返回洛阳任职。此时鲁公贾谧赠陆机一首诗，而由潘岳代作，这就是潘岳作诗之由，而且出于为贾谧招揽陆机的目的，这首诗的主调是对陆机加以称赞并叙述陆机和贾谧的友情，如在诗的第五章中盛赞陆机“鹤名九皋”、“播名上京”的文才声望，在第六到八章中赞扬了陆机历任“储皇之选”、“藩岳作镇”、“廊庙惟清”等清贵之职，第九到十一章则表达了贾谧对于与陆机在东宫“情通友僚”的追忆和“分著情深”的思念，而所谓“发言为诗，俟望好音”更是向陆机发出了友好的信号。陆机立即对此作出了积极地响应。陆机在答诗的第六章中热情地赞扬了贾谧外祖太宰贾充“光翼二祖”，即辅弼晋文帝和武帝的不世之功，第七章赞扬了贾谧侍奉太子的明德贵达，第八章回忆了自己与贾谧“年殊志比”、“情固二秋”的友谊。而其余第九到十一章中所谓“念昔良游，兹焉永叹。公之云感，贻此音翰”，则是表达了自己对于贾谧赠诗的赞同与感激之意。
从以上内容来看，赠答人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挚的友情，可以说这是两首非常典型的以交往为目的的相互夸赞的赠答诗，但是这两首诗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二者在诗的前几章中表达出对于三国孙吴政权评价问题的一些分歧和争论。在潘岳诗中，前三章落笔甚远，从开天辟地，到伏羲始君、神农轩辕、夏商周继、六国互峙、强秦一统、汉祖膺国，直到三足鼎立，极尽文辞典故之能事。而第四章却写道“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大晋统天，仁风遐扬。伪孙衔璧，奉土归疆。婉婉长离，凌江而翔”。其中，在赞扬晋朝的统一的同时，把东吴立国贬为“僭号”，把吴主孙皓斥为“伪孙”，通过战胜者的口吻，流露出一种大国上臣的心理优越感。而陆氏家族是孙吴的第一大族，是孙吴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陆机在叙其《辩亡论》作意云：“以孙氏在吴，而祖、父世为将相，有大勋于江表，深慨孙皓举而弃之，乃论权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业，遂作《辨亡论》二篇。”对于陆机来说，否定孙吴可以说就是否定了陆氏家族，这对于视家族荣誉为生命的陆机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在答诗中对此展开反驳：
伊昔有皇，肇济黎蒸。先天创物，景命是膺。降及群后，迭毁迭兴。邈矣终古，崇替有征。在汉之季，皇纲幅裂。大辰匿晖，金虎曜质。雄臣驰鹜，义夫赴节。释位挥戈，言谋王室。王室之乱，靡邦不泯。如彼坠景，曾不可振。乃眷三哲，俾乂斯民。启土虽难，改物承天。爰兹有魏，即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干戈载扬，俎豆载戢。民劳师兴，国玩凯入。天厌霸德，黄祚告衅。狱讼违魏，讴歌适晋。陈留归蕃，我皇登禅。庸岷稽颡，三江改献。
在这里，陆机虽然也讲历史，但是他没有像潘岳那样长篇大论地进行追述，而是用一章将上古史概括带过，然后用四章的篇幅详细铺写从汉末三国到西晋统一的这段历史。在其中，他从新评价了三国的地位，认为魏蜀吴三国政权是在汉末“王纲幅裂”的形式下，“三哲”为“谋王室”、“乂斯民”而“承天”建立的。从“魏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等字句来看，在陆机看来，三国的政权不但都是合法的，而且是完全平等的。后来只因为“天厌霸德”，魏亡禅晋，并得到了蜀、吴的拥护，一个“稽颡”，一个“改献”，天下统一。陆机这种三国政权合法平等的观点，与现代史学家的见解大体上一致。陆机对于三国归晋过程的描述虽然与历史不完全相符，但是通过这种曲笔也足以体现出在对待孙吴的历史评价问题上，陆机与潘岳是存在着严重分歧的。作为“二十四友”主要成员的潘岳和陆机之间不但没有真挚的友情，甚至还存在着很多政见上的分歧，可见“二十四友”成员之间并非以共同的政治观点相结合的。
陆机和陆云、石崇和欧阳建之间的赠答，则属于兄弟、舅甥之间的赞扬和倾诉，具有较为真挚而强烈的感情。陆机有《与弟清河云诗》四言十章、《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五言、《赠弟士龙诗》五言，陆云有《答兄平原诗》四言十章和五言一首。在这些赠答诗中，陆氏兄弟不断抒发着“悼心告别”、“家邦颠覆”、“同生凋落”、“不容逍遥”的种种苦闷。其中，对于思亲念家的情感因其二人有着共同的身世背景而产生了深刻共鸣，更显得格外感人，如陆机诗中《与弟清河云诗》第九章：
昔我斯逝，兄弟孔备。今予来思，我凋我瘁。昔我斯逝，族有余荣。今我来思，堂有哀声。我行其道，鞠为茂草。我履其房，物存人亡。拊膺涕泣，血泪彷徨。
陆云有《答兄平原诗》四言第九章：
昔我昆弟，如鸾如龙。今我友生，凋俊坠雄。家哲永徂，世业长终。华堂倾构，广宅颓庸。高门降衡，修庭树蓬。感物悲怀，怆矣其伤。惇仁泛爱，锡予好音。
在这里，陆氏兄弟相互倾诉又相互安慰，共同回忆了过去兄弟们济济一堂，如鸾如龙、意气风发的情景，同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在“凋俊坠雄”的残酷现实。家族衰落、世业长终、广宅颓庸、堂有哀声、物存人亡、感物悲怀，这些词语所展示出的相同的情景、体现出的高度的感情共鸣，使得这两首诗仿佛是一人在喃喃自语，又好像是兄弟二人相对而叹，而“拊膺涕泣，血泪彷徨”的情感喷涌，更把这种思念与悲伤之情推到了高潮。从整体上来看，这两首诗题材和体裁都明显地受到了诗经和古诗的影响，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在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中运用的四言体裁和以时间转换写内心体验的角度；古诗《十五从军行》“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中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描述。当我们读二陆的这些赠答诗时，都可以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只是在这里，二陆的语言较之《古诗》更加雅化，抒情更加温婉，他们不同于《诗经》中景色的映衬作用，而是更加关注自身的感受，反复吟唱，哀婉动人。二陆赠答另有五言诗两首，其内容也多是思亲念家和对于生命的叹息，但是反而不及此四言诗动情，可见体裁对于诗歌的优劣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关键是在于是否有真情注入其中。
挚虞和杜育之间的赠答，则是意气相投的好友之间的互相欣赏。关于杜育，《世说新语·品藻》“刘令言始入洛”条注引《晋诸公赞》云：
杜育字方叔，襄城邓陵人，杜袭孙也。育幼便歧嶷，号神童。及长，
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曰“杜圣”。累迁国子祭酒。洛阳将没(按时为永嘉五年，即311年)为贼所杀。(12)
又据《晋书》各处零星记载知杜育在迁国子祭酒前曾任常侍、汝南太守、右将军等职。《随书·经籍志》著录其集二卷，以后其集散失，据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载，杜育的《赠挚仲洽诗》是其现存的唯一一首完整的诗歌。诗中开头写道“之子于归，言秣其驹”，由此可见此诗应是送别之义。又曰：“人亦有言，贵在同音。虽曰翻飞，曾未异林。姑恋同枝，增其慨心。”在这里，杜育没有太多的套语，而是通过“同音”、“同枝”不断地对二人的志同道合作更深入的表达。挚虞《答杜育诗》：“好以义接，友以文会。岂依在高，分定倾蓋”等句也反复称颂二人建立在对道义文章共同追求基础上的友谊。
由以上“二十四友”成员的赠答诗来看，当时的赠答唱和可以说是他们之间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而通过现存这三组赠答诗的内容来看，“二十四友”集团成员之间并不是人人都互相交往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其中可以进一步分为几个有亲属关系、利益关系的小集团。在这些小集团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如陆机与潘岳就是一种利益与斗争共存的关系。他们追随贾谧是为了仕途发达，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却使其不能为实现这种目的而统一思想和行动，更不可能形成一股统一的政治力量。这些赠答诗从现存“二十四友”的资料来看，无疑是其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把这些诗放到西晋这个赠答诗盛行的时代来看，这些诗无论从数量还是范围来说，都是与这个集团的规模不相称的，而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集团内部的松散性和复杂性。
三、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
“二十四友”集团成员的交游活动应该还包括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晋书·左思传》曰：“秘书监贾谧请讲《汉书》，谧诛，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潘岳《于贾谧坐讲汉书诗》：
治道在儒，弘儒由人。显允鲁侯，文质彬彬。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前疑既辨，旧史惟新。惟新尔史，既辨尔疑。延我寮友，讲此微辞。
陆机《讲汉书诗》残句：
税驾金华，讲学秘馆。有集惟髦，芳风雅宴。
从这些资料来看，左思、潘岳和陆机都为贾谧讲解过《汉书》。从潘岳和陆机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讲解《汉书》的主要目的是“治道在儒，弘儒由人”，即为了宏扬儒家学说，而其途径就是通过对旧史中存在的疑问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促进对历史的新认识，这实际上是一个重新解读历史的过程。潘岳诗中所说“笔下摛藻，席上敷珍”和陆机所说“讲学秘馆”、“芳风雅宴”，都说明了这种切磋学问的过程中伴随着许多集会和雅宴，而其中应当是包括“二十四友”中的一些人物的。
“二十四友”集团的重要人物也参与了著名的“《晋书》限断”的问题的讨论。如史载：“谧《晋书》限断，亦岳之辞也。”(13)而今传陆机《晋书限断议》数语，亦当此时所作。他说：“三祖实终为臣，故书为臣之事，不可(今本脱此不字，据严可均所引补)不如传，此实录之谓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称纪，则追王之义。”他主张司马懿父子三人应入晋史，这是肯定的，但是关于司马懿父子三人是称传还是称纪，陆机则语气模棱。而从干宝《晋纪》云：“秘书监贾谧请束皙为著作郎，难陆机《晋书限断》”来看，陆机虽然此时附会贾谧，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的观点与其相左。而且，贾谧也并没有利用手中的特权来干预此事，而是请束皙为著作郎，与陆机展开相互问难，显然大家都是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史学问题加以辩论的。贾谧虽然是舞弄权势的纨绔子弟，但从此来看，确如《晋书·本传》所说的“好学有才思”，对学术和文人采取了一种相当尊重的态度，这也是他在除了自身权势以外能笼络陆机、陆云、潘岳、左思、刘琨等名流作为二十四友的一个原因。当时王戎、张华、王衍、乐广等朝中重要大臣，都主张按照贾谧的意见，从武帝代魏建立晋朝政权的泰始元年(265，实际代魏在是年十二月，已入266年)开始。最后就这样定了下来。王戎等附和他关于晋史断限的意见，应当说是正确的。而不以向上延伸晋朝历史的办法来掩饰冲淡禅代过程中的阴谋与暴力，也应当说是公道的。(14)
此时，“二十四友”集团的其他成员，如陆云、刘琨、左思亦俱为贾谧招纳，委以文笔之职，他们是否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没有留下相关史料，但是据《惠帝纪》有使贾谧重议“晋书限断”之载不难看出，贾谧是为了编纂《晋书》而招集才学之士。以编国史之由招延名士，这对当时“领秘书，掌国史”，而却不能像诸王和司空、太尉等重臣一样委聘属吏的贾谧来说，无疑是一个职责范围内的最为堂皇的理由。而作为“二十四友”中这些被招揽的文士们来说，参与此类问题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因此，参与“《晋书》限断”的讨论也就是“二十四友”集团的一种文化职能与交游方式了。
四、结论
纵观以上三种交游方式，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围绕在外戚权贵周围；二是以宴饮唱和为主；三是联系比较松散。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特点，则是与当时的政治和士风紧密相关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西晋“以孝治天下”与“忠君”观念的淡薄。在《晋书·礼志》中，详细记载了武帝坚持为父母深衣素冠服丧三年的事，当时晋承汉魏之制，从汉文帝创三十六日丧制后，三年丧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要求了，而且“及宣帝、景帝之崩，并从权制。文帝之崩，国内服三日”。但是此时武帝为了大力提倡孝道，便坚持要服丧三年，并且和群臣往复辩论，并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司马氏本来是后汉学门，说是诸生家并非虚妄，而三年之丧为儒家孝道实践的基本主张之一，因此武帝于此坚持，正是为了带头恢复儒家礼制风尚，达到以“孝”治国的目的，而对于“忠”，西晋统治者却较少提及。对此，唐长孺先生的分析非常精辟：
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已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指导。(15)
由此可见，西晋以“孝”治天下的原因有三点：一是其禅代开国，为避免言“忠”而尴尬；二是中国传统中极强的“亲情观念”汉末战乱中的再次上扬，因此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基础性；三是家族集体避难或世家大姓的荣誉感所形成的“家族意识”随着士族的形成而膨胀起来，从而推动了这种以孝治国政策的形成。这种“以孝治天下”和“忠君”观念的淡薄使得当时士人不再以忠君为立身从政之本，而是唯权贵是重，“二十四友”依附权戚贾谧便是这种观念的体现。
其次是西晋士族制度与中朝玄风的兴盛。在武帝统治时代结束以后，西晋进入了中朝时期。所谓中朝一般指惠帝时代至西晋灭亡的二十七年。这个时期一改武帝时代对于儒教的尊崇，而以“贵玄”、“尚虚谈”著称，这个时代的风气就被称为中朝玄风。促成这种士风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士族制度在西晋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儒家士人品格在现实的特权制度下已经没有了吸引力和实行的土壤，于是正始以来的玄学人格受到了关注，但是作为现成的榜样，正始玄学的老玄思想乃是“君人南面之术”，显然不适应西晋士族对于权势和名望的要求，而竹林玄学的庄玄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更是与这种权势与享乐精神背道而驰。于是儒玄(16)思想应运而生了。通过不同版本的《庄子》注，向秀的“任性”、“当份”和郭象的“独化”、“玄冥”等理论为土人趋势求名的人生追求提供了合理性。因此，无论是潘岳“望尘而拜”还是石崇“盛致声色，穷珍极丽”都是被时代风气所包容的，特别是石崇“身与名俱泰”的名言，更是精炼出了“二十四友”文人的人生追求，因此，“二十四友”的交游方式以宴饮唱和为主也是时代风气的产物。
第三则是外戚专政、八王之乱与西晋中后期的浮竞士风。平吴后，杨骏兄弟开始用事，利用武帝怠政之机，大力交通请谒，权倾内外，从282年“三杨”用事算起，到291年全部被诛止，外戚杨骏的专权有近十年之久。以贾后为内应的贾氏外戚专权，是从291年贾后借楚王玮手杀“三杨”、太宰司马亮、太保卫瓘，然后又听从张华之计杀楚王玮后得到实施的。公元300年，赵王伦与梁王肜等举兵废杀贾后，并杀张华、裴頠，“八王之乱”开始，一直到311年，怀帝被俘，青衣行酒。316年，愍帝出降，执盏洗爵，西晋灭亡。在这种风云战乱之中，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浮竞风气。其中，“二十四友”中虽有郭彰、石崇、王粹这些外戚和上层士族，但其主要组成人物还是以中下层士族为主的，如潘岳“早辟司空太尉府”，后“杨骏辅政，高选吏佐，引岳为太傅主簿。骏诛，除名”。又“谄事贾谧”，最后被赵王伦所杀(17)。其余如陆机、左思、刘琨、挚虞、崔基、牵秀等都出入于外戚宗王之间。这些人有着自己强烈的功名愿望，于是他们四处争搭外戚和诸王争斗的战车，期望在其中获得实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因此，“二十四友”集团呈现为政治趋向性非常强和联系松散型的特点也是由此决定的。
总之，作为西晋唯一的文人集团，“二十四友”集团深刻地打上了西晋这个时代的烙印，它的交游方式及其特点都与这个时代的政治士风紧密相连的，深刻体现出西晋文人社会活动的整体风貌，具有深刻地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注释：
①具体如王欣欣：《评“二十四”友》，《山西大学学报》(哲设版)1991年第4期；隋秀玲：《从“二十四”友看西晋文化精神和文学风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张珊：《从魏晋官制背景看“二十四”友的出现》，《殷都学刊》2009年第4期等。
②周晓琳：《中古文学集团考辨》，《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③(13)[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8，第1007、1054页。
④[日]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1986，第171—182页。
⑤⑧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329—333、330页。
⑥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第758—766页。
⑦⑩张金耀：《金谷游宴人物考》，《复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2期。
⑨此处应是依据《文选》卷三十谢灵运《南楼中望所迟客》李善注引杜育《金谷诗》残句：“既而慨尔，感此离析。”
(11)(12)[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第630、507页。
(14)有关内容参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魏晋南北朝的君父先后论》，中华书局，1983，第238—239页。
(16)张海明：《玄妙之境》，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31页。
(17)《晋书》卷55《潘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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