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论文,危机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道德信仰危机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
本文并不一般泛泛地探讨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而是居于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维度，探究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成因及其社会精神发展的中介性意义。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仰危机是社会精神发展中的否定性环节，其核心是人的存在方式变迁及由此所引发的人的存在意义系统的危机，建立现代性生活世界的实践，是克服这种危机的最根本途径。
一
2.汤因比曾将人类文明进步历程理解为是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在他看来，不同文明形态更替过程中会出现“灵魂的分裂”现象。（注：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5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不是过于拘泥于汤因比的文字表述，那么，就应当承认：他所说的灵魂分裂现象实质上就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信仰危机现象；他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灵魂分裂现象分析所揭示的实质，就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类型的转变人类精神世界也会经受深刻的挑战，并在成功回应这种挑战中走向新生。汤因比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眼光具有极大的历史穿透力。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鸟瞰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现象，应当承认文明形态更替过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有其特殊性，它所直接承负的就是如同汤因比所说的在灵魂分裂中的人类精神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
我们时下所说的社会转型与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更替仅是文字表述上的差异而无实质上的区别。认识当代中国任何一种重大社会生活现象，都必须考虑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基本历史事实。换言之，当代中国任一重大社会生活现象，只有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背景中才能得到合理说明，对于道德信仰危机这一社会现象，亦不例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由前现代化向现代化过渡，这是两种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更替。伴随着这种转变过程的是两种生活范型的转变，而两种生活范型的转变则意味着两种社会存在意义系统的更替。这样，在社会转型历史背景中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信仰危机，一方面可以发现其产生的历史缘由，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简单化态度，在否定性环节意义上，把握这种道德信仰危机的某种特殊历史意蕴。
3.西方民族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亦曾出现过普遍道德信仰危机现象。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与启蒙运动的兴起，唤醒了人们的理性精神。理性觉醒，“上帝死了”，价值重估。启蒙的核心就是无须借助他者而独立思想。（注：参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启蒙认为那种神性“信仰是谬误和成见”，因而是对那种神性“信仰的颠倒”。（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87、90页。）启蒙就是确立一种新的生活意义系统。而在理性觉醒、“上帝死了”、价值重估背后，我们所感觉到的正是对既有道德价值信仰反叛及这种反叛所造成的道德信仰危机。虽然这种反叛或道德信仰危机会暂时给社会带来某种混乱，但它却为一种新的生活意义系统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给予引导西方民族进入现代化的启蒙运动极高评价。
西方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道德信仰危机，虽然其具体内容复杂多样，但就其要义而言，则是以人性反对神性，以个人自由意识取代原初的混沌群体意识，是以个人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意义系统的勃兴。这种信仰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甚至即使是在现今仍存在着。这就如丹尼尔·贝尔在谈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时曾揭示的那样：现代社会信仰危机的后果是“城邦意识的丧失。”（注：“城邦意识是指古代城邦国家的公民们自愿地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权利，抵制以牺牲社会幸福为代价去追求个人富足的诱惑——总之，是指公民们自愿地尊敬他们作为其中一员的‘城邦’。城邦意识丧失以后，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人自由行动，放纵各自不道德的欲望，而这些个体只有在牺牲公众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等到满足。”“城邦意识的丧失意味着：或者人们的利益过于两极分化，人们的激情过于炽热，致使恐怖主义和群体斗争接踵而来，政治上反常沉沦的现象四处蔓延；或者每次公共交换都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交易，强者获益，弱者赔本。”——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03页。）伴随着现代性社会兴起的这种由于存在意义系统的转换所造成的道德信仰危机，为西方民族的精神发展提出了新的历史性课题。自然，由于这种存在意义系统的转换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应当别论。不过，由于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而引起社会道德信仰危机这一过程本身却值得我们深思。
4.按照黑格尔的认识，信仰“是对本质的纯粹意识”。所谓“对本质的纯粹意识”指的是“本质是直接存在于信仰中的”，“信仰的对象即是本质”。（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4页。）简单地说信仰就是对存在意义的主观直接确定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仰并不是现实存在着的，而是一种主观超验的纯粹状态，因而，它是无。然而，信仰的这种主观纯粹状态又不是绝对的，“信仰的绝对对象不是什么别的，正是已上升为纯粹意识的普遍性了的实在世界。”（注：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5页。）这样，信仰又是有。不过，信仰的这种有并不简单地是感性之有，而是被普遍化了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对现实的反思性把握。即，信仰以其主观形态表达了客观生活世界，信仰的现实内容是由现实客观生活世界所规定的，在信仰的主观性中，贯透着生活世界的历史内容。如是，既然生活世界本身是发展的过程，那么，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信仰亦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伴随着人类生活世界的变化，人们对自身存在的意义或本质的把握亦会有相应的变化。这样，在历史过程中审视信仰危机现象，就不会简单地取一种消极否定态度，而会感悟到其内在蕴藏着的某种历史批判性。对于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现象的认识亦如是。
二
5.道德信仰危机指的是人们对既有道德信仰体系的怀疑、动摇乃至这种信仰体系缺失的一种精神状态。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既有信仰体系的怀疑、动摇乃至抛弃，一是新信仰体系尚未确立。道德信仰危机是灵魂的无家可归，在现象层面它显现为道德失范。
道德信仰危机是一种深刻的精神危机。因为道德信仰一方面是对人生价值、存在意义的统摄性把握，另一方面它又取非理性的形式，具有最为稳固的存在形式。因而，能够导致社会出现普遍道德信仰危机的必定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力量。
6.道德信仰是理性的非理性存在方式。道德信仰通常被理解为非理性，然而，除了在宗教或准宗教的立场上外，道德信仰却只有在与理性相联系的意义上才能被准确把握，且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被准确地说明。道德信仰自身的非理性形式以理性为内容，离开了理性的道德信仰就是愚昧、迷信。
笔者曾提出道德信仰是道德情感的最高存在，当道德情感发展到笃信不疑、一往情深、炽热如火、凝炼如山时，即为道德信仰。（注：参见高兆明《道德生活论》，河海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347页。）黑格尔认为一部精神发育史，就是心灵矛盾、冲突、和解、再冲突、再矛盾、再和解的无限过程，就是有限心灵努力克服它的有限性，“在无限和真实里去找它的真正的普遍性、统一和满足”。（注：参见黑格尔《美学》，卷1，第119页。）人在现实生活中于各种体验交织之时会引起强烈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理性会引导人们对冲突的生活世界形成某种统一的认识，产生某种统一的情感体验与价值指向，并指导人们作出合理的选择。当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这种通过理性认识而形成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意义系统逐渐成为如黑格尔所说的“第二天性”时，它们就成为人的内在信仰。此时，理性积淀为非理性。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境地，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至善”状态，斯宾诺莎的“直觉智境”，就是积理性之大成的非理性存在之状态。如是，道德信仰的神秘面纱就可被撩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信仰是对某种存在方式或存在意义的认同，道德信仰的这种认同是通过理性来完成并且是对理性认同的非理性表达。
7.从彻底辩证法的角度来看，道德信仰与宇宙间一切事物一样均是变动发展着的。道德信仰的这种变动发展的内存机缘为何？这就是既有存在方式、生活世界变更所引起的理性怀疑批判精神作用下的认同危机。
道德信仰的核心在于“信”与“仰”。信为笃信无疑，仰为虔诚敬仰。笃信意味着圭臬、真理，敬仰意味着权威及其神圣。无笃信则无敬仰，无权威及其神圣性则无笃信。信、仰交互倚赖。一般说来，道德信仰一方面由于它是对生活世界、存在意义的统摄性把握，另一方面由于它是理性的积淀并取非理性形式存在，因而，它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在现实生活中，道德信仰既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与价值依托，又是置于人们内心世界的信息过滤器，它指导着人们对外部世界信息的接受与处理，规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不过，道德信仰虽然具有极大的稳固性，但自身亦会在生活世界及理性的作用下发生某种变化。在社会文明形态更替的激烈变革时期，初始，面对生活世界本身发生的根本性变化，面对既有价值系统所受到的根本冲击，人们会因既有道德信仰而本能地对这种变化、冲击持一种拒斥态度。然而，当生活世界变化是如此之深刻、强烈、持续，以至于人们的理性不得不直面相对时，当在这种变化了的生活世界中所滋生孕育出的存在意义、价值系统是如此之有力量，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冷静地审视时，人们可能会突然警醒、自省，可能会对既有生活方式与意义系统作出理性的观照、反思。如果这种观照、反思又能以一种严肃的态度进行，且这种新兴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系统又不得不使人承认其某种存在的合理性时，那么，在生活世界与理性的双重作用之下，人们对既有的道德信仰会产生动摇、怀疑、迷惘。起初，这种动摇怀疑迷惘可能是痛苦的，但是随着变化了的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系统的持续强烈刺激，人们既有的道德信仰可能会在悄无声息中不经意地崩塌。这种崩塌给具有必然性内容的道德信仰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对生活世界的体悟与理性反思，是主体道德信仰演化的内在机缘，而生活世界本身的转型则是主体道德信仰演化的客观外在机缘。正是这种主客观的统一构成道德信仰演化的全部秘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道德信仰危机实质上是对既有存在方式与存在意义的认同危机；道德信仰危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的理性怀疑批判精神之存在。正是这种理性怀疑批判精神，成了人类精神进步的直接动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现象的认识应当贯注一种历史感：它是人类道德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否定怀环节。因而，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仰危机，虽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但又不应当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
8.社会道德信仰危机通过社会普遍存在着的道德失范现象被感觉到，或者说，社会道德信仰危机通过道德失范呈现于现象界。
道德失范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系统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如，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一般地说，道德失范首先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社会既有价值观念、行为模式被普遍怀疑、否定，或被严重破坏，逐渐失却对社会成员的影响力与约束力，而新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又尚未形成，或尚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对社会成员不具有有效影响力与约束力，从而使得社会成员发生存在意义危机，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在现象界形成社会规范的事实真空、缺如，呈现出某种紊乱无序。道德失范内在地隐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人们行为层面的不合某种道德规范，是现象界的行为越轨；其二，人们内在精神世界中意义系统被破坏、动摇、否定或失落。人们现象界中的行为越轨只不过是内在精神世界价值认同危机状态的具象化。意义系统的缺失、抵牾、怀疑，即为道德失范的实质内容，而这正是道德信仰危机。
笔者曾提出，依据道德失范发生的社会背景，道德失范可以分为常态下的道德失范与转型期中的道德失范两类。前者指非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后者指处于结构转型时期的社会道德失范现象。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出现道德失范现象时的那种社会生活方式本身的整合性基础是否存在。社会转型时期中的道德失范，其存在的根据在于既有的那种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生活世界失却了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在于社会生活方式本身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一方面意味着曾经在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对社会生活发挥有效调节作用的存在意义系统的合理性受到强烈冲击，意味着一个新的存在意义系统诞生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意味着这种社会道德失范的原因在于两种生活方式的更替，以及由此所决定的两种存在意义系统的更替。这种失范表明，旧的意义系统在日益变革了的社会中已失却其原有的社会合理性，新的社会意义系统尚未完全建立。它揭示克服这种道德失范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新的生活世界；揭示在克服这种社会道德失范中，实践的教化比简单的说教更为重要。以一种历史的眼光穿透之，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负有为建立一种新的存在意义系统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它的否定性形式中表达了更多的肯定性内容。当然，说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失范具有更多的直接积极性特质，并不是说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所有道德失范现象本身都无条件地是积极的，都能自然乃至必然地就可以直接成为社会价值体系、规范世界发展的中介环节。事实上，转型期的失范现象中，亦是良莠陈杂、泥沙俱下，其中不乏即使是在新意义系统看来亦是沉渣泛起、没落腐朽的东西。看不到这一点，则过于幼稚。然而，也并不能因为这一点，就无视其在总体上的更多积极性特质。这是其一。其二，历史亦已多次表明：转型时期的社会道德失范亦有可能成为一种文明类型的坟墓。只有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并选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建立一个新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系统，道德失范才能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中介。（注：笔者关于“道德失范”范畴的辨析请见拙作：《简伦“道德失范”范畴》，《道德与文明》1999年第6期。）社会转型过程中道德失范的这种历史中介性环节所表达的正是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在社会精神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中介性地位。
9.社会道德信仰危机虽然是一个价值判断，但它首先是一种现象性描述。社会道德信仰危机所能直接陈述的只是社会处于一种信仰危机状态，除此之外，它本身并不能表白更多内容。孤立地说道德信仰危机并没有什么意义，然而，一旦深入道德信仰危机所赖以生成的社会生活过程、判断标准，道德信仰危机就有其特殊的质的规定性，它就会在现象描述之外又具有了质的判断性，它就会具有价值判断意义。
当我们说道德信仰危机时总隐含着一个前提，即某种既定信仰体系的存在，正是相对于这个信仰体系才谈得上所谓危机与否。这样，说道德信仰危机又意味着存在着某种信仰体系以及这个信仰体系本身合理性的自明性，否则，所谓道德信仰危机就无从谈起，如是，即使是作为现象描述性的道德信仰危机本身也并不是完全价值中性的，它在作出这种描述的同时，事实上就隐喻着对某种既有信仰体系、价值目标的偏好。也正由于此，道德信仰危机概念与道德失范概念一样，当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使用时，事实上多多少少地包含着贬义。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道德信仰危机总是相对于某种信仰体系而言的，那么，理性的彻底性要求我们必须对这种信仰体系本身合理性的自明性提出质疑。这样，当我们能够说存在着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现象时，我们必须首先弄明白是相对于何种道德信仰体系而言，必须搞清楚这种道德信仰体系本身是否拥有价值合理性。
三
10.道德信仰危机并不是社会转型期所特有。如果我们在历史宏大尺度中认识社会道德信仰危机现象，那么，依据其所发生的历史背景大致可以分为两类：非转型期的道德信仰危机与转型期的道德信仰危机。（注：笔者对于道德信仰危机类型的这种划分在原理上与笔者对于道德失范类型的划分是一致的。具体可参见拙作《简论“道德失范”范畴》。）转型期与非转型期中信仰危机（譬如前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社会中的道德信仰危机）的共同之处均为精神认同、生活世界意义系统危机，但是，转型期中的道德信仰危机有其特殊性：存在的基础不同，这是由生活世界根本转变所引起的信仰危机；表达的内容不同，它所表达的是由于生活世界根本转变过程中所引起的社会价值信仰的内在紧张与冲突，而不是在同一类型的生活世界中不同社会价值要求间的冲突不和谐；所承负的历史使命不同，它承负着为新道德信仰体系开辟道德的历史使命。
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大凡处于发展的关键时期，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道德信仰危机。然而，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信仰危机在根本上就只能以社会转型本身来说明，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一种社会力量能象社会转型那样对于整个社会历史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在社会转型期，道德信仰危机表达的是由社会转型所引起的整个存在方式及存在意义系统的危机。
11.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是社会精神提升中的否定性环节，然而，一方面，作为否定性环节存在的东西又总是要被扬弃的，问题具有一种向否定之否定环节运动的内在冲动——道德信仰危机本身毕竟表达了某种内在意义系统的缺失，因而是应当被克服的，应当确立起某种合理的道德信仰；另一方面，对于中介性环节的扬弃又不是简单地向初始点的回复，而是一种积极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的克服，重要的并不是简单地恢复既有的道德信仰，而是如何确立起一种新的与现代性社会存在方式相适应的具有现实必然性的道德信仰内容。这是研究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最为要紧之处。
说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是社会精神提升的中介或否定性环节，并不意味着这种信仰危机本身就能直接带来社会精神的进步，也并不意味着道德信仰危机会自然地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它必须通过我们的努力才能真正变为现实。我们的这种努力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是实践的层面——努力建设起一个现代性的生活世界；一是理性精神的层面——张扬理性反思批判的启蒙精神。
12.社会转型时期道德信仰危机的成功克服，关键在于重新寻得或重建一个与现代性社会相一致的存在目的，并以这个存在目的作为终极价值指向统摄人的存在。
萨特曾指出，人是其所不是，不是其所是。萨特以自己的方式揭示了人的终极价值指向性与超越性。人不仅是属于当下的，更是属于未来的；人既属于现实，亦属于理想。道德信仰就是这终极价值目的与理想。正是这终极价值目的与理想，给人的全部现实生活重新赋值。新的生活世界的建设与新的存在意义系统、道德信仰的确立，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13.现代性社会道德信仰的内容为何？如何确立起现代性社会道德信仰？是否应当通过某种强制手段确立起某种一元的现代性道德信仰？
任何对现代性社会道德信仰的思考本身都必须置于现代性社会的历史背景、置于现代性社会质的规定性中展开，即必须以对现代性社会的合理把握为前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人类理想社会理解为是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实质上是对现代性社会最根本规定性的揭示。罗尔斯则将现代性社会理解为是根据政治自由主义所建构起来的政治自由社会，罗尔斯的这个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思想貌异神合、一脉相承。无论是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还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社会，实质上都揭示这是一个多元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拥有平等的自由权力，包括平等的政治权力、自由思想权力与良心自由权力等等。
多元社会实质上就是多元价值社会，且多元价值相互间亦是平等的。这就是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说的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存在着多个完备性学术或价值体系且相互间是平等的。既然在多元社会中有多个完备性学术或价值体系且相互间是平等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在现代性社会中的道德信仰可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如是，在一个现代性社会中，那种寻求一元性信仰体系的思想方法与做法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在此基础之上还试图通过某种强制来推行一种道德信仰，那么，这就与现代性社会本身格格不入，就是一种思想、良心的不自由、不宽容。
14.然而，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存在，又不可能或缺其内在的某种价值一致性——这种价值一致性不是指价值体系的一致性，而是指某些基准价值要求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保持一个社会自身完整性所必需，这就恰如一个社会不能缺少为社会公众所共同认肯的用以调节自身的最基本道德规范要求一样。多元社会如果仅仅是多元而无某种内在一元，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真实多元而是杂多，这个社会就不是凝聚的而是离散的。多元以某种一元为其内在规定。
罗尔斯所提出的“重叠共识”思想为这种多元社会中的一元或多元与一元的统一提出了合理的解决图式。在社会共同生活过程中，公民从各自所拥有的完备性学术或价值体系出发，均能对某些基本的价值要求作出合理论证，并接受之，或者说不同的价值体系对于某些基本的价值要求均能从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得到合理的说明，找到存在的根据——尽管不同价值体系之间对于这些基本价值要求的具体说明论证可能是很不一致的，但它们对于这些基本价值要求本身却是认肯的。虽然罗尔斯的论述主要是在政治哲学的意义展开的，但他的思想方法及其基本结论对于社会伦理道德领域同样是有效的。在一个现代性社会中，存在着多个道德价值体系，虽然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间可能相去甚远，但是，一方面这些道德价值体系相互间拥有平等的存在权利，另一方面，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中均包含了对某些人类交往共同道德规范要求的认肯与接受，包含了对某些人类共同价值目标的承认与追求，这些共同的道德规范要求、价值目标就成了多元中之一元。如果说现代性社会有一元道德信仰的话，那么，这一元道德信仰就不是价值体系的，而是这些基准内容的。
15.历史是一个发展着的可能世界。人类文明是在人类不断克服自身所遇到的问题过程中进步的。没有新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没有新的问题及对问题的不断克服，就不可能有文明的演进。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普遍道德信仰危机现象，确实令人担忧：中华民族向何处去？然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普遍道德信仰危机现象又是一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即它并不是一般的信仰危机，而是一种伴随着深刻社会变革而产生的道德信仰危机，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这种社会道德信仰危机中孕生着新的生活世界、新的生活秩序、新的意义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道德信仰危机现象，又给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新的生活范型正在来临。我们曾失缺了道德信仰，但是在建设新生活世界过程中我们会重新寻得自己的道德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