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本质的历史反思——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新概括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本质论文,意义论文,历史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62(2001)02-0001-06
一
1857年马克思在阐述“政治经济学方法”时，曾认为，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条既有所区别又有所联系的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P18)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认识发展的第一条道路，指的是从具体方法（表象中的具体）到抽象（抽象的规定）的过程；第二条道路则指从抽象（抽象的规定）到具体（思维中的具体）的发展过程。对于马克思所说的这一“科学上正确的方法”[1](P18)，恩格斯有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其意义是“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P43)；还认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逻辑方法和历史方法是相互联系的，逻辑的方式实际上也就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P43)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再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证实的正是这一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人类认识的辩证过程。从这一意义上说，邓小平的新概括，既是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从世界到中国发展的历史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思维从抽象到具体发展的逻辑结果。
15世纪初，英国人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揭露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中出现的“羊吃人”现象，虚构出一个有着美好社会主义制度的岛屿，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此后，伴随着资本主义300多年的发展，空想社会主义以圣西门、付立叶、欧文为代表发展到了顶峰。圣西门他们或是出身名门望族，或是善于管理、经商有成，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使他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感性的具体”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特别是能从经济、政治、思想、道德等诸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他们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理想方案。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人仅仅通过批判资产阶级，也就是批判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而不涉及它对无产阶级的态度，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2](P358)但是，也应看到，圣西门等空想家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从根本上讲，都是基于正义、思想、良心和个人的感情，而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更没有找到工人阶级这一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因而他们的学说始终停留在“抽象的规定”的水平，无法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抽象的规定”到“思维的具体”是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从根本上讲，这一革命性变革有赖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P38)。19世纪30至40年代，英国已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的机器大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趋势尖锐，经济危机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们随着机器大工业出现而形成的无产阶级，逐渐发展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不断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一新的客观现实迫使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他们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3](P739)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此，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是某个天才头脑中的偶然发现，而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必然结果；人们不必再去凭空设想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而是要在对旧世界的批判中才能找到解决矛盾冲突的根本方法和手段。
正像达尔文因进化论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因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因剩余价值学说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空想社会主义者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由于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制服不了这个生产方式，以致于它越是激烈地反对同这种生产方式密不可分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越是搞不清楚这种剥削是怎么回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开的正是资本主义这个最核心、最本质的秘密。它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工人进行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种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种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的日益增中的资本量得以积累起来的价值量。这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揭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及其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并由此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根本目的在于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提供“批判的武器”，以利于他们对现实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武器的批判”，以求最终建立人类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理想。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势必要在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这一感性具体深刻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人类关于未来社会一般原则和基本特征的第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预测，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本质性的概括。在《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科学社会主义的代表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均阐述过他们的这一新概括，如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占有、社会生产有计划地进行、个人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分配等等。也正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代表作中，马克思又指出，由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因而必然会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预言，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消失之后，在生产力的增长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之后，人们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可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不仅总结了近300年来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而且总结了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事实，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现实产物。它不仅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合理内核，而且充分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不仅表现了人类认识不断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而且表现了理论思维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发展。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包括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基本特征的预测，才能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指南。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阐述的社会主义，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是一种“思维的具体”，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本质性认识；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一类的概念，但他们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抽象的规定”到“思维的具体”，并没有终结人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意味着人类对社会历史本质的认识已是一种“终极真理”。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上，抽象与具体的区分，往往只有相对的意义。任何思维中的具体，作为认识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都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进一步的发展。相对前一阶段的认识，它是具体的；相对新的认识阶段，作为新的起点和前提，它又是抽象的。从整个人类认识的总画面看，抽象和具体循环往复，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螺旋式上升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无限发展的辩证过程中，人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由现象到本质，由一级本质到二级本质、再到更深的本质，永远也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什么时候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能跃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
二
综观150多年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自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可视为第一阶段。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探索和组织准备阶段，其基本标志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体系的形成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体系的形成，是陆续诞生的一批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从1917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视为第二阶段。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阶段，其基本标志是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基本标志是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进行改革，纷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阶段。
如果以人们在实践中不断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线索，那么，迄今为止的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阶段的历史，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在第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建设的重点是剖析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矛盾和弊端，揭示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时，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阐释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普遍特征进行科学分析后得出的逻辑结论。作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本质性的概括，它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是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必然产生的替代物。“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个前提就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4](P86.87)可以说只有在这个物质前提之下得出的认识才能真正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才是科学的抽象。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时，理所当然地将注意力集中于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如所有制、交换和分配方式等。同时，还应看到，作为辩证认识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恩格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所作出的第一个本质性认识，势必具有某种过渡性质，相对圣西门等虚构的空想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思维的具体”，因为它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科学分析后得出的结论；相对于第二阶段列宁、毛泽东等后来的实践者，则只能视为一种“抽象的规定”，因为它还没有社会主义实践的直接检验。马克思、恩格斯深深懂得这一过渡环节本身固有的辩证法，所以，他们一方面信心百倍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懈奋斗；一方面又始终不肯设计未来社会主义的现成方案，不想给后人许诺伟大的未来。从表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态度是个矛盾，其实，正是这种矛盾性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在列宁、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运动的重点是实践探索。列宁是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具体实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第一人。他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时代，提出了无产阶级有可能突破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在一国获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学说，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率先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问题以十分严峻的方式摆在了列宁面前。由于没有可资借鉴的实践经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最初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阐释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的。换句话说，《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就是当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蓝图，如试图消灭私人贸易，消灭商品和货币，在全社会逐步实行有计划的产品交换和直接分配等。当时，由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干涉和入侵，苏联还一度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卫国战争结束后，1921年春，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民暴动、工人怠工和罢工的现象，表现出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强烈不满。严酷的现实使列宁认识到，苏联仍处于半亚细亚式的落后的经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不做一定的后退，新政权就有丧失的危险。为此，列宁提出了以鼓励商品交换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也正是基于实践的推动，列宁认为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5](P687)。他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5](P692)
但是，由于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仅仅生活和工作了7年时间，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列宁的许多极有价值的思想没有来得及理论化、系统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里，领导苏联人民实现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苏联从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独立地提出并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勿庸讳言，斯大林在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有许多重大的失误，如阶级斗争扩大化、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僵化体制等。斯大林的失误，为苏联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的一系列重大挫折乃至失败埋下了隐患。
如果说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是他以“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共同胜利论”，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实践探索阶段。那么，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他以“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突破了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列宁实行的“城市中心论”，在一个比当年的俄国还要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实践，从这一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列宁一样，都是极富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实践家。然而，同历史上许多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也有令人痛惜的重大失误，特别是晚年的失误给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挫折。毛泽东的悲剧在于，当他犯错误的时候，他仍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与他相左的意见则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他的错误意见每受到一点反对和抵制，都会被看成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上台、复辟的危险在加剧，这是给党和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不可避免地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重新研究和回答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合乎逻辑地成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第三阶段的根本问题，成了把当代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实践和逻辑的新起点。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第一个本质性认识，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是一个离开出发点又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特征的抽象，是对社会主义的第一个本质性认识，没有这一认识，就没有后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后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论断就无从谈起。列宁、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但客观的实践又迫使他们必须超出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设想，只有这种离开出发点的运动才使社会主义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的实践是对“抽象的规定”的否定。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否定走到了顶点，它告诉人们，只有解决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证明其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有新的伟大振兴；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出新概括，这是一个重新回到出发点的新概括，是一个对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逻辑设想的更高意义上的回归。它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在经过了多年的曲折迂回之后，再次成了“思维的具体”。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完成的就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三
1986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理克雷库时，回顾了建国以来的历史。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6](P369)这样，邓小平就用非常简练、朴素的语言，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真正搞清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思路。这一基本思路包括以下四个主要环节：
首先，正视现实，勇于面对失败和挫折，旗帜鲜明地宣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可能注意到，在拨乱反正、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的初期，邓小平曾用一系列否定的方式精辟地阐释过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这种以否定的方式，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的一系列分析和判断，排除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种种偏颇的乃至扭曲的认识，对澄清和逐步提炼社会主义的本质起了巨大的作用。
邓小平尖锐指出：“‘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级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7](P254)所以，坚持社会主义，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可见，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论断，不仅源自他对仍处于普遍贫穷中的劳动群众的感情和热爱，更源自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性认识的深刻理解。
其次，拨乱反正，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坚定不移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肯定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几内亚总统杜尔的谈话中就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8](P314)1984年6月，他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7](P63)不到一年，他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到年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P116)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再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或“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反映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迅速地清晰和深化。邓小平的这一新认识，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的深刻理解，也是他对当代中国实际的洞察和对当今世界潮流的把握。
再次，求真务实，闯出在当代中国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路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教训，并取得了一系列极为突出的成果。但是，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特别是由于没从根本上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致使毛泽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推到了次要的位置，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的内乱。对此邓小平有过十分中肯的分析。他认为，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订新政策，探索新路子，“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要实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目标，“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7](P116～117)3个月之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进一步指出：“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的是一条新路。所谓新路，就是两个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两个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说比较快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我们叫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这是一种试验。不搞改革，不坚持开放政策，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就不可能实现。”[6](P327～328)邓小平的上述设想，实际上就是两年多以后党的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雏形。
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邓小平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杰出典范，他既勇于、善于突破教条的抽象论证，单刀直入地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时还勇于、善于摆脱前人公认的传统模式，率先闯出一条在当代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子。在邓小平看来，不返回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没有搞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同样，不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社会主义的本质仍然无法实现。他认为，在当代中国，要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既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7](P135)只有当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抓住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路子时，才算基本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
最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是打破平均主义和防止两极分化的统一。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7](P171～172)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不仅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匮乏；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地使用有限的力量和进行平均分配，是不现实的，它只会导致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因此，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实行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他又认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因此，要始终坚持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的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反映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逐步深化，是当代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取得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新成果。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视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基本特征，当社会主义的实践提出新问题、面对新情况的时候，当大多数人在两难中选择，即要么固守前人的认识，要么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已经取得的科学成果的时候，邓小平独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胆识和勇气，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其中关键有三：一是返本求真，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根本任务；二是穷根究底，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最终目的；三是虚实结合，在首要任务、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最终目的之间架起一座可操作实施的政策桥梁。应该说，只有以上三方面的有机统一，才算基本说清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才算基本弄懂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邓小平则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把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前者揭示的是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后者开辟的则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并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前者在阐释社会主义的时候，侧重理论论证，主要把社会主义视为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相对静止的对立物；后者在阐释社会主义的时候，侧重实践操作，主要把社会主义视为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的鲜活的生命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从根本上讲，是指我们在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有一种全新的思想方法和理论范式。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集中反映了这一新变化，请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黑体为作者所加）这种从内容到形式全新的表述方式，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
收稿日期：200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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