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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8X(2002)01-0077-07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所留下的深刻痕迹和长远影响决定了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将是长久被反复研究的对象。在既往的研究中，对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民族观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限的研究成果亦存在如下不足：或对它产生的时代特点习惯于以一般近现代史的历史阶级背景的叙述取代对这个背景与毛泽东民族观之间关系的论述；或对其思想来源的探究较多地侧重于马克思主义民族思想的影响，而对其历史文化渊源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他民族思想的影响研究不够；或对其内涵的研究仅限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理论阐述，而忽略了其中对于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关系以及国际社会大家庭中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阐述，忽视了毛泽东处理中国与世界各国关系的理论阐述与其民族观的内在联系，因而使得毛泽东民族观的系统研究不够完满，不利于完整地、系统地、科学地掌握毛泽东的民族观。
民族观是不同民族由于相互接触并彼此了解，在比较中产生的对我族与他族的自辩，它包含人们对民族现象的根本认识和基本观点，包括对“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的认识、对民族过程的理解和预设，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态度，等等，当前，由于国内国际民族因素所显现和潜在的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影响正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成为现代决策的重要内容，因此民族政策的决策水平具有全局性意义和深远影响。而民族政策水平又决定于民族理论水平并最终决定于民族观的科学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民族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对这一科学民族观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既有宝贵的思想方法意义，又有很强的实践针对性。本文拟对毛泽东民族观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作初步研究。
一、毛泽东民族观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民族观与其一生对中华民族出路的探索密不可分。近代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包含着两个方面：一个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一个是中华民族的富强和现代化。毛泽东民族观因而在内涵上包括了“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外，主张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取得和巩固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对内，提出了一系列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价值目标又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的观点，包括“中华民族”观、“民族和革命”观、“民族统一”观、“民族自治”观，等等。无论对外、对内，毛泽东始终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本原则，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些，形成了毛泽东民族思想的鲜明特色。
（一）毛泽东对外民族思想的主要观点
“民族独立”是毛泽东民族观的出发点，也是他走上政治舞台的推动力。列强的入侵使毛泽东很早就萌发了“反帝爱国”意识，对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极为关切。他曾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表示了对日本侵华的深深忧虑：“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1]。对列强的侵略，他作了多方面的揭露，尤其分析、强调了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问题，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而且利用外资“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主要是民族压迫，因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2]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是中国革命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他提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再次表明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的思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3]珍视和捍卫中华民族的主权和独立是毛泽东终身不懈的追求，在涉及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上，他一生从未向任何强权、强国、强族低过头。
应当指出，毛泽东的民族独立思想并不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他在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独立与主权过程中形成的对外民族思想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爱国主义，具有了放眼世界革命的博大胸怀和为全人类谋幸福的崇高精神境界。他主张“不论大国小国，互相之间都应该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4]反对强族、大族对弱族、小族的民族压迫和掠夺，为谋求中华民族和其他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际平等地位不遗余力。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毛泽东即已对国际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认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都是很要紧的。”[5]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败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既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6]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把支持亚、非、拉弱小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视为中华民族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并使之成为二十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着眼点。这一点就连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国际主义，“国际主义的抱负和目标毫无疑问是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冲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7]。
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把“独立自主”作为对外关系的基础和实践原则。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处于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既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发生关联，又同支援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与苏联难解难分。正是这样的环境孕育了毛泽东自主、自强思想和不愿受任何外来势力不正当干涉的主体意识和自主意识。他曾豪迈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8]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都是“独立自主”的结果。历史证明，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因此，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9]在处理对外关系中，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也绝不欺凌任何一个弱国。
在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大国主义，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这是毛泽东基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思考民族关系领域的正义问题，涉及国际民族关系的原则。这一思想源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中国传统处世原则，是对中国近代屈辱历史及人类关系史的深刻总结，成为指导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准则。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向世界宣布：中国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不称霸，将来富了，也不称霸。他说：“我们非常小心谨慎，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负的，知道受欺负的滋味不好受。”[10]反复重申：“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11]当美苏争相在国际社会中推行霸权主义时，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思想。他晚年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根本点即在于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友好和合作，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二）毛泽东国内民族思想的主要观点
现实斗争的需要使毛泽东民族观首先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国家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准则。但统一多民族中国成功的独立和统一，有赖于国内各民族的高度团结和共同奋斗。因而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推进，正确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和民族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要认识和解决国内民族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在联系作出科学的阐述。中国自秦汉以来，已有了长达2000余年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整体性不断加强，但长期以来却未能自觉认识这种整体性及其内在联系。鸦片战争以后，为摆脱外来侵略而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要求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部各民族的关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和辨析，但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均未能做出科学的阐述。毛泽东早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便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但对中国多民族统一性的认识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野心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空前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2]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外来侵略者面前是一个整体。并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做出了全新的解释：在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有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3]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科学阐释，揭示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祸福相连、不可分割的性质。从帝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只能是中华民族全民族共同进行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因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总纲领是：“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4]。
对中华民族整体性及其共同利益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否认各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必要性。恰恰相反，毛泽东从理论的高度揭示了国内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详尽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对象，针对各民族地区的革命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具有战略眼光的思想，“民族的压迫基于民族的剥削，推翻了这个民族剥削制度，民族的自由联合就替代民族的压迫。然而这只有中国苏维埃政权的彻底胜利才有可能，赞助中国苏维埃政权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责任。”[15]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少数民族革命的任务，是通过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和对内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来推翻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的解放和行使民族自决权，而不是在外来民族压迫的条件下进行民族内部的阶级革命，从而把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纳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轨道。在科学认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各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中华各民族在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共建统一人民共和国的思想。抗战初期，针对日本扶持伪“满洲国”和策动内蒙古“德王自治”的分裂活动，毛泽东提出“惩办那些分裂民族团结和反对人民的亲日分子、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失败主义分子，造成民族团结”的号召[16]，将建立“工农共和国”的主张修改为“人民共和国”，对建立统一国家和解决民族问题进行了全新的思考。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展，毛泽东对民族团结和统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17]建立统一国家，团结中华各民族共同抗日成为他的战略构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反复强调民族团结是国家统一的基础，“帝国主义过去敢于欺负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各民族不团结。”[18]“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9]提出“我们要和各民族讲团结，不论大的民族小的民族都要团结。”[20]在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前提下，毛泽东主张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民族自主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总原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实现民族自主原则一般有三种形式，即分离制、联邦制和自治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采取联邦制的过渡形式，在各民族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联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照搬苏联经验，提出中国各民族实行自决，建立中华苏维埃联邦。毛泽东早期也同意这一观点，但随着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展开，尤其是抗战期间日本扶持伪满洲国、煽动蒙古及回回等少数民族建立独立国家的分裂活动，促使毛泽东重新研究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道路。他结合中国民族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最终摒弃了“民族自决”和“联邦制”的观点，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21]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逐渐明确。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强调少数民族有自治之权，可以建立自治区域；另一方面又强调少数民族要“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
随着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的演进，中国必然要从争取外部政治独立转到内部的建设上来，因为政治上独立与统一的巩固必须有经济上的富强独立为支柱。全国解放后，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民族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消除之后，民族问题的实质已经转变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事实上的不平等，开拓性地提出了各民族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思想，指出了汉族在民族进步与繁荣当中的主导作用。“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22]，把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事实上的平等，摆到了关乎整个国家利益的全局地位。
毛泽东认识和处理国内民族和民族问题，同样坚持“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23]民族之间不应互相歧视，而应采取平等的原则，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才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他对旧中国的民族压迫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这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的民族思想和错误的民族政策。”[24]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求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平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在法律上取消了民族压迫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
为了使民族平等落到实处，在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反对两种民族主义，重点反对大汉族主义”的观点。由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都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25]这种不平等关系和不平等观念，主要表现为大汉族主义以及为反抗大民族主义而形成的地方民族主义。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这两种倾向的民族主义都不利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必须坚决反对和克服，强调指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一定要搞好。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克服大汉族主义。在存在地方民族主义的少数民族中间则应当同时克服地方民族主义。”[26]无论是大汉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都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只应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
二、毛泽东民族观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一贯重视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他曾说：“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27]在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他灵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创造了一系列研究和处理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科学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民族问题的实际，主要体现于民族国家间关系、国内民族间关系的历史和现实。毛泽东说过，认清中国的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依据”[28]。他正是在客观考察和科学分析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方列强的入侵，使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传统民族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各民族遭受了外来民族的凌辱，整个中华民族变成了被压迫民族，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事实；另一方面，国内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尖锐复杂，民族之间隔阂严重。因此，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表现在民族关系上，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民族矛盾：一种是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种是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大民族主要是大汉族主义统治的矛盾。两种不同的矛盾，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促使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后者则造成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对立。毛泽东正是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及其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原则与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进步与繁荣的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出路：一方面中华各民族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取得和巩固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另一方面，中华各民族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各民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毛泽东民族观思想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的内容，都处处体现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反抗外来民族压迫，迫切要求多民族国家内部把各民族的传统、习惯、局部利益予以融合以形成共同的归属感，这对于向来缺乏民族国家观念、民族整体意识而被列强嘲笑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尤显重要。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尤其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重要意义。但同时又指出，由于“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有自己的特点”[29]，因此必须尊重各民族特殊的历史、固有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就是中华民族一体性与各少数民族特殊性有机结合的产物。对外，在民族国家间，毛泽东强调尊重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各种实际利益，反对大国大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他人。毛泽东一生致力于将民族思想和民族运动引向合理的方向，以实现人类大同为终身奋斗目标。虽然他的对外民族思想明显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这却未尝不是世界各民族的追求目标。
3.对古今中外的民族思想采取辩证综合、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历史遗产，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0]对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也要正确对待，“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31]从毛泽东民族观的思想构架看，无疑它融汇了古今中外民族思想的优秀遗产，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更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创造。
4.确定重点，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和民族问题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民族和民族问题也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民族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何透过多种多样的现象去认识它的核心？重要的是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正是采用抓主要矛盾的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帮助各少数民族从民族压迫制度下争取解放转变为要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以及发展经济和文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毛泽东适时提出了民族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思想，确定大汉族主义为新中国民族矛盾的主要倾向。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科学民族观指导下对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是成功的：对外取得了民族独立地位，确立了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对内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制度，建立了以民族平等团结为基本特点的新型民族关系。但是，民族现象的长期性、民族问题的普遍性与敏感性特点，决定了无论是国际民族问题的解决还是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由于民族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引发的民族和民族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致使有的国家解体，有的国家剧变，有的国家战火连绵不断，其中的教训令人深思。现阶段，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无不与国际国内民族问题的合理解决息息相关。因此，毛泽东民族观思想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一系列科学的方法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我们研究、认识和解决纷纭复杂的民族和民族问题都有深远的启迪意义。
［收稿日期］2001-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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