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汉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之间的翻译事业，在两国文化关系史上具有独特和重要的地位。相关的研究，首推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和香港学者谭汝谦。①早在1945年和1956年，实藤惠秀就编印过《中译日文书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目录》。1980年谭汝谦又编辑出版了《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②前者做了大量拓荒性工作，后者则集日中译书之大成。谭汝谦还在所编目录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长达13万字的“代序”(《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其实是一篇实证研究专论。谭所编目录及其专论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几乎为近百年中日译书史研究画上了一个句号。谭书出版20多年来，学界很少有人触碰同一课题。
在这样一种学术史背景下，本文的写作，又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机缘和考虑呢？
1986-1995年，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历时15年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全部出齐。书目共21册③，收录1911-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000余种④，主要依据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汇编而成。据编者估算，该书目的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⑤
出于对民国译书出版的兴趣，笔者对21册《民国时期总书目》做了一次初步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总书目共收译书13700余种⑥约占所收民国书目的11％。其中译自日文者2692种⑦，占民国译书的19.6％。查谭汝谦主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所收民国时期汉译日书约1900余种。两者相差近800种。译书数量的差异尚在其次，关键是实藤惠秀和谭汝谦的研究，均是孤立地考察汉译日书，未能将日书汉译放在近代中国出版史和译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缺乏与其他语种译书的观照比较，所下结论也难免偏差。基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冀对前贤的相关研究成果略加补充和补正。
一、退落期：1911-1927
谭汝谦将17—20世纪的中日翻译史分为下列五个时期⑧
1660-1895：萌芽期
1896-1911：第一过渡期
1912-1937：发展前期
1938-1945：第二过渡期
1946-1978：发展后期
上述分期中，第三、四阶段大致与民国时期吻合。谭汝谦认为，民国最初25年间，虽然中日邦交不断恶化，但汉译日书事业却有长足的发展。⑨而笔者在检阅《民国时期总书目》后发现，民国最初25年间，汉译日书事业有很大的变化，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细分为1911-1927、1928-1937两个阶段来分析。
1911-1927年间，汉译日书537种，每年平均译书31.6种；而1928-1937年间，汉译日书1583种，每年平均译书158.3种。后者是前者的5倍。两个阶段明显不同。
另据谭汝谦统计，1896-1911年间，汉译日书958种，每年平均译书59.9种。⑩这意味着1911-1927年间的年均译书比清末减少近一半。也就是说，与清末相比，民国初期17年间的汉译日书事业不是发展了，而是明显退步了。
民国初期的退步，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表现出来。据顾燮光所编《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1904年间，汉译外文书的来源是：译自日本者60.2％，译自英国者10.3%，译自美国者6.0％，译自德国者4.7％，译自法国者2.8％，译自俄国者0.7％，其他15.2％。(11)而笔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1911-1927年间汉译外文书的来源是：译自日本者24.2％，译自英国者23.2％，译自美国者21.2％，译自法国者7.3％，译自德国者4.3％，译自苏俄者5.9％。(见表1及表3)
也就是说，汉译日书的比例，已由清末的压倒性优势，跌为民初的微弱优势。民国初期汉译日书的数量虽然仍居第一位，但明显受到欧美译书的挑战。
谭汝谦申言，对于实藤惠秀有关近代汉译日书的分期和论述，他在很多方面不敢苟同。如认为实藤的分期法(分清末、民初、五四、战前)，不但含糊，而且只能反映某些译书趋势，不能反映译业全貌。(12)其实谭汝谦修正后的分期法，更加含糊、笼统，甚至存有错误的认知。实藤指出：由清末人民初，“日籍的翻译渐趋颓势”(13)；“民国初年是留学生人数激增时期，然而，翻译事业反而不振”(14)实藤的这一看法是符合史实的。而谭汝谦将1912-1927年与1928-1937年相提并论，认为民国最初25年汉译日书事业一直得到长足发展。这一论断显然有误。
按理，新文化运动应积极刺激中国译书事业的发展。但表1的数据显示，1919年前后，中国的译书出版并无兴旺之势。汉译日书的数量在此前后亦无显著变化。
译书的统计数据，其实与五四前后中国出版界的情形是大体吻合的。郑振铎在1920年初出版的《新社会》杂志上撰文说，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确实非常“热闹”，但这种“热闹”主要表现在传播新思想的定期杂志的繁荣，而图书业则仍停留在“谈鬼神”，论“先知术”之类书籍的热销，有关哲学科学的书出得极少，即使出了也销路不畅。郑振铎在文中这样写道：
我统计这一年间出版的书籍，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的就是黑幕及各种奇志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出版的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我听见我的朋友说，某会出版的《欧战全史》在北京只卖了百余部。我又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我尝问一个在某著名书馆办事的朋友说，你们怎么不出版几部科学的专书？现在这类书，中国最是缺乏呵！他说：不差！我们也想出版一些。可是出版了几部，都没有人买，我们怎么还敢再出版呢？由这种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思想界的毛病了。(15)
五四时期杂志繁荣，确是事实。据胡适的说法，五四运动发生后，仅各地的学生团体就办了约400种白话报刊。(16)新知识界竞相办杂志，与知识界竞相看杂志自然有关。同样，这个时期译书虽不兴旺，译文却很流行。如《新青年》杂志共发表文学作品300余篇(首)，其中翻译作品占近一半，译作中又以译自日本者居首。(17)
知识界热衷于看杂志而不爱读“书”固然是影响出版的一个因素，但关键恐怕还是政治环境的恶劣。1931年，有文忆述说：“所谓‘新书业’，它是跟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才产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出版家都追逐着印行什么‘白话运动’、‘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新文艺’等一类书籍，但是那时候‘新书业’还没有几家。往后，因为受军阀的压迫，新书业竟陷入于‘毫无生气’的时期，这样一直过了十余年，到了革命军兴，新书业才得古井重波重蹈光明之域。(18)”五四前后译书业显然受到当时出版大环境的影响。
与清末相比，民国初期的汉译日书，在学科方面发生了哪些较显著的变化？
观表2，除应用科学类译书基本平稳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类译书，与清末相比均有明显减少。减幅最著的是历史、地理类译书，由238种减至16种。其次是文学、语言，也减少了近一半。社会科学类译书中，只有经济类译书有所增长。清末之际，历史地理类译书特别发达，主要是有关世界各国史地的普通知识读物，但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这一类读物不再像清末那样为民众所渴求。
实藤惠秀认为，清末日书汉译最多的是法律和教育类(包括各科教科书)书籍。(19)这一说法虽然不够全面，但清末法律和教育深受日本影响则是无疑的。民国初期，法律类译书虽然有所减少，但与日本的密切关系依然存在。时人指出：
民国仅仅继承了大清帝国为数有限的法律文献，而西洋法律书籍又无法读懂，这便很自然的转而求助日本人大部分用汉字写成的西洋法律著作。很多人东渡日本研习法律，因而中国的法律学校不久就被从日本学成归来的中国人所把持。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为例，它是一所拥有700名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律学学生的学校。今年(引注：指1923年)5月，该校校长讲，学校所用教材的70％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有60％的教员是留日学生……中国关于西方法律的大部分知识是从德国转由日本而来的。(20)
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27年间的法律译书，译自日本66种，译自美国6种，译自英国7种，译自法国4种，译自德国8种，译自苏俄8种。日本法律译书的这一优势，在整个民国时期一直保持不坠(见表3)。
注：(1)哲学类含伦理学、心理学；(2)社会类含统计学、人口学、综合性图书；(3)政治类含外交；(4)历史·地理类含传记、考古；(5)教育类含中小学教材、体育；(6)工业技术含交通运输。
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在民国初年仍然历历可见。《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分卷中，尚收有民初新译自日本的中学教科书。部分清末翻译的日本教科书在民初仍可见再版。
不过五四以后，在教育理论和教育体制方面，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很快后来居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1921-1949年间，译自美国的教育书籍有274种，而译自日本的教育书籍仅有52种(见表4)。除译书外，还有大量美国的原版教科书被中国大学采用。1932年罗家伦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近二十年来有一件可伤心的现象，就是美国的普通教科书，充满了中国的‘学府’教授讲的美国教科书，学生读的美国教科书，‘学者’书架上能常发现的也大都是美国教科书。”(21)可以说，五四以后，美国完全取代之前日本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地位。
一般的看法，五四开始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受日本的影响特别深切。新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均是留日出身。五四前后，文学译书的数量虽无显著增加，但译品的价值倾向则有明显变化。清末民初，日本文学的汉译，具有浓厚的急功近利的色彩。文学翻译被视为一种经世济民、开发民智或政治改良的手段。在这种观念指导下，翻译选题基本上不优先考虑文学价值，而是考虑其实用性，或为了宣扬维新政治，启发国民政治意识而大量翻译政治小说；或为了开发民智而大量翻译科学小说。此外则是侦探小说、冒险小说、军事小说等。五四以后，文学翻译者开始对日本文学进行认真的研究，在翻译选题上，开始以文学为本位，由过去偏重启蒙性、实用性、功利性的政治小说、科学小说等转向了纯文学。(22)实藤惠秀指出：“民国六年，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所提倡的新文学(一名文学革命)成功，日籍的翻译又再度热烈起来……而成为这种新文学模范的却实在是日本文学。”(23)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总书目》所收1919-1927年间的文学译书，日本文学的译本并非最多。英、法、俄等国文学的译本均超过了日本。
译自日本：48种 译自美国：26种 译自英国：74种
译自法国：57种 译自德国：23种 译自苏俄：78种
这其中有一个隐而不彰的因素，即大量西方文学作品的日文转译，而转译者并不明确标示。据郁达夫回忆，他于1913年赴日本留学，很快便“和西洋文学的接触开始了，以后就急转直下。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从托尔斯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再从俄国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在(日本)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24)明治以后的日本文坛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留学日本的中国作家又将其大量转译为中文。也就是说，西方文学的东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为中介的。
二、鼎盛期：1928-1937
在民国出版史上，原以为1919年比1927年更具有界标意义。而统计的结果却不尽然。1930年，有人在《中国新书月报》撰文指出：
在民十五、十六那时候，新思潮的澎湃可谓达到最高度。显明的征象是新书的蓬出和新书业的云涌。现在大多数的书店都是那时代的产儿。他们适逢其会，竟以小小的资本，发展其营业，而民十七一年的小康，更在促进产业的发达。于是新书肆更接踵而起，竞相乘此时机遂其“一本万利”的梦想。(25)
1931年，《中国新书月报》又有文称：
中国的出版界，近几年来，像煞有蓬蓬勃勃的发展……在民国十五十六十七三个年头里，新书业真是风起云涌，不可一世。(26)
以上两段时人的言论，都声称1926、1927、1928年是中国出版业蓬勃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发展的推动力竟是新思潮的澎湃。五四新思潮的澎湃，主要表现在杂志的繁荣，而这次新思潮的澎湃，才真正推动了图书业的发展。
表现在译书出版方面，1928年开始有一个大的跃进。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1911-1927年间，全国共出版译书2217种，每年平均出版译书130.4种。而1928-1937年间，全国出版译书总数增至6223种，每年平均出版译书622.3种。其中，汉译日书1583种，平均每年158.3种(见表5)。在近百年日书汉译史上，这10年可能是最辉煌的10年。实藤惠秀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汉译日书的盛况可与清末媲美。(27)实藤先生显然是低估了。因为清末年平均译书不过59.9种，仅及这个时期的37.8％。
据当时人推算，1928-1936年间，全国图书出版总数约4万种。(28)以此估测，这个时期所出外文译书约占同期图书出版总数的13.8％，其中日文译书约占同期图书出版总数的3.6％。这个时期汉译日书事业虽然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因其他外文书翻译的同步增长，日文译书已不再有清末占据译书半壁江山那样的局面。在战前十年译书出版中，日文译书约占25.4％。虽然仍居首位，但优势大减。
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侵华步伐加剧。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日书汉译事业难免受到影响。1931年10月，上海华通书局在《中国新书月报》发表《紧要启事》，声称“敝书局前曾附设日文书代办部，专代国人购办日文书籍。近以‘沈阳事件’发生后，敝书局即将该代办部取消，并将《中国新书月报》中附刊之日文书目抽去，不再兼营此种业务。”(29)
1932年，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因当时中国的出版业十之八九在上海，战争对出版业的冲击十分显著。时人指出：“因为‘九一八’和‘一二八’的影响，出版界衰颓到不可收拾，(上海)四马路棋盘街各家书店，几有‘门可罗雀’之慨。出版界因为‘买书慌’的缘故，势不得不另觅生财大道，以谋补救。”(30)译书出版势必受到波及，1932年日书汉译的数量即为明显反映(见表1)。
但1933年开始，中国出版业又很快走向繁荣。1927-1931年间，全国每年出书两三千种，1934年上升到6000多种，1935、1936年每年出书超过9000种。(31)
在出版业兴盛的大环境下，译书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34和1935年均有“翻译年”之称。(32)虽然鲁迅认为“翻译年”也未见“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但随着东西洋留学群体的扩大，留学教育、国内教育程度的提高，译书人才无论质、量均有显著提升。相对于清末民初，战前中国的译书质量有较大进步当是无疑的。
《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显示，在战前十年汉译日书的学科门类中，最多的是社会科学，其次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较少，其比例分别为：64.4％、32.8％、11.4％、9.5％(见表6)。
社会科学类的书籍受欢迎，与当时中国出版界的整个行情相吻合。严格说来，战前中国本土的社会科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更多的是稗贩外来学说。时人慨叹：“在社会科学界里要得一本敢依正义与事实来写的一本(“一本”系衍文)书简直找不到。中国社会科学固然还脱不了稗贩西洋的学说，然而近来稗贩的种数也够多了。”(33)君素在《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一文中这样写道：“1929年这一年的出版界，可以说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关于文艺方面的出版物虽不能说是已经衰歇，但总没有像关于社会科学的那样来得蓬蓬勃勃的。”在作者所列1929年社会科学图书出版书目中，翻译的有123种，国人自著的只有26种。如果这一书目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话，则意味着那时中国的社会科学书籍80％以上是翻译的。123种中，译自日本的有42种。42种中，河上肇的著作即有6种。(34)
1931年《中国新书月报》报道称：“最近出版界里，有一种书籍是出的最凶，就是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35)据称日本有关唯物史观的著作几乎全被翻译成中文。
仅就数量而言，战前汉译日书中，文学类书仍居首位。文学译书多实不足为奇，因文学的怡情遣兴，最能迎合大众的阅读胃口。日本近代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在这10年间翻译成中文的。不少翻译者同时也是日本文学的研究者，在翻译选题上，显得既繁荣，又有序；既有重点，又比较全面。战前10年中国文坛百家争鸣，文学观念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日本文学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都有人译介。(36)
经济类译书也相当多，表明战前中国学界对经济学的渴求十分殷切。1934年，有人在《图书评论》杂志撰文指出：“在此学术荒芜的中国，新知识的来源，总不外乎东西两洋。即如最近喧传一时极度时髦的计划经济论，就多半是从这两地的出版品中转译过来的。其来自西洋的，称为‘计划经济’；其来自东洋的，叫做‘统制经济’。”(37)实藤惠秀也注意到：“日本所发生的文化上的倾向和问题，也必定反映到中国……日本方面，统制经济成了问题，中国不久也对其加以注意，而翻译起关于该问题的日本人著作来。”(38)
1928-1937年间经济学译书统计：
译自日本：262种 译自英国：104种 译自德国：46种
译自美国：133种 译自苏俄：83种译自法国：33种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战前军事类译书的数量大增。1896-1911年译自日本的军事书籍45种，1911-1927年15种，而1928-1937年多达179种，也远远超过同期译自欧美各国的军事书籍。随着日本侵略步伐加剧，这显然出于“知己知彼”和“备战”的切实考量。
基于同样的情境，战前有关日本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书籍，尤其是日本侵华政策方略的论著和资料被大量翻译。实藤惠秀观察到：“这时中国研究日本的决心甚为强大，出版了许多日本丛书之类，固然有彼等本身研究所得者，但大多数是翻译日本人关于日本的著述的。尤其关于时局问题的书，更翻译得快。”实藤甚至断言：“至少在[七七]事变前，日本知识阶级明了现代中国的程度，远不及中国知识阶级明了日本的程度。”(39)
实藤惠秀还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留日学生“认识到空理空论不能救国，于是热衷于研读自然科学。日本书籍的翻译事业，亦以自然科学书籍为主。”(40)从《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见表6)来看，实藤的这一说法并不确切。不过与同期其他国家的科技译书相比，日本科技书籍的汉译确实占据优势。尤其是医药卫生书籍，主要译自日本(见表7)。
三、低谷期：1938-1949
据谭汝谦统计1938-1945年间的汉译日书，只有140种，平均每年20种(引注：应按8年平均，每年实为17.5种)。(41)笔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得出1938-1945年间汉译日书有418种(见表1)，平均每年52.3种，是谭氏数据的3倍。
不仅统计数据相差悬殊，谭汝谦的论断亦难成立。如他对比同期日译中书多达608种，平均每年86.8种(引注：应为76种)，于是断言这个时期两国译书严重失衡，仿佛清末情形的再现。若依笔者的统计数据，两国译书虽有差距，但并未到“失衡”的程度。
笔者将1938-1949这12年称为日书汉译的“低谷期”，乃相对前一时期而言。受战争的冲击，战时中国出版业呈整体萎缩之势。1928-1937年间每年全国平均出版译书622.3种，而1938-1949年间平均每年出版译书降至419.5种。因战争由日本侵略而起，日书汉译事业自然首当其冲。国人同仇敌忾的情感，直接影响翻译日书的热情。两国之间的敌对，也势必妨碍译品的来源。
纵向比较，战时译书的出版数量尚超过民初北洋时期。但横向比较，这个时期的汉译日书只占全国译书市场10％的份额。从清末的60％，到战前的25％，再跌至战时的10％，日书汉译的地位显然在步步萎缩。
谭汝谦认为，战时的汉译日书，几乎全在沦陷区出版，译品大都是宣传日本国策或与日本国策不相抵触的东西，介绍新思想、新学问的译品几乎绝迹。(42)这一说法也与史实不符。在笔者统计的418种译书中，沦陷区出版物只占一小部分，多数仍为大后方所出。译品类别仍以文学为多，其次为史地、政治、经济、医学、工业技术、自然科学等。文学书并非如谭汝谦所称多出自“转向”作家之手。译品原作实际多为战争之前的出品。战时出品则多为日本国情现况方面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在战时各类译书均大为减少的情况下，工业技术类译书比战前反而有所增加。另外，战时农业技术类译书总计只出了17种，而汉译日书占了7种。战时法律类译书总计只出了30种，汉译日书占了15种。文学理论类译书总计只出了29种，而汉译日书占了16种。这一方面说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并未因战争而断裂，同时也反映战时国人对了解敌情和搜集敌国技术资料的重视。
四、结论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人民国后，受政局影响，译书随出版业的整体衰退而回落。192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学习西方的取径，由日本转贩逐渐转向直接输入，译自西文的译品逐渐增多，对汉译日书形成挑战。当然，最大的冲击来自日本侵华战争。中日译书最终跌入低谷。
综观民国时期汉译日书的学科比例，大而言之，社会科学类译书最多，人文科学类其次，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类译书最少。这一比例与民国图书出版的整体格局基本相似。可见民国译书出版与同时期整个出版业的行情大势密切相关。
就具体学科而言，汉译日书最多的是文学，其次是经济、政治、军事、史地、医药卫生。《民国时期总书目》总计收书124044种，内收汉译日书2692种，仅占总书目的2.17％。具体学科中，自然科学类译书虽少，但在总书目所收自然科学图书中所占的比例却达到了6.93％；医药卫生类译书在总书目所收医药卫生图书中所占的比例也达到了5.05％。
就翻译水准而言，五四以后的译品质量自远胜于清末民初。不过，即使到30年代，译品的良莠参差依然难免。当时译评界批评得最多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怪象：
一是抢译、重译成风。重译在各个时期都有(43)，但在30年代似特别突出。重译的原因一是因为信息沟通不够而无意“撞车”，二是有意“抢译”造成重译。1931年《中国新书月报》报道说：“《唯物史观》有五种译本，《转形期经济学》有三种以上译本，《山宁》有三种译本，《西线无战事》有二种以上译本，这是近时最通行的书，大家都争着来译，其他三种二种的译本也还很多。”(44)对于重译现象，译界褒贬不一。当时鲁迅就认为重译也有其好处：鉴于前几年“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使得翻译“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不妨“又来一回复译”，以击退那些乱译。(45)
二是滥译、恶译仍未能免。时人称：“中国的译界，犹如战时快报的编者，为了要抢生意，因之不惜去剪贴抄袭，愈快愈好。”(46)结果粗制滥造屡见不鲜。(47)如有人批评刘野平译河上肇著的《资本论入门》说：
凭着一身底蛮勇，不管要译的书是那种科学，是哪国文字，只要有勇气动笔，便什么都可来得，更不要说起信、达、雅或译律了。他——刘野平先生——是一位不懂经济学、未通日本文的先生，然而居然译了而且出版了日本河上肇著的《资本论入门》。(48)
三是喜新厌旧。“洋书只要是新的，多数人赞美，几个国度的报纸上宣传过的，于是不惜一切地去抢着翻译。而比较旧一点的书就无人顾问了。”(49)经过时间考验被公认为名著的“旧书”，反而受到译界冷落。
四是“翻译职业家”的存在。“职业翻译家是以介绍世界文化为终身事业，而翻译职业家却是以翻译为手段，换取稿费为目的，欺弄读者大众的骗子。中国现值知识极端恐惶之时，世界文化之介绍至为迫要。翻译界中固然有不少的职业翻译家，真为介绍世界文化而努力，但也有一群翻译职业家跳梁于出版界。”(50)
五是抄袭现象严重。如有人揭发，1931年大东书局出版的《世界年鉴》，其中“列国国势”部分的全部材料，完全剽窃日本国际调查局所出版的《列国国势要览》。(51)王易教授所著的《修辞学通诠》完全抄袭日本学者岛村抱月的《新美辞学》。甚至有人揭发著名学者胡先骕、邹秉文、钱崇澍三人合编的《高等植物学》中的分类学部分，是抄袭日人斋藤、佐藤两氏的《内外植物志》，而且将“无”误译为“有”，一切否定都译作肯定，还在序里吹嘘“此书具改制之意，凡旧日因袭日本而不合学理之名称等，概予改定”。该书被全国各地高中采作教本，已再版多次，而且被教育部评为良好参考书。时人评论说：“他们把日文看的太轻了，以为只认得汉字，便可以望文会意，连日文的否定都不知道，竟敢抄译日文起来。”甚至断言“近来留学欧美出身的博士们，大著作里面常有抄袭日文的成分，然而他们肯下功夫研究日文的实居少数。他们多半只看书中的汉字便生吞活剥的引用起来，而且掠为己有。”(52)
以上现象较普遍地存在于战前译书界。汉译日书也不例外。
谭汝谦认为，民国时期汉译日书的“质素”要超过任何其他语种的翻译。他引用另一位香港学者韩迪厚的话说，近代中国真正精通且能有效地运用中英语文的译者，只有严复、胡适和林语堂三人，就是这三位译业大师的译品也谬误百出。而谭氏认为真正精通且能有效地运用中日语文的译者，一定不只三个，诸如钱稻孙、周作人、鲁迅、郭沫若、徐祖正、张资平、郁达夫、张我军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于是谭氏断言民国时期的中译日，要比中译西优胜，并认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日两国共用汉字，思想上同受儒释道影响，两国近代以来的遭遇也有共通之处，故两国做译事的人享有很多便利。(53)
对谭汝谦的上述说法，笔者不敢完全苟同。中日之间共用汉字，确实为中日互译提供了相当便利，但近代以来，中日之间所谓“同文”的认知，也不知误导了多少人以为中日互译过于容易，乃至初通日文即投身于译事，导致滥译、乱译者实屡见不鲜。1934年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便自我反省其早年译品说：“……我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并未了然，就急欲看书，看书并不很懂，就急于翻译，所以那内容也就可疑得很。而且文章又多么古怪，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54)类似的情形在战前译界仍时有所见。1931年，若虚评中国著译界时即提到：
有一种文丐勉强学了一二年日文，就动起笔来翻译一切日文的书籍——上自文哲，下至科学——弄得读者莫明其妙，那真是糟透了。最是恶作谑的是东洋小鬼，他们做书，往往不用原文真名，偏偏喜用片假译名，因此弄得译界里生了无数笑话，记得从前某君把“伊甸之园”译作“雅典之园”，在文坛上引了长篇辩驳的文字。其次，日本文关于否定肯定的文字往往教初学者弄错，以致译出的书往往生了许多毛病。以上许多弱点，在现在一般译界里，都可以常找得出。(55)
日书汉译界所犯的一些“低级错误”，在同时期的西书汉译界反而较为少见。日书汉译界确实涌现出了一批译业大师，但良莠不齐的现象比其他语种的翻译更严重。日语中有大量汉字词汇，固有利于日书汉译，但也容易使译者不仔细斟酌而原样照搬、盲目借用。二三十年代的汉译日书中，随处可见照搬的日语词汇和日文式句法。实藤惠秀指出：“(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文学学术各方面的翻译，都是用现代文，其采用日本语和日本文体，更在(晚清)‘梁启超式’以上。只要颠倒目的语，改换助词，便成为日本式的文章。这种文章很被一般应用，尤其议论文，更为显著。”(56)
今天重读二三十年代的汉译日书，仍难免有某些生涩、不纯正、不流畅之类的阅读感受。当然，更多的是在当时感觉译得别扭，今天看来早已约定俗成。许多直接从日文中移译过来的日文词，当初曾遭到讥笑，现在却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词汇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但从另一角度来看，日文汉译的照抄照搬，也多少制约了日汉翻译技巧和翻译理论等方面的创新。不能因为日汉“直译”对丰富我们今天的语言文字之“无心插柳”，而拔高当年汉译日书的“质素”甚至得出汉译日书优胜于汉译西书的结论。就民国时期各语种译书的整体水准和素质而论，实在很难断论谁比谁强。
本文的基本资料主要依凭《民国时期总书目》，分析和结论亦是概略和粗疏式的。鉴于该书目由中国国家图书馆组织多方力量并历时15年编辑完成，90％的民国中文出版物均被收录其中，因而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统计数据基本上是可靠的。不过，在考察民国译书时，尚有两个因素值得考虑：
其一，西文原版书和影印书的流行问题。1932年9月《图书评论》杂志创刊号登载周鲠生所作的《国内各大学现用课本调查》一文，内中列举了武汉大学各学院所用课本目录。周氏称：武大“各学院现用课本，除极少数中文本外，大都为西文著作。”(57)中国大学用西文课本在战前早已是普遍现象。与这一现象相“配套”的，是书商疯狂盗版影印西文书。1937年初，程忆帆统计当时书商盗版影印的西文书数量：社会科学约200种，数学约200种，物理学约150种，化学250种，工程约400种，生物学及农学约150种，语言学100余种。原书以美国最多，英国次之，德法少数。“四年前的翻印，几乎全是中学及专门学科的通行(外国)教本。但是三四年来企业家因为‘应学界之需要’，几乎重要的参考书和名著也给吸收尽了(数学物理化学为最，工程尚在其次)。”英国人刚从德国译出的理论物理学，中国不出半年就有盗印本。“由教科书而专门书，而名著；由贵重的巨型参考书，而杂志，而旧号杂志，真可谓猖獗之至了！”(58)我们估量民国时期汉译日书事业的影响，也不能不考虑西文书的流行，否则难免高估汉译日书的实际影响力。
其二，“隐性翻译”问题。相当一部分西文译书，标明是由西文直译，其实是由日文转译；还有一部分日文译书，译者故意隐匿和掩饰，或干脆伪装成自己所著，导致读者和编者无从辨识。1935年出版的《生活全国总书目》收录1911-1935年间出版的图书约2万种。内中常有这样的附注：“此书虽为△△氏所著，实系全部翻译日本△△之著作者。”或“此书虽未注明原著者之姓名，但似翻译日本△△之△△者。”季羡林对这种“隐性翻译”有过深切的体会。他曾在1947年的《观察》杂志发表过一篇《谈翻译》的文章，内中提到他念中学的时候(20年代后期)，当时流行从俄文翻译出来的文艺理论书籍，如同天书一样费解，这些书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季氏认识一位上海的大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出了大名，对外都说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出来的。其实他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上，抽屉里面却放了日译本，倘若有人来访，只看到他书桌上摆的是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大学者的语言天才。季氏还举了数位明明是日译却署名自著的例子。(59)
1931年，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一文中写道：
现在中国译者可谓多矣，然而堪得称为译者的，到底有几人？译者原都是由外国书译来的，可是这其中又有东西之分。东文——就是日文——因为和中文是同文的，所以名词等等倒可以将就引用，因此翻译日文好似翻译西文为容易些。而中国素来轻视日本的，所以学术上也轻视日本。于是一班投机的译者都从日文中找到外国书的译本，糊里糊涂地译了过来，在广告和封面上都大吹大擂说是由西文原书直译。其实日译未必都是坏，西译未必都是好。只要译得不错，何妨就用日译呢？……最妙的是处处偷取日人的贡献，还在跟人拼命鄙薄日人的作品。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岂不是新文化上一重大的污点？！(60)
若虚强调“日译未必都是坏，西译未必都是好”，恰说明当时中国知识界早已存在“日译不如西译”的主流氛围。《中国新书月报》创刊号介绍高桥龟吉著《实用经济学》一书由施复亮、周白棣翻译出版，说到该书作者是日本人时，申言“在一般西洋生，又当嗤之以鼻！”(61)明当时鄙薄、轻视日本学术的现象，至少在“一般西洋生”群体中相当普遍存在。1935年《大公报》有文指出：“教育部对于赴日本留学之公费生，十数年来，向取消极态度，殆认为日本各门科学，皆视欧美各国落后，故派遣公费生多专注重欧美各国。”(62)官方政策与知识界的倾向竟达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显然不利于日书汉译事业的发展。但“路近、费省、文同”等原因导致的留日学生数量一直超过欧美留学生，以及民间所谓“翻译日文比翻译西文容易”的传统看法，仍使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优势。“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一说法虽不无夸张，但仍提示我们，汉译日书的实际数量，应比各种书目所收录者要多出许多。
对于从日文转译西书的学术效果，蒋光慈在1930年出版的《异邦与故国》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近来中国的书，大概都是由日本文翻译的。日本人将欧洲某国作品，加以若干错误和删改，译成日本文，中国再将该作品，加以若干错误和删改，译成中国文，这种作品能不改变其相貌吗？如果俄国的作品，经德国人加以若干错误和删改，译成德文，再译成英文及日文，最后更由中国集‘错误和删改’之大成，再加以多少增减，这样一来，俄国作品将成为什么东西呢？”(63)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留学日本和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日本“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日本只是“二道贩子”，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之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于“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更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认为留学东洋并非“求学之正格”，仅是“急就”之权宜。称留学西洋为“镀金”，称留学东洋为“镀银”；西洋留学生瞧不起东洋留学生。留学人才市场和就业待遇也被明确标示为“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的层级格局。(64)在前一种心态下，从日文转译西书是一条名正言顺和正大光明的捷径；在后一种心态下，汉译日书竟担心被人鄙薄，而不得不“隐姓埋名”，瞒天过海。
译书不仅仅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环，也反映出近代中国知识界演化的大势和学术兴趣的走向。
注释：
①钱存训于1954年发表过一篇论文《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最初发表于英文《远东季刊》第14卷第3期，中文译文载香港《明报月刊》1974年第9卷第8期，1986年改名为《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发表于《文献》总第28期。该文对民国时期的译书有所涉论，惜过于粗疏，有关民国译书的统计亦疏漏太甚。
②《中译日文书目录》于1945年1月由日本国际学术振兴会印行，共204页；《日本译中国书目录》于1956年由日本学生放送协会印行，是手抄油印本，共59页。两书笔者均未能见到。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和《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③《民国时期总书目》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995年出版，其分册情况是：哲学、心理学1册，收书3450种；宗教1册，收书4617种；社会科学总类1册，收书3526种；政治上下册，收书14697种；法律1册，收书4368种；军事1册，收书5563种；经济上下册，收书16034种；文化科学、艺术1册，收书4410种；教育、体育1册，收书10269种；中小学教材1册，收书4055种；语言文字1册，收书3861种；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下册，收书16619种；外国文学1册，收书4404种；历史、传记、考古、地理上下册，收书11029种；自然科学、医药卫生1册，收书7724种；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1册，收书5935种；综合性图书1册，收书3479种。
④《民国时期总书目》只收1911-1949年间出版的中文图书。期刊、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线装书等未收录。
⑤参见邱崇丙《〈民国时期总书目〉述评》，《北京图书馆馆刊》1995年第1、2期。
⑥统计译书时，凡标明“编译”、“汇译”、“辑译”、“改译”、“译著”、“译述”而未标明原著者，一般不计入；同一原著而译者不同，按不同译本计算；但同一译者之译本多次再版者只计算其初版。
⑦各国著作由日译本转译为中文者，亦计入汉译日书数。
⑧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44页。
⑨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71页。
⑩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41页。每年平均译书数原为63.86，有误，特纠正之。
(11)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2)，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1页。
(12)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42页。
(13)实藤惠秀著，张铭三译：《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2页。
(14)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42页。
(15)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收入《郑振铎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5页。
(1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6页。
(17)陈斯华：《〈新青年〉登载文学作品数量分析表》，《东岳论丛》第24卷第3期，2003年5月。
(18)古粹锋、华狷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代出版界》，《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6月，第1—2页。
(19)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41页。
(20)引自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5页。
(21)罗家伦：《读标准的书籍，写负责的文字》，《图书评论》第1卷第1期，1932年9月，第3页。
(22)王向远：《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2001年1月。
(23)实藤惠秀：《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2—3页。
(24)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忆》，引见拙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6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323页。
(25)若虚：《昨日今日与明日的新书业》，《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1期，1930年12月，第2页。
(26)古粹锋、华狷公：《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现代出版界》，《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6、7期合刊，第1—2页。
(27)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47页。
(28)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收入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5—439页。
(29)《日文书代办部紧要启事》，《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10、11期合刊，1931年10月，第5页。
(30)狷公：《教科书潮》，《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8期，1932年7月，第1页。
(31)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下册，第426—427页。
(32)1935年鲁迅谈到：“好像有人说过，去年是‘翻译年’；其实何尝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译，不过又给翻译暂时洗去了恶名却是真的。”(庚：《非有复译不可》，载《文学》月刊第4卷4号，1935年4月，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而《文学》月刊第4卷1号(1935年1月)“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33)郑天心：《值得吹嘘的〈中国社会之变化〉》，《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8期，1931年7月，第1页。
(34)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月刊》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收入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下册，第448—454页。有关河上肇的译著，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书中列举了18种(中译本第245—246页)。谭汝谦所编书目中收录有28种。此处6种乃专指1929年所出版者。
(35)陈超今：《两头蛇的“梅根”和双尾蝎的“依凡”》，《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2期，1931年1月，第11页。
(36)王向远：《五四前后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17卷第1期，2001年1月。
(37)郑林庄：《阐释计划经济之理论的几种著述》，《图书评论》第2卷第6期，1934年2月1日，第3页。
(38)实藤惠秀：《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14页。
(39)实藤惠秀：《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1、3、14页。
(40)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46页。
(41)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84页。
(42)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86页。
(43)鲁迅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中谈到：“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译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约的居多；不过别人却也因此不敢译，新妇就在闺中老掉。这种广告，现在是久不看见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44)羚郎：《敬告新书业家》，《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3期，1931年2月，第1、3页。
(45)鲁迅：《非有复译不可》，《鲁迅全集》第6卷，第275页。
(46)许席珍：《Der Weg Zuruck中译本评价》，《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2、3期合刊，1932年2月，第16页。
(47)君素：《1929年中国关于社会科学的翻译界》，《新思潮月刊》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收入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卷下册，第454页。
(48)先之：《论翻译之易 介绍刘译〈资本论入门〉》，《一般》第9卷第3号，1930年11月，第397页。
(49)许席珍：《Der Weg Zuruck中译本评价》，《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2、3期合刊，1930年1月，第16页。
(50)持续：《从制裁翻译职业家说到吴译之苏联五年计划》，《中国新书月报》第2卷第1期，1931年12月，第7页。
(51)一岳：《〈一九三一年世界年鉴〉中列国国势之来源》，《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12期，1931年11月，第6页。
(52)一弹：《著作界的奇耻》，《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12期，1931年11月，第3页。
(53)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氏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第71—74页。
(54)《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55)若虚：《评中国著译界》，《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2期，1931年1月，第5页。
(56)实藤惠秀：《现代中国文化的日本化》，《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10期，1943年10月，第8—9页。
(57)周鲠生：《国内各大学现用课本调查——国立武汉大学》，《图书评论》第1卷第1期，1932年9月，第119—124页。
(58)程忆帆：《中国出版界的狂想曲——漫谈所谓“西书影印”(西书翻印)》，《书人月刊》第1卷第2号，1937年2月，第24—26
(59)季羡林：《谈翻译》，《观察》第1卷第21期，1947年1月18日，第20—21页。
(60)若虚：《评中国著译界》，《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2期，1931年1月，第4—5页。
(61)佚名：《〈实用经济学〉合于实用否？》，《中国新书月报》第1卷第1期，1930年12月，第12页。
(62)《希望教育部注意日本留学问题》，1935年7月23日天津《大公报》，第1张第2版。
(63)蒋光慈：《异邦与故国》，现代书局1930年版，第131页。
(64)参见拙著《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62-1949年)》，第120—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