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_邓小平文选论文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_邓小平文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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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3—8353(1999)03—0020—05

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光辉卓越的思想被二十世纪俄国、中国两大社会主义实践印证。然而,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走了很多弯路,经受了不少艰难和挫折,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东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最为关键的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完整全面的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键理论问题,初步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

在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中期与他们晚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这既是他们尊重实践,不把理论教条化的结果,也是深入考察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状况而得出的科学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和中期,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更替是有规律可循的,提出了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此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有逻辑的和历史的必然性,将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在思索未来社会主义将在哪里突破时,他们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9页。)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始,由于目睹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趋于衰退和沉寂,以及在一些学者研究东方社会取得重要进展的启发下,马克斯恩格斯把视线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提出了著名的东方社会理论。

马克思主要以“已经走到变革的门前”的俄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个庞大而落后的帝国还完整地保留着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封建专制国家三者的奇妙结合,鉴于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以及西欧国家的革命现状,马克思在经过深沉思索之后,改变了以往认为俄国将走资本主义老路的设想,第一次突破了以西欧社会发展为背景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构想图式,认为俄国不应再走资本主义老路,而应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主要集中在三篇文章中,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俄国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思想:“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我表示赞同后者。”又说:“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么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在1881 年致俄国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再次重申了他的这一思想:“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1882年1月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态度鲜明地宣称:“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过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综观马克思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论述,可以得出这样几点认识:(1)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可能的。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公社这种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在世界各地都不如在俄国保存得这样完整和广泛,同时又由于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所以它能够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肯定性的成果,而避免资本主义初生时期的阵痛。(2 )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必要的。马克思深刻地看到,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最高形式而结束。”(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7页。)从这点看, 为了使人民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俄国公社有必要“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3 )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必需具备一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在马克思看来,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要尽力排除各种来自公社外部的企图扼杀农村公社的危险,促使公社内部的公有原则是战胜私有制因素:“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俄国公社的新生,还有赖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和相互呼应。(4 )人类社会形态的顺序演进不是绝对不可改变的。“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一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说,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他们还认为, 社会历史运动乃是同一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不仅东西方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会有所不同,而且社会主义在东西方国家的实现形态也可能有所区别。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斯指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的苦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页。)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又强调指出,这一论断“不仅适合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一个十分光辉而卓越的思想,是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他们的学说得出的理论成果,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趋势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为后来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了一定的理论准备。

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正确性。俄国、中国等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是与两个伟大人物——列宁与毛泽东——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列宁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上继承、印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1)列宁认为, 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却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突破。这些国家革命的主客观条件一旦成熟,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夺取政权,然后凭借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社会生产力,用自己的双手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物质基础,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在1923年1月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 充分论证了这一思想。他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既然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形势“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的人民呢?”(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页。)通过总结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作了明确的概括:“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8卷,第163页。)(2)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人民,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形势,进行了十月革命,在资产阶级统治最薄弱的地方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用活生生的事实,印证了马恩的理论,使其具有了实践的可操作性。(3)列宁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全方位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高度,分析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资本主义西方的重要意义。他指出,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9页。)“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俄国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170—171页。)列宁曾给社会主义下过一个简短而形象的定义:“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99页。)从中可以看出列宁对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重视。(4)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列宁于1921年3月领导苏共全党,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转变,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一种新的选择。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注:《列宁全集》,第42卷,第175页。)现在看来,新经济政策开辟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探索。

旧中国是一个比沙皇俄国更贫穷更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在这样的国家可不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关系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又是前人未能予以系统地正确回答的重大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科学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社会主义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是探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不仅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正确性,而且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为社会主义在本世纪的胜利进军,开辟了一条新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在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受了一些挫折,也走了不少弯路。在苏联,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不久便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苏联全国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开展对资本主义的“全线进攻”。高速实行“消灭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终于在30年代中期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科技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给苏联带来了极大危害。造成个人迷信、官僚主义盛行;经济畸形发展,大大束缚了生产力的提高;对外关系上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益主义,影响了民族间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模式的推行严重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造成了苏联在社会经济方面的长期的落后状况。这种种危害,构成了1991年苏联解体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失误最主要的原因是忽视马克思的预示并没有自觉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的社会生产力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没有搞清楚,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总结苏联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说的那样:“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这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

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经济规律认识不足,尤其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认为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从而一味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三纯”,只强调调整生产关系,扩展公有制成份来促进社会发展,大批唯生产力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起来后的二十多年中,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始终没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使经济发展不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了极大损失。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做的事情都是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我们在认识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实践上导致了不成功。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论述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实际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的确立,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一系列问题,为跨越“卡夫丁峡谷”,为解决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难题,为社会主义的振兴和发展,开辟了一条希望和成功之路。

联系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以及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可以看出,落后国家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事实以及面临的任务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逻辑起点,并贯穿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论述中。

1.贯穿于社会主义本质思想基础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的科学剖析,非常慎重地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一些概略的预测,他们一贯反对“教条式的预测未来”,反复强调要“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首先建成社会主义就是我们面对的“最顽强的事实”。所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必然结合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这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 2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头等重大问题,而且,它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基础。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谈得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本质这一科学概括。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二十年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一条重要的结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即“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不能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怪现象就产生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2页。)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2.贯穿于社会主义本质论现实依据的论述中。由于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而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革命建立的。这些国家虽然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不够发达,因而这个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的社会主义相比,还“不够格”,还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思想基础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则是其现实依据,只有正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状和基本国情,才能正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所谓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含义有两层:其一是从社会性质来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过渡时期,因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而不能倒退回去,搞什么“全盘西化”和“私有化”,更不需要去补什么“资本主义的课”,这是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相容的。其二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还很低,还很不发达,仅是初级阶段,而不是较高阶段,这是由落后国家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事实决定的。因而必须从这个最基本的客观实际出发搞改革和建设,而不能要求过高,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做超越阶段的事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经济文化落后,社会主义优越性尚未充分显示出来。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决定着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由“不够格”过渡到基本够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使生产力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使社会主义完善和成熟起来,真正成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形态。

3.贯穿于生产力首位的论述中。东方国家是在生产力落后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来构建社会主义的现实模式的,虽然生产关系跨越了,但并没有使它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达到一定的高度,因而东方国家在跨越后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提高和大力发展自己滞后的社会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当时也预见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并预示要迅速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实现跨越。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位。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之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页。)“不坚持社会主义, 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致力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解决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主要物质基础”先天不足的问题,才能使社会主义名符其实地优越于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赢得比资本主义更高更快的社会生产力。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就在于要使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的生产力获得解放和发展,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原是社会主义题中的应有之义。邓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要巩固,社会主义事业要发展,取决于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实践反复证明,最主要的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更大更充分地发挥。从这一点来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从生产力首位这一科学论断出发,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果中,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尽可能大胆地学习和借鉴,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反之则要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围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4.贯穿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最终目的紧密结合的论述中。由于东方落后国家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一直着重强调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成果,发展社会生产力,但与这种落后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怎样的则没有做太多的论述。邓小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最终目的三者相结合的角度,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从生产力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从生产关系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生产目的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要求创造和逐步建设“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文明社会。可以看出,这三个方面,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不能割裂,缺一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只有这三个方面的本质同时具备的社会才是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

收稿日期:1998—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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