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
刘 勇，王怀信
(扬州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江苏 扬州225001)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表述是推动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具包容性的国际话语，既是对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依附理论等理论困境的回应和批判，也是对当前国际经济话语权失衡、国际政治话语权失序、国际文化话语权失范等现实困境的回应和批判。“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话语，旨在倡导构建共同繁荣的世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倡导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推动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倡导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而构建一种以增进人类整体福祉为旨归的共同体话语权。>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中国方案
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话语权的“失语”状态。随着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逐渐要求摆脱“失语”状态，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话语权。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西方世界的国际话语权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以巨大的历史惯性深刻影响着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面对这一全球现实，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包容性的国际话语，致力于透过不同话语权力的对话与交流，反对有损人类整体福祉的各种霸权话语，倡导构建共同繁荣的世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倡导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推动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倡导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而构建一种以增进人类整体福祉为旨归的共同体话语权。
1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国际话语权
在当前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存在不同流派间的话语权之争。梳理和审视现有的具有代表性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并对这些主要观点进行具体分析，从而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来探讨国际话语权变革提供一种经验借鉴。
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这要求进一步完善水利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文件）对贵州骨干水源工程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积极推进夹岩、黄家湾、马岭等大型水库建设，开工建设一批中小型水库和引提水工程项目，到2020年全省工程供水能力达到159.4亿m3。
1.1 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话语权
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霸权力量的存在。如果不存在一个稳定的霸权力量，或者这一霸权力量趋于衰落，那么国际社会将会陷入混乱甚至是战争之中。从现实主义的这一核心观点可以看出，其主张的是一种权力话语权，即只有稳定掌握权力的霸权力量才能够拥有绝对的国际话语权。在其看来，经济相互依存还不能保证合作将取代冲突，全球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和世界观尚未取代国际无政府状态[1]232。而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大国总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2]33。这些认知一方面肯定了军事、经济等因素所具有的物质实力，指出了左右国际社会运行的重要现实力量，对辨识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历次国际体系的转型有着切实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这一界定过于突出物质权力的国际话语作用，忽视了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在它看来，相关国家在进行国际合作中“遇到重大的议案时，就一项政策寻求支持的国家与被求助的国家之间物质权力的分配，将决定前者为了取得这一支持而必须作出的让步的程度”[3]437-438。此外，它只看重霸权力量的权力话语，完全忽视其他国际行为体，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诉求。这不仅不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更与其所主张的霸权话语相冲突。这是因为，只强调和维护霸权力量的国际话语权而忽视其他行为体的国际话语诉求，必然会引起其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话语抵抗。其结果必然会危及霸权力量的国际话语权的国际认可度，对于这一话语权下的国际体系的稳定也必然会带来根本性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现实主义视角下的权力话语权是一种在指明军事、经济等左右国际社会运行的重要现实因素的同时，却忽视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国际话语权以及国际社会现实话语格局变化的话语权界定。
1.2 新自由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制度话语权
这一流派针对现实主义浓重的物质权力色彩，提出国家间可以通过国际制度而实现稳定的合作。在这里，权力只是作为重要的现实背景而发挥作用，国际制度成为国际话语权的主角。因此，谁掌握了制度的制定权和解释权，谁就拥有主导性的国际话语权。这一认知是基于国际社会霸权力量趋于衰落，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不断增强的现实背景而提出的，其与现实主义所主张的权力话语权存在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即：现实主义认为霸权力量必须通过权力来绝对性地掌控国际话语权，否则必然会造成国际社会的混乱，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霸权力量本身的衰落与否并不一定会对国际体系的稳定带来直接的影响，其原因就在于国际制度本身具有的规则约束和规则惯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因此，这一流派强调的是制度所代表的国际话语权，肯定国际制度本身对维持国际体系稳定以及促进国际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从这一角度而言，它表面上已不同于现实主义的权力话语权所具有的那种霸权色彩，而是强调以制度为中心的多边合作。这一主张切合二战后国际社会的现实发展需要，因此有效地推动了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然而，作为西方世界的理论流派，它难以在实质上突破自身的理论桎梏。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它发现并强调国际制度所具有的国际价值同时，却又承认国际制度是“属于特权者、为特权者操纵的制度，而且常常为特权者服务”[4]291。而在论述制度特权者时，它更具体地认为“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美国支持建立正式的国际机制，而在石油领域，它则支持更为狭隘的、以公司运作为基础的机制，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独立行动”[5]171。由此可见，它主张以国际制度推进多边合作，但对于国际制度的产生和维持上又承认霸权力量存在的现实必要性，这一点构成了它所主张的制度话语权的致命理论缺陷。一般而言，在具体实践中国际制度本身是无法决定和调整自身的规则内容、价值导向等构成因素，而这些因素必然是由国际制度的制定者所决定的。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和人一样，都在有意和无意中趋于自利导向。因此，在国际社会中，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中性国家”。任何国家或由几个国家在独自集团掌控制度的制定权时，国际制度本身更倾向于制定者的权益需求。在此，国际制度成了特权者的华美装饰，它在疾呼推动多边合作的同时，却在无形中起着帮凶的作用。
1.3 依附理论视角下的发展话语权
然而，伴随着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并不是原有全球经济治理权力格局的适时性变革，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掌控着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话语权。这突出表现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变革方面。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在自身经济重振问题上面临重重困境，在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供给问题上力不从心。随着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的持续蔓延，原有的七国集团已出现运转失灵的情况。而在利用现有国际组织达到其目的出现运转失灵的时候，尤其在出现全球性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候，原有的治理主体往往会另辟蹊径，以寻求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平台[11]235。因此，在原有治理主体的主导下七国集团扩充为包括主要新兴国家的二十国集团，在这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然而，从二十国集团的议题设置及其实施效果以及三大经济治理制度安排的改革效果来看，这一变革在本质上是以不危及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全球经济治理权力为前提的。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6 年实行投票权改革后，在其执行董事会中持有基金份额占比前五名的国家均是七国集团成员，其配额占比达39.09%，投票权占比38.41%。由此可见，发达国家依然占有主导性的经济治理话语权，而这一话语权格局与现有的经济实力格局形成了冲突，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自身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却依然无法享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等的话语权。因此，它们在为全球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却无法有效表达自身的权益诉求。这一现实直接导致了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经济话语权失衡，而这一失衡则会对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
MRS液体培养基，膜过滤条件下添加偏重亚硫酸钾溶液，调整SO2终浓度为20 mg/L、40 mg/L、60 mg/L、80 mg/L。其他试验步骤详见1.2.2。
2 全球治理视阈下国际话语权的失衡现状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体话语，需要重新审视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国际话语权现状。了解和分析这一现状，可以客观地把握全球治理进程中话语权之争的实质，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型国际话语权提供现实基础。综合来看，在当前的全球治理进程中，至少存在着国际经济话语权失衡、国际政治话语权失序和国际文化话语权失范的三重话语困境。
2.1 国际经济话语权失衡
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相较于20 世纪已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其中最大的改变就在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凸显出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度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全球经济由主要发达国家所完全左右的权力格局。以金砖国家为例，在最近10 年中经济总量共增长179%，占全球比重从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共增长94%，占全球比重从11%上升到16%[8]。从与西方集团的对比角度来看，在1998 年时，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为44.4%，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占比则为17.9%。而到了2016 年，前者的占比已下降为31.09%，后者的占比则上升至31.24%。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逆转，其意味着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已经取得了实质上的进步。随着这一力量对比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诉求势必要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的变革中得到反映和实现[9]12。此外，南南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在1995 年时的出口量仅占全球总出口量的12%，年增长速度仅为8%。而到了2010 年，出口占比已提升至23%，并在之后的年份里保持30%的增长速度[10]7。
依附理论不同于前两个流派，它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国际社会结构的，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话语诉求。现有的各种依附理论——如塞尔索·富尔塔多的二元结构主义论、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胡安·诺约拉的外部失衡论以及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论等——均是从国际结构的角度来审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关系的。依附理论在基本立场上认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模式、国际收支等诸多方面制约着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一结构关系，发达国家在从发展中国家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的同时，还可以转嫁自身的经济、社会等危机。而发展中国家在这一结构关系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并必然“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6]303。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这一结构关系以便获得独立发展的话语权，就必须通过改变自身内部结构等方式来谋求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发展话语权。这一主张总体上代表了二战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诉求，其与亚非国际会议、不结盟运动组织等的价值旨归是一致的。谋求自身发展话语权的努力是必须的，但绝不是极端化的替代性选择，即采取一种话语对抗方式。这一流派在谋求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话语权时更多的是从一种全球阶级观的视角去加以审视的，而这必然会带来一个问题，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话语权的不稳固性。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许多方面为谋求自身发展获取一定的话语权力，但其经济结构、国内市场、技术水平等发展因素存在不同程度的先天性不足，这必然会在较大程度上制约其谋求自身发展话语权的实际效果。因此，在谋求自身发展话语权的同时，还需要依据自身发展需求加强与发达国家间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多重对话与合作，从而在内外两方面为谋求自身的发展话语权打造更为有利的整体环境。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从整体性视角反思了其他理论视野下的国际话语权内涵以及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的话语现状。在此基础上，从人类整体福祉增进的立场出发，主张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变革以及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构建一个共同繁荣、持久和平、开放包容的世界。
2.2 国际政治话语权失序
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全球性挑战，这些挑战不是由任何一个治理主体所能独自面对和解决的。因此，在此现实境遇下，国际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治理主体呼吁加强多层次对话与合作，以增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从国家主体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呼吁和谋求自身通过在国际和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从而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12]。在此基础上，才能切实保障自身有权就涉及人类整体以及自身发展权益的各类议题方面表达自身的观点和意愿，并最终在实质意义上保证自身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面对种种内外困境时，也需要通过一定的国际渠道表达自身的现实诉求。2008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使“主要的经济体，如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在重返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降低不平衡和失业率并恢复金融稳定的问题上遇到了难题”[13]19。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更需要在面对种种经济困境的同时，通过采取切实的措施来谋求自身政治话语权以便维护自身的既有利益。由此可见，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在面对新的全球形势时，均希望通过拥有自身的政治话语权来谋求或巩固自身的权益。
各国的共同繁荣需要政治上的保障，而要想在政治上提供切实保障，就必须变革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以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而“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20]539。反观当下，国际政治秩序体现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政治性制度安排上，虽然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已构建起基本的国际政治制度架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丛林法则”的现实空间。但是，由于现有的主要国际政治制度安排是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而产生的，因此以制度安排为具体表现的国际政治秩序背后依然充斥着霸权色彩。在国际政治活动中，自身权力的大小依然是决定其国际政治话语权的关键性因素。环顾国际社会，国家间的权力大小差距依旧很大，且没有任何两个国家具有同等的权力。这是以往国际社会的权力现实，也是当下和未来国际社会的权力现实。因此，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我们应在肯定当前国际政治制度价值的同时需在推动国际政治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使其摆脱权力的控制，以实现制度约束权力，从而切实推动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只有实现对现有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才能为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提供可能性。
2.3 国际文化话语权失范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的是全球不同地区文化间的交流与融通，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交通工具的不断改进。而这一交流与融通主要是在四个层面上得以实现。第一，政府层面。当前，全球范围内诸多国家利用互访之机，签订各类有关文化交流活动的双方协议，例如中国与俄罗斯、法国等国家互办文化年活动。此外，通过举办全球性或是地区性的赛事、纪念活动等，例如奥林匹克运动会、反二战纪念活动等，亦有效增进了全球不同地区、国家间的文化对话，从而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第二，跨国公司层面。目前，跨国公司的业务已涉及全球的各个角落，从而在国际分工和产业合作方面将全球不同的地区联系在一起。由此推动了不同国家间业务人员的往来，进而促进了不同文化彼此间的对话和了解。第三，跨国组织层面。跨国组织既包括诸如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政府性组织也包括诸如国际标准化组织这样的民间组织，这些跨国组织在推动相关议题讨论的过程中，无疑会增进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人员间的彼此了解。其中，政府性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民间组织也日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参与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15]。第四，个人层面。由于个人旅游需求的增长，出国旅游已成为诸多人的选择。在相互往来中，不同国家的人们增进了对彼此的现实感触以及对彼此文化的了解。这四个层面是当前全球不同地区、国家间文化相互交流不断增多的具体表现，反映出不同文化间寻求对话与交流的时代主流。
从以上三个主要理论流派关于国际话语权的内涵界定中，可以看出国际话语权之争的背后是复杂的权益之争。立足于21 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客观诉求。同时，主权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因此，国家权力的大小依然是国际规则中的重要因素，而由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所组成的全球治理制度体系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对话合作与分歧解决的平台作用。此外，当前的国际社会仍然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权益之争，二者关系的走向依然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在此基础上，中国适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话语权方案。这一方案的价值实质在于：国际话语权应是一种共同体话语权，倡导构建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话语霸权，主张通过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实现不同治理主体间基于共同发展利益的平等、互利性话语权，以共同致力于增进符合人类整体福祉的共同体状态。具体而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共同体话语并不忽视权力不对等的存在及其影响力，在承认各主体间权力不对等的现实状态下，提出“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7]。也就是说，共同体话语反对任何主体以任何形式把持国际规则的行为，强调全球治理规则权的透明度、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平等性。在推进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进程中，共同体话语重视国际规则本身的治理作用，并主张其应随着国际社会现实发展需求的变化而做出适时变革。此外，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间的关系问题，共同体话语在承认二者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别的同时，更多的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命运与共、利益互通、责任共担、发展共享的共生关系，坚决反对通过压制他方而片面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任何行为。
然而，伴随不同文化间对话与交流不断增进的是一股与之相反的潮流，具体表现为拒斥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固守文化优越论；在文化对话与交流中采取对抗性的理念和行为，固守文化对立论。前者主要体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关系中。发达国家在看待自身发展经验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前途时常常认为其自身的发展源自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诸多发展问题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其缺乏西方国家所具备的文化和自由意志。例如，有西方学者将西方国家的发展归功于资本主义精神，并进一步指出由这种精神所推动产生的各类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殖民地国家所无法理解和实现的。基于这种认知，西方发达国家将自身文化价值称之为“普世价值”，并通过在援助中附带各类政治条款等方式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其文化理念。无论其出发的动机如何，此类认知以及相关的多种行为均完全忽视发展中国家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理念，这就势必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民族特性、风俗习惯等均被忽视。因此，诸如完全照搬西方民主理念、自由市场理念等的国家均面临着种种发展困境。后者则表现在认知和对待不同文化的相互关系方面。这一点突出表现在“文明冲突论”上，认为在全球政治关系的走向中，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间进行，其原因就在于不同文明间的“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16]184。具体而言，在认知层面，主要的观点就是否认不同文化间能够实现和平对话与交流，相互间的关系无法摆脱走向相互冲突与对抗的状态。在认知方面，固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拒绝彼此间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或是在交流中带有一种对抗性的价值导向。这些均体现出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除了文化交流、互鉴不断增进的同时，文化间对抗、冲突的理念和行为也同时并存。这两种潮流本质上是相互对立，二者的并存也直接导致了文化话语权的失范。
3 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变革的中国方案
推荐理由: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作者参与始终，并坚持记日记，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3.1 倡导构建共同繁荣的世界，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
当前，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已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变革要求，而“坚持多边主义，谋求共商共建共享，建立紧密伙伴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形势下全球经济治理的必然趋势”[17]。在这一趋势下，需要推动当前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以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原因就在于现有的经济主体已不同于之前。在之前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拥有绝对的话语优势，在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额、国际收支、对外投资、科学技术等方面均具有相对优势。相比之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这些方面处于劣势，发展的外部动力主要来自与发达国家进行的经济合作。那时，发展中国家之间虽然也存在经济往来，但在各个国家经济总量中的占比较低，且这一经济往来本身也具有先天的不稳定性。在这一经济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自然无法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拥有较强的国际话语权。然而，随着全球性产业大转移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自身实现了较大程度上的经济发展，而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南南经济对话与合作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延伸，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发展中国家拥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关切，这必然需要在国际话语权方面得到体现。因此，中国主张“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代表性和发言权”[18]。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推动当前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从而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话语权提供坚实基础。
2.公共危机教育师资薄弱、教材落后。胜利油田公共危机教育教材少，且内容陈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一些教材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譬如，教育公众在发生火灾时，可用湿毛巾按住口鼻逃生，这适用于过去的木制建筑物发生的火灾，如今现代化建筑的材料中有99%以上含有机化学等有毒的物质，火灾时会散发出多种毒气，而这些毒气绝大部分抑制神经，用湿手巾无法完全避免吸入毒气。所以最安全的措施是随身携带防毒口罩，事先确认好逃生或避难出口。另外公共危机教育师资薄弱，既无专门的危机教育管理机构，也没有公共组织的各类危机教育培训机构，更无民间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缺乏专业的危机教育、培训、管理人员。
需要指出的是，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并不是主张发展中国家取代发达国家而占据主导地位，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济话语权也并不是剥夺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国际社会反对的是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失衡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倡导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平等享有国际经济话语权的前提下，共商共建，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19]在当前的国际社会，倡导共同繁荣不是一种理念上的美好倡议，而是基于全球经济现实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其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谁可以在全球经济的发展大势中独善其身，也没有谁可以将自身的经济发展长期建立在别国经济的不发展之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不同的国家均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均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均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供给则、需求则和过程则之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只有推动阻碍各国共同发展的落后性经济秩序，才能为实现各国共同繁荣提供现实基础。也只有在保证各国共同繁荣的前提下，才能够为各方的话语权奠定物质前提。
3.2 倡导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推动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
虽然国际社会中不同主体均抱有谋求对话与合作的现实意愿，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充斥其中。这一现实具体表现为，发达国家仍然在现有的全球治理制度安排中占有绝大部分的席位，并掌握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即便它有意加强与新兴发展中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然而由于历史惯性它难以较快转变自身的霸权话语叙事方式，也难以适应自身国际地位与新兴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对比性变化。这造成部分发达国家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仍旧采取霸权主义或是强权政治行为。而这一点在美国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扮演“领导”角色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后，却仍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指挥角色[14]150。同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是在摆脱殖民统治的基础上而建立的，饱受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所带来的痛苦。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依然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力量，因此，在诸多政治议题或政治活动中，发展中国家会习惯性地从霸权主义或是强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和解读发达国家所提出的理念以及所采取的措施。这样一来，直接给实现二者间的对话与合作带来前提性障碍。由此可见，这一内嵌式的双重困境导致了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治话语权失序。然而，这一国际现实仅仅是目前权力格局变化以及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阶段性表现，不代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关系的二元结构固化，更不意味着西方国家所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政治话语权的失序只是暂时性历史现象，而非终极性的历史结局。
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的关键就在于实现制度对权力的规约。权力本身无法作为独自的主体而发挥作用，必然是受制于某一行为主体。而任何一个行为主体均无法在绝大部分时间对绝大部分的事项做出符合人类整体福祉的选择。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国际事实就是：行为体本身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均不会危及自身的既有利益。因此，只有摆脱权力行为体的控制，才能构建起一个基本符合人类整体福祉增进要求的国际政治制度体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体系完全不受权力的影响，这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努力的目标应是确保权力的使用和权力的影响力不会左右国际政治制度安排，且尽可能地确保其能够正向作用于这一制度体系的变革与发展。只有这样，国际社会中的各行为体才能切实拥有相对平等的国际政治话语权，从而能够采取和平的方式实现分歧的化解和冲突的解决，并最终助力于构建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对此，中国倡导“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21]，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22]。
3.3 倡导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如果说上述两个方面更多地体现为有形的制度安排，那么尊重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以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则更多地体现在无形的非制度安排。国际社会是由不同的国家而构成，人类社会是由不同的民族而构成，不同国家、民族的生存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文明的多样性是必然的。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世界不同地区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发展，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和人员往来越发频繁，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同文明间的接触和对话。进入21 世纪，全球不同国家间的经济、人员往来更加频繁，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和融通已成为人类文明的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最终会拥有一个文明形态，相反，“只有文明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23]259-260。此外，从文明多样性本身的意义出发，文明的单一性只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融通并不是致力于打造单一的文明形态，而是实现不同文明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从而推动自身的发展和完善。“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24]18尊重和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为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奠定基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当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不受其影响。面对这一全球现实，人类的理性选择只能是在开放中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包容性相处和包容性发展。当然，倡导开放并不是主张所有的国家按照同一种模式进行，而是应“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25]513，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与融通，进而共同构建价值共同体。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开放应是建立在不同文明自身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对此，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对立论，尤其是在危害到其他国家合法发展权益以及国际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情形下。在推进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进程中，应切实认识到“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26]697，并在此基础上努力打造一种包容性的相处模式。当前，经济全球化已通过全球性产业链和价值链共存将几乎所有的国家联系起来，这就使得任何一方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国家的发展。因此，只有坚持一种包容性的文明相处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中加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并化解其间的分歧，才能够更为有利地推动全球社会的共同发展。面向未来，全球社会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7]59。只有在不同文明的现实接触中推进互学互鉴，才能在真正实现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助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
小草具有顾强的生命力。每当遇到暴风雨的袭击时，小草好像被折磨得快死了，有的歪歪斜斜，有的身子贴地，但它们却不会屈服。过了一会儿，小草又慢慢地挺直了腰。微风一吹，小草就会跳起欢快的舞蹈，时而舒展双臂，时而弯腰触地，时而左右摆动……这时，你如果有空来欣赏一下，一定会让你心旷神恰，乐而忘返！
4 结语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国际话语权的方案选择，主要是为增进人类整体福祉贡献了价值指引，为推动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贡献了基本的价值遵循。在此基础上，这一话语权方案在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中主张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的变革以及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进而构建一个共同繁荣、持久和平、开放包容的世界。可以说，这一话语权方案本身所提出的以上主张是致力于增进人类进步事业的全球共利性话语而非仅为中国自身打造国际话语权优势的片面自利性话语。然而，如前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替代性的话语权方案，而是一种包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叙事在内的共同体话语权。因此，中国在进行国际话语权叙事过程中，需要关注并融合其他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叙事。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叙事。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这一话语权方案的态度是怎样的，以及就其自身的权益诉求是如何进行话语表述的，这些都是需要加以关注和研究的。比如，美国作为当前世界的第一大国，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其国际话语权叙事更多地强调美国的中心地位，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叙事由此也出现了重大转向和分化，中国需要更多地关注西方不同国家的国际话语权表达，尽可能形成最大公约数。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叙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一直以来都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这是正确的选择。同时也要注意到，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发展，不同国家有着各自越为凸显的权益关切，并在不断谋求自身的国际话语权。除了在话语表述方面予以关切之外，中国还需要在交流接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叙事予以关注和尊重。只有在理解和融合不同类型国家话语叙事的前提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方案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同，进而才能够使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话语权有效破除当前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并最终致力于增进人类的整体福祉。“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20]541中国应进一步努力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话语权方案，并积极与其他国家一道致力于将这一理念上合理的话语权方案转化为实践上合法的规则性安排，从而为推动全球治理的现实进程提供制度支撑。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GIS设备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其放置在GIS设备附近，采用太阳能电池充电、内置蓄电池供电，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通过其内部放置的电化学传感元件和红外气体传感元件使其检测功能更加的全面，效率更高。实验表明，本装置设计合理、具有测量速度快、准确度高、实时性好、系统稳定性好等优点，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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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China's Plan for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peech Power in Global Governance
LIU Yong，WANG Huaixin
(Research Cent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225001 )
Abstract： The discourse expression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a Chinese scheme to promote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more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f“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and criticism of the theoretical predicament of 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dependence theory，but also a response to and criticism of the imbalance of current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course power，the disorde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power and the anomi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f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aims at advoc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of common prosperi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advoc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 of lasting pea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advoc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open and inclusive world and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of human civilization，so as to build a community discourse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overall well-being of mankind.
Key words：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global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right of speech；Chinese scheme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19)02-0032-09
收稿日期： 2018-12-28
基金项目： 江苏省2018 年“六大人才高峰”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研究”(JY-031)，项目负责人：刘勇；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优势研究”(2017ZDIXM156)，项目负责人：刘勇。
作者简介： 刘勇(1974—)，男，博士，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怀信(1991—)，男，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 骏
标签：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国际话语权论文; 中国方案论文; 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