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全球史与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史论文,中国史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全球史”是近二三十年来兴起的史学思潮，它以鲜明地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理论立场，以跨越民族、国家、文明的历史视野，已经对当今国际史学界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按照本特利(Jerry H.Bentley)教授的定义，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历史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洲、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①。全球史把文明间的交往与互动视为世界历史的主题，并主要从这个角度考察和解释历史的变动；全球史反对用本质化的、同一性的眼光去看待一种文明，而是把“文明”看作下述一种“社会景致”——用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的话说，它无法用任何一种明确的“生活方式”来表达，“这里有的是差异、冲突和不明确的边界，一致性和统一性是不存在的”。②正是这样一种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如今已有力地破除了自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直线进步史观和世界史叙事，破除了那种有着高度同质性、连续性的所谓“西方文明”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史属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进步思潮。 全球史无疑会给中国史的研究提供很多新的研究视角、领域、课题、思路、材料等，但是，全球史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却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更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不仅仅带来学术生产的创新，更带来具有现实感的思想启发，重新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之中，以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史”和“中国”论述。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起步伊始，就已经把中国史放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来重新定位和考察了。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按照欧洲史的三分法把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三个阶段：“上世史”自黄帝迄秦朝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自秦统一至清代乾隆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则自乾隆末年开始，是为“世界之中国”。③时当晚清衰乱之世，但梁启超却满怀信心地憧憬着以现代西方文明浪潮的冲击为契机，中国史将进入一个与世界交融并进的崭新时代。其后，为了“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中国现代史家放眼“四裔”，重视“虏学”，关注中国之内以及中国与西域、印度乃至欧洲的种族迁移、文化交流、宗教传播。④1920年代末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乘势兴起，力图论证中国历史绝非特殊于“普遍历史规律”，同样遵循着“世界历史的一般进程”。郭沫若曾自许《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乃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要求中国史学家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⑤。不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事业，正在进行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和战争，在这样的时代，中国知识界无论“左”倾还是右倾，都自觉地意识到当务之急乃是构建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史叙事。傅斯年在1934年指出，西洋人作中国史多注重“外缘的关系”，每忽略于“内层的纲领”，而我们应把注意力转向“全汉”的问题，这些问题方能建造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⑥陈寅恪于1943年宣称近年来治学“实限于禹域之内”，“凡塞表殊族之史”则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⑦在抗战期间，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为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体系大功初成，经过之后的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至今通行的“中国大历史”：中国历史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为主线，以民族斗争与融合为辅线，走过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在明清时代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来到了现代世界历史的入口。 这一套至今无法取代的中国史叙事无疑是胸怀世界的，但它的世界基本上是一种由“东方”和“西方”构成的世界，“东方”以中国为中心，而中国又以中原—汉族—儒家为中心，向四周播散直至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西方”则以欧洲为中心，起源于希腊罗马，沉入基督教笼罩的黑暗中世纪，然后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进入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两河流域、印度、伊斯兰文明，但是，它们似乎位于“东方”与“西方”之间，主要作用就是将平行并列的“东方”和“西方”连接起来。16-17世纪以后，主要由于君主专制的强化、地主阶级的腐朽、儒家思想的堕落、自然科学的停滞，中国迟迟不能从封建社会进化到资本主义社会，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之后，终于开眼看世界，看到的主要是“西方”及其率领下的现代文明潮流，那种宇内无对等国家和民族的“天下”观转变为“世界”观，而这个“世界”及其历史也就成了东方、西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故事。这样的“世界史”和“中国史”，以中国中心主义强化西方中心主义，形成一个连环套，如今已日益丧失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能力，越来越不合时宜，确实到了该进行重大改写的时候。 二 以边疆为中心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形成 如今，在强调“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学术思潮中，在西方、日本的中国学视野中，“中国”和“中国史”这个概念本身成了需要质疑的对象。不同种族、生产方式、文化—宗教传统的西藏、蒙古、新疆历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吗?历史上“夷狄”征服中原而建立起来的大帝国能理所当然地归入中国王朝的谱系吗?欧美和日本的区域史研究所呈现的宋朝以来中国各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也消解着有稳定文化特质和结构的“中国”及其连贯性历史，“中国”更像是一种压制“区域”的话语权力。“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没有不言自明的、天然的文化同一性和历史延续性。⑧在当今的时代，以阶级认同为基础形成的“人民中国”之观念日渐隐退，显然又不能祈灵于狭隘的族群认同，那么，何谓“中国”?怎样认识和讲述今天这样一个超越了民族、宗教、文化、经济和社会类型之差别的“中国”之形成?尤其是，如何重建一个能包容多种民族、文化—宗教传统、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的“中国”认同?这无疑是现实给历史学界提出的重要问题。 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或许能够摆脱中原中心主义的眼光和心态，打破中国历史上传统的“中心—边缘”之别，以边疆地区为立足点，将边疆地区看作多元文明交流、沟通、互动的通道，看作多元文明交汇的从而形成自身特点的社会—文化区域，进而重新看待中国文明的多元格局，以新的眼光和思路考察中国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9世纪以来伴随着欧洲殖民扩张而兴起的东方学，将广大“东方”的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之迁移、传播、交叠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东方学家的眼中，并不存在一个当然的作为历史研究之基本单位的“中国”——其范围以中华民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为限，这背后固然有一幅帝国主义的嘴脸或隐或显，但一些杰出的东方学家确实能摆脱由现代民族国家之体系、疆域造成的障眼法，而聚焦于中原农耕文明和欧亚大陆中部草原世界绵延数千年的分合纠葛，就是经由这一层纠葛，中国其实早就连通于那个宏大的“欧亚历史复合体”，身在“世界”之中，与之有着一种相互联动的关系。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在1920-1930年代沿长城在中国边疆地区游历和考察，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回到美国，于1939年出版《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东方学名著。这本书覆盖历史时间始自新石器时代迄于公元220年(曹魏政权正式建立之年)，但事实上是用长城内外交互运动的眼光勾画了中国史的全貌。拉铁摩尔认为，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长城为主轴的中国史的确定模式已经形成，其后这个模式只不过更加丰富并典型化。⑨在空间范围上，拉铁摩尔考察了中国古代边疆地带的总体布局，将之分为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四个地区，他将这些边疆地带看作具有独立意义的地理单元，将该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探究每一地区内部的机制、特性，进而考察每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特征。自春秋时代以至汉末，中原国家不断用“长城”推进并标志农耕世界的界限，消除了那些模糊的地带，从而建立起了以长城为轴线的农耕社会与草原社会的截然对立，也正是因为这种人为地、历史地构建出的截然对立，使得这两个世界都难以独立存在而彼此需要，这两种社会的经济、文化落差构成了中国史的主要动力，在分分合合、斗争交融的历史中二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最后，拉铁摩尔预言，抗战产生的中国内部的变化，很可能催生出一个将中国和它的亚洲内陆整合在一起的新规范。⑩ 法国东方学家勒内·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也于1939年出版，这部著作很有全球史的眼光和意义。他的研究单位是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的横贯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世界，它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北方是森林地带，中间横亘着沙漠，先后崛起的突厥、蒙古、通古斯种族将这个广大的草原世界统一起来，对南边的农耕定居世界进行疾风暴雨般的冲击，对世界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前现代历史时期，事实上就是这些游牧民族的迁移、侵伐和建国把整个欧亚大陆联系在了一起，草原地带和其中链条式排列的绿洲形成了地中海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格鲁塞说：“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蜿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最低限度的联系。”(11)日本学者羽田亨先后于1931年、1948年出版了《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它们一直都是学习和研究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文明的入门书，十分清晰概要地呈现出“西域”文明历史之大脉络：那里的先民在体质与语言上都与波斯、印度渊源密切；然后，覆盖上了被唐朝人称为“回鹘”的突厥语族和佛教文化；其后，经过波斯化的伊斯兰教的提升，从此成为文明花园的奇葩。(12) 时至1997年，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跨越民族与国境的疆界》一书中自觉地运用全球史的理论和方法，来勾画前现代历史时期欧亚草原游牧世界与定居农耕世界的互动、斗争和融通，并把其实是以中国史为核心的所谓“东洋史”放到了这个巨大的历史图景之中。杉山正明说，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世界是真正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历史研究对象：要是没有以游牧民为中心的中央欧亚，那个涵盖欧亚和北非的前现代文明世界就没有了内部连接；而那些建立了大帝国的游牧民集团，皆是跨越了种族、语言甚至宗教文化传统的、混合而成的政治联盟，他们的国家远远超过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是由多元种族、文化、社会并存混合而成的复合体。(13) 使杉山正明广受关注的著作，应该是他继承本田实信而继续论述“蒙古时代”及其世界史意义的著作：《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1995)。他把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末称为“蒙古时代”，在此之前，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区域这几个核心性文明，虽然彼此多少有些联系，但直到“蒙古时代”，“世界史”才算终于第一次具有了名副其实的整体面貌。他批判性地借用了沃伦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指出，由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而形成的1500年以后的“近代世界体系”并不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世界体系，类似的“世界体系”在前现代的“蒙古时代”就已经出现，忽必烈所构想的“大元汗国”是一个世界国家，以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世界范围的通商圈几乎包覆整个欧亚、北非的文明世界。在杉山正明看来，这个“大元汗国”，若不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加以审视的话，“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吾人不得不说，其中华色彩简直是淡得不得了”(14)。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如何看待、考察、判断北方非汉民族进入中原后建立的政权、国家及其在中国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他们的历史是“外在于”中国史的?还是属于中国史不可分割的部分，作为造就中国史的内在力量从而与一个“现代中国”的形成密切相关? 较早提出这样的问题并引起关注的，是匈牙利美籍历史学家魏特夫。1949年，魏特夫在《中国辽代社会史(907-1125年)》一书中提出了所谓“征服王朝”的说法，他认为，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和文化本位意识，他们以本民族兴起的草原游牧区为根据地，向南占领汉族王朝的领土，他们创建了一种二元政治体制来分别管理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建立起一个以契丹族为统治者的复合型中央集权国家；在文化上，契丹人不是被汉族—儒家文化同化，而是将之与草原游牧文化做了有意识的融合，形成“第三种文化”。魏特夫强调，不要从中原视角出发总是看到单向度的“同化”“汉化”(cultural assimilation)，而是要从互动的角度看到文化的“涵化”“变容”(cultural acculturation)。紧随辽朝之后，金朝、元朝的建立都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女真人和蒙古人保持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占领全部中国，在政治上维护本民族的优势统治地位，在文化上保存、倡导本民族“旧俗”，发明、使用本民族文字。对境内不同经济—民族—文化区域分而治之，形成复合型国家。到了清朝，这种“征服王朝”即中央集权的复合型帝国模式达到了最成熟的状态。与辽、金、元、清相比，此前的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政权，只能叫作“渗透王朝”，他们在进入中原后失去了自己的根据地，在政治和文化上丧失民族主体性，完全采用了汉制。(15) 杉山正明的“大元汗国非中华王朝说”正是对“征服王朝”论的继承发展。他说，动摇唐朝的安史之乱，开启了欧亚大陆世界史和中国史邂逅交锋的六百年，向西往欧亚大陆的方向看，回鹘帝国的解体使突厥系的人群开始迁徙，最终导致了塞尔柱游牧集团在西亚称霸，从此展开了直至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长达九百年的突厥—伊斯兰时代；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东方，辽、夏、金、元相继建立而与宋朝中国并存，这一时代多种族、多文化错综复杂的历史变化，是传统的中华王朝史框架根本装不下的。(16) 近年来热闹的“新清史”及其争论与“征服王朝论”也是一脉相承的。1996年，在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罗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针对何炳棣于1967年所写的《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发表了《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一文，提出，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其关键并非如何炳棣所说是采取了汉化政策，相反，清朝统治者依赖并保持了国语、骑射等满洲认同，利用与亚洲内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内的多民族帝国，清朝并没有汉化或者说中国化。罗友枝强调研究清史要重视使用满文史料档案，重视考察满族人在清朝政治体制的各个领域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在她看来，清朝代表了“东亚”和“内亚”融合的最终阶段，清朝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们提出的并沿用至今的所谓“中华民族”，毋宁是一“想象的共同体”。(17) 绝大部分近现代国家的成立，都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从过去的大帝国分离出来、独立建国的结果，而中国是少数的例外，基本保留了其帝国时代的疆域。西方、日本学者的“征服王朝”及其超越“中国”论，与其说背后隐藏着“亡我之心不死”的险恶政治意图，不如说他们实际上是在以他们自己国家诞生于大帝国分裂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一个全然不同的中国。(18)正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种很狭隘的非历史的假定出发，他们似乎认定，中国，无论是历史中国还是现实中国，都只能是近代欧洲式样的单一民族、同质文化的国家而绝不能是其他，如果做进一步的引申，中国就只能按照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的式样切割自己、改造自己，才算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这种观点提醒我们，必须脱掉现代民族国家的紧身马甲，全面地、历史地考察那个多种民族、多样经济政治体制、多元宗教文化并存交集的“大中国”的形成。 在给杉山正明著作的中译本所写的序言中，姚大力区分了所谓“小中国”与“大中国”，他说，以汉文化去覆盖全国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一种“小中国”的治国理想，与之相比，辽、金、元、清政权相继创制了一种与之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力求有效地将其他各种非汉人的活动区域纳入自己的统治，提供比中原传统体制更有弹性、更能容纳多样化的制度框架，这是一种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大中国”模式，结合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官僚制国家和内亚边疆帝国的两种国家形态，这种“大中国”的国家模式是辽、金、元、清政权对中国历史独特而重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家模式的创制和实践，今天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19) 在中国思想史上，自战国以至秦汉时代，以公羊春秋学为代表，形成了“大一统”的理想，主张夷狄进于中华则中华之，“中国”同时也是王道仁政、礼乐教化之文明传统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哪个占据中原地区的具体国家。被汉族人视为“夷狄”的金、元、清统治集团往往通过一系列思想、文化手段继承中华“正统”王朝来获得合法性，从未中断的“正史”撰述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金朝、元朝还是清朝的统治者，没有谁不把自己当作“中国人”。如果不抱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后见之明，又有什么理由把金朝、元朝和清朝从中国历代王朝之中除名呢?勒内·格鲁塞完全明白这一点，他说：“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尔·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20) 面对欧美、日本中国学试图破解“中国”及其历史连续性之“想象”，葛兆光提出了“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的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宋代已形成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性质和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观念，具有稳定的核心性特质的“中国文化”已经成型，并从中心向边缘、从上层向下层扩散，使中国早早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他认为，这样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观念的共同体”应该成为中国史叙事的中心、主线，因为它更能使中国史具有“明显的内在脉络”。(21)我认为，这其实是回到了强调“华夷之辨”的北宋的“中国”观，这种“中国”观企图把早已或正在渗入中华的“胡风”彻底清除，确立一种同质性、纯粹性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塑造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宋型文化”。这种“中国”观是那种“中国”和“中国史”解构论的简单对立面，其实和解构论者分享着同样的思想前提：首先承认单一民族、同质文化的“小中国”才是“中国”，然后以此为出发点追溯所谓中国历史的主线，这样的“主线”很难让人理解多民族、多文化错综复杂的中国历史，也很难说明中国的现实。只有真正摆脱“华夷之辨”，超越“中原—汉族—儒家”中心视角，摆脱那种先进的汉文化同化落后的异族统治者的狭隘观点，用一种互动的、结构性的眼光去重新考察和解释中国的历史形成，才能深入理解今天这个“大中国”的存在，从而获得一种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对今天中国现实有说明能力的“中国”观。 三 中国与“前现代世界体系”：怎样才算真正地“开眼看世界”? 直至今日，中国史研究基本上分为断代史和专门史，与边疆民族—社会以及其他文明圈的互动交流一般被归入“民族关系史”和“对外交流史”的范畴之中。前者往往站在中原、汉族的角度，所谓的“民族斗争和融合”，其实更强调的是农耕—儒家文化对边疆民族的抵抗、统治和同化；后者则以中国王朝为中心，线索比较单一地研究中外文化、贸易的往来和交流。一些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研究现状使得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处于两条平行线上，缺乏紧密的联系，造成各自颇为明显的局限性。应该打破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刻板界限，中国史的研究再不能画地为牢了。(22)我们常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拖入世界史，但全球史的研究表明，在被拖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之前，中国其实一直都是“前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核心区域，是“世界史”的发动机之一。麦克尼尔在1982年撰写《竞逐富强：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的时候就深深认识到，在11世纪以后，是中国宋元时代的商业扩张推动了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贸易的勃然兴起。这一发现使得他意识到：“严格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应该首先关注共生的世界体系的变动，接下来再把不同文明内部以及类似民族、国家的更小的实体内部的发展纳入这个不断变动的整体框架之中。”(23)全球史研究提出并运用的这种“前现代世界体系”的观念、理论和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眼光、工具，使得我们能够超越传统中外关系史、民族关系史的局限，把中国放在各民族、国家和文明构成的“前现代世界体系”之中，把中国和世界作为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来看待，以考察、探究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互动、联动关系，这种考察即使聚焦于某一特定事物，也是一种立体的、系统性的研究，将呈现出网络状的社会、文化系统及其演变。 本特利在《新世界史》一文中介绍了全球史研究的四种理论方法，其中第二种就是“世界体系”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受到“世界体系理论”的启发，可以说是“世界体系理论”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运用。(24)“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沃伦斯坦、阿明等，这种理论基本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体，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认为16世纪便兴起了一个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侧重考察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互相联系的不平等体系之中。美籍阿拉伯裔学者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L.Abu-Lughod)在1989年出版的《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中首先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到前现代历史时期，她的研究表明，13世纪的世界体系跨越了从西北欧直到中国的广阔区域，其间有八个相互交集的贸易圈连接着四大中心地区：西北欧、中东、以大运河为轴心的中国、印度。直到16世纪下半叶，世界体系的重心开始向大西洋转移。(25)1993年，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巴里·K.吉尔斯共同编辑出版了《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弗兰克提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许并不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世界体系，它很可能只是阿布—卢格霍德所说的同一个世界体系的延续。他认为，不能首先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它的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世界体系内部之欧洲部分的变化和整个体系以及体系其他部分是密切相关的。(26)书中收录了他在1992年发表的文章《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1700年》，其中，他把世界体系的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段：青铜器时代时期(公元前3000—前1000年)、铁器时代中轴古典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世纪和近现代初期(500-1500年)，每一个时段都是一个周期，经历着扩展与收缩的交替更迭。(27)马歇尔·G.S.霍奇森早在1963年出版的著作《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就已经提出了“欧亚非历史复合体”的概念，他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前现代世界体系”的说法，但后者的精意已内含其中。他把“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分成四个主要的核心区域，即欧洲、中东、印度以及远东的中国和日本，每一个区域又有一个具有相当持久之文化传统的核心区，这一“历史复合体”最大的中断发生在中国与印度、中东、地中海地区之间，并有若干“边缘地区”，如欧亚大陆中部的草原世界，在“边缘地区”，几个核心区域的文化影响重叠在一起，但它的文化却不能归纳为那些核心文化区的混合物。霍奇森把这个庞大的“欧亚非历史复合体”当作主角来叙述世界史，而不是错误地把眼光始终局限在处于这个“历史复合体”西北边缘的西欧。(28) 时至当今，诸多学者把中国作为“前现代世界体系”的一个核心区域来考察中国史与世界史的相互影响，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它们已足以告诉我们，中国史与世界史之间存在着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密切关系，一旦打破世界史与中国史各自为政的格局，将大大地改写已知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图像。本特利在《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分期》(1992)一文中按照推动跨文化互动之动力的不同，将“世界体系”的历史分为六个时期：一是早期复杂社会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2000年)；二是古代文明时期(公元前2000—公元前500年)；三是古典文明时期(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四是后古典时期(公元500-1000年)；五是跨地区游牧帝国时期(1000-1500年)；六是现代时期(15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核心文明区，在“世界体系”每一阶段的网络系统中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离开了中国史，将无法讲述这个“世界体系”的联动关系和历史发展。(29)英国学者艾兹赫德(S.A.M.Adshead)于1988年出版《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该书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及其直至当代的历史发展分为六大时期，通过将每一时期的中国与同时期其他的主要文明进行比较，说明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位置；通过描述每一时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通路线、交通方式，探究中国与沿线各个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的网络系统，由此可知中国在“世界网络”中参与的方式和程度，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极大地作用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30)有评论者说，这本书写出了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沉浮动荡的历史，它既是一本中国史著作也是一本世界史著作。(31)最近，刘迎胜在清华大学国学院编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一书中发表了《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一文，概述了从史前时代直到明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和积累。(32) 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网络的完善，古典文明时期迎来了跨文化互动的高峰。这些商路的开辟与维护靠的是汉朝、贵霜、安息和罗马帝国，陆上“丝绸之路”沟通了从中国经由中亚和波斯到地中海沿岸的贸易；多条海上“丝绸之路”则把中国与东南亚、锡兰、印度直到波斯和东非的广大地区连接起来，商路上流通的商品、物种、技术、宗教、传染病改变着所到之处的文化和社会。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1967)(33)、王赓武《南海贸易：南中国海上中国贸易的早期历史》(1958)(34)、刘欣如《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贸易与宗教的交流，公元1-600年》(1988)已经是广为人知的论著，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更是不胜枚举，兹不赘述。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因为商路而繁荣起来，他们在欧亚大陆的交往承担着串联的角色，也将中国和世界连接起来。弗里德里克·特加特(Frederick J.Teggart)的经典著作《罗马与中国：历史事件的关系研究》(1939年；丘进译，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呈现出从汉代中国西北边疆延伸到罗马的一套多米诺骨牌，以及每一张游牧民族的骨牌如何不断地向西倒下直到最后一张推倒了罗马。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1989年；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通论了从匈奴帝国直到蒙古帝国的兴盛衰亡及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密切关系。 后古典时代的跨文化互动以及世界秩序是由唐朝、阿拔斯帝国和拜占庭帝国维持的，商旅再次往返于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中亚，而海上贸易则把印度洋沿岸地区连接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后古典文明时代的远程贸易靠的是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网的重建。唐朝的扩张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和中亚密切而广泛的接触，谢弗(Edward H.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异国风尚》(1993)、《朱雀：唐朝的南方想象》(1967)写出了那些异域珍奇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权力的建立和维持中扮演着怎样显赫的角色。这一时期，中国海员往西远航到达锡兰和印度，而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也不畏艰险穿过印度洋抵达中国。8世纪，广州有人口20万，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反映这一历史状况的论著如：胡拉尼的《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阿拉伯航海业》(35)、乔杜里的《印度洋上的贸易和文明：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的经济史》与《先于欧洲的亚洲：从伊斯兰崛起到1750年的印度洋经济和文明》(36)。后古典时代的远程贸易得益于游牧民族的组织，尤其是回鹘人，从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他们组织并控制了从中国到拜占庭的商路，马克林《唐代史书中的回鹘帝国》(37)关注了这一问题。后古典时代的宗教与文化传统的传播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代：儒家文化传播到东南亚，东亚和中亚的人们普遍改信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在包括中国的广大区域上活动起来，聂斯脱利派基督教还传到了中国。 在1000-1500年，游牧民族建立的大帝国将欧亚大片地区并入其统治范围，塞尔柱突厥帝国、中国的辽、宋、金尤其是元朝蒙古帝国以及贴木儿帝国的建立，使得跨文化互动比以前时代更加密集和系统。阿布—卢格霍德认识到游牧帝国时代远程贸易的四通八达和系统完整性，她所著《在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38)较早提出在1250-1350年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世界体系。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上的中亚》(39)、科廷《世界史上的跨文化贸易》(40)、西姆金《亚洲传统贸易》(41)，以及上述乔杜里的两部著作，都提供了游牧帝国时代及其远程贸易的历史图像。刘迎胜的《海路与陆路：中古时代东西交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汇集了有关宋元时代中国的海上贸易以及形成的海外地理观、蒙古语部族的西迁、明代初年与贴木儿帝国的交往等专门研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在《竞逐富强：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1982年；倪大昕、杨润殷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宋朝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中国宋朝在经济、技术、商业上的持续发展，将有助于解释整个东半球贸易增长、定居农业社会最终获得超越游牧民族的技术优势，以及欧洲后来获得世界支配地位的原因。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将500-1800年作为“东方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的时期，他综合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斯波义信等人的观点把11世纪中国宋朝的经济发展称为“第一次工业奇迹”。(42) 1500年以后，当跨文化互动再一次加速的时候，西欧的崛起及其对外扩张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最终，世界上的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卷入到持续的相互交流中，开始了世界历史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有一些学者认为，1500年以后，中国的明朝和清朝因为种种内外原因逐渐从世界体系中隐退，但更多的研究表明事实远非如此，对此将于下节论述。在这里，我仅仅提到两部聚焦于特定商品而能具体地呈现出这一时期中国之与世界密切关联的著作，比如，罗伯特·芬雷所写《青花瓷的故事》告诉我们，15-18世纪，青花瓷以巨大的数量行销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带动了所到之地的技术工艺、美学风格、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的传播与交融，正如其中文译本的《摘要》所说：“这不是一本瓷器史，而是一本世界史。”(43)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贸易的兴起》是一本十分有趣的书，他从几幅绘画入手，描述了迅速成长的全球贸易网络如何让美洲的海狸毛皮帽子、土耳其地毯、中国瓷器同时出现在荷兰的客厅里。(44) 如今，众多有关“前现代世界体系”及其与中国有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足够使我们重估东方文明力量在整个世界史进程中的地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东方”不仅仅指中国，更是指中东、北非、印度、伊斯兰世界，正是通过欧亚中部草原游牧民族，通过印度、中东、伊斯兰世界，中国才与遥远的“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发生关联。欧美所说的“东方”，首先指的是阿拉伯、突厥的伊斯兰世界——它是流动的并总是处于与其他文明的抗争之中，还有印度——它好似一个异质文明的走廊。一个身处庞大地理、文明体中心的中国人，那种自我中心的视野和意识是很难摆脱的，必须看到一个真正完整的世界，看到中国文明与这个世界的完整的关系，获得一种多元文化体系比较与交流的空间视野，我认为，这是全球史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 四 中国与“东亚海域世界” 全球史主张的对跨越国家、民族、文化边界之历史过程的研究，还包括对区域性历史世界的研究，这个“世界”并非是全世界范围的。主要从日本兴起的“东亚海域世界”研究，与中国史密切相关，提供了考察中国和中国史的“另类”视野和新的资料库，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中国史学者的关注。2009年夏，笔者曾在位于东京上野的日本国家博物馆参观，明清时代日本幕府将军、朝鲜李朝国王、琉球国王之间往来的国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相互称谓来看，那时的日本、琉球、朝鲜还处于一种平等的“列国”关系，再看旁边的地图，东亚大陆东部的海面上环列着台湾、琉球、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与东南亚以及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构成了一个“圈子”，那个“东亚海域世界”的形象就这样清晰地呈现眼前，它告诉我们，“东亚海域世界”的互动和交往乃是形塑东亚各地、各国现实的巨大的历史力量，至今仍然如此。 二战以后，日本重回“东亚”，史学界对明治时期以来的“脱亚入欧”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日本文化是否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培育?相对于日本的进步，中国社会是否封闭停滞?日本与东亚是否属于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文明区域?这些问题引起热烈讨论，“东亚”历史世界的提出和研究就反映了日本史学的这一动向。其中，前田直典、西嶋定生、堀敏一颇具代表性，他们都把包括中国、朝鲜、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结构的历史世界，西嶋提出了所谓“册封体制论”，堀敏一则以隋唐时代为中心提出“羁縻体制论”，论者认为堀敏一的研究更注意各国社会形态和接受中国文化的阶段性差异，从而能更全面地揭示东亚世界的联系性与多样性。(45) 在全球史的带动下，“超国家”的“地域史”成为新的学术趋向，日本对“东亚”世界的研究也越来越兴盛，其中，滨下武志提出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以其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扎实的实证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论。滨下武志的著作《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于1999年出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是书之所针对乃是195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费正清式的“冲击—反应”论，这种研究模式假定东亚尤其是中国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世纪西方的冲击才是中国、亚洲发生变化的决定性动力，这其实是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学研究中的具体反映。为了寻求亚洲发展的内在原动力，就必须将亚洲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滨下发现，历史上的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由朝贡关系促发和推动了亚洲各地的交易活动，产生了连接亚洲各地的贸易、商业网络，可称为“亚洲经济圈”或“前现代亚洲市场”。这个“体系”在16-17世纪逐渐成熟，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全面进入亚洲并形成“冲击”之时，不得不面对这个已经形成的、有自身规律的亚洲经济圈及其“反冲击”，而且，当西方将这个市场逐步纳入由它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时，这个“前现代亚洲市场”除了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还保留和继承了自身的历史延续性，也就是说，这一体系构成了亚洲近现代史的前提，规定和制约着亚洲近现代史开始的途径和方式。滨下十分强调把“国家”和“国际”之间的“地域圈”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单位，他指出，在把握亚洲区域内在关系的时候，并非仅仅存在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存在着地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历史上发挥机能作用的实体——地域圈，而且，历史上的亚洲并不是一个平面体的存在，而是由多个中心—周边关系的复合体交错构成的。这种“地域圈”的研究视角充分表明了“全球史”转向对亚洲史和中国史产生的重大影响。(46) 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各国各地经贸文化关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国际政治版图的重新规划，东亚的国际秩序发生着剧烈而重要的变动，处于重新建构的过程之中，东亚也因此成了当今世界一个充满戏剧性变数的场域。“东亚”这个意味着某种一体性、某种有着内在联系的结构的地理、政治、文化空间概念，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变得越来越显要，把“东亚”尤其是“东亚海域”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单元而提出，不仅响应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史趋向，更让人们感受到正在现实中行进的历史的脚步，这一学术取向和议题在近年来受到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正在情理之中。2005年，一些日本学者借用布罗代尔提出的“海域世界”这个概念，开始进行一个大规模的研究计划，名为“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这个研究课题获得日本文部省资助，由小岛毅牵头，总计有150人参加。羽田正说，把“东亚海域”作为一个历史空间，意在追求一种新的历史解释的可能，以克服原先那种将多个国家、地区、文明圈的历史合在一起就算世界史的“世界史观”，同时也将这一区域内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相对化，还要改变极端专业分化的历史学和人文科学的框架，对“东亚海域”范围内的人、物交流展开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分析。(47)葛兆光指出，如果说“西域”是位于中国左翼的一个宗教、种族、语言、文化交汇的“地中海”，那么，中国的东南海域则是另一个文化、政治错综交织的历史世界，位于中国的右翼。当背海立国的宋朝把中心移向东南海域，“东海”慢慢取代“西域”成为元明以后中国更重要的交流空间，日本、朝鲜、琉球、越南以及中国，再加上近代以来介入的西方，在这个空间上演了彼此交错与互相分离的复杂历史，使得“东海”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历史世界。(48)2009年，松浦章教授的《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侧身于“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中国大陆出版。(49)2010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召开了“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 然而，中国学者对于“东亚世界”的关注仍然出于他们对“中国”的深切关心，复旦大学于2007年召开了名为“从周边看中国”的学术研讨会，说明中国学者关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历史视角而获得中国史研究的新思路、新课题、新材料、新的解释模式。正如葛兆光所说，由于近年来“东亚”话题的升温，也由于欧美、日本、中国学界尤其是后现代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提法，使得如何在历史中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形成变成一个问题。为了重新考察和解释这个大问题，我们可能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西方的尺度和背景，转而通过“周边”来重新审视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存在和现实意义。这个“周边”首先指的是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这些昔日中华文明圈和朝贡体系的重要成员，长期以来，它们用汉字书写本国史，留存了大量对中国的记录，更有私人性的日记、文集、行纪、诗歌记载了对中国的见闻、记忆和想象，这些曾经共享一个文化历史传统，后来却渐行渐远的“他者”眼中的“中国”，是否能为我们的自我审视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呢?(50)最近，葛兆光出版了《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一书，以朝鲜李朝时代使者用中文撰写的行纪为材料，很有现场感地描述了他们对中国的观感。在使者眼中，中华传统在现实中国受到“胡风”的感染，已经变异、走样、堕落，中国成了“异域”，对照之下，在“野”的自己倒因为保留了纯正的中华传统而成为中华之“正统”。“中国”成了一个有边界的国家，不再是笼罩宇内的“天下”，它有着一种令人惊诧甚至鄙夷的文化特异性，而不再自然地代表着“文化”本身。17世纪以后，朝鲜、日本、中国在文化心态上的渐行渐远，清晰地呈现出中华文明圈日益加深的裂痕。(51) 上述研究还没有能够真正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形成的历史视角，但确实令人感到新鲜可喜，我们看到，那种跨越民族、国家、文化的全球史视野也为思想史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课题：文明互动和交往中的主体毕竟是人，那么，在文明交流、碰撞和互动中，处于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怎样感受自己生活中的“文明的冲突”并加以处理?人们又是怎样感受、认知作为“他者”的异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是怎样重新形成和调整自我意识?等等，这些问题是文明间互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明互动与交流中深微的心态层面的历史。这样一些课题，作为全球史中的新方向也是思想文化史的新方向，近年来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比如，黄一农教授的《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把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落实于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更加生动可感，也更加惊心动魄。(52) 五 中国与资本主义的兴起：重新考察中国历史的动力和动态 所谓“韦伯式命题”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的核心议题：科学理性、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民族国家、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等等，这种独特而优越的“现代性”是怎样从西方文明的躯体内部演变和进化而来的呢?它又是怎样从西方向其他地区传播和扩散的呢?而后者又是怎样对现代性的挑战作出回应的呢?等等。不同的思想理论流派，如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学派，虽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释和实践纲领，但都共享着一个前提预设，可称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那就是，欧洲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实体而存在的，资本主义这个影响、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裂变发生在欧洲内部并且是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特殊性而导致的。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1998)完全反对这样的预设——从这一预设出发必然把整部世界史讲成一个西方的进步故事，而若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防线，首先就不能把欧洲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然后再设法从其内部找到变化的根源，相反，要把欧洲置于欧亚世界体系的内部，考察欧洲的变化如何与整个世界体系及其他部分的变化密切相关，看看“究竟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还是世界造就了欧洲”(53)。 正是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弗兰克开始从前现代世界体系的变迁中重新寻找资本主义在欧洲诞生的秘密。他集中研究了1400-1800年全球经济的变迁过程，认为从航海大发现(在世界史上这是现代的重要开端)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处于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心地位的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在这个全球经济体系中，欧洲与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结构性的贸易逆差，它不得不向这些地区出口它从美洲劫掠来的贵金属主要是白银，当时，全球白银产量的一半最终抵达中国和印度。征服美洲劫掠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中国与印度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的机会，然后到了19世纪终于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的位置。他又进一步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优势会被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所取代，在他的论证中，工业革命是欧洲尝试用机械设施来弥补劳动力不足而造成的，而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对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需求不高。他在结束这部著作的时候暗示，最近一段时期亚洲经济的复兴，正是在借用工业化的成果而使自己重新恢复在工业革命以前所拥有的优先地位。王国斌在《白银资本》中文版序言中提出，中国学者从弗兰克的研究中所应获得的，不是中国中心主义的自我满足，恰恰相反，是那种也要将中国史放在全球史中加以考察的联系性眼光：“他向中国人也提出另一种挑战，即超越中国的绝对核心论，用一种体系架构来更仔细地考察中国的变化与欧洲的变化之间的平行关系，更周全地考察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54) 与他的思考同时而要稍前一点，还有一些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也在尝试摆脱西方中心论，重新解释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他们更侧重于比较与联系的视角。通过明清时代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国学界也早就熟知，自1500年以来中国的农业经济越来越商业化了，尤其在东南地区，农业生产日益商品化、专门化，手工业规模扩大，并明显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商人组织发展，商业网络扩大，交通网络扩大改善，等等，但是，为什么欧洲在经历了同样的商业扩张之后发生了工业革命并产生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关键性的“大分流”呢?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其欧洲经验的局限》(1999)一书中指出，中国与欧洲历史变迁的动力有一些十分相似的地方，18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与欧洲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相似的道路，但在此后却分道扬镳了，18世纪中叶之后，与中国相比欧洲获得了多方面的成功，其中占首要地位的，就是推迟了亚当·斯密所说“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成功的关键，除了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获得了一笔“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王国斌更强调的是一场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浪潮带来的结果。(55)彭慕兰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一书中把江南与英格兰作为比较对象，从人口、经济机构和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结构、生态环境的制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比较，详细考察了18世纪欧洲和东亚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作者看来，东亚与欧洲的差距是一种巨大但是暂时的分离，大可不必把它当作一种命定的结果而追溯到太久远的历史。在1800年以前，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而迟至18世纪中后期，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富裕地区经济上相当繁荣，在相对意义上极具经济活力，清代中国与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理想模式明确不同的那些方面并不必然构成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欧洲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对于工业革命后欧洲经济力量迅速上升的原因，他认为取决于多种因素的配合：发明创造、市场、高压统治以及海外殖民带来的“幸运的全球性关联”，他尤其强调英格兰转向用煤炭这一能源革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56) 总之，欧洲的工业化、首先在欧洲发生的“现代性”、由欧洲主导的“现代世界”，都不是欧洲历史内在、必然、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而是由世界体系内部各地区间互动而产生的，是一系列“因缘际会”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其中充满了偶然的历史机遇性。李伯重引用罗斯托的话说，英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能够将棉纺织技术、采煤和炼铁技术、蒸汽机以及巨额的对外贸易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自己走上发动阶段的国家”(57)。也就是说，英国能“自发地”发展出近代工业化实在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历史经验，而并不能代表世界历史的“普遍道路”。 19世纪欧洲主流史学家在编织了一个自由西方的进步史的同时，将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视为停滞的帝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表述最为著名。为了反驳中国历史停滞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论证说，中国历史并不自外于世界历史的普遍进程，也经历着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即明代中叶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外力的强制打断，必将自主地进步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受到一些学者的公开挑战。黄宗智批评说，资本主义萌芽说乃是把欧洲经验视为普遍模式，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看中国，这其实是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他指出，那些出自西方历史经验的认识规范、理论模式，无法直接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按照这些模式，我们只能说中国是一个悖论式的存在，它既是“西方”又不是“西方”，比如，帝制中国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商业化和法治，与西方近代早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并没有带来生产力的突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形式主义理性化，这又与西方不一样。(58)那么，相比之下，中国明清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经济发展动力何在?发展方向是怎样的?为什么没有能与欧洲道路相同?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2000)一书中试图进行解释，他认为，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江南地区则是这个巨大市场的中心，在东亚贸易圈中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空间，远未达到其极限，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经济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但并不会导致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夺取新大陆而获得史无前例之生态横财、攫取新资源、制度变革、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在19世纪的英国刚好凑齐的这些条件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经验不大可能也在江南出现。(59)林满红的《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则解释了一个很多人心中的疑问：既然直到18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在绝对规模上仍雄踞世界各大经济区之首，其经济增长速度仍超过欧洲，但是，中国何以会在19世纪上半叶由盛转衰呢?林满红主要从中国与当时世界性白银贸易的关系中来索解这个难题，她考察了中国银钱并用的货币体系如何被卷入世界经济，进而使中国有机地被世界溶蚀，她认为，中国其实是被它与墨西哥之间紧密牵连的银线绊倒的。通过白银这条线索，她突破历史学专业分工的局限，呈现出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等层面的连锁变化，描绘了一幅立体的历史画面。(60)这种跨越学科分工限制，打通历史演化的各个层面以得出一个网络式的立体化的历史演化之“体”，这也是全球史着力提倡和实践的目标。 尽管当今学界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资本主义萌芽”说，但是，却没有人能否认，穿着不合体概念外衣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却实实在在地呈现出明清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方面面都有着一种快速的发展态势，这种发展态势带来了大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异质性因素。那么，怎样重新考察中国明清社会的这种异质性发展态势，进而深入探究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态势和动力系统，并重新探究“现代中国”的源流?而不是把一个至今仍处于改革途中的“现代中国”完全看成西方“冲击”的产物?——如果仅仅是那样，我们将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现代中国”为什么会走上一条革命和改革的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一种“混沌而莫名”的状态，令全世界深感愕然?因此，我们也将无法对这个现代中国的未来进行更有想象力的筹划。黄宗智说得好：“我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要回答下列的问题：一个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既现代而又独特的，并从西方的角度看来是矛盾的中国，它将会是什么样子呢?对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老掉牙的现代主义式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它一直是一个根本的重要问题。”(61) 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桎梏，不再把资本主义的诞生当作历史的命定目的和归宿，不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中抽象出什么普遍、必然的历史规律，并以之为标准尺码来否定或肯定自己的历史，而是回到历史之中，回到历史复杂的真实的相互联系，在世界史的范围内，在不同地区和文明的比较和联系之中，探究明清以来乃至整个中国史的动力系统和动态过程——在这样的重大历史问题上，全球史也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我读到新近出版的《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62)，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第一本明确号召将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论著，这充分说明了全球史对于中国史研究已经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史学者已经自觉意识到全球史之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前所未有地参与到世界史中去，与整个世界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并以崛起的态势影响着整个世界史的发展。这个时代要求我们讲出一种全新的中国的故事——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也超越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视野，将中国历史紧密地联系于整个世界历史，讲出自古以来就参与到世界史之中并随其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的故事，这将极大地帮助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有想象力地策划它的未来，并理解和想象中国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史的当代演进。 注释： ①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②威廉.H.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12页。 ③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2页。 ④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旨趣》(1928年)，原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12页。 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首，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⑥傅斯年：《〈城子崖〉序》，原载1934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三卷，第235-236页。 ⑦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原载1943年1月《读书通讯》第五十八期，收入《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2页。 ⑧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页。 ⑨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⑩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11)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蓝琪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页。 (12)张承志：《文明的入门》，《常识的求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41-151页。 (13)杉山正明：《游牧民的世界史》，黄美蓉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2页。《从游牧民看世界史——跨越民族与国境的疆界》于1997年由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是书是其增补修订本。 (14)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 (15)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中国辽代社会史(907-1125年)》，苏国良译，郑钦仁、李明仁编译《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16)杉山正明：《辽、西夏、金、元：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乌兰、乌日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4页。 (17)罗友枝：《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张婷、李瑞丰译校，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页。 (18)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页。 (19)姚大力：《推荐序：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杉山正明《辽、西夏、金、元：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卷首。 (20)勒内·格鲁塞：《导言：草原及其历史》，《草原帝国》，第18-19页。 (21)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宅兹中国》，第2-33页。 (22)韩昇：《堀敏一〈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中华的世界と诸民族〉》，《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3)威廉·H.麦克尼尔：《变动中的世界历史形态》，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11页。 (24)杰里·H.本特利：《新世界史》，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50-51页。 (25)Janet L.Abu-Luq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New Yor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4. (26)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5000年世界体系：跨学科研究法初探》，《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3-6页。 (27)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巴里·K.吉尔斯：《世界体系周期、危机和霸权转移，公元前1700至公元1700年》，《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第167-236页。 (28)马歇尔·G.S.霍奇森：《历史上各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夏继果、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第23-43页。 (29)杰里·H.本特利：《跨文化互动与世界历史分期》，载《全球史读本》，第124-144页。 (30)参见艾兹赫德《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姜智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1)史悦：《〈世界历史中的中国〉评介》，《全球史评论》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32)刘迎胜：《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7页。 (33)余英时：《汉代中国的贸易和扩张》，邬文玲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4)王赓武先生相关著作可参考《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姚楠译，香港中华书局1998年版；《东南亚与华人：王庚武教授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王庚武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5)George F.Hourani,Arab Seafaring in the Indian Ocean in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Times,1951;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Expanded edition,1995. (36)K.N.Chaudhuri,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Asia before Europe:Economy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17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37)Colin Mackerras,The Uighur Empire: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72. (38)Janet L.Abu-Lughod,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A.D.1250-13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9)S.A.M.Adshead,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 (40)Phillip D.Curtin,Cross-Cultural Trade in Worl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41)C.G.F.Simkin,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 (42)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5页。 (43)罗伯特·芬雷：《青花瓷的故事》卷底，郑明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1年版。 (44)卜正民：《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贸易的兴起·引言》卷首，刘彬译，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 (45)韩昇：《译者的话》，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0页。 (46)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契机〉》，《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7)羽田正：《东亚海域史的实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0页。 (48)葛兆光：《从“西域”到“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第12-22页。 (49)松浦章：《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郑洁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50)葛兆光：《揽镜自照——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及其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从周边看中国》，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72-483页。 (51)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25页。 (5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自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3)陈燕谷：《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54)王国斌：《序言》，弗兰克《白银资本》。 (55)李伯重：《“相看两不厌”——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研究方法评介》，载氏著《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207页。王国斌此书中译本：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6)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页、“引言：欧洲经济发展之比较、联系和叙述”。 (57)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31页。 (58)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性认识危机》，《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59)李伯重：《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第22-41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0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0)王玉茹：《银线·序》，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1)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页。 (62)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收入了五篇文章，包括：刘东《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全球化”的复杂侧面及理论总结》、刘迎胜《全球化视角下的古代中国——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及周边世界的交流和互动》、李伯重《早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陈来《全球化时代的“理”与“势”》。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边疆论文; 中原集团论文; 中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