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现实主义论文,理论论文,修昔底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解释国际关系的传统理论之一。它强调主权国家的自助行为、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权势的重要性以及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如今，在我们运用这些现实主义论断去分析国际政治问题时，追根溯源，不应该忘记一个名字——修昔底德。修昔底德堪称现实主义之父，他在其历史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中所描述的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迄今已有2500年历史，但该书所表现的国际政治冲突逻辑却延续至今。修昔底德对国际权势竞争及国际关系一般原理的自觉探求，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大国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战史》中揭示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一般原理
首先，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权力是手段也是目的。《战史》第五卷第七章记载了弥罗斯人与入侵的雅典人之间的辩论，即弥罗斯人的辩论[1]，它是揭示国际权势斗争本质的经典篇章。弥罗斯岛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它始终保持中立，不愿隶属雅典帝国。后来雅典大兵压境，逼弥罗斯人就范。进攻之前，他们派遣代表和弥罗斯交涉。雅典人首先亮出的讨论前提是：“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在被问到为何不赞成弥罗斯人保守中立时，雅典人的回答是：“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和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即他们是想在实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利益。整个辩论中，雅典人因为拥有强大的权势，根本不将资源有限的弥罗斯人放在眼里。他们极其冷静地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实力和强权。权势是雅典征服和扩张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只要拥有权势就要行使统治，这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一旦凭借其强权占领弥罗斯，雅典帝国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大，它可以搜刮更多的财富，并威慑对其不满的其他大小城邦。这样，获取更大的权势又成了雅典帝国不断扩张和征服的目的。
其次，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是自助自在的个体，生存是各国追求的最低目标。贯穿整个《战史》的各城邦间为生存而出现的安全两难、摩擦冲突、结盟背盟、造就与维持均势的行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最初来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直接导火线就事关安全两难和维持均势。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因对埃皮达姆努斯的控制问题发生争执向后者宣战。双方都派使节到雅典求助，使雅典人处于进退两难之中。他们不愿打破保持了10年的和平，但又担心靠近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科林斯一旦征服科西拉并控制其强大的海军，希腊城邦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将不利于雅典。雅典决定稍加介入，并指令派出的船只在没有受到进攻的情况下不得轻举妄动。但科林斯发动了进攻，将雅典拖入战争。雅典的介入激怒了科林斯，而同科林斯有着历史渊源的雅典友邦帕提地亚发生了叛乱，雅典又出兵镇压。科林斯人提醒斯巴达人，雅典实力的增强不可小视，并鼓动其与雅典交战；另一个重要城邦墨加拉赞同科林斯的看法，因为雅典人此前背弃合约，断绝了同墨加拉的商业联系。斯巴达人因为担心不受任何制约的雅典力量将控制整个希腊，最终向雅典宣战。2500年前的《战史》向我们形象地揭示了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两难：一个国家追求安全的独立行为可能导致所有国家的更不安全。
第三，国家利益是主导国家政治行为的永恒标准，任何政治均受以权力界定的利益这一概念的支配。说到国家利益，我们可以从弥罗斯人的辩论和《战史》第三卷第三章中有关密提林人的辩论中体会到它在国家政治行为中无尚的支配地位[1]。在弥罗斯人的辩论中，雅典坚称进攻弥罗斯符合雅典的国家利益。因为征服弥罗斯既可扩充幅员，又可避免这些弱小岛民因仇恨使雅典陷入倾危。如果这只是强权政治的诡辩，那么雅典人接下来有关斯巴达人能否增援弥罗斯的一番表述却反映了有关国家利益的精确计算。弥罗斯人认为：他们地理上靠近伯罗奔尼撒，作为斯巴达人的同族，自己代表公理反对不义，自然会得到崇尚荣誉的斯巴达人的援助。但雅典人认为：斯巴达资源有限，进攻雅典没有绝对的胜算，除非联合同盟国的一个大军；同时，面对雅典拥有的强大制海权，斯巴达不会贸然为区区一些岛民横渡海洋，卷入深不可测的战争。总之，斯巴达人只能认为合乎他们利益的才是正义的。而结果也确实如此，斯巴达人没有挺身相助，只是坐视弥罗斯人遭受屠戮，沦为奴隶。面对国家利益，荣誉和道义在这里显得异常苍白无力。与此相反，面对曾经背盟于雅典、此时又臣服于它的密提林人，雅典居然对其予以赦免。因为这样做既可使雅典很快从密提林获得赔款和贡赋，还可在未来扩张和平叛的过程中减少损失。否则，以后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做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围攻时也将抵抗到底。两次辩论的结果截然不同，弥罗斯人惨遭杀戮，密提林人得以保全，但雅典人行动的标准却惊人地前后一致，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了使雅典的国家利益最大化，资源有限的弱小岛民不能逃脱，否则就无法展示帝国的霸气以杀一儆百；资源相对丰富，而又主动招降的密提林人则必须得到保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道义，而只有利益。
第四，国家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从属于国家维护安全和谋求权势的政治需要。从弥罗斯辩论一开始，弥罗斯人就试图诉诸公平和正义这些最基本的人类情感，他们警告雅典有朝一日也可能面临倾危并遭到报复；他们希望守中立做朋友；他们表达了自己不愿被奴役，不肯做懦夫的强烈意愿，并最终决定为已经保有了700年的自由传统而战。然而这些朴素并合情合理的情感却遭到雅典的蔑视。代表强权政治的雅典人认为：战争从来不能用公平与否来衡量。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根本的是自保。在选择战争或是安全的时候，虚妄的个人道德感和荣誉心会使国家采取不够理智的行为，从而令国家陷入危险甚至倾覆的境地。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符合道义标准的国际规范确实经常被富有权势的行为体所打破，而面对这种情形，“国家一旦做出错误选择的直接后果可能意味着上百万国民的死亡和政权的覆灭”[2]。可见修昔底德通过弥罗斯人的辩论同时向我们揭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
二、修昔底德对当代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的影响
作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的第一个代表人物，修昔底德在《战史》中所展示出的“丰富的国际政治机理”[3]不同程度地通过霍布斯的《利维坦》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著述不断地被传承下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面对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美苏因冷战而对峙的这一系列艰难时事，以汉斯·摩根索和E·H·卡尔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学者从修昔底德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们将人性本恶作为最基本的理论前提，进一步系统地归纳出现实主义的各个基本信条。他们强调既要通过均势来限制国际权势斗争，又要通过外交来协调彼此冲突的国家利益，以便在保证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同时谋求国际体系的稳定。在古典现实主义著作中，修昔底德那种倚重历史经验，强调审慎外交和非道德色彩的现实主义传统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4]。
在方法论方面，修昔底德以近似唯理主义的求真精神对待历史，其科学态度极大地影响着后世的现实主义者，并使他们认定科学地分析能够揭示隐藏在奇特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在《战史》的叙述中，修昔底德从第一卷开始就以大量篇幅论述雅典和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阐明导致战争的远因和近因，对神灵的干预没做任何描述。在第六卷和第七卷中，修昔底德指出雅典远征西西里而全军覆没的主客观原因，其中没有偶然或超自然的因素起作用。像修昔底德一样，当代现实主义学者都较为重视理性并崇尚科学。他们认为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人类行为是理性化的，因此人们可以通过仔细观察发现规律，从而有意识地去实现国家的预定目标。同时，他们都特别渴望将国际关系研究构建在一个更为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之上。为此，卡尔将其所著的《二十年危机》的开篇定名为“国际关系的科学”；汉斯·摩根索著成了《科学人与权力政治》；约翰·赫兹为使政治理论走出前科学时代而写下了《政治现实主义和政治理想主义》。这种追求理性与科学的传统还最终促成了结构现实主义的诞生。20世纪70年代，以肯尼斯·沃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除去了古典现实主义具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人性前提，将国际政治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结构上面。其较为扎实的逻辑基础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体系特征使国际政治研究更为趋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科学”研究。
三、修昔底德对大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
有人认为修昔底德的现实主义似乎在露骨地追求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其实，修昔底德并不赞成强权即公理的论断，相反他对雅典帝国的败亡抱有深深的悲观主义情结。修昔底德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通过《战史》来揭示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这一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客观存在。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政治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就曾指出：“我们应当好好想想，……今天的国际政治同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区别”[5]。的确，在国际政治中，由于各国追求的自身国家利益都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极大化，而国家权力又相互抵触，因此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历史上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修昔底德不过是提醒后人正视现实，并渴望国家能够“本着高度审慎的态度不断改善自身的(对外)政策，从而使整个世界能够处于一个更为和平的状态”[6]。后世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正是在承认修昔底德所揭示的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之后，才认为国际冲突与战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至多只能加以控制和缓解。因此各国应审慎地界定本国正当或适度的国家利益，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同时也承认和尊重别国的正当利益和安全考虑。正如修昔底德所说：“在所有展示力量的方式当中，克制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
尽管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从来都有扩张势力范围的倾向，但修昔底德以雅典帝国的败亡警示人们：扩张必须有所节制，否则过度扩张只能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害。在大国的外交政策上，现实主义一般都以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作为衡量国家行为明智与否的标准，主张谨慎和节制。因而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相对具有“较高的连贯性和可预见性”[7]。以美国为例，反对海外过度扩张、无端卷入别国内政的往往是现实主义者。作为新现实主义创始人的沃尔兹在评论朝鲜战争时指出：中国参战是维护本国正当利益的理性行为，而美国则犯了扩张过度的错误。包括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以及肯尼思·沃尔兹在内的一批当代现实主义大师在越战期间都认为，越南的得失不关乎美国的重大国家利益，不值得为之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因此积极反战。冷战后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且在美国颇具轰动效应，但其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也并不主张国家一味推行扩张政策。他认为如果扩张得不偿失，那么理性的国家就不会这样做。在伊拉克战争这一问题上，米尔斯海默就对美国武力“倒萨”的做法大加反对，而主张应该对伊拉克实施“警惕的遏制”，同时主张“反恐”应推行“赢得人心的战略”，并反对先发制人[8]。总之，上述例证都反映了继承修昔底德衣钵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现实主义逻辑的亮点。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今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小布什政府中占据主流位置的新保守主义所秉持的并非是现实主义的主流思想。其一方面强调武力威慑，一方面强调道德权威的外交理念已经从根本上背离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即任何向世界推广民主价值观的十字军东征都是徒劳和危险的。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和以反恐为由对阿富汗及伊拉克实行的军事打击则颇有《战史》中雅典帝国四处征讨的遗风。作为历来重视修昔底德研究的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显然没有吸取雅典帝国败亡的深刻教训。而其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穷兵黩武不仅引来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声讨之声，也令美国国内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纷纷发出警告[9]。
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所著的《战史》中，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探究、思考和总结深层历史经验，对国际权势竞争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深刻理解，并在探寻国际关系一般原理方面进行了自觉的尝试。修昔底德对人和国家行为的判断或许过于悲观，但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并开创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的历史主义传统[10]。修昔底德为后世现实主义学者理解国际关系的本质，提出解决国际冲突的可行办法，为大国实行审慎的外交政策，都提供了永恒的历史性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