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非正式部门”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部门论文,理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60年代中期有一批研究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发现，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的劳动力转移模型无法说明这些国家不断增长的城市失业问题。富兰克（1968）在《牛津经济文汇》上发表的文章最早对此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在该文中富兰克提出将城市中的劳动力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这样两个部门的观点。所谓“城市传统部门”指小规模的、主要是家庭式运作的企业，包括摊贩、小手工业者、微型制造企业和一些小规模的建筑队。富兰克指出，这些企业的特征是资本小、没有规范的会计制度、收入低、雇主与雇员之间没有稳定的劳动关系等。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是在这些“传统部门”就业的，只有少部分在现代工业部门就业。
托达罗（1969）引入“就业概率”和“预期收入”的概念所建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较能有效地说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问题。在文中托达罗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两阶段理论：第一阶段，农村非熟练劳动力在转入城市后首先是在城市传统部门就业；第二阶段，在城市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和城市失业人员一起在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这样就把二元结构模型中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的一次性转移分解为农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现代工业部门这样一个转移模式。托达罗在文中首次反思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作用，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当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这是因为他认为农业劳动力之所以向城市转移不是如经典模型设想的那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而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预期收入存在的较大差异。这些思想在哈里斯与托达罗（1970）合写的一篇论文中得到了完整的理论表述，因此在文献中往往称为哈里斯—托达罗模型。该模型为说明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此后来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就业问题的理论模型大多是这一模型的拓展。
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最重要的拓展是由菲尔兹（1975）完成的。以前的模型都把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看作在制度上分割的市场，劳动力的流动是单向的。菲尔兹认为应当把农业、工业和城市传统部门看作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在三个市场间受到同样的经济作用而选择某一个部门就业。他首次在模型中引入城市传统部门，但在实际处理中，他基本上把城市传统部门看作是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之间的缓冲区；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依然是农业部门→城市传统部门→现代工业部门，但转移的强度已经较具有弹性。
从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到菲尔兹的三部门结构模型，城市传统部门都被看作非主流的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现象，并且被看作是收入水平低、贫困、肮脏的象征，是发展中国家城市问题的主要表现之一。促使城市传统部门的消失是发展政策的重要一环。正如有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作为以上关于劳动力转移理论基础的刘易斯模型所根据的经验是发达国家的早期经济发展，它们与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并非完全相符。
二、
现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是，转移到城市中的农村劳动力能够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纳的数量越来越少，大部分劳动力只能长期滞留在城市传统部门，城市传统部门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消失的预期并未实现。在全球性衰退的70年代，现代工业部门的失业人员反而加入城市传统部门的就业行列。根据联合国拉丁美洲地区性就业计划（PREALC）的调查，从1950年到1980年经过近30年的长期发展，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基本翻了两番。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的发展速度确实高于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但也只是高0.5个百分点。 而所谓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比重并没有随经济的发展而大幅度下降甚至消失，只是轻微下降，平均而言由1950年的46%略微下降到1980年的42%；城市就业人口中非正式部门的就业比重则基本稳定在30%。这与发达国家的早期工业化时期劳动结构的变化大相径庭。在亚洲，虽然制造业所吸纳的劳动力相对较高，但大部分的劳动力也是由服务业的中小型企业所吸纳。即使在发达国家，非正式部门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在经济上的作用也十分重要，如欧洲发达国家70年代以后以自我雇佣形式就业的人员占总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一改以前不断下降的趋势而稳定下来并在多数国家有所上升。
为此，一些世界性的劳动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ILO ）开始重新评估城市传统部门的作用，其表现之一就是用“非正式部门”、“微型企业（Micro-enterprises ）”等较正面的术语指这些城市中以传统产业组织方式经营的企业。“非正式部门（informal sector ）”的概念最早由哈特（K.Hart）于1971年在一篇讨论加纳城市就业的论文中提出，国际劳工组织1972年在一份关于肯尼亚的经济发展的报告中首次官方使用了这一术语。1993年的第十五届国际劳工统计会议（ICLS）从统计角度对非正式部门作了一个描述性的定义：（1 ）非正式部门是指这样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单位，它们的主要经营目的是为经营者提供就业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它们的组织程度低、劳动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几乎不加区别、规模小、劳动关系是偶然的雇佣关系或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不是规范的合同安排；（2 ）非正式部门的生产单位具有家庭企业的特征，企业固定资产不属于企业而是家庭，生产收支与企业收支常常不予区分；（3）从事经济活动时并不有意避税和逃避社会保障义务， 也不是有意侵犯其他行政法规，因此非正式部门应当与“地下经济”区别开来。在一般文献中，“非正式部门”这个概念的意指是十分广泛的，现在多指微型企业或不受监管的经济活动。“非正式部门”既可指发展中国家的沿街摆卖的小贩，也可指美国硅谷的小软件公司。但也有经济学家强调“非正式部门”应该仅指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集度低的企业或经济活动，因此高科技的小公司、医生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不能算入非正式部门。
三、
从非正式部门整体看，它有下列一般特征：第一，无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非正式部门广泛存在于所有的国家或地区。第二，无论从规模、行业还是劳动关系看，非正式部门是一个相互间差异极大的部门。一般来说，非正式部门企业都是微型企业，产业组织形式以家庭企业、自我雇佣的企业为主；行业上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尤其是商业部门，这是由这些行业在进入条件如资本、技术等方面要求低从而易于进入有关。第三，80年代以来全球各国非正式部门的比重出现上升趋势。第四，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基本都属于“低层次的劳动力”。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进入城市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发达国家的受教育程度低的年轻人、非法移民、少数民族、妇女、童工等，他们基本上在正式部门的劳动市场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第五，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部门的雇主一般具有高于正式部门平均工资水平的收入，但其他成员工资水平低于正式部门工资，甚至大部分低于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第六，非正式部门企业经营资本主要来自非正式金融市场，包括自己的储蓄、向亲戚朋友的借款，向正式金融市场的信贷所占比重较小，在具有较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发达国家情形大体也是如此。
一般认为非正式部门有以下经济作用：（1 ）提供广泛的就业机会；（2）为城市家庭提供重要收入来源，对社会流动、经济政治稳定、 市场扩展起着关键作用；（3）为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改变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4 ）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提供基本的商品和服务；（5 ）给城市工人提供进入正式部门的技术和管理的训练机构；（6）在正式部门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期起稳定经济的作用；（7）通过正式—非正式部门间的经济联系，一方面为正式部门的劳动者提供低价消费品和服务，这使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资源优势得以保持，另一方面又为正式部门提供了产品的消费市场。
四、
非正式部门已经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复杂现象。在拉丁美洲，1990年到1993年之间新增的劳动力有83%进入了这个部门。在非洲，城市居民中的2／3从这个部门中获得生存来源，估计90年代93%的就业机会来自这些非正式部门。因此，非正式部门的问题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从制度角度分析非正式部门发展问题的最著名的是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1989），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发展经济学上的反映。他认为，法律体系对经济活动所能达到的效益水平有重要影响，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部门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是法律制度，其表现就是严格的、歧视性的行政和立法制度。一个不完整的行政和立法体系所形成的经济环境会导致资源的“劣”化配置并在经济上迫使企业在法律框架以外从事经济活动，这也就是非正式部门长期存在的原因。据一项在利玛的调查，微型制造企业所生产的利润中，77%被用于与各种行政和法律组织打交道的“行政费用”，实际就是制度成本或交易费用，只有23%由企业自己支配。这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非正式部门经营企业的人们所具有的努力、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本，它们是经济起飞的核心要素。他们提出的改革思想可以用“社会整合”来表达：即通过自由化的制度变革将以前对非正式部门的偏见革除，不分主流或非主流社会，使之“整合”进入一个社会整体，从而有力地发挥这些部门的各种有用资源的经济作用。
卡斯特斯和波特斯（1989）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正式部门进行了共同考察，认为非正式部门的增长是70年代后期以来全球性经济活动的“制度化”的弱化结果。大企业的垂直式的产业组织结构渐渐失去它的主导作用，社会经济活动开始用水平的平行网络联结起来；上下游之间的经济关系由交易合同取代而不再是行政式的企业内部关系，转包合同（subcontract）是新的交易关系的主要形式。 这种新式的组织形式使个人更有独立性和成就感。为此他们认为非正式部门是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这种分散化的社会组织方式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较普遍和成熟，典型的如香港。这种经济活动组织方式的灵活性是十分明显的。他们认为所有“非正式部门”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受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监管，“社会制度”可以看作是从事经济活动的法律和社会的环境。由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的社会制度是动态变化的，因而正式部门—非正式部门之间的边界也是动态变化的。这意味着同样的经济活动在过度制度化的社会里可能是正式的，而在较自由化的经济体系中它们又可以是非正式的。转型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可以看作是“逆”制度化，即原来过度“组织化”的经济活动“逆向”变革成为非组织化的个人经济活动。这种“逆”制度化的变革改变了过去过分正规化的经济关系，它是70年代末、80年代中盛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在企业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全球性非正式部门增长的背景原因之一。非正式部门缺乏制度性的监管，这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活动形式，其影响有三方面：一是劳动状况，二是劳动条件，三是企业管理方式。一般来说，非正式部门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非制度”性的特点，如非正式部门的工人缺乏劳动保障，工作场所的卫生条件恶劣，安全保护不足，缺乏严格、正规的会计制度等。尽管存在这些负面因素，但由于非正式部门的广泛存在和它们与正式部门的密切联系，从正面看，非正式部门是社会基本的政治、经济基础。
一般认为，非正式部门发展的原因有：第一，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取向。政府之所以容忍甚至推动非正式部门的发展主要原因是减轻面对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高失业率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二，二战以后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广泛干预增加了企业经营的成本，企业转而采用规避管制、减少成本的办法从事经营。二战以后，政府对企业在卫生、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增加了多方面的管制，无形中加重了企业经营负担。此外，正式部门的大中企业中的工会力量也对这些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压力，因为垄断性的劳动工资一般都超过它的边际生产力。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给企业带来全面的竞争压力，同时也给各国在制度安排上带来竞争压力。例如如果某国加强对小企业的管制，那么它可能吓跑那些来此投资的中、小规模的资本。许多发展中国家开辟的经济特区实际就是高度放松经济管制的特殊地区，它们对那些深受本国管制之害的外国资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各国在制度上的竞相自由化是这种竞争的一部分结果。
五、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主张鼓励非正式部门企业的发展。OECD的经济学家莫里森等人的一项调查（1994）发现，金融资源的缺乏和需求不足是非正式部门发展的主要障碍，其次才是歧视性的制度，因此该报告认为仅仅通过经济的自由化来推动超小型企业的发展是不够的，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行制度的创新安排。报告认为，小企业的发展在制度上所受到的制约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投入，小企业在要素市场上受到歧视，例如小企业不能获得政府部门的金融支持、它们的设备往往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口，无法获得正常的外汇支持，进口成本远大于正式部门。另一方面是市场，小企业几乎得不到转包合同和政府定单。两方面的制约使小企业失去了大部分获得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的机会。报告认为，发展中国家微型企业发展所受到的最大制度约束是它们的法律地位和产权状况。受到产权地位不确定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微型企业无法象发达国家那样通过不断追加投资扩张成中、小型企业而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的微观基础。产权确认的缺乏所带来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缺乏投资动机、要素流动性弱、银行信用不足、缺乏技术支持、劳动就业不稳定等。
推动发展中国家非正式部门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金融市场的二元性。据一项调查，大约只有4%到7%左右的正式金融市场的信贷是流向微型企业的。金融市场的二元性既有一般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二元性的因素影响，也与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不完备有关，如上面提及的产权问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市场经济基础设施的不完备使向非正式部门的信贷风险远高于对正式部门的信贷，因此正式金融部门宁愿以较低的利率贷给正式部门的企业。非正式部门的信贷往往通过非正式制度来进行约束，如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制度的约束力常常大于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因此也使这种高风险的信贷关系能够产生。
李特尔（1987）则认为小企业通过非正式的资本市场融资的效率高于政府通过正式市场的补贴性融资。由于非正式部门企业的融资信用极不确定，正式金融市场对此不予融资是十分合理的市场行为。过于便利的正式金融市场的准入大多数情形下会导致高比例的呆帐，提高金融风险，从而将产业风险转嫁为金融风险。制度性信用的短缺虽然对确实具有发展潜力的小企业带来限制作用，但它更多的是一种过滤器，滤掉了那些不诚实、无能和不守信用的金融市场的需求者。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小企业发展最重要的不是金融资本的短缺，而是基础设施、原材料、土地和社会正确观念的缺乏。
为推动非正式部门的发展，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改善非正式部门企业的经营环境是重要的一步。“经营环境”包括法律框架、税收体系、与金融体系的关系等等外部条件。还要求政府行政管理上的变革，如足够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教育计划，正式部门给予的技术支持和要素市场的无歧视性的准入原则以及政府的适当政策支持。除此之外还需要一点重要的保证：即稳定的、均衡的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以提供非正式部门发展所必要的需求市场。
六、
尽管多数经济学家同意发展非正式部门的观点，但这并不表明非正式部门象现代产业部门（包括现代工业和现代服务业）那样能够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它们的负面作用还是很大的。如罗特菲（1991）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创新过程中会引起制度的不均衡，这会带来并加剧寻租行为和地下经济；非正式部门的过度发展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扭曲。据东欧转型国家的经验，非正式部门的实际收入远低于人们的预期，非正式部门的过度发展会加剧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从而引起失落感和社会动荡。应该说，正式部门和非正式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适度均衡问题，这个均衡依赖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观念。
一般而言，经济结构剧烈变动时期非正式部门都会出现扩展的趋势，这主要包括：（1）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2）宏观产业结构调整时期；（3）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剧烈变革期。为什么如此， 在理论上还难作出完整的说明。我国目前的变革应当说是这三层意义同在的剧变，这在劳动力市场上就表现为各种结构性现象并存，非正式部门的扩大是其现象之一。如1978年到1996年之间我国劳动力总量年均递增3.4%，而归属“其他”栏的劳动力增长为14.7%；1978 年“其他”栏劳动力占劳动力总量的1.6%，到1996年上升到7.4%；其占第三产业劳动力的比重1978年为13.9%，1996年则为33.6%，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我国理论界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对以“下岗”为主要形式的“逆”工业化的劳动力转移缺乏理论上的分析和总结。在一些理论著作中仍把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看作是历史的必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