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低效与经济增长：对中国资本存量和无效投资的估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量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8)05-0032-05
一、引言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的快速增长，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52-2005年期间年均增长8％，特别是在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GDP增长率从改革前(1952-1978年)年均增长6.8％提高到改革以后(1979-2005年)的9.7％。而如果认真研究，不难发现，我国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主要靠的是投资。根据索洛(Solow,1962)提出的标准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可分解为资本、劳动投入的增加和技术进步的提高[1]。从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投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在一百多年里基本保持不变，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因此，虽然高投资可以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与高投资相伴随的往往是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高消耗以及环境的高污染。2004年中国GDP按汇率计算占到世界的4％，但相对于全球资源消耗总量，中国的原油占8％、电力占10％、铝占19％、铜占20％、钢铁占30％、煤炭占31％。环境污染问题也相当严重，根据世界银行(Johnson等，1997)的估计，环境污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就相当于GDP的3.5％—8％。依赖于高投资的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并不能保持经济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而且降低了社会福利。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是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也是决定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要加快经济增长，要么提高技术进步率，要么增加投资。对于政府来说，提高技术进步率需要长期的努力，短期内政府难以掌控；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在相当程度上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和支配。因此，在“GDP锦标竞赛”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普遍存在强烈的“投资饥渴”，开发区热、机场热、港口热一浪高过一浪，但由于很多建设投资项目并没有经过科学规划和缜密论证，政绩形象工程比比皆是，“长官意志”造成了大量投资浪费。这种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是以减少社会福利和扭曲社会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偏离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二、文献简要回顾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本统计还十分薄弱，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借鉴发达国家通行的统计方法，对我国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但由于我国统计数据缺口较大，无法直接以国际标准的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必须采用各种不同的假设和处理方法，因此我国的资本存量数据出现众多版本，而且各版本的数值差距很大。其中，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邹至庄(1993)、王小鲁和樊纲(2000)、黄永峰等(2002)、张军和施少华(2003)、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张军和章元(2003)等最具代表性。
在早期的研究中，张军扩(1991)、贺菊煌(1992)和邹至庄(1993)都是以不变价格的积累额作为净投资对中国的固定资本进行估算的，不同的是张军扩和贺菊煌直接依据官方公布的积累指数，而邹至庄则通过计算可比价国民收入使用额和消费数据，得出可比价积累数据，然后利用现价积累序列和可比价积累序列推算出隐含的积累价格指数序列。由于积累是计划经济时期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下核算投资的指标，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我国统计部门从MPS转向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从1994年开始不再公布积累指数序列，该方法也就无法继续采用。
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各学者对改革之前的资本存量数量，仍然普遍直接引用贺菊煌、邹至庄等人的估算结果。如张军和施少华(2003)在计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时，1952-1990年的资本数据直接引用贺菊煌(1992)的测算结果，1991-1998年的资本数据则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进行推算。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在确定初始年份的资本存量时，也是直接采用邹至庄(1993)对1978年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结果，而在构造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时，由于缺乏1990年之前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他们用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回归推算。这一方法被张军和章元(2003)所借鉴，他们以上海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直接替代全国的价格指数。
但在现有的研究中，除了王小鲁和樊纲(2000)，其他学者在估算中国资本存量时，普遍未考虑到我国经济中的投资浪费问题。如果直接将全社会所有的固定资产投资都视为有效投资，未进行一定的折扣，这样很可能导致对我国资本存量的高估。由此得出的中国资本—产出比不仅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甚至高于发达国家。而王小鲁和樊纲(2000)采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对投资浪费进行扣减，这一处理方法也存在一定的争议，因为即便不存在投资浪费，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也总是小于1。
三、投资失误和经济核算中存在的问题
有关资料显示，1958年至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总投资项目的48.57％，其中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投资项目失误率更高，“八五”期间我国中型以上项目的投资成功率仅为58％。审计署2003年度审计报告披露，在其当年审计和调查的城市基础设施、公路、水利等项目中，投资浪费现象亦相当严重。如在国家电力公司抽查的6818个项目中，有损失或潜损失的项目631个，金额78.4亿元。审计署2004年对526个利用国债资金建设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进行审计，发现在建成的320个项目中，有119个项目运行效果较差，占建成项目的37.2％，如甘肃省某市城市供水项目投产一年来，供水能力尚达不到设计能力的10％①。
在索洛模型(Solow,1962)中，经济增长率可以分解为技术、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三个部分：
ΔY/Y=ΔT/T＋αΔL/L＋(1-α)ΔK/K (1)
其中ΔY/Y、ΔT/T、ΔL/L、ΔK/K分别指的是产出、技术、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为劳动在产出中的份额。其中净投资又可分解为ΔK=I-δK，I为当期总投资，δ为折旧率，δK即为当期资本损耗[1]。此处有一隐含假设，即I全部是有效投资，不存在着无效投资或投资浪费。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最终不能形成生产能力，对产出Y没有任何贡献，但由于我国在GDP核算中，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并没有严格地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所有的投资都统统计入I，这就造成了对于有效的固定资本存量和GDP总额的虚增。
另外，对于固定资本损耗δK，按照联合国SNA的要求，计算固定资产消耗应该依据固定资产使用时的当期市场价格，即所谓的重置价格，而中国在提取固定资产折旧时，依据的是固定资产形成时的成本价格。由于存在着通货膨胀，一般情况下固定资产的重置价格要高于其历史成本价格，并且使用年限越长，这两种价格之间的差距也就越大。因此按照固定资产的成本价格计提折旧，就低估了固定资产的实际损耗，最终夸大了净投资ΔK和资本存量K。而且在公有产权下，资产代理人关心的是自己任期内固定资产所能创造的当期价值，而非长期总产值，因此资产代理人往往过度使用固定资产，造成固定资产实际损耗率的人为增加。按照我国1985年税收折旧年限的规定，设备的折旧年限为8-35年，房屋为15-60年。但根据工业协会的测算，在我国工业企业中，设备正常使用的年限一般比法定折旧年限短2-3年，有的甚至相差6-7年，这就造成现实中有些设备实际上已经报废，但折旧却还未能提完的现象。在中国现今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中，不仅大量被拆毁的旧房屋都尚未达到当初设计时的使用寿命，就是新建楼龄还只有20年左右的高楼大厦被拆迁引爆也频繁发生。大量建设项目缺乏科学规划和可行性研究，导致投资失败。若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固定资产的实际损耗率可能要远高于政府规定的3％—5％的折旧率。
四、经济增长的不同方式
在索洛(Solow,1962)的标准经济增长模型中，产出增长率可以写成：
其中
、
、
分别是产出、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α是劳动的产出弹性，e为索洛残值，也可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即技术进步率。数据表明，索洛残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经过转换，上面的方程可改写为：
此式表明，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资本—产出比的增长率和TFP增长率之和。通过提高资本—产出比或TFP的增长，都能实现经济的增长，但与之相应的，却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布兰查德和费希尔通过研究美国1874-1986年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发现，“现有对资本的量度表明，资本与产出大体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所以gk-gy接近于零”[1]，“产出—资本比率的相对不变性蕴涵了一个正的索洛残差，大体上等于劳动份额乘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2]。由此可见，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归根到底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技术进步而不是投资增加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表明，资本—产出比大致不随时间变化，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基本维持在2.5左右，而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大致是穷国的2—3倍。可见在经济的正常状态下，由于资本的报酬率基本不变，资本的增长与产出的增长大体保持一致。但如果经济中存在着一定的无效投资，并且在经济核算中没有详细区分有效投资和无效投资，将使得账面上的资本K虚增，而由于无效投资不能形成生产能力，产出的增长率将低于资本的增长率，这就使得资本—产出比率不断提高。如上式所示，当-不断提高时，即便全要素生产率(TFP)不能实现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只要保证(-)＞e，也能保证经济的增长。但这种依靠“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是一种“粗放”的增长模式，并且由于TFP增长的缓慢，资本边际产出将不断下降，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
五、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
要计算出一国的资本—产出比(K/Y)，首要的就是对资本存量K的合理估算。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经济学界现在已普遍采用在OECD国家中通行的永续盘存法，该方法是由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在1951年创制。克里斯腾森和乔根森(Christensen and Jorgenson)在1973年通过引入资本品的租赁市场的假设，将投资品价格和资本服务租赁价格引入永续盘存法，形成了资本存量和资本服务价格即数量与价格的对偶体系，从而大大扩展了永续盘存法的功能，使其占据了OECD各国资本存量核算的主流地位。永续盘存法的基本公式为：
要估算资本存量，首先涉及基年固定资产存量的估计。我们直接采用邹至庄(1993)的估算结果，确定1952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存量为1030亿元。邹至庄同时还估算了土地的价值为720亿元，由于在计算资本—产出比时，一般不考虑土地的价值，因此我们就不把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价值考虑在内。
对于当年固定资产投资，我们参考贺菊煌(1992)和邹至庄(1993)的方法，以积累额作为净投资，不同的是我们只采用固定资产积累，而剔除流动资产积累。由于国家统计局在1993年之后不再公布积累数据，因此在估算1993年之后的资本存量时无法继续采用此方法。但张军和章元(2003)发现中国生产性积累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基本保持一致，因此我们借鉴他们的处理方法，根据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拟合出1993年之后的固定资产积累。对于价格指数，我们借鉴李治国和唐国兴(2003)的处理方法，在1991年之前以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代替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991年之后则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由此可得1952-2005年的中国固定资产存量。(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从1952年到2005年，中国的固定资本存量获得快速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2005年中国的固定资产存量达到152936亿元，在53年间，中国的固定资本存量增长了11.44倍，而同期中国的GDP只增长9.31倍。同期的美国资本存量和GDP只分别增长了1.05和1.20倍，两者基本保持同步增长，而且产出的增长还略高于资本存量的增长，由此表明美国走的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而不是投资拉动，其资本的产出效率得到一定的提高。中国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实际上预示着中国资本产出效率的下降。如果按照美国2005年的资本—产出比，以中国的固定资本存量，2005年的GDP可达到321220亿元，而中国当年的实际GDP仅为183085亿元。由此可见中国大量的固定资本处于闲置状态，并没有在生产中发挥出应有的效能。
六、资本产出效率的国际比较
根据上节不考虑投资浪费时所估算的固定资本存量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并且将其与美国、日本进行比较(如图1)。图1显示，美国经济在二战后虽然经历了9次经济周期，有高涨也有衰退，但总的来看，美国固定资本的产出效率相当稳定，资本—产出比大体维持在2—2.5，并不随经济的波动而波动。
图1 中国、美国、日本的资本—产出比率
资料来源：美国数据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网址http://www.bea.gov/；日本1969年之前数据源于D.W.乔根森(《生产率》第2卷，中文版，2001，P283—285)，1969年之后数据源于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国民经济计算部，网址http://www.stat.go.jp/。
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巨大的波动，在20世纪50年代资本—产出比大体维持在1.5左右，这与资本匮乏、劳力富余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基本相符。比如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期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其资本—产出比是在1—1.5之间。日本的资本—产出比的大幅度提高是在20世纪70年代，此时日本开始由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由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向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使得资本—产出比大幅提高。中国资本—产出比的大幅度提高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资本—产出比从1958年的1.64猛增至1962年的3.46，在短短几年内资本—产出比提高了1倍多，这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资本—产出比的迅速提高，是无法以产业结构的变化来解释的，因此1958年重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53.5％，而1962年的比重为52.8％，产业结构并无明显变化。众所周知的是，1958年正是“大跃进”运动开始的时期，在“大炼钢铁”等运动中产生了大量的盲目投资，这些投资大多为无效投资，无法产生有效的生产能力，使得资本—产出比迅速提高。大量无效投资造成了我国当时作为资本匮乏的穷国，资本—产出比却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异常现象。
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又十分丰富的国家，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应该低于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达国家。因此对于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远高于美日等国的现象，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归结为是投资失败和投资浪费等原因造成的，低效率的投资使得为了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依赖更大规模的投资来维持，由此形成投资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出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投资增长而不是技术进步。
七、中国无效投资的估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日益显现。如图2所示，中美两国的经济波动频率相当一致，经济的高涨与衰退保持着一定的同步性。在世界资本自由流动的今天，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大体相等，并且在长期内保持不变，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向上或向下的趋势(罗默，中文版，2003)。作为一个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应该具有较高的资本报酬率，即资本—产出比较低。由于与美国的经济波动大体一致，因此可以参考美国的资本—产出比，将美国的资本—产出比视为经济发展的常态，那么中国每年的有效资本存量，即能够在实际生产中发挥效用的资本，可以大体估算为：有效资本存量K=中国每年总产出×美国的资本产出比。在通常情况下，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出比一般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按照美国的资本产出效率估算中国的有效资本存量，只可能高估，而不会存在低估的问题。超出有效资本存量K的固定资产，即可视为已经丧失固定资本的实际能力，也就是由于投资失误或各种浪费等原因，不能发挥应有生产效能固定资产投资，是一种无效的固定资产投资。
图2 中国、美国经济增长率
由表2可知，如果按照美国的资本产出效率，1978-2005年由于投资决策的失误等原因，中国平均无效资产率达到40.23％，即只有59.77％的固定资产真正发挥出生产效能，大约有四成左右的资本在投资之后未能实现原先设计的生产能力而处于无效状态，或者这些资本存量根本就无法发挥作用，而成为一堆废物。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统计，1958-2001年我国投资项目失误率接近总投资项目的48.57％。实际上美国的固定资产使用率也并不是满负荷运行，因此存在一定程度的闲置。如果考虑到美国闲置固定资本中所存在无效部分，那么，我国存量资本的无效率将高于上表的数据。可见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投资的浪费依然相当严重。如果把无效资本视为投资的失误，那么就可根据无效资产率得出每年投资失误的金额。(见表3)
由表3可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投资浪费，无效投资居高不下，2005年无效投资高达33244亿元，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18％，约等于当年全国居民消费总额的47％。在无法减少大量无效投资的情况下，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维持社会正常的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正常增长，政府只好进一步加大投资的力度，以弥补无效投资形成的浪费，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无效投资陷阱之中。改革之前，我国固定资产年均投资率为22.19％(1952-1978年)，与世界各国的投资率大体相当，但在改革后猛增至31.74％(1979-2005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年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如图3所示)。虽然在经济和投资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绝对生活水平也获得明显提高，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即与投资不断提高相伴随的是我国消费率的不断降低。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改革前(1952-1978年)年均70.57％降低至改革开放以后年均(1979-2005年)的61.72％，2005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已降低至历史最低的51.84％(如图4所示)，其中居民消费71217.5亿元，比当年全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少了6087.3亿元。消费的下降，使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而不是消费特别是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消费的提高。人类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要不断增进社会的财富和福利，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一最终的目的。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相对水平的下降，表明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偏差。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法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的投资和生产，属于无效经济活动行为，并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
图4 中国、世界最终消费率
注：固定资产投资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DP，最终消费率＝(居民消费＋政府消费)/GDP
八、结论
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未能实现政府主导型投资向市场主导型投资的转变，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长的短期目标，各种政绩形象工程缺乏有效的约束，不计成本收益的投资冲动，掩盖了在政府主导下所出现大量的无效投资和投资浪费。大量无效投资虽然在统计上促进了GDP增长率和账面上资本存量的增加，但由于投资项目的失败和低效，生产能力未能相应提高，使得资本短缺的中国，其资本—产出比却异常地高于资本富余的发达国家，表明中国的投资效率极为低下。虽然GDP保持高速增长，但国民总产出中有相当的部分是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的，真正能够用来提高社会福利、改善居民生活水平、增加社会财富的部分则所剩不多，由此造成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下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影响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
但是，要减少乃至根除经济建设中的无效投资，实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的目标，最根本的是转变发展观念，以人为本，强调民生，回归发展经济的本来面目，即社会财富的增长与居民福利的增加，摈弃GDP崇拜，以居民福利和财富存量的增长作为政府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在具体措施上，需要加紧投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现行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坚持民生原则，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力量对投资的调节作用。
注释：
①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组监察局课题组：《加强和改进对政府投资管理行为的监督》(2004)，参见彭森主编：《科学健全有效的投资监督体系探索》P5(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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