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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8)03-0002-15
我国理论界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系统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尽管不同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迄今为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从总体上讲，学术界和决策层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和研究内容方面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研究如何按照地域分工与合作的原则来组织系统内区域的产业发展与布局，以便能够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内形成聚集与分散相结合，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区域的地区优势，又能分工协作的区域经济体系[1]。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有不同的类型。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可以区分为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部门(产业)发展战略。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全局性的战略谋划，其内容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区域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区域经济在未来战略规模期的发展目标、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产业选择，区域产业布局，区域城乡规划，区域形象设计，等等。部门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中确定的区域产业结构和主导部门，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部门或产业所制定的发展战略[2]。
一、效率导向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区域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规划等基本上遵从重工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均衡特征。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在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实践历程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在当时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可以利用的经济资源极其短缺的前提下，通过这些产业部门和经济区域的优先发展，带动其他部门和区域的全面发展。鼓励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正是关于这一时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最为简洁的概括，它不但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而且也标志着经济学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
(一)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是对改革开放之前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进行反思的结果，同时也是由我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等决定的。
1.对改革开放前区域发展战略的反思。由于社会历史和自然地理因素，我国近代工业的分布极不合理，沿海与内地形成了差异极大的不协调的经济格局。建国以后，为了加快国防建设和改变原有的生产力布局，同时也迫于当时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出于赶超战略的需要，国家对内地特别是对大西南、大西北采取了“大推进”式的战略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在客观上限制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国家通过优惠的财政政策和大量的投资加快内地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步伐。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先后在这些地区投入了2 000多亿元人民币，形成固定资产1 400多亿元，建成了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2 500多个。这种向西部倾斜的发展战略可以说在当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既解决了我国当时对工农业发展的需要，又使东西部区域差距逐渐缩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然而，这种服从于国防安全需要、追求区域均衡发展的战略，事实上并没有考虑到各个区域自身的发展优势和区域之间的内在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向更深层次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环境和经济基础较差，投资回报率明显低于沿海地区，不顾东西部地区的客观差异而人为推行均衡发展的战略，虽然可以在表面上缩小区域发展差异，但最终却必将导致整体发展速度的迟滞及总体经济效率的降低。同时，由于后续资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能源供给紧张等因素的制约，这种发展战略本身也难以为继。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地缘政治军事形势的相对趋缓，决策层越来越认识到了发展战略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迫切要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得到相应调整，否则无法适应新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
就国内环境而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左右的建设，我国仍然没有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仍然维持在温饱水平上，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并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深入探讨。邓小平及时提出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1985年4月15日，他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3]116对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肯定为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提供了基本依据。
就国际环境而言，在我国地缘政治军事形势相对趋缓的同时，周边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国际上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转移，亚太地区中的“四小龙”，适应当时国际经济形势的转变，加快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与此同时，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比较劣势日益凸显，这在客观上刺激了我国加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进一步要求区域发展战略做出相应调整。
3.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形成。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中，以其对社会主义生产布局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科学判断，概括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对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进行了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全面阐述。他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家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3]173这一对区域发展战略内涵的重新概括，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的转变。
(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赫尔希曼(Hirschmann)在1958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该书中，赫尔希曼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主要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角度，分析了平衡增长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不适用性。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均衡的，一个国家要实现其经济持续增长，需要采取一些不均衡的发展行为，而这些不均衡行为又会产生其他的不均衡效果，所以必须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经济增长过程就是在这种不均衡的调整过程中进行的。由此，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利用其有限的资本和资源优先发展具有发展潜力的优势产业，以此为经济增长点，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非均衡增长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着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的限制。在这种发展环境下，利用现有资源有选择地发展地区主导产业，通过扩散效应由点及面地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非均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选择提供了基本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关于如何实现非均衡发展的路径探讨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学术界在吸收借鉴国外相关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提出了我国非均衡发展的战略措施。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正是建立在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体系和我国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
1.区域分工理论。社会分工既包括生产程序在企业间、产业间的分工，又包括生产程序在国家、地域间的分工。区域分工理论是在关于国际分工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分工理论主张区域应适当舍弃没有优势的产业，积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通过区域在较大范围内的产业分工来解决区域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区域发展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地域层面上的分工合作，是分工理论在区域即空间层面上的扩展。显然，按照区域分工理论，由于特定区域在资源禀赋方面的限制，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优先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也必然将在区域方面表现出非均衡的性质。这种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地域性分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思想，促使学术界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一味追求建立区域独立工业体系的均衡发展思想进行深刻的反思，也为以后推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2.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早是由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佩鲁(Francois Perroux)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空间发展以及部门发展的基本事实是“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增长极有两种基本效应：一是极化效应，即增长极由于主导产业和创新产业的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一定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周围地区劳动力、农副产品、原材料等资源被吸引到极点上来，形成大量的外部投入，从而使极点的经济实力、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二是扩散效应，即增长极通过其产品、资金、人才、信息的流动，将其经济动力和创新成果传递到广大腹地，促进腹地经济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缓解大城市地区过度集中的压力，加快城市腹地的经济发展。
从一定程度上讲，增长极理论是在我国社会各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该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直接催生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还对以后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3.梯度推移理论。区域经济学将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理论引用其中，产生了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论的主要观点是：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主导产业和其他部门在工业生命循环中所处的发展阶段，根据主导产业所处的阶段不同可以将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果该区域主导产业部门处于创新或发展阶段，则属于高梯度地区，反之则为低梯度地区。高梯度地区和低梯度地区之间存在产业推移现象，即高梯度地区衰退的部门、产品和技术会逐渐向低梯度地区推移，从而造成高梯度地区成为新产业部门、新产品和新技术等活跃的地区，而低梯度地区成为衰退产业、产品和老旧技术的最后存活区。这种梯度推移理论后来被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进一步发展，他根据累积因果理论的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将梯度推移理论从静态提升到动态层次。
我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把梯度推移理论应用到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夏禹龙、冯之浚和何钟秀等人借鉴梯度推移理论，针对我国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见解[4]。他们主张，按照工业区域的发展水平可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梯度，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速度快，具有人才和技术优势，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技术水平落后，人才和资本严重缺乏，但自然资源丰富，具有比较优势。按照技术水平的高低，这三大地带客观上形成了从高梯度向低梯度过渡的局面。所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次序应该是由东向西推移，优先发展东部地区，推动东部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并进而实现东、中、西地区产业技术迅速而有效的推移。
4.反梯度推移理论。在梯度推移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提出了反梯度推移理论。最先提出这一理论的是郭凡生[5]。他认为技术的空间推移应遵从提高效益的原则，而不是一味遵从技术由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的一般规律，低梯度地区也具有可以通过大规模投资发展可能成为主导产业的优势条件，所以现实的生产力水平梯度顺序并不能够构成决定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经济开发的先后顺序应依据经济发展的区域潜在发展优势和现实需要来决定。低梯度地区完全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和优势产业，引进先进技术，进行大规模开发，实施超越式发展，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向高梯度地区进行推进。
反梯度推移理论的提出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梯度推移理论不但不能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问题，反而会加剧区域差距的扩大。因为高梯度地区转移给低梯度地区的都是核心区进入衰退状态或已经淘汰的技术和产业，或者是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技术推移格局导致高梯度地区成为高新技术发展的发达地区，而低梯度地区成为发展传统技术或低技术的落后地区，这样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更迅速，而落后地区却得不到发展所需的新技术，东西差距将进一步加大。另一方面，反梯度推移理论注意到了每个地区都会具有自身的优势产业，并不是说低梯度地区由于总体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落后，就都没有比较优势，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亦具有相对先进或条件优越的产品或产业，低梯度地区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学习高梯度地区的高新技术，加速本地区优势产业成为更大范围区域的优势产业的速度。这些都使得反梯度推移理论具有现实的适用性，这一理论在我国产业政策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5.优区位开发理论。优区位开发理论强调各地区存在经济发展条件与发展潜力的差异，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并存，发达地区中有欠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中存在发达地区。为了进一步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益，应该有选择地确定优区位，优区位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镇集中的地区、交通便利和位置优越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人口众多的地区等。优先发展这样的地区，通过其对周边地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6.地区发展阶段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通过对世界各国特别是英、美经济增长的历史考察，指出所有国家从不发达到发达都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大规模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区域经济学引入了这一理论，并形成地区发展阶段理论。该理论认为地区发展也存在着阶段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应该采取不同的区域开发模式，并选择不同的主导产业，有针对性有选择地采取适合区域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以发展区域优势产业。
(三)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具体模式
基于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相关理论的研究，我国理论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关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在操作层面的观点和模式。这些战略模式的具体内容，如果从区域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区分为区域重点发展、中性发展和结合发展三种模式。其中，每一种模式又包含更加具体的内容。
1.重点发展战略模式。依据梯度推移理论、反梯度推移理论和优区位开发理论，我国学术界提出了有代表性的东部重点论、中心开花论和战略重点西移论三种观点。
东部重点论也叫东部决战论。支持东部重点论的人们认为，由于东部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发展基础，国家应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之积极参与到国际市场中。这样既可以加速我国产品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又可以吸引国外投资，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我所用，使沿海地区发展成为具有示范带头作用的增长极。
中心开花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部作为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一个连接地带，具有承东启西的重要作用，中部地区如果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的扩散作用将是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所以主张国家应将发展重点放在中部地区，抓住中部地区的重要区位优势，利用长江，依托武汉，由点及面地带动中部地区的迅速发展，并进而加速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代表性理论观点就是“牛肚子理论”，也称为中部崛起理论，具体实施模式有“丰”字型发展战略等。
战略重点西移论的支持者认为，西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前的工业重点发展地区，具有坚实的工农业基础，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的倾斜，西部地区发展迟缓，有些地区甚至停滞不前。为此，该理论主张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应当逐步转移到西部地区，政府应当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要素和新的动力。
2.中性发展战略模式。区域中性发展战略模式建立在非均衡发展的基础上，对于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区域发展差距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代表性的有点轴开发模式、“菱形”发展模式、“开”字型发展模式、三沿战略、四沿战略和三环战略等。
点轴开发论的理论渊源是增长极理论。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首次提出点轴开发理论[6]，指出其中的点为增长极，即城市或经济发展条件优越的区域；轴为交通干线，即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动脉。点轴开发理论认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非均衡发展阶段中，最适宜采用点轴开发这种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点轴开发是一种点轴渐进式扩散开发，它不仅重视点的开发，而且强调点点之间交通脉络的开发。对于我国这样的大国，点轴开发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将有限的资源投资于增长极，发挥增长极由点及面的扩散效应，并保证扩散效应能够有效发挥，建立连接增长极的交通连线，就可以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最早提出菱形发展模式的是刘宪法[7]。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应当根据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经济基础，选择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优先发展，通过建立多个经济增长极，并通过经济增长极的带动形成菱形网络式的发展格局。具体而言，以上海、京津、穗深、武汉、成渝分别作为我国全国、北部、南部、中部、西部的经济增长极点，构建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发展带、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带、华南沿海经济区，通过这个在空间地理上呈现菱形的核心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其他区域经济发展和总体国民经济的发展。
“开”字型发展模式[8]是指沿海经济带、长江经济带、陆桥经济带及京九经济带的形成和发展，使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呈现“开”字型新格局。沿海经济带由辽、京、津、冀、鲁、苏、沪、浙、闽、粤、琼、桂等省、市、自治区组成，该经济带最早实施了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有活力、与世界经济融合度最高的经济增长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牵引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四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圈：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圈，以福州、厦门为中心的闽南三角地带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以大连、天津、青岛为中心的环渤海湾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由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等长江沿岸省市组成，在浦东开发和重庆市的促动下，正在迅速崛起。陆桥经济带以新亚欧大陆桥为纽带，地跨我国北方东中西部，可实行东西海陆双向开放，自东向西横贯或辐射鲁、苏、皖、豫、晋、陕、甘、宁、青、新等省区。它的兴起，预示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将重放异彩，更预示着伟大的黄河文明将再度复兴。京九经济带以京九铁路为纽带，自北向南纵贯京、津、冀、鲁、豫、皖、鄂、赣、粤省市，向北可由渤海湾直接进入东北亚，向南可通过香港直接进入东南亚，是一个开放条件十分优越的经济带。
三沿战略主张在沿海地区建立开放带，在长江一带建立若干开发区，在内陆边境沿线建立若干边境开放区，主张沿海、沿江、沿边同时对外开放；四沿战略主张在沿海地带、沿京广线地带、沿长江地带和沿陇海—兰新线地带等四条经济大动脉的基础上，建立“开”型的战略性结构网络；三环战略主张，由我国周边地带的沿海和边疆构成外环，重点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各自不同的模式发展出口导向产业；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和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成渝地区构成内环，主要面向全国市场，提高水平，重点发展进口替代产业；而介于内外环之间的黄河流域和皖、赣、湘、黔、川一线构成中环，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及其相关产业，为内外环服务[9]。
除上述发展战略模式之外，有关学者还提出了“九大都市圈”模式、T字型发展模式、U字型发展模式等。
3.结合发展战略模式。结合开发战略模式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前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的回归。虽然该发展模式与我国当时非均衡发展的指导思想相悖，但其为解决由于非均衡发展产生的区域差距扩大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其观点主要有“东靠西移论”、“内联外移论”和“一、三线结合论”等。
(四)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践过程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我国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并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者的有关理论成果，我国理论界和决策层在关于区域发展战略方面逐步达成了共识，在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及其具体实践方面，充分体现了由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的方向性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六五”时期(1981-1985)。1980年，国务院决定重新制定“六五”计划，在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的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科学论证，1982年全国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六五”计划草案，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六五”计划，同时作出了动员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奋斗的专门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0-1985)是按照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制定的，是继“一五”计划后的一个比较完备的五年计划，是在调整中使国民经济走上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的五年计划。
“六五”计划提出，要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区位条件、技术水平、科研能力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优势，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并通过内陆地区发展能源、交通和原材料产业来缓解沿海地区的交通和能源紧张问题。“六五”计划充分考虑到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通过进行产业上的区域分工来加速整体经济增长的速度，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并通过沿海地区的发展带动内地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方向。
“六五”时期，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经济特区的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以及海南等经济特区的设立，在发挥作为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窗口和对外政策窗口等方面作用的同时，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区域战略的制订与实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经济特区特别是深圳特区的巨大成就，在实践上证明了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促进特定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方面的显著效果，才直接催生了各种经济开发区和各种非均衡发展具体模式的出台，并促使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
2.“七五”时期(1986-1990)。1983年，国务院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5年上半年拟订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8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被提交给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七五”计划的基本原则和方针主要是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使改革和建设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坚持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要求，进一步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坚持恰当地确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加快能源、交通、通信和原材料工业的建设；坚持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好地把国内经济建设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等。
“七五”计划继承了“六五”计划中通过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带动内地发展的战略思想，并进一步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把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强调东部地区继续作为当时开发的重点，中部地区为能源和原材料的开发重点，西部地区作为战略后方，为东中地区发展做好准备工作，依据梯度推移理论的开发顺序，应遵循先东部、后中部、再西部的顺序，即由高梯度向低梯度推移。“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成为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该战略是在1988年3月国务院召开的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作为国家方针被正式提出的。这一战略借鉴了梯度推移理论，还吸纳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在具体操作上，以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为主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为主要内容。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的范围被大大扩展，成为涵盖面积32万平方公里、拥有1.6亿人口的广大地带[1]。
“七五”计划中对我国经济发展次序的东中西地域划分是一个首创，充分体现了我国决策层对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五)对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评价
总体来讲，以经济效率为目标、以发挥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为出发点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符合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的要求，其具体实施，扭转了改革前的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率发展局面。从宏观角度来看，非均衡发展战略造就了能够带动国民经济整体增长的经济核心区和增长极，从而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显著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从东西部经济发展关系来看，非均衡发展战略注重针对不同地区实施有区别的政策措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对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及投资倾斜，加速了东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东部区域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并通过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从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来看，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逐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公路交通沿线和沿边地带”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立体交叉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奠定了基础；同时，在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下，无论是沿海开放地区还是内陆地区，都对各自区域的比较优势、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这对区域经济发展和总体经济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当然，就我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而言，由于该战略注重在东西部地区形成经济技术梯度，东部地区集中发展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等高新技术产业，西部地区集中发展能源、原材料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等产业，而这种根据区域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人为制定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容易导致落后地区陷入“比较利益静态陷阱”。依靠自然资源和传统产业的中西部地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东部地区较快的发展步伐，必然面临比较优势逐步弱化的问题，这不但限制了本地区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升级，也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东西差距的迅速扩大不仅在经济方面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约束，而且也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甚至于政治问题。
总之，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所用，但是其必然产生的非均衡后果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考验，所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需要进行新一轮的调整，调整的重点至少要以缩小东西差距作为目标，注重从经济和社会多方面考虑战略调整的影响，从而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二、缩小差距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进入20世纪90年代，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弊端逐渐受到学术界和决策层的普遍关注。针对东西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社会各界逐渐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目标取向，更加强调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在充分发挥各地区优势的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然产物[10]。
1.邓小平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思想。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邓小平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区域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问题。他在1986年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3]1721988年9月，他又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3]373-374 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作了更具体的设想，他说：“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在邓小平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思想中，已经把解决地区差距扩大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并已要求着手解决。邓小平先富后富、共同富裕和“两个大局”的思想，不但精辟地指出了区域非均衡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进一步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制订和实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2.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探索。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如果听其自然，由于“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的作用，将会出现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马太效应”，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差距将会持续扩大。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较早起步的地区已经累积起来发展的优势时，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这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以此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同时，各地区发展的差距也不能拉得过大，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不应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区域差别。
从本质上讲，缪尔达尔的理论和邓小平结合中国实践概括的“两个大局”的思想是相同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完整地实践了缪尔达尔的区域二元结构理论。
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反思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国外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不断演进、深化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社会科学界主流把社会发展简单地归结为经济增长，把工业化作为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甚至是惟一源泉。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一些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产生了经济结构失衡、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差距拉大以及社会不稳定因素凸显等现象，出现了所谓“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是“负发展”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这种片面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批评性反思，认为经济发展不只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意味着贫困、失业和分配不公等问题的改善，同时还应当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倒U型假设”，成为理论界论争的热点之一。
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理论反思，在我国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引致的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大大滞后于东部地区的客观现实，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显然可以理解为区域之间的分配不公。虽然在我国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严重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但是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反思仍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警觉。如何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成为学术界和决策层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区域之间的互利合作和协调发展开始被纳入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视野。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者开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讨论。魏后凯[11]等人提出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认为，在面临有限的人力、物力和各个地区存在明显的发展差异的条件下，为了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国家采取非均衡发展战略是符合当时的发展要求的，同时也指出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产业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所以在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以保证地区之间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
3.区域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所产生的东西部地区差距拉大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从人均GDP来看，1984年东部地区分别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14.5倍和9.7倍，1994年上升为18.7倍和22.7倍；从人民生活水平来看，199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5个省份均在东部地区，而最低的5个省份4个位于西部地区，1个位于中部地区。农民家庭人均收入最高的5个省份也全部位于东部地区，最低的5个省份则全部集中于西部地区；从城市化水平来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也远低于东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城市占全国总数的50％，平均每100万平方公里有各级城市230个，而中西部地区所占的比重分别为30％和20％，平均每100万平方公里仅有各级城市80个和30个；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地区间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结果，社会发展总指数低于全国水平的16个省区都属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和“收入分配”两项指标居前10名的则位于东部地区。
在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为了加快当地经济增长速度，缩小同发达地区的差距，一些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在项目投资上置全局性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而不顾，盲目布点，低效益低水平地重复引进、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导致了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加剧，直接带来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和宏观投资效果的下降。地区差距的扩大，刺激、强化了各区域发展经济的短期行为，加剧了区域间争夺人、财、物的摩擦和矛盾，引发和助长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各种类型的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愈演愈烈，不仅造成流通渠道堵塞，各种商品和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且削弱了区域之间的相互支持力，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同时，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日益严重的资源耗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关系。针对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处理好这种关系实质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二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支持的力度。而这一切都必须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和总体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前提下进行。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是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的结合。作为对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必须体现对传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继承，同时，保持国民经济较快发展的需要也要求具有发展优势的东部地区继续发展。所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决不意味着以降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来谋求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广大中西部地区内部相互之间在经济基础和发展环境方面的差异，也决定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本身也必然具有非均衡的性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正是通过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的结合，逐步实现各地区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
具体而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在保持东部地区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扶持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协调发展是在不同区域发挥比较优势、提高效率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不是不同区域经济同时、同等程度发展，更不是抑制发达地区的发展，而是“以东支西，以西支东，互惠互利，共同繁荣”，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2.中西部地区要立足于自身优势，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中西部地区经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区位环境和社会经济基础存在很大差异，都具有自己的特色优势产业。这正是推动区域间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开展经济技术协作和市场交流的内在动力。所以，立足于自身优势，扬长避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走出一条有自己特点的发展路子，中西部地区才能在日益开放的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3.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的变化，努力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消除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但是，实践证明，单靠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问题。由于中西部地区在自然条件、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等方面所面临的约束，它们与东部地区的市场主体并非处于同等的起跑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政府的政策和要素投入，才能为实现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起飞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从而提高中西部地区市场主体的竞争实力。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采取横向经济联合和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过程
随着理论界和决策层在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和具体实施等方面逐步达成共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逐步得到体现。大致而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1.“八五”时期(1991-1995)。1991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八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兼顾、共同富裕的原则，逐步实现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相关政策在不断调整和修正中趋于完善。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指出：“东部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重点发展附加值高、创汇高、技术含量高、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低的产业和产品，多利用一些国外资金、资源，求得经济发展的更高速度和更好效益。中部和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沿边地区还有对外开放的地缘优势，发展潜力很大，国家要在统筹规划下给予支持。”[12]169
1995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3]会上，江泽民把“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的十二个重要关系之一。
1993年2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制订了一系列支持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1993年3月7日，党的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八五”计划若干指标的建议》，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进行了新的调整，进一步明确了十四大提出的充分发挥各地优势、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1993年3月1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西北地区经济规划问题的报告》，提出了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若干政策优惠。12月，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项目建设的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逐步从理论与规划走向实践与操作。
2.“九五”时期(1996-2000)。“九五”时期继承了“八五”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继续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并重点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措施，为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指明了切实的发展方向。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了指导今后十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条基本方针，其中第八条是坚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江泽民在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的第二部分即《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专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就此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计划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12]171-172
1996年3月，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规定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项基本指导方针。指出从“九五”开始，要逐步加大中、西部地区发展力度，并提出了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以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纲要》进一步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环渤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东北地区、中部五省区和西北地区七个跨省区市的经济区域；各经济区重点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更高起点上向前发展。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其中，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有条件的地方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步伐，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
1999年6月，江泽民在视察陕、甘、宁、青、新五省区时，在西安发表讲话指出：“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2]176-177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明确提出，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九五”期间，中央政府采取的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措施包括：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等。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全面认识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分析新机遇新挑战，深刻把握新课题新矛盾，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而统筹区域发展在五个统筹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指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政府从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角度，通过宏观调控，有重点、分阶段地全面解决各种类型的区域问题，逐步协调区域关系并促进各种类型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又一次重大转变[14]。
(一)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形成背景
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涵盖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础上，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深化。同时，区域统筹发展战略也是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所作出的必然选择[15]。
1.西部开发自身所面临的难题。作为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西部开发自2000年正式启动以来，国家制订和实施了许多优惠政策，涉及到投资、人才、资金、财政、对口扶持等各个方面。至2003年，国家投入西部的资金高达7 300亿元，动工的重点项目达36个。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生态环境得以改善，重点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改革开放取得了新的进展，出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由于西部地区自然状况较为恶劣、基础设施极其薄弱等客观情况的约束，同时由于市场意识比较落后、科技发展水平较低、资金吸收能力较差等原因，投资于西部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并且存在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同时，西部开发的长期项目和远线产品在短期内很难见效，影响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带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资金使用的低效性和回收的长期性、西部地区开发注入巨额资金的必然性和国家资金的相对稀缺性之间产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突破西部开发自身所面临的困境，寻求生产要素能够更加快速地产生效益的区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必然方向。
2.国内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东部地区的优先发展和政府对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使国内其他地区产生了普遍的“失落”感。西部开发在客观上也挤占了一部分国家可以用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同时引发了西部和国内其他区域特别是和中部地区之间的矛盾。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在东部地区经济继续膨胀的背景下，出现了以东北地区为主的老工业基地的老化、中部地区经济地位相对下滑等问题：东部地区的核心经济区即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环渤海地区，虽然已经发展成为经济与技术密集区，但许多重要城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膨胀问题，若不尽快用政策诱导其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调整，它们将逐步陷入衰退与萧条的困境之中，并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消极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主的老工业基地的企业由于设备老化、人员负担重、企业效益低下等原因，普遍面临着生存困境；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六省，在国家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既表现在经济方面，还表现在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与中央政府先后对于东部和西部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形成对照，中部地区似乎成为“被人们遗忘的角落”。显然，适度平衡政府投入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分配，给予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以更多的关注，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地必须直接面对的问题。
3.新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与上述区域经济发展新问题相伴随，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还产生了日益突出的其他相关问题，包括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之间矛盾的相对激化等。我国是世界上城乡之间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差距的扩大，不但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育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不同区域以及同一区域内部之间。同时，在城乡差距扩大和区域差距出现新的变化的过程中，生态恶化、环境破坏、资源耗竭等问题日显突出，这不仅使广大居民的生活质量下降，而且还直接制约着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特别是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促使社会各界认识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差距的缩小不可能建立在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的基础上。
由于这些问题以及相关因素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要解决区域发展问题，显然已经不能够也不应当局限在相对比较单纯的经济领域，也不能够局限在区域发展自身的狭小视野内，而应当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处理好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城乡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只有将区域经济发展放到一个更大的宏观系统中进行考察，才能少走弯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4.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启示。从纯理论的角度观察，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提出，还受到了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效果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区域生命周期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
区域生命周期理论为统筹区域发展的必要性提供了充分的说明。该理论是汤普森(J.H.Thomp-son)在1966年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当一个区域步入工业化发展道路后，会遵循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老年的变化次序和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区域发展需要解决不同的问题。在区域发展的年轻期，工业区位优势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企业生产成本低，市场空间广阔，区域成为吸引要素聚集的中心地带；进入成熟期后，工业区域相对来说取得了主宰地位，具备了向周边地区进行技术和人员扩散的能力，同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能够继续保持竞争优势，工业发展采取分厂的空间布局，将其分散到周边地区甚至更远，此阶段的工业区仍具有比较区位优势；但是到了老年阶段，工业区由于成本优势丧失、技术落后、人才流失等原因失去了比较优势，其主宰地位已经受到威胁。进入老年期的区域如果没有通过创新进行整改，则极易陷入膨胀或萧条。从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处于中等发达阶段前后的经济区域特别需要谨慎对待有关问题，如果不能进行及时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的调整，将会产生落后病、膨胀病与萧条病等区域病并存的局面。也就是说，当一个区域发展到中等发达水平时，必须从全局角度统筹区域发展，以防止多种区域病的产生。
产业集群理论的奠基者，一般认为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nen)、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产业集群现象，他认为生产和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门人才、专门机构、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下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这种高效率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从而促进企业集中在一起，形成了产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以后，波特(Potter)将产业集群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他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缘上接近的相关企业和机构，由共同性和互补性联系在一起。广义的集群中通常包括制造商、供应商和客户以及提供支持和服务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等。产业集群的集聚优势包括：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知识、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实现产业和产品的升级换代等。理论研究认为，产业集群有利于构建区域创新系统，是缩小区域差距、实现落后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同时，产业集群理论并不鼓励政府采取过多的优惠政策。
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产业集群问题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原因是在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典型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同时，东部地区产业集群在目前水平下，仍然还在吸收规模性的区域外经济资源，并没有出现社会各界所期望的明显的产业梯度迁移。这说明，在东部地区产业集群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我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将继续扩大。
(二)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形成过程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同时指出，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东中西地区都面临着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的各种问题，所以如果单纯地以缩小区域差距为目标，不考虑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就会适得其反，必须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来控制区域差距的逐渐扩大。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针对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距持续扩大、区际产业结构趋同日益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矛盾加剧、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严重问题，《决定》首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方针，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区域关系上，强调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协调是有重点的协调，重点是在协调基础上的重点，目标是区域总体功能的强化。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既要对战略产业和重点区域有选择地倾斜，又要对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比例关系进行协调。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于2006年3月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单独列为一篇，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并将我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界定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①
(三)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战略部署
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地理位置，我国经济区域可以划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四大地带。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依据这一划分对我国未来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宏观上的战略部署。
1.推进西部大开发。基于西部大开发的实际情况，“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通过国家支持、自身努力和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依托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实行重点开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出境、跨区铁路和西煤东运新通道，建成‘五纵七横’西部路段和八条省际公路，建设电源基地和西电东送工程。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继续推进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生态工程，加强植被保护，加大荒漠化和石漠化治理力度，加强重点区域水污染防治。加强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支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清洁能源、优势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及其他有优势的产业。加强和改善公共服务，优先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推进人才开发和科技创新。建设和完善边境口岸设施，加强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边境贸易。落实和深化西部大开发政策，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资金渠道。”①
2.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从历史的角度讲，东北地区曾经以“共和国装备部”的历史角色，为我国工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从而稳固了新生政权。同时由于工业经济的重要地位，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后仍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国有企业改革，东北地区自然成为改革的攻坚地带，再加之长期的陈旧管理体制和技术更新滞后，使得如何让东北地区顺利渡过这一关键阶段，并继续保持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成为振兴东北地区的主要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用新思想、新体制、新机制、新方式，走出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路子，是顺应我国统筹区域发展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
“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出：“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在改革开放中实现振兴。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粮食基地建设，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产业化经营，提高商品率和附加值。建设先进装备、精品钢材、石化、汽车、船舶和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抓好阜新、大庆、伊春和辽源等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搞好棚户区改造和采煤沉陷区治理。加强东北东部铁路通道和跨省区公路运输通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市场体系建设，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与毗邻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加强黑土地水土流失和东北西部荒漠化综合治理。支持其他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振兴。”①
3.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于东西部的发展问题在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侧重，建国初期将发展重点放在西部，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到东部地区，在区域差距逐渐扩大的形势下，又将西部大开发作为战略发展重点。在这一系列的战略重点转变过程中，中部地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人曾经指出，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三角，20世纪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三角，20世纪90年代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所有的政策似乎都与中部有关，但也似乎都与中部擦肩而过，中部成为政策边缘化地带。正是在这种“中部塌陷”问题逐渐凸显的情况下，促进中部崛起作为统筹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而提出。
“十一五”规划纲要给予中部崛起问题以充分的关注。提出：“中部地区要依托现有基础，提升产业层次，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增强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能力，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支持山西、河南、安徽加强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发展坑口电站和煤电联营。加快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支持发展矿山机械、汽车、农业机械、机车车辆、输变电设备等装备制造业以及软件、光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高技术产业。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建设干线铁路和公路、内河港口、区域性机场。加强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市场体系。”②2006年4月，中央进一步下发了关于中部崛起的有关文件，提出在中部建成“三基地一枢纽”，以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的建设，带动中部六省整体的发展。四大城市群的建设正式进入中国宏观发展战略的视野，这既可以看作中部崛起战略从理论层面走向实践层面的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也暗示着中部战略一开始便有了“后发优势”。
4.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全局看，对于东部地区的发展不能采取遏止的措施，而应当在战略重点转移的同时，鼓励其自行发展，抓住时机，率先实现现代化。“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东部地区要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率先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率先发展和改革中带动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加快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提高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着力发展精加工和高端产品。促进加工贸易升级，积极承接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转移，提高外向型经济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耕地保护，发展现代农业。提高资源特别是土地、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②
四、结论与展望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经历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发展战略三个阶段[16]。不同演变阶段，既体现了作为发展战略必须具有的继承关系，也体现了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发展战略所做出的必要的调整和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基本上遵从重工业发展和国防安全的需要，具有比较明显的均衡特征。但是由于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忽视了各个区域自身的发展优势，导致区域经济活力不足、效率低下和整体发展速度迟缓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在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基本目的的大背景下，我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实行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国家将发展重点向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重点开放地区倾斜，从而加速了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进而促进了我国总体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随着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市场自发作用的逐步增强，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开始凸显并日趋严重，促使社会各界对这种战略本身进行反思，并催生出以处理好东部与中西部发展关系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同时，结合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资源、生态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统筹处理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区域之间的关系，其重要性越来越被社会各界所认同。在这种情况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应运而生。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反映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层不断总结区域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区域发展内在规律认识的逐渐深入，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
从三个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容看，它们相互之间既有共性，又不乏各自的特性[17]。从特性的角度观察，非均衡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和统筹发展战略，在战略理念、战略重点、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表1)。
从共性的角度观察，在战略目标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的提法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为基本目标；在战略原则上，非均衡战略注重东部地区的发展，协调战略注重西部地区的发展，统筹战略更加注重东北和中部地区的发展，虽然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不同战略都坚持一个基本的准则，即以发挥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促进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战略推行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遵从了由点到线再到面、从局部到总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思想；在具体操作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强调通过政策倾斜和要素投入，来推动特定区域的超前发展。
总之，改革开放30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是有承继性和转折性的。如果从战略形成到战略执行的时间跨度观察，战略演变的三个阶段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特定阶段新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并不绝对拒绝和排斥上一阶段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继续发挥作用，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发展战略有所侧重。这也正是部分学者提出诸如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战略、协调统筹发展战略等观点的原因所在。这个判断在战略实施的空间模式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点轴开发模式、“菱形”发展模式、“开”字型发展模式、三沿战略、四沿战略、三环战略等，显然既可以被理解为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空间模式，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协调发展战略的空间模式。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考虑到发展战略对特定区域发展和总体国民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不同阶段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的这种承继性和包容性，正是避免由于发展战略在较短时期内发生巨大转折，从而引致经济运行和社会活动的不正常震荡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继承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协调发展战略的最具有价值的内涵，是对非均衡发展战略特别是对协调发展战略的进一步完善。虽然，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在我国的具体实施仍然处于开始阶段，在某些地区和领域甚至还处于部署阶段，但是这种新的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初步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其巨大的作用。例如，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措施，已经发挥了其预期的作用，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这使我们可以预期，在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将会真正形成因地制宜、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趋势将会得到根本性的抑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将会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在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将会得到最终的解决。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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