玫瑰园：在没有路标的花园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标论文,的花论文,园里论文,玫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北京市中心驱车往北，行２５公里就到了昌平县的沙河镇，然后下高速公路，再开５００米，这时，一大片极具现代气息的别墅群便赫然出现在眼前：它们各具风韵，如贵妇人般气质不凡；它们又气势恢宏，错落有致，与远近的山水树丛悠然融为一体，实在是一处千里难觅的绝佳居处。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北京玫瑰园。在别墅区入口处的一块广告壁上便写着一行很动人的文字：每一束玫瑰代表每一份诚意，我们答应你一个美好的玫瑰园。
它有一个很显赫的背景：这是中国迄今面积最大的别墅开发区，是北京市第一个赴香港招商的房地产项目，它一度被誉为"首都第一别墅"。
可是，它又有着一个近乎耻辱的记录：它是全国最大的破产房地产项目，同时亦是全国破产案标最高的企业。
这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它曾经让几位心雄万夫的奇男子黯然神伤。在它的身上，几乎浓缩了中国十年房地产业的成长史。
"北京要出李嘉诚了"
１９９２年，８２岁老人邓小平视察南方，指点江山激荡民心，顿时让一度消沉的中国经济陡然一振，一股前所未有、自下而上的投资开放热潮迎面扑来。
玫瑰园的故事也是在这一年掀开了美丽的第一页。这年的１２月５日，在当时还十分冷清偏僻的沙河镇小蔡村，一块硕大的公司招牌挂出来了：京港合资飞达玫瑰园别墅有限公司。此刻，笑容满面地站在它边上的，是一个叫刘常明的中年男人。这时，刘常明的身份是当时十分受宠的"港商"，然而他其实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１９８４年前后，一位叫赵章光的温州人发明了一种中药成分的生发剂"章光１０１"，由于效果显著，很快在东亚和东南亚一带广受欢迎，当年就有不少人靠当"章光１０１"的代理商而一夜暴富，刘常明和后来买了中国第一辆法拉利跑车的李晓华等人便是其中的几位。他通过钻营结识了赵章光，并成为了日本市场的总代理商，在短短的一两年里，他就摇身跻入当时国内还属凤毛麟角的"百万富翁俱乐部"。刘常明显然不是那种小富即安的人，他有敏锐的商业触角和大胆的操作能力，他知道这个大浪澎湃的年代是属于像他这样的冒险家的。１９９２年，刘常明获得香港常住居民身份，注册成立中国飞达（香港）房地产有限公司，他还在香港半山富豪区购置了一栋豪宅，完成了从京城小混混向香港大老板转型的全过程。
自此，刘常明频繁穿梭于京港之间，成为两地商务交易的大红人。就在飞达成立的这一年，北京市在香港举办第一届投资贸易洽谈会，刘常明自然充当了牵线接待的中间人，他在香港盛情款待京城要员，时任市政府秘书长后因受贿锒铛入狱的铁英便成为刘常明盛筵中的首席座上宾，他送给铁英的大量礼物中仅两块劳力士总统型手表便价值１５．３万元，相当于当时铁英１５年的公务员工资。
刘常明出手之豪爽可见一斑，当然他也得到了铁英更为豪爽的回报。刘常明从此在北京政界畅行无阻，无事不能。小平南方视察之后，境外投资商和各地商贾如过江之鲫般地涌进北京城寻求商机，京城房地产业遽然升温，一些官倒公司纷纷圈地造房，大炒楼花。精明的刘常明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发财机遇，心比天高的他要搞就搞一个惊天动地的，很快他击败众多竞争者抢到了昌平县沙河镇的这块地。此地，离北京仅半小时车程，地平天旷，风景宜人，非常适合建造高档别墅区，更吸引人的是，这里与明陵地脉相连，是一块众所周知的风水宝地。据称，刘常明抢到此地后豪气顿生，在约见京城记者时，他问在座各位，"你们知道吗，北京这两天要出一个李嘉诚了"。记者惊问何人，刘常明悠然地用雪茄指指自己，"就是鄙人刘某"。
飞达玫瑰园经北京市政府批准兴建，由刘常明的香港飞达公司跟昌平县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合资开发，两家分别占股份４５％（现金投入）、５５％（土地投入），规定注册资金１５００万美元，投资预算４５００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３．５亿元。玫瑰园占地４９．９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别墅８００余套，每套售价３００万元以上。这一项目宛如芙蓉出水，甫一开盘就被誉为"首都第一别墅"而备受瞩目，刘常明由此成为新闻焦点人物。
然而，一心想当"北京李嘉诚"的刘常明却没有李嘉诚的智慧和运气。３．５亿元的玫瑰园工程浩大，时日漫长，发展商的资本实力和营运能力至关重要。刘常明凭借权力背景赢得这一项目，可是他连一点楼盘开发的经验都没有，也缺少源源不断的开发资金。日后业内分析，刘常明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认认真真地造别墅，他无非是拿玫瑰园设了一个局，企图炒一把楼花圈一笔钱就溜之大吉。事实也似乎正是这样，玫瑰园自轰轰烈烈地开盘以后，便没有真正地破土动工过，刘常明雇美国规划师拿出了一套十分精致豪华的规划图和别墅设计图，然后频繁地刊登广告，四处招商，他像一个狡谲的猎人把一块天大的馅饼挂在半空中，等着猎物自己撞上门来。果然，猎物很快就来了。
"楼市奇才"发现玫瑰园
这个猎物竟是一年前卖房子给他的那个精明人。
刘常明在香港的那座豪宅是通过当时香港最大的楼盘代理商利达行半山分店购买到的，他也因此与利达行的"传奇式老板"邓智仁交上了朋友。就这样，他几乎漫不经心地就改变了后者的下半生。
邓智仁是俊杰如云的香港楼市中的一个"神奇小子"。１９５０年出生的邓智仁成长于一个循规蹈矩的香港公务员家庭，中学毕业后，邓智仁便报名当上了一名神气的皇家警察。就在他背着手雄赳赳地巡游在大街上的时候，香港迎来了它的黄金发展期。眼瞧着街边的店铺一天天增多，楼房一层层加高，年轻的邓智仁实在按捺不住了，他脱下警服，一个猛子扎进了商海。
开头的九年，邓智仁一直没有找到北。他做过进出口贸易，搞过服装生意，从事过金融、期货，还开过一间专门替人讨债的公司，整整９年，他除了满肚子的商海苦水外，依旧一贫如洗。１９８４年，香港经济再度复苏，李嘉诚因在低潮期吃进大量地皮而一举成为亿万富翁。邓智仁受李氏神话的刺激，决定入行房地产，他借款１．２万港币，办起了包括他在内只有三个人的、小小的利达行。那时的香港房地产代理行业，就像日后的北京房地产中介一样，一片混乱，鱼龙混杂。或许是命运安排邓智仁该在那时发迹，或许是邓智仁有９年经商经历，他很快用"三把快刀"砍出了香港房地产代理业的新天地：
第一，向社会公开统一收费标准，向客户收取的总佣金不超过总楼价的２％，不准员工收取佣金差价。这对混乱的香港代理业不啻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客户。
第二，实行股份制，让员工持有股份。邓智仁本人持有的股份从原来的１００％减至３５％，事实表明员工直接持股无疑是公司强劲发展的黏合剂。
第三，改革媒体广告的发布方式。当时香港地产广告全是小型分类广告，豆腐块，小气得很。邓智仁首开整版广告之先河，新风扑面、气势非凡，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今天看来，这三把刀再简单不过，但对当时以蒙骗为生计的香港房地产代理业来说，却分明是"针针见血"，扎到了要害。到１９９０年，利达行一跃而成为香港最大的房地产代理公司，雇员超过５００人，邓智仁更以其完整的房地产代理佣金制度、从业规范和管理理念，基本创立了香港房地产代理行业的游戏规则。邓智仁在行业中的江湖地位一时无人能及。
此时，小平南方视察的春风也刮到了香江，在弹丸之地已颇感局促的邓智仁顿时嗅到了巨大的商机。他在第一时间赶赴内地，在相继考察了上海和北京后，他认为："上海很开放，房地产太热了，不适于全面进入。而北京很保守，保守的城市房地产市场潜力就大。"
于是，邓智仁长驻北京，在香港屡战屡胜的他已经不满足于赚取百分之几的佣金了，他要在更大天地里开山立派，要占有整个一座金山。他俯瞰北京城，以那独特而高远的专家目光一眼就瞄上了玫瑰园。
日后邓智仁身陷玫瑰园一败涂地，但当他谈及当年入主的动机时，依然无怨无悔：第一，这是当时北京城最好的房地产项目；第二，它是全中国最大的别墅项目；第三，它经过了５位香港著名地产行业律师的一致论证和看好。
又是那么的巧合，玫瑰园的主人竟是他的香港客户，两位都梦想成为李嘉诚的男人就这样坐在了一起。邓智仁以香港利达行４０％的股权作抵押，通过４家公司集资１亿港币，首期动用６０００万港币，以投资的形式购买了北京玫瑰园２万多平方米的别墅，并借此成为该项目的销售总代理。
邓智仁推销玫瑰园的第一招是"围魏救赵"：先推销北京，再推销玫瑰园。他挟资１０００万元，先后组团赴香港、美国、韩国推介北京，吸引华商的注意力，凭借其娴熟的营销技巧和人缘，玫瑰园一开盘就卖出了８０套，相当于不久前他以投资形式购入的２万平方米。
开局的第一碗开胃羹实在是太鲜美了。邓智仁认定这就是他苦觅已久的大金山，是他成为"李嘉诚第二"的开山之作。就在这时，发生了刘常明挪用首批购房款的大丑闻，邓智仁处心积虑，步步进逼，通过一连串的股权转让最终以８０００万港币冲抵债务整体收购玫瑰园的开发权。刘常明空手套白狼，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１９９４年初，欠下巨额债务、心态失衡的刘常明在居家命归西天，有传是吸毒过量，有传是自杀身亡。
玫瑰露出了第一枚难以察觉的尖刺，可受伤的还不是邓智仁。就在运作玫瑰园的这段时间里，他以闪电之势，挟其成熟的香港式房地产策划和营销手段，在京城房地产市场屡屡出手，赢得无限风光。他争得北京最豪华的商务大厦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的销售总代理权，依循以往经验，像轰炸机似的在北京媒体上刊登连篇累牍的万通新世界广告，其阵势之浩大令人目瞪口呆。挟此气势，邓智仁更把万通每平方米平均售价定在闻所未闻的３０００美元，最高售价曾达每平方米３６４０美元！---这个纪录在北京市场至今无人问鼎。据说，几天时间，万通新世界预售款就超过亿元，而当时万通新世界的地基才刚刚挖开。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邓智仁的利达行仅收取佣金就达１亿元。他的一位下属回忆当时情形惟有一句话可以表达："钱像水一样地涌进来，连手都数疼了。"
邓智仁一战成名。随后，利达行又为西单国际大厦创造了最高售价达每平方米６０００美元的商铺新纪录以及明辉中心日租金每平方米达１０美元的写字楼租金纪录。一时间，邓智仁在北京房地产代理业掀起滚滚巨浪，被目为"最成功的商人"、"点石成金的楼市奇才"。邓智仁在营销上的确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曾谈到："内地的营销这些年发展很快，但房地产营销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工具化。很多人搞营销只是寻找一个销售工具，缺乏全盘计划，而且营销人员非常依赖广告，其实广告只是一个工具。我要求每代理一个新的楼盘，就要创造一种新的概念，一年想出一个新概念，就是了不起的成功了。"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利达行以其神奇般的销售业绩全面改造了北京房地产代理行业的制度和规范，培养了一大批房地产代理人才。后来邓智仁经常引以为傲的是，"现在，我的学生的学生都做了老板了"。他还曾大言不惭地对记者说："我发现自己有房地产这方面的天才，房地产对于我来说，挣钱实在太容易太容易了。"
这时，连创北京房地产市场写字楼、商铺和日租金三大记录的邓智仁在别人乃至他自己看来，都是一个无房不能售、点石能成金的"楼神"了，天姿国色的玫瑰园遇到这样的"绝代知音"，不正是珠联璧合？
８０００万港币买张"贼船票"
房产代理业有一句很出名的行话： "没有卖不出的房子，只有卖不出的点子。"的确，在房地产领域，房产代理是一个低资本、高智商的行业。相比较，代理商与开发商的职业要求则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算得上是一河之隔两重天。在房产代理业无人能敌的邓智仁一旦转入开发商的角色便显出其底蕴的浅薄和经验不足了。
邓智仁以区区８０００万港币智取玫瑰园的开发权，可谓一战而胜，极其漂亮，要知道，当时正是北京地皮大涨之际，同城另一个由港商投资的项目仅前期铺垫费用就高达２亿元。当时曾有人对邓智仁的"鹊巢鸠占"颇有微词，邓智仁则以自己的一套经商哲学振振反驳："在商业竞争中，没有道德可讲，我们都要按政府制订的游戏法则来玩，如果我违法了，你可以去告我。靠道德约束市场竞争根本不可能，也没有意义，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懂什么叫竞争，他们不会玩这种游戏。"
香港来的邓智仁是一个喜欢把聪明和狡猾写在脸上的人，可是，"会玩游戏"的他万万没有料到，那个被他阴柔一掌推出玫瑰园的刘常明却是一个比他更不讲道德、更会玩游戏的人，他留给邓智仁的决非是一个开满花朵的家园。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阴影一直幽幽地笼罩在邓智仁及所有跟玫瑰园有关的人身上，至今未散。
在法人、董事长的宝座上还没坐暖屁股，邓智仁就突然发现，刘常明提供给他的许多批文竟多处违规，玫瑰园的销售许可证是刘常明打通高官关节由北京市特批的，可是审批文件则是昌平县的地方文本而并未得到北京市政府的复核，其中绝大多数为越俎代疱之作，也就是说，玫瑰园的合法地位尚有待重新确立。这显然是最让邓智仁大吃一惊的事，在北京没根没底、原本指望靠刘常明的钻营借梯上楼的他很快掉进了跑批文、走关系的恼人漩涡中。
此外，刘常明留下的一堆烂账也超乎邓智仁的想象。别墅还没卖出几套，经济纠纷就已经冒出十多件了，邓智仁大叹苦经："接过来以后，很多烂事都落在我身上，跑批文，清烂账，搞得我焦头烂额，这些实在不是我的专长。"他已隐隐感觉到，他处心积虑花８０００万港币买来的可能是一张大贼船的船票。
就在邓智仁为玫瑰园的合法身份四处钻营的时候，中国经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怪规律再度应验。由于各地脱离实际大上工程，以至于通货膨胀提前来临，宏观景气突然逆转，中央在无奈之下提出了"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并严令停建"楼堂馆所"，像玫瑰园这样的外销别墅项目首当其冲遭遇冲击。银根紧缩导致业已开工的玫瑰园停停建建，陷入进退无度的窘境，邓智仁只有拿利达行的钱一次次地给玫瑰园输血，那些他十分"轻易"地赚来的钱现在又十分轻易地掏了出来。其间，玫瑰园的另一家大股东又频繁发生更变，人进人出，转来转去，利达行的股份增加到了９０％，玫瑰园真的成了邓智仁一个人的事了。
此时在中国民间流传着很多民间谚语，其中很出名的一句是："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广州才知道自己钱少，到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在大北京沉浮了一段时间的邓智仁也意识到了"官效应"的重要。为了取得土地出让证，他四处寻找有较深政府背景的公司做靠山，可是在与这些公司的合作中又屡屡受骗吃亏，打起官司来更是回回落败，他终于明白在高深莫测的北京城，有些人是惹不起的，有些事是干不得的。他颇感慨地对朋友说：“在大陆做房地产，不仅要应付市场，还要应付政府、应付银行、应付形形色色的人。我已经厌倦与人打交道……香港人喜欢用法律解决问题，但我们告到法院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还要赔进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大陆当被告固然不好，当原告更辛苦，很多时候，等待比出击更重要。”
日后曾有业内人士假设，如果没有刘常明的这些批文猫腻和烂账，玫瑰园是不是就俏丽可人了？有很多专家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邓智仁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战略判断的大错误。用万科掌门王石的话说，玫瑰园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注定的败局。据他分析，玫瑰园占地面积近５０万平方米，而迄今上海或北京成功的别墅项目很少有超过１０万平方米的，因此玫瑰园的当量之大超出了正常的市场容量；其次，玫瑰园以外销为主打目标，而哪怕是在深圳这样毗邻港澳的外向型城市，楼市的外销比例也不过１０％。因此王石认为，刘常明和邓智仁搞玫瑰园项目是被房地产泡沫繁荣的假象所迷惑了。
１９９４年９月，在邓智仁的上百次奔波下，北京市土地管理局终于与利达公司正式达成土地出让协议。根据规定，土地出让年限为７０年，利达公司向土管局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每平方米３００元，共计１．５亿元，到１９９５年底分３笔付清。
一面要支付源源不断的工程建设款，一面要缴清巨额的土地出让金，深陷玫瑰园的邓智仁欲哭无泪，此时刘常明已魂归西天，他想要掐人的脖子都不知道该找谁了。为了让游戏继续玩下去，他只好走上负债经营的道路。其中第一笔债务即是向北京一家有“背景”的公司借债１７２０万美元及３４２２万元人民币。在银根日趋紧缩的大氛围中，邓智仁的这些借款都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拆借的短期高息资金，他不熟悉大陆在资金运作中的种种猫腻，这些钱层层转借到他手上，已是息上加息高得吓人，他贸贸然闯进这个圈子，看得心惊肉跳，借得胆战心惊，不知不觉已是债台高筑，欲罢不能了。
１９９４年底到１９９５年上半年，北京房地产市场滑入空前低谷，市场异常萧条，豪华别墅和高档公寓更是全面滞销。邓智仁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力回天，玫瑰园的销售陷入停顿，此时此刻，利达公司拆借的短期高息资金陆续到期，玫瑰园根本无力偿还。邓智仁只好转变战略，开始将玫瑰园从外销转向内销。他发现，外销楼盘市场空间非常有限，众多开发商争夺一个狭小份额，势必打得头破血流，内销市场则相对广阔，而北京楼价居高不下，说明有潜在需求支撑。这一判断应该说是明智的，可是这位具有超人敏锐目光的代理商在具体的开发经营过程中却又暴露出管理经验不足的弱点。
为了推动内销，邓智仁把他在香港的一批售楼明星“空降”到北京，希望在短时间内毕其功于一役。这些香港职员月薪都在５万～６万元左右，加上住宿和往返机票，每个人平均每月要花掉公司９万元以上，这笔钱至少可以雇用十个有能力的北京人，人员成本的高昂直接导致公司竞争力的下降。同时，香港来的管理人员又与当地人发生文化和观念上的冲突，内地人员工作干得出色却薪水拿得极低，积极性受挫；而香港高额策划人员则不清楚内地市场的千差万别，以香港弹丸之地的规律硬套到大陆市场头上，以至于利达公司很快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邓智仁步入他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
到１９９５年秋天，利达公司已先后向玫瑰园注资９０００万元港币，再往后就粮尽弹绝了，那笔巨额的土地出让金也在交纳了８１００万元之后，就再也难以为继。怎么样的市场，造就怎么样的商人，穷途末路的邓智仁发现他似乎并不适合北京这样的城市，商人的本能让他不由自主地寻找另一位像刘常明那样有“另类本事”的人。于是，一个叫梁振山的人就走进了玫瑰园。
山西人梁振山自称是一个很有“上层”背景的人，调动亿把元的资金在他看来易如探囊取物，而这些本事却正是邓智仁梦寐以求的。梁振山被任命为玫瑰园公司总经理，其主要职责便是对外融资。
可是，邓智仁很快发现，天下所有的“刘常明”都有着同样的道德观念和职业性格，在这点上，决无任何侥幸。仅半年，他就察觉梁振山利用“首都第一别墅”的名声四处招摇撞骗，并私刻公章进行非法融资，而且还大笔挪用他好不容易筹措来的供玫瑰园苟延残喘的资金。于是，邓智仁愤而将梁振山开除。可梁振山又岂是招之即来、挥之即走的主儿，他转而攻击邓智仁利用玫瑰园骗钱，并鼓动一批债主上门追债，还将玫瑰园的窘境公之于媒体，一时间邓梁之争喧嚣尘上，玫瑰园危机首度被曝光于天下。
“我是全北京最失败的人”
决定一个经营活动成败的要素有很多，如决策、技术、资金、人才等等，而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却常常被忽视了，那就是时间。时间会把资产变成债务，把利润变成亏损，把优势变成劣势。在我们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里，也是时间把玫瑰园从一个人见人宠的芙蓉美人变成风韵早逝的迟暮弃妇。
很快熬到了１９９７年，玫瑰园第一期工程的１８６套别墅建成，并部分通过验收合格取得产权证，达到了入住的水平。另外，还有２０２套别墅主体已完成，待装修。更重要的是，整个４９．９万平方米别墅区的基础建设已告完成，由于规划超前，设计时尚，别墅区给人的印象颇佳，的确有“第一别墅”的大家风范。但就在这时候，利达公司已无后续资金跟进，连让已交纳房款的首批买房者入住的运营资金都没有了。
３月，在多方股权转让无果的情况下，精疲力竭的邓智仁终于下定决心从已经整整纠缠了他四年之久的玫瑰园噩梦中逃出。香港金时有限公司老板陆苍成为下一个玫瑰园主人。他入主条件之低简直让人不可思议：替邓智仁还清数百万港币欠款及送给邓智仁五套别墅。邓智仁将偌大一座玫瑰园及北京利达公司几乎白送给了陆苍，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玫瑰园所欠下的“天文”债务：６．５亿元。
邓智仁一无所有地黯然离京，此时他在北京城已没有容身之地，债主每天找上门来，法院不断发来传票，还有人声称要绑票催债，他已没有一点儿的安全感。他也没法回香港了，曾经风光一时、拥有上百家分店的利达行已经被一位大债主接管了，为了玫瑰园，这位正值壮年的男人几乎失去了一切。他孤身一人在广州呆了整整一年，闭门思过，他后来对记者说：“我每天都在反省和检讨，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失败？香港人这么精明，但是９０％的香港人在内地房地产市场都赔钱，为什么？”
他自嘲道：“缺乏开发经验的投资者到内地，会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他决不会试图去扭转现实。而香港成功的发展商则不然，他们有自己固定的开发模式，有足以自豪的成功经验，来到内地后，一旦发现实际情况和预料的不是一回事，他们总想扭转现实，想教内地人怎样做房地产，结果呢？发现是现实教训了自己。”
这位当年意气风发来到北京的香港第一卖楼人十分苦涩地对记者说：“人家令我失望太多，我也令别人失望很多，我是全北京最失败的人。”（《三联生活周刊》
１９９９年８月１５日期，邓智仁专访，记者单小海）
陆苍显然是另一个梦想在玫瑰园里攫到黄金的冒险家。在他看来，尽管玫瑰园债台高筑，但每平方米３００元的土地出让成本，还是很有优势的，其潜在升值空间十分诱人，况且１８６幢别墅已经亭亭玉立地建在那儿了，其中只有７３套收取了３０％的预付款，如果将其以每平方米１８００美元的市价全场售出，便足以还清当时欠下的所有债务。而玫瑰园一期开发仅用２００亩地，尚余６００亩，且是基础设施齐备的“熟地”，更何况京昌高速公路业已修通，昌平地价狂涨三倍，即使炒一把地皮也可大赚一票。
这就是玫瑰园：对于每一个新主人来说，一眼远远望去，她浑身上下每处都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可是一旦走进了，却发现美丽外衣的里面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梦魇。
为了实现“摘桃子”计划，在房地产业界无甚经验的陆苍又将当初与邓智仁闹得天怨人怒被扫地出门的梁振山请了回来。此举显然激怒了在广州闭门舔伤的邓智仁，其时玫瑰园和利达公司官司缠身，中间的重重法律关系除邓智仁外没有人能完全搞清，而他不仅不配合，反倒从中作梗，大大拖延时间，玫瑰园现房因此始终无法销售套现，陆苍整日徒呼奈何。８月，到位不到四个月的梁振山突然在北京王府公寓的家中被山西省公安局带走，从此渺无音讯。北京媒体再次把聚光灯对准了玫瑰园，上百位购房港人实在忍无可忍，集体向法院提起诉讼。原本就资本不足的陆苍哪有资金对付众多的债主，结果十五、六家法院的封条覆盖了玫瑰园的每一寸土地。陆苍一枕黄粱梦。
当年何等风采逼人的玫瑰园终于步入了夕阳西下时。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０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北京利达玫瑰园别墅有限公司进入破产还债程序，要求债权人向法院申报债权。三月后，共计有１０５家债权人进行了债权登记，债权申报总额高达人民币１０亿余元。
第二年３月，受法院委托，北京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利达玫瑰园进行评估，确定“玫瑰园别墅区”项目用地及地上物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５．９９亿元。同期，北京市审计事务所对利达玫瑰园的所有账目进行审计后，玫瑰园资不抵债，总额１亿余元。
７月２１日，法院公告：北京利达玫瑰园正式破产，由法院破产清算组接管，并择日拍卖。
最后一个守护人
破产可能是此刻玫瑰园最渴望的结局，她终于可以安静一会儿，那些喧嚣吵闹的债主和封条都暂时地消失了，她总算可以期待下一位主人了。
作为对玫瑰园感情最深的人，邓智仁当然不会甘心失败。就在玫瑰园破产的一周后，他便又出现在北京街头。他的身份是香港一家置业公司的中国代表。他很快承接到了几家楼盘的代理权，并以其富有想象力的营销手法再一次引起关注。当然，人们尤为关注的是，他对即将被拍卖的玫瑰园到底是否会再度出手。
而跟邓智仁这时的局外人身份相比，北京城里倒还剩下最后一位跟玫瑰园因缘难断的男人，那就是玫瑰园的建造者、４４岁的山东乐陵人梁希森。
就在刘常明、邓智仁、梁振山、陆苍等走马灯般地为了玫瑰园风头出尽而又落魄失魂的那些年里，真正的在土地上勤勤恳恳一砖一瓦地建造着玫瑰园的，便是这个满口纯正德州口音的梁希森。
跟那些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风流人物们不同，梁希森的出身可谓卑微至极：他只上过一年小学，曾经食不果腹，浪迹四乡，他认不得街道门牌，连自己的名字也不太写得好，签订合同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就是这位近乎文盲的乞丐，从创办面粉厂手工作坊起步，先后办起了毛巾、五金加工、建筑装饰、钢结构等企业，并组建了一个资产过亿元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希森集团。据称此人“性格坚毅，直觉奇佳，讲义气，善用人”。
１９９６年，梁希森到大北京寻求商机，他几乎是一眼就看上了玫瑰园，很快他与邓智仁挂上了钩，成为玫瑰园的施工商。这其间风刮雨打，世事飘摇，江湖人物频繁出入玫瑰园，日日身在园中的梁希森却冷眼旁观默然处之，只是埋头盖自己的房子。邓智仁没钱付他施工费，梁希森也不硬讨，就一笔一笔地从山东老家调来资金往下垫，几年下来，邓智仁欠下的施工费竟超过亿元，梁希森不知不觉间成了玫瑰园最大的债主。有人戏称梁希森是玫瑰园里最大的冤大头，这位山东农民汉呵呵笑笑，不置可否。
当第一批４０套别墅建成以后，实在拿不出钱的邓智仁只好与梁希森重新签订合同，梁由建筑商变成了承包商，由他出资兴建配套设施，并负责办理房屋产权，邓智仁信誓旦旦地向梁希森保证：“玫瑰园肯定能赚两个亿，我们俩一人一半。”梁希森还是呵呵笑笑，他又从山东调来上亿元资金和１８００名民工，继续一砖一瓦地盖房子。
１９９７年初，邓智仁在与陆苍交易前找到梁希森，希望他以零成本收购玫瑰园，此时，邓欠梁的钱已多达２．３８亿元，玫瑰园的总负债超过６个亿，梁犹豫再三终于拒绝。
后面进来的陆苍还得靠梁希森盖房子，为了冲抵债权，他不得不把手头的部分别墅产权陆续地给了希森集团，就这样，玫瑰园绝大多数已建别墅的产权证一张张地落到了梁希森的手中。当纠纷四起，八方法院纷纷冲进玫瑰园到处贴封条的时候，梁希森成了玫瑰园最后的守护人，他紧急从山东调来５００万元现金交给法院，希望能够启封销售。然而，暴风雨来得实在太迅猛了，当法院把玫瑰园的每一寸土地都贴上了封条，梁希森的努力终告失败，他遂以最大债权人的身份向法院起诉，希望通过破产来保住最后的利益。
梁希森在整个玫瑰园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十分耐人寻味，他走进这个园子的时候只是一个希望赚点施工建设费的“包工头”，可是一个又一个的冒险投机家硬是逼得他一步步地往更远的地方跑，他是被迫地往前走的，可在艰难行进中的每一步，这位没有文化的山东农民却保持着一种十分朴素的警惕和天生的狡谲。当别人把圈套一个个地套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却成了最后一个还站立着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在玩着一个远比刘常明、邓智仁们要惊险、刺激得多的冒险游戏，他的意志之坚忍、目光之犀利更是远在他人之上。
１９９９年６月，玫瑰园拍卖公告正式发出，起拍价人民币３．８８亿元，比一年前的评估价整整缩水了２亿多元。但就是这样，玫瑰园依然以“中国房地产最大破产案”而再度引起关注。就在拍卖公告发出后，拍卖行的电话几乎打爆，而百分之一百的电话都是要求采访拍卖会的新闻记者打来的，报名参加竞拍的买家一个也没有。
这几乎是一个没有任何悬念的拍卖：除了梁希森，谁还愿意染指那座名声已经狼藉的大园子？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目睹玫瑰园花开花落的人们不禁有万千感慨：最后有资格和能力呵护玫瑰园这位薄命红颜的竟是一位讷言无学的农民，这倒很像一出很经典的中国古装戏文。果然，一个月后在北京中国大饭店进行的拍卖会仅仅持续了四分钟，希森集团以高出基价１０００万元的价格拍得玫瑰园，这起拍卖也被媒体戏称为“中国效率最高”、“最为默契”的拍卖。
邓智仁也在不远处以令人莫测的心情关注着玫瑰园，据说梁希森在拍卖的前一夜与他通了长达五个小时的电话，希望他重回玫瑰园，邓智仁徘徊不已，终而撒手。２０００年８月８日，邓智仁发起创办北京环宇信达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他称，信达行以开发商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全程顾问服务，但是，“有机会还将做做开发商”。这位年届知天命的战败者依然希望能够重新证明自己。玫瑰开放终有时？
接下来跟玫瑰园有关的情节似乎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始：
梁希森拍得玫瑰园的第二天首次走到前台接受记者访问，他不太会说话，反反复复说的一句话是：“我不相信‘不成功’三个字，我有决心把我要干的任何事情干好，即使接手最乱的摊子，我也能成为最好的园丁。”有专家分析，因玫瑰园欠希森集团２亿多元，其实此次梁希森拍得玫瑰园只需拿出１亿元，而被剥去的债务加上资产缩水部分至少达４亿元以上，如果操作得当，梁希森无疑是真正拣到果实的那个人。梁希森也声称他至少能从玫瑰园赚到３亿元的利润。
不过也有人认为玫瑰园的明天吉凶难卜，他们谈到三点，一是名声已败，购房者可能产生心理障碍；二是别墅已风吹雨淋数年，售价必打折扣；三是希森集团从建筑商向开发商转型并非易事。更关键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如何最终决定玫瑰园这样超大楼盘的命运。从梁希森拍得玫瑰园后的种种举措表明，他似乎已看到了上面这些疑问。据称，在他的努力下，玫瑰园原有的购房户没有一人要求退房。为了把玫瑰园建成理想中的“世界性的园林化别墅区”，他聘请了加拿大北佳集团参与主持玫瑰园后期设计，包括建筑整体规划设计、园林设计、房地布局及格局等，在物业管理方面则请了香港Ａ级资质的凯莱物业管理公司。
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一条不长的新闻稿出现在国内媒体上：在房地产业界颇具传奇经历和悲壮色彩的北京玫瑰园别墅在沉寂了将近１年之后，将于今年６月１０日重新开盘。报道透露说，“目前，玫瑰园已一次性支付法院拍卖款项，他们与法院和债权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已全部清偿完毕”。就在这条让人将信将疑的新闻播发后，９月，全国住宅社区环境交流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建设部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全国范围内在建和竣工的４００多个优秀房地产项目进行社区环境评选，北京有５个楼盘获环境金奖，其中玫瑰园赫然在榜。这也是破产事件后，玫瑰园第一次以这种正面的形象为传媒所报道。
紧接着，一些跟玫瑰园有关的好消息也时时传来。据报道，希森集团已投资３０００万元修完了从京昌路至玫瑰园的道路，并将售价从每平方米１５００美元起降到９０００元人民币，２０００年以来已售出１００多套。
尤其让梁希森兴奋的是，有专家预测，随着中国进入ＷＴＯ及中关村等高科技园区的成熟，跨国机构及国内其他省市的高阶层人士将大量地涌进北京，别墅市场启动在即。（参见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２日《财经时报》《北京别墅开发萌动市场再热指日可待》，记者王红月）就连在玫瑰园别墅上折戟沉沙的邓智仁依然对别墅情有独钟，相继承揽了“银湖别墅”等项目的营销。
谁也不知道业已落定的尘埃是否还会再度泛起，谁也不知道曾经沧桑的玫瑰园到底能否给她的新主人带来真正的好运。
一位追踪玫瑰园事件多年的北京记者很沉重地写道：“玫瑰园已成为一个经典。如果日后有北京房地产史话或大学市场教程，肯定会有玫瑰园一节。至少有数十名当事人及数名旁观者都表示过强烈的愿望，要写本关于玫瑰园的书。但我们其实还不知道玫瑰园真正的故事，浮在水面的，不过冰山一角。大家要写玫瑰园的书，最需要的不是时间、精力或文笔，而应该是勇气，特别是最初的一段历
史。”（摘自“万信网”，阚军撰写）
玫瑰园是关于一个漠视道德、没有游戏规则的暴利年代的经典故事。那些曾经在暴利年代叱咤一时的人们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攫取到超乎想象的利益；可同时他们又是不幸的，因为那些轻易攫取到的利益又随时可能轻易地随风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