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社会与共产党的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论文,社会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信息社会的来临将是持续地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必然结果
在世界信息革命的推动下，中国学术界从1986年开始，广泛地讨论了信息化问题。1996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把信息化作为我国的战略任务，明确提出了“加快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的要求。至1997年，中共十五大重申一定要“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
顺应全球信息化发展的潮流，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把“国民经济信息化”扩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认为“继续完成工业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而“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因此，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在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把“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作为十六项建议中的第四项重要建议提了出来。该建议指出：“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因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在建议中还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程度，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要“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包括“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特别是网络服务业”，并“推动信息产业与有关文化产业结合”，以及“在全社会普及信息化知识和技能”。
朱镕基同志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说明》中讲到“关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问题”时说：“我们讲抓住机遇，很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信息化这个机遇，发展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时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使信息化与工业化融为一体，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为响应我党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正从各方面致力于“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其结果将会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带来什么样的重大影响呢？这种影响在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政治、军事、组织和管理、社会和家庭等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以及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行为、思维方式上正在不断显现，并将越来越深刻。所有影响汇集到一点，就归结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即从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进化到信息经济和信息社会。这是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从信息化这一概念出现与传播的历史来考察，也可证明，信息化的结果将导致信息社会的来临。原来，信息社会概念的提出，比信息化一词的产生还要早8年的时间，而且信息化概念的初始含义，就是为了反映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前进的发展过程。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59年夏季在奥地利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和1962年春天在波士顿召开的一次研讨会的论文中先后使用了“后工业社会”（即后来所称的信息社会）一词。20世纪60年代初，“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传入日本。1964年1月，日本学者上岛教授在《信息社会的社会学》一文中提出了日本正在进入“信息产业社会”的看法。接着从1964年至1966年，日本的《朝日放送》杂志对信息社会及其特征问题展开了讨论。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1967年初日本的一个科学、技术与经济研究小组参照工业化一词提出了信息化的概念。该小组认为，信息社会是信息产业高度发达且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优势的社会，而信息化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前进的动态过程，它反映了从有形的可触摸的物质产品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到无形的难以触摸的信息产品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的演化或转型。在信息化概念的国际传播中，法国的西蒙·诺拉和阿兰·孟克在1978年1月出版的畅销书《社会的信息化》起了重要作用。《社会的信息化》是受当时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委托，以研究报告的形式撰写的。诺拉在书中探讨了计算机与远程通讯紧密结合而产生的远程数据处理(Telematics)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指出信息化是人类社会必然的发展趋势，建议法国政府用国家政策来促进信息化，并应有必要手段能预见网络的未来和控制网络。
信息化概念传入中国是在1986年。当年12月，“首届中国信息化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信息化——历史的使命》一书。该书认为信息化是“描述国民经济中信息部门不断壮大的过程”，“国民经济和社会结构框架重心从物理性空间向信息和知识性空间转移的过程”。
信息化同工业化、现代化一样，是具有特定内容的发展过程，尽管反映其水平、程度的指标可以作为目标去争取加以实现，但信息化本身决不是目的。使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或准工业社会最终发展成为信息社会，这才是信息化的目的。
二、信息社会及其实现的相关讨论
关于信息社会的讨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就在美、日、法等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中开始了。最早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丹尼尔·贝尔在1962年至1973年期间，曾对信息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作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信息社会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1)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2)就业结构上，专业人员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3)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成了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4)在技术上，生产技术和生活技术朝着有计划、有节制的方向发展；(5)在决策制定上，日益依靠智能技术。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1956年和1957年，理由是1956年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从事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的数量超过了蓝领工人，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信息技术步入全球的卫星通信时代。他预见信息社会将有以下一些主要特征：(1)知识和信息是主要的资源和财富；(2)从农民到工人再到职员是职业发展史的必然趋势；(3)信息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4)技术的发展从强迫性技术向高技术与高情感相平衡的方向发展；(5)信息流动时间的加快，全球信息化已经到来；(6)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由农业社会的向过去看、工业社会的注重现在发展到信息社会的向未来学习等。前苏联学者莫伊谢耶夫认为，信息社会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同自然界、社会与人的高度契合的社会。
人类社会已发展到信息社会的观点一经出现，国际理论界曾引发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信息社会理论的实质问题的探讨。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以美国的贝尔、奈斯比特、托夫勒和日本的梅忠棹夫、河村望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信息社会已经或正在到来；另一派以前苏联的尼库里切夫等人为代表，他们不认为信息社会是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理由是：(1)说“信息社会的两大特点是：社会由生产商品转向劳务，理论知识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这种观点否认了创造剩余价值的源泉是物化于机器中的学者、设计师、工人等的劳动；(2)说“民主发展的前提是自由信息流。电子计算机和电视的发展将使人民有可能进行瞬间的全民投票，从而避免一切社会冲突”这种观点抹煞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阶级矛盾；(3)说“信息社会”只揭示了社会发展的技术方面的问题而否定了社会实质的问题。
日本学者笔坂秀世也否认“高度信息化社会”的提法，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矛盾随着信息化的冲击不是淡化而是更加剧烈。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只有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发展。他的理由还有：(1)说“信息社会不仅是物质生活丰富而且是精神生活丰富的社会”与事实相违背。因为随着信息化的冲击，日本存在的有住房难、低工资、时间过长的紧张劳动，以及精神颓废、文化衰退、国民生活质量下降等现象正好说明高度信息化不能解救资本主义固有的痼疾；(2)说“信息社会是中小企业占优势、人口分散、通信发达、环境优美、尊重人性的和谐社会”否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因为高度的信息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会造成更大的社会灾难。
从20世纪90年代前上述两派关于信息社会的争论中可以看出，信息化是双方都承认的事实，分歧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信息化的社会后果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网络经济、电子商务的兴起，以及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电子政府、信息化小区等新事物的涌现，信息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已成为既成事实。尤其是1995年2月发达国家7国集团在布鲁塞尔召开部长级会议，讨论了发达国家进入信息社会的问题；1996年5月在南非召开“信息社会与发展大会”的部长级会议，进一步讨论发展中国家面向信息社会的问题；2000年7月在日本冲绳举行的8国集团首脑会议，通过了《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进一步表明信息社会问题已不再单纯地是世界学者们讨论的学术问题了，而成为国际社会政府首脑和部长们议事日程上讨论的工作问题了。至于信息社会的社会后果问题，在全球讨论中也已聚集到各国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和正在扩大的“数字鸿沟”上来了。
三、从生产力或生产关系考察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划分及其相互对应的关系
信息化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反信息化或否定信息社会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同已经出现或正在到来的信息社会相对应的是什么社会？是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体现其他别的生产关系的新社会。换一个提法，这个问题就成为：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同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相对应的是什么社会？由于工业社会即将成为历史，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对应者。马克思试图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倡导共产主义社会已为历史发展实践所否定。那么，代表更新、更先进的生产力的信息社会或生物社会（以生物经济为主导和作基础的社会），是否能与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相对应呢？
我们这样思考问题，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乌托邦、生物社会有可能在信息社会之后出现为前提的。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社会发展实践，需由人类社会的历史来作定论。但这不等于说我们作为学者，从社会发展的逻辑或轨迹，从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和正在萌芽中的种种新事物、新关系、新因素，去推论、预测、判断、提示未来社会及其发展动向，是无能为力的。恰恰相反，已有很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未来学家，对这个问题发表过这样那样的预言、观点和意见。其中，有些已被社会发展所肯定，有些并未成立，有些等待检验。
美国有些学者如威廉·哈拉尔已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去分析信息社会的本质与社会特征。他认为与工业革命将生产要素从人力劳动转变为资本设备不同，信息革命引发了从资本向知识的转变，知识将成为未来社会的经济的基础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因。在他看来，与信息社会相对应的已不是“旧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合”的“新资本主义社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资本主义所有制也不会例外，它将随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而变更以至被更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构成其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促进了工业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而迎来了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什么样质的变化，会不会要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加以改变，这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工业社会用现代的机器和电力取代了以往的石器、铜器、铁器和畜力、风力、水力等，但仍然是体力劳动工具的变革，而信息社会在此基础上发展到脑力劳动工具的变革，电子计算机、智能化信息网络等等延伸和扩大了人脑的功能。与物质产品及其生产相并存的出现了更重要的信息产品、知识产品以及它们的生产，而且物质生产也信息化、智能化了，因此脑力劳动已不再从属于体力劳动而独立地存在了，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体力劳动，而且还能为体力劳动的知识化和体、脑两种劳动的对立和差别的消失创造条件。在信息社会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已不是一般劳动者的生产率而是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了。脑力劳动是创造性劳动，不可能是体力劳动的简单倍加，它同物质生产资料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结合方式，至少不会是体力劳动者对物质生产资料的那种依赖关系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成果也有了产权，即知识产权，并构成非物质的无形资产。这是一种比物质的有形资产更重要的财富。利用对物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来奴役脑力劳动者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了。这说明“建立在物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当然，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当它们充分发展余地的那一切生产力还没有展开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如共产主义社会，当它们借以存在的那种物质条件还没有在旧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也是决不会出现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手摇的粉磨产生了一个有封建地主的社会，蒸汽机的粉磨产生了一个有工业资本家们的社会”，那么人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高速、宽带、多媒体、个性化、智能化的全球互联网络将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生产关系的社会呢？有许多变化人们一时还不能完全看清，然而，在这种生产力的基础上，社会共有共享的关系，社会协同力量与其作用，必然会达到在以往任何一个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地步。
由现有经济关系造成的迄今为止是最高的信息社会生产力，不仅正在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已在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工业社会那种把大自然当作人类可任意去征服、控制和索取的对象而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对抗关系，转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的“天人合一”的新关系，即人类可以利用自然但必须适应自然、美化自然，把人类当作大自然的一部分。
四、“三个代表”的思想要求我们把迎接信息社会作为争取共产主义的必经步骤而视作党的任务
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到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明：“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注重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五大指出，“发展是硬道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依靠科技尤其是信息科技的进步和创新，实现信息科技为代表的高科技的产业化，并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一切传统产业。同时，要运用信息资源使经济发展转移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把信息化建设放在优先位置上，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信息化程度反映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党作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来抓，通过改革开放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明确提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信息社会的到来意味着社会生产力比工业社会有一次质的飞跃。
对文化的重要性，全世界是公认的。人们往往把文化看作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灵魂，文化的消亡意味着国家和民族的最终消亡。世界各国日益意识到文化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但对文化的理解和界定，分歧就大了。从字义上看，文化仅仅是“人文教化”而已。从内容上看，有的认为文化就是相对于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知识，它通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民众起着重要的激励和凝聚作用；有的认为文化与经济日趋一体化，它覆盖了整个发展过程，文化繁荣成了发展的最高目标；有的则认为文化有“意识形态”，“行为形态”和“存在物形态”，它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形成的复杂系统。人类有史以来，出现过辉煌的东方古代文化和灿烂的西方现代文化，这两种文化正在交流融合中。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哺育了我国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党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既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又吸收和借鉴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它影响着人的精神和灵魂，渗透于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文化产业和文化建设。党的十五大指出：“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社会的文化或信息文明正在逐渐取代工业社会的文化或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比工业文明更进步，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使人的创造物奴役人本身的异分现象将不复存在。信息文明预示着世界新文化的未来，它反映着人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是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根本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作为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消除贫困，使全国人民从温饱进到小康，并为他们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始终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同时，党还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工业社会，降低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而在信息社会，提高信息消费系数（信息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才是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的主要尺度。中国共产党在提高我国劳动者素质的过程中，还应为提高居民的信息素质(Information Literacy)或信息能力，即寻找、评价和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创造条件。这需要在推进企业信息化、政府信息化、城市信息化的同时，积极推进社会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不断缩小各地区、各民族、各收入阶层居民间的“数字鸿沟”。
发展先进生产力，繁荣先进文化，分别为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保证，而不断实现和发展人民的利益，才会使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和积极地投身到发展生产力和繁荣文化的斗争中去。“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科学概括。在21世纪人类社会普遍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信息化建设和迎接信息社会来到的发展过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在我国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使命。
《中国共产党章程》申明：“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但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还不是共产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目前还是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管是现实纲领社会主义还是最高纲领共产主义，在中国继续建设工业社会同时迎接信息社会，无论从生产力发展、文化进步，还是从人民生活改善来说，都是有利于实现我党这两个纲领的。迄今为止，我们还看不出在工业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但是在未来的信息社会，不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而是“现在支配过去”和“未来支配现在”，“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有可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尽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会自动地实现先进的生产关系，往往需要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不懈努力为之奋斗，但是不致力于发展生产力，逾越历史发展阶段，凭空追求先进的生产关系，必然会以破坏生产力而告终。在这方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和我国为搞“穷过渡”、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所付出的学费难道还少吗？因此，从生产力方面迎接信息社会的来临，与从生产关系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共产主义社会是一致的。发展信息社会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必经步骤，共产党应当把它列入自己活动的任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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