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年自由观念的形成及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早年论文,观念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4)06-0072-08 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探寻这个哲学的形成过程，对于准确地把握它自身的特质或真实内涵，是十分有益的。同时，探寻马克思哲学的形成，不仅应重视马克思在革命实践中对有关的思想来源的扬弃，而且也应关注马克思早年的家庭及其它生活、学习环境中相关的文化因素给予他的影响。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过体现其历史人学精神的前进—逆溯法，强调如对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等等的研究，除了采用将其置于宏观的历史框架中，探求历史的某种普遍性和整体性所赋予的时代精神内涵，从而获得较为整体化的认识这种“前进”的方法以外，还必须涉及其家庭教育和其它特殊文化环境给予的影响，追溯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精神情感历程，然后才能对其获得具体而全面的认识。萨特把这种方法概说为：“在深入了解时代的同时逐渐确定(例如)个人的经历，在深入了解个人经历的同时逐渐确定时代。”[1]以往国内外学界用上述那种“前进”的方法对马克思哲学所作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拟采用“逆溯”的方法了解马克思早年的自由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从而对深入探寻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提供某种不应忽略的认识资源。 一、中学时代家庭和师长对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诞生在普鲁士最先进省份中的一个充满市民阶级启蒙精神及人本主义思想的犹太人家庭。1830年至1835年马克思在家乡特利尔中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此期间，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和特利尔中学的校长兼历史教师符登巴赫，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未来的岳父威斯特华伦男爵也从不同的方面促进着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 亨利希·马克思经过艰苦的努力而成为一名律师，并被推举为特利尔律师界的首脑。他由犹太教转而改信基督教，在当时的情况下，放弃犹太教不仅是一种宗教解放，而且主要是一种社会解放的行动。“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亨利希·马克思树立了一种现代人文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使他摆脱了犹太教的一切偏见，而他就把这种自由当作一宗宝贵的遗产留给了他的卡尔。”[2]老马克思学识渊博，爱好古典文学和哲学，特别推崇莱辛和法国启蒙运动者伏尔泰、卢梭等人的思想，他在特利尔“文学俱乐部”的一次宴会上，曾向法国国旗致敬并高唱马赛曲。[3]他也喜爱康德哲学，并在其启发下形成了一种质朴的自然神论宗教观。马克思非常眷恋他的父亲，这不仅可从后来的通信中看出，而且在马克思去世后，家人从他贴胸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父亲的照片。[4] 马克思和燕妮青梅竹马，他们各自的家庭相距几分钟路程，两家人很早就相识。燕妮的父亲威斯特华伦很喜爱马克思，而马克思对他也敬如慈父，这一点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献辞中即可看出。威斯特华伦是一位有高深素养和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他深爱浪漫主义文学，并熟悉圣西门的思想，关注社会问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感染了少年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就时常和自己的父亲纵谈伏尔泰、莱辛和歌德的人本主义思想，也饶有兴致地与威斯特华伦男爵一起作各种精神上的遨游，男爵特别要马克思了解圣西门的人格和理想。另外，特利尔中学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该校的校长符登巴赫富有自由主义思想，而且致力于在这所学校中培养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教学中建立理性主义原则。他在哲学、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观点上，与老马克思是一致的；他是坚定的康德信徒，对康德哲学的领悟，较之老马克思还更深刻和清晰，因而对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或许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中强调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努力工作的思想，也是他的老师符登巴赫所倡导并经常向同学们宣讲的；而符登巴赫所推崇的康德哲学对少年马克思的影响，也许成为马克思后来创立劳动哲学时的一个隐性的思想要素。 马克思的三篇中学毕业论文保留至今，其中人们最为熟悉的是德语作文《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5]在这篇作文中，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家庭、学校和其它生活环境对马克思该时期的思想的影响。同时，这篇作文较为完整而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当时的自由理念。 其一，马克思认为选择的自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得到提高的地位。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5](3) 其二，自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如上所述，真正的自由选择是以人类的高尚为内涵的，它体现为人的尊严，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的东西。而“能给人以尊严的只有这样的职业，在从事这种职业时我们不是作为奴隶般的工具，而是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地进行创造；”[5](6)创造性成为真正的自由选择的表现。 其三，自由是理性的表现，是来自于对人之为人的本性的思考，是人类对高尚的追求和尊严的实现，是理智对名利等欲念的超越。他认为“被名利弄得鬼迷心窍的人，理智已经无法支配他，于是他一头栽进那不可抗拒的欲念驱使他去的地方；他已经不再自己选择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而听任偶然机会和幻想去决定它。”[5](4)很明显，这里所说的理性即是康德的那种实践理性。 其四，对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张力的思考。这种思考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自由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的思考：“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5](5)梅林认为这种思考成为马克思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潜在的思想因素。[2](10)二是对自由与人自身的自然(内在自然)之间的矛盾的思考。我们对职业的自由选择既受自身体质状况的限制，又力图超越这种限制。文章中并未阐明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但指出了如果这一矛盾不能有效地解决，“我们的一生也就变成一场精神原则和肉体原则之间的不幸的斗争。”[5](5)除此之外，马克思还论及许多人自身的那种不可抗拒的欲念对自由选择的妨碍。虽然在这里马克思还不可能形成人自身的自然或内在自然的科学概念，但值得重视的是，他把自由问题与人自身内蕴的自然必然性联系起来考虑的致思路向。三是对自由与人既定的能力之间的矛盾的思考。在这里，马克思还未从能力在职业活动中不断生成的角度讨论问题，因此，他认为如果不具有某种既定的能力，那么，就没有相应的某种选择的自由，否则就会使人受到必然性的惩罚。 马克思对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上述三个方面的思考，不仅是对既定的社会关系的关注成为后来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潜在的思想因素，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后来将自由与人自身的自然的关系作为理解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从而发现了劳动的二维结构，①找到了新的哲学世界观的地平线。而他对自由与人的能力之关系的思索，在其后来的自由时间概念中得到了科学地表达。因为自由时间是人的劳动以全面发展自身的能力为目的的时间，它成为人的自由解放的基本条件。自由时间是解决自由与人的能力之矛盾的依据。 在追寻自由精神的各种思潮中，对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学习和生活产生过影响的，主要是在当时的莱茵省起过特殊作用的伏尔泰、卢梭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以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后期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以及新教伦理的自由观念等，对于后者，海涅认为：“自从路德说出了人们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论据来反驳他的教义这句话以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力，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所谓精神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力，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6]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使得卢梭和康德等人的自由思想在德国知识界广为传播，这些自由思想通过家庭、学校以及其它生活环境的途径，使马克思深受影响，共同塑造了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哲学世界观。正如《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科尔纽所说：“卡尔·马克思最初的精神方向决定于他的生活环境，决定于他父亲的理性主义、宗教上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决定于他的几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的影响。”[7] 在马克思的上述作文中，我们看到了康德在与自然的矛盾中阐述自由，以及自由是对人的崇高的趋向，是对内心道德律令的遵循和对人自身自然必然性的超越，即所谓康德的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和自律的自由等思想的显露。同时，我们还看到基督教《圣经》中有关人类自由意识的某种积极的思想因素的表现。如《圣经》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肯定：人作为神的选民，处于神与其它物种之间，接受神的启示而管理万物，具有神性而崇高，享有其它物种所没有的自由，因而这种自由在人类中具有普遍性。黑格尔认为正是这种观念使西方近代社会的人们，尤其是日耳曼人对自由有了普遍的意识。[8]另外，在新教伦理那里，克制自身的物欲，把职业活动的成功视为符合神意的获救途径，这种职业神圣的观念，在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有过探究。康德的自由学说及圣西门的人格精神、理想与基督教教义中的某些积极的思想因素的融合，成为马克思的《青年选择职业的考虑》一文中的主要思想倾向。马克思后来基于科学的劳动范畴，对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扬弃，但中学时代形成的一些致思路向，对他完成哲学变革应是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有学者认为，正是在中学时代形成的一些思想质点，使马克思在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又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地平，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4]通过我们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 二、青年黑格尔派的自由思想 1835年10月，马克思到波恩大学，遵从父亲的愿望攻读法律，所选的课程除法律课以外，也有文学艺术史和文化史的课程。但很快他断定大多数课程都不能使自己满意，就减少了听课的次数，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从事学习。在此期间，他还参加过一个青年诗人团体。由于对波恩大学的学习环境不满意，马克思于1936年10月转学到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研究黑格尔学说的中心，这种学说对该校的一切学术部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法律系注册入学，选修了刑法、罗马法史和人类学三门课程。[3](13)在柏林大学，马克思一开始就采用自学的方式，很快使对哲学的钻研在他的学习中占据了主要地位。马克思在谈及当时的情况时说：“……我必须学习法律，但还感到有一种压倒一切的要求，就是要用全力来为哲学奋斗。”[3](15)马克思此时并不喜欢黑格尔哲学，因为这种哲学表面上的政治妥协态度与他已经具有的自由的理想主义相抵触；他试图以康德和费希特的方法论作为研究法学的指导，但他随即发现这种先验的原则是站不住脚的，它与现实的法律关系发生矛盾。通过他的刑法课老师，具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甘斯的影响，马克思逐渐转向研究黑格尔哲学。甘斯追随黑格尔，用历史内容去附会自己的精神发展概念，并使前者从属于后者。[7](88-89)马克思最初倾向于甘斯，但不久就超越了他，形成了历史应该被理解为一种不断变革的、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的思想。[3](20) 由于健康的原因，马克思到柏林市郊施特拉劳休养，接触到该地由黑格尔的左翼激进学生——青年黑格尔派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他的老师甘斯也是该俱乐部的成员。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的学生分裂后形成的，黑格尔哲学内在的方法与体系的矛盾，以及德国资产阶级与普鲁士封建专制的矛盾，导致了这种分裂。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在法学领域的分裂，是从争论甘斯提出的“自由主义就是绝对精神发展的表现”的论断开始的，而矛盾的焦点是对施特劳斯在《耶稣传》中提出的圣经故事不是绝对真理的观点的争论。在施特劳斯的观点后面，包含了反对黑格尔哲学对宗教教义的论证，以及依照18世纪百科全书派的榜样，先抨击基督教，再抨击国家的思想内容。这些做法受到了黑格尔学生中的右翼分子的反对，后者就形成了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是普鲁士当时的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学术派别，早期的代表人物为鲍威尔、施特劳斯和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不满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与宗教和普鲁士王朝的妥协，试图从该哲学的方法中引伸出有利于个性解放的结论。他们用自我意识的概念来表达自己的自由观念，如鲍威尔把自我意识视为哲学的最高原则，这一原则对于哲学本身来说，是对人的精神的创造性的表达；因此，它对于宗教和现存的世界具有批判性。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学说把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及人的精神自由推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这种学说的致命弱点是脱离现实世界，它自身是没有矛盾和内在否定性的。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是“自我意识的哲学”的最初形式，这种哲学在黑格尔哲学及他们的哲学观点那里得到高度发展，而古希腊城邦瓦解时期产生的个性自由的自我意识思想，就成为他们借以表达资产阶级法的意识要求的理论工具。[9] 在博士俱乐部中，马克思遇到了鲍威尔，还有在柏林的好朋友鲁滕堡。马克思多与这两人交往，并在博士俱乐部中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之一。马克思在施特拉劳渡过了一个夏季，其间认真而全面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著作。通过研究及学派内部的思想交锋，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这里的争论表现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把我自己同我想避免其影响的现代世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越来越紧了。”[9](31)在极短的时间内，马克思的思想由康德和费希特向前发展到了当时的哲学制高点——黑格尔的学说，他开始树立了一种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运用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思想，对自己从费希特那里得到的那种把先验的规律强加给客体的方法进行自我批判，这种批判精神正好体现了黑格尔哲学中最能显现自由精神的辩证否定性。由此，他形成了评价一切哲学理论的标准：重要的不仅是它逻辑的严密性，在更大程度上是看它能否成为深入研究和理解历史及现实的方法论。运用以往批判地吸收了的哲学方法，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古代哲学史中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9](31) 三、基于时代精神对伊壁鸠鲁思想的解读 大学毕业时，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耶鲁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马克思论文的选题动机是受了青年黑格尔派思想表达形式的影响。如上所述，自我意识是博士俱乐部的主要哲学论题，也是其从事理论批判的主要工具；青年黑格尔派用它来改造黑格尔的哲学，并与老年黑格尔派论战；他们把自我意识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认为自我意识体现了张扬自由的时代精神。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认为，古希腊城邦衰落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论诉诸自我意识，他们意识到个人在自然界与社会中的地位，追寻个人的自由与独立的实现途径，使之在已面对的社会灾难中，变为不受外部命运操控的自由人，并把生活安宁的希望置于精神或心灵中，由此去获取真正的幸福。对于青年黑格尔派来说，他们之所以重视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就是因为自身与古希腊晚期哲学有某种类似的历史背景，也即其所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基督教和封建专制的双重压迫下，也正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因此，古希腊晚期哲学就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支柱。同样，自由和自我意识也是马克思通过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研究，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要表达的主题。虽然在论文选题的旨意方面，马克思受到青年黑格尔派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综合运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方法，马克思不仅洞穿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而且也超越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地平，为创立新的世界观找到了正确的路向。在此，我们分几个方面加予阐述： 首先，自由是自我规定，以自身为依据的自我完成运动。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是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在两人关于原子下落运动的观点差异之处，马克思揭示了伊壁鸠鲁的自由思想与德谟克利特的决定论、宿命论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说：“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在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伊壁鸠鲁就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5](209)西塞罗等人认为伊壁鸠鲁的第二种运动加得很拙劣，第三种“冲击”(排斥)运动，原子肯定会发生碰撞，而原子的碰撞肯定会产生偏斜运动，伊壁鸠鲁偏离运动的学说是多余的。其实，原子的自由恰恰是在原子自为的偏斜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自由表现为运动产生于自身的原因和本质。如果是由于碰撞而发生偏斜运动，原子在这样的偏斜运动中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了。所以，马克思指出：“我认为这种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象西塞罗和培尔那样，把原子偏离直线的原因理解得太表面化和太无内在联系了。”[5](211)原子的偏斜运动是对直线运动的否定，“但是和原子相对立的相对的存在，即原子应该给予否定的定在，就是直线。这一运动的直接否定乃是另外一种运动，因此，这一运动本身如果被想象为空间性的话，就是偏离直线的运动。”[5](212)原子通过偏斜运动否定了作为定在的直线运动，也就使自身获得了规定，得以自我完成。这种自己规定自己，以自身为依据的自我实现的运动只能是自由。“首先，西塞罗所要求的物理的原因会把原子的偏斜拖回到决定论的范围里去，而偏斜应该超出这种决定论的。其次，在原子中未出现偏斜的规定之前，原子根本还没有完成。”[5](213) 但是，上面对自由的理解，尚未超出黑格尔的范围。如前所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不断从自我外化中回到自身，自我规定，自我实现。这就是黑格尔彰显的理性自由观。马克思在上述层面对自由的阐述，只是对黑格尔方法的应用。所以，马克思关于原子在偏斜运动过程中自我完成的阐述，就显现为黑格尔的三段式：“抽象的个体性只有对那个与其相对立的定在进行抽象，才能实现它的概念——它的形式规定、纯粹的自为存在、不依赖于直接定在的独立性、一切相对性的扬弃。”[5](214)在这里，抽象的个体性(作为抽象可能性的原子)通过偏斜运动而对直线下落的定在进行否定(对定在的自我否定)，由此实现概念的丰富性(在自我规定中实现自身)，这就是用黑格尔的方式理解的原子运动的自由状态。 其次，自由是在感性存在中显现的。这种观点是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崇尚偶然性，并把自由与偶然性联系起来的思想表示赞赏的论述中表现出来的。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认为“应该承认的是偶然，而不是众人所相信的神。在必然性中生活，是不幸的事，但是在必然性中生活，并不是一个必然性。通向自由的道路到处都开放着”。[5](204)自由就是必然性的否定方面，即偶然性。“因此，从历史上看有一个事实是确实无疑的：德谟克利特注重必然性，伊壁鸠鲁注重偶然性……这种差别的主要后果表现在对个别物理现象的解释方式上。”[5](205)由此可见，原子下落时偏斜运动对直线运动的否定，是偶然性对定在的必然性的否定，在这种否定中，原子的运动显现为一种自由状态。“所以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5](213)因此，偏斜运动就是对偶然性或自由的表达，是对超越必然性的生活的追求。“伊壁鸠鲁承认，他的解释方法的目的在于求自我意识的宁静，而不在于求自然知识本身。”[5](207)“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5](214)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认同，实际上已包含着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扬弃。如前所述，黑格尔是把自由与必然性联系起来的，他的绝对精神的展开显现为必然性，它不断从外化中回到自身，由此不断完成自我，这也就是自由显现的方式。所以，他认为自由是理性对必然性的认识，也即自己认识或规定自己，而偶然性、感性则是需要扬弃的状态，是对自由的乖离。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把自我意识置于感性和理性之间，自我意识因此也包含着个别(感性)和普遍(理性)的矛盾，而绝对精神的运动则不断扬弃个别而趋向普遍，普遍性是真理的特征。因此，黑格尔最终把感性作为被理性扬弃了的、内在于自身的一个环节。所以，与黑格尔哲学的背景联系起来看，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自由即偶然性的观念的重视及认同，实际上已内在地包含了对黑格尔理性主义本体论的否定，因为在黑格尔用认识论来开显的本体论中，偶然性与感性是相互确证的。所以，马克思认为“正如原子不外是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自然形式，感性的自然也只是客观化了的、经验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而这就是感性的自我意识”[5](233)。由此可见，马克思实际上已具有自由是在感性存在中显现的思想，这一思想的逻辑发展必然导向感性活动存在论。感性活动存在论的展开，就是现实的人和人的历史，马克思已在逻辑上把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视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将被扬弃的环节。因为抽象的个别性的自由，还是有待于实现的自由，在其发展中要成为定在的自由，即扬弃定在，使之成为自身的一个环节。这种定在就是原子的直线运动，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必然性，同时也是黑格尔理性主义所表达的现代性。这种分析绝非牵强附会，我们可以从下一个问题的阐述中得到佐证。 人类的自由是对自身定在的超越。马克思后来在劳动哲学中，将役使人的社会关系的根源归结为人自身的自然或内在自然，以及这种自然的重要表现形式——外化劳动。②外化劳动在近代以来日益形成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存在状态，工具理性或现代性是其表征。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将这种内在自然称为人自身的定在。“直线存在的个体性只有当它同一个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它才是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的，即使这个他物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中是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5](2116)人的自由的实现和原子一样，都是通过自我否定定在状态实现的。这种自我否定，也就是抽象个体性对表现为必然性的自身定在的否定，具体到人的自我意识那里，应是体现为个别的感性存在对体现为普遍的理性的定在(显现为工具理性的内在自然)的否定或扬弃，这是自由在历史中出场的方式。[10]这种作为起点的个别的感性存在，就是马克思后来的劳动内在性范畴。 应该说，马克思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青年黑格尔派又超越了它，在《博士论文》中已走近了新世界观的门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不仅应用黑格尔的方法，而且特别参照了康德对自由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如前所述，康德不仅认为在外在自然必然性那里没有自由，而且认为在内在自然必然性中也没有自由。摆脱外在自然显现为消极的自由，超越内在自然，是自律的自由，而按照道德律令的道德实践是积极的自由。这种道德律令实际上相当于抽象的个体性，它是实践的。超越内在自然和遵守道德律令是一体两面的问题，因而在康德那里，自律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是相互确证的。黑格尔的体系超越了康德的自由和自然的对立关系，建立起了置根于人的内在自然的理性王国，在哲学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认识。而这种哲学的否定方面正好是康德哲学，从逻辑关系上看，康德学说的某些方面恰好是对现代性的否定。马克思借助康德来解构黑格尔的体系，正好是找对了钥匙。所以说，马克思中学时代形成的致思路向，在他走向新世界观的过程中起到了某种范导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从时代精神的高度升华了伊壁鸠鲁哲学的自由学说。自由是自我规定这一命题，是自由的纯粹形式，相当于抽象的个体性；自由在感性存在中显现，这是扬弃了黑格尔理性主义定在自由的自由。黑格尔的理性自由也是对表现为血缘情感及人的依赖关系的内在自然的扬弃，个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因而也是一种定在的自由。但它是以抽象地发展了表现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内在自然必然性为代价的，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或现代性就是这种自然必然性的观念呈现，因而是在新的历史层面上的抽象的个体性。马克思把自由视为一种感性存在，正是对黑格尔理性主义这种定在自由的否定。所以，马克思论述了人的自由的对立面只能是自身的自然必然性这种定在，人的自由就是抽象的个体性通过对这种定在的扬弃，实现有丰富的规定性的自由个性。尽管马克思已从逻辑上澄明了这些道理，但在历史中怎样不断开显自由的感性存在？自由的感性存在的现实形态是什么？马克思觉得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于伊壁鸠鲁宇宙观的方法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是创造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永远可以用来搞清哲学观点的问题，因为它表明，在这种哲学中精神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这种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哲学的精神即创造潜力是怎样的。”[5](53)所以，当马克思看到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人的感性存在以及人与自由之关系的理论时，其兴奋的心情就可以推知了。 探寻人类的自由解放之路，是马克思哲学的旨归，同时也是其当代价值的显著特征。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追寻马克思自由观念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历程，有助于深入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马克思早年通过家庭和中学教育，深受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影响，在中学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对自由的认识，其主要的思想质点为：选择的自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自由是来自于对人之为人的本性的思考，是人类对高尚的追求和尊严的实现，是理智对名利等欲念的超越；自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自由与必然之间存在着多种矛盾：一是自由与既定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二是自由与人自身的自然(内在自然)之间的矛盾，三是自由与人既定的能力之间的矛盾。在大学中，马克思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作了深入探究，并通过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使他先前的自由观念有了重大的发展，其成果显现于他的《博士论文》中：首先，自由是自我规定，以自身为依据的自我完成运动；其次，人类的自由是对自身定在(内在自然必然性)的超越；再次，自由在感性存在中显现。马克思后来将上述这些思想质点置于新世界观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成为了他的新哲学自由观的重要内涵。 ①劳动二维结构是劳动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劳动范畴，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区别中，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或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因而劳动对人来说具有内在性；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联系中揭示了劳动的外在性，即个人以劳动为谋生的手段，并不把劳动本身视为自己的目的或本质，因而劳动又外在于人，称为外化劳动。参见冯溪屏、张奎良：《劳动二维结构的生成与解构——马克思对历史之谜的破解》，《齐鲁学刊》2007年第4期，第115页。 ②外化劳动即劳动外在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后来的相关著作中，用外化劳动的概念指人在与劳动的关系中，不把劳动视为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仅视为谋生的手段，个人劳动的目的外在于劳动活动本身；因而在这种视域中的劳动外在于人的类本质。参见冯溪屏：《外化劳动与异化劳动辨析——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札记》，载《学术交流》2010年第3期。标签：伊壁鸠鲁论文; 康德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原子论文; 哲学家论文; 燕妮·马克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